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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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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仲云也曾疑惑过。他派高禹民“过苏联”后，在萝北等候高禹民时，陈绍宾来了，告诉他赵尚志杀了祁致中，还说省委领导人是奸细。陈绍宾、周云峰那篇有“尚连生同志”“供词”的报告，也是写给冯仲云、高禹民的。空间的距离拉远了心的距离，听风就是雨，误解会让人越想越歪。冯仲云要去见赵尚志，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刚要动身，高禹民从苏联回来了，就“过苏联”了。可他和周保中在伯力见到了赵尚志，把话谈开了，就释疑了。
如果金策等人错过了那个时空，比如已经动身去下江了，没有见到戴鸿宾、陈绍宾。或者见到了他们，又在某个时空中，纯属偶然地见到了赵尚志。或者干脆让赵尚志像陈绍宾那样，无处不在，谁都能见，那会怎样？还是那句话：“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当面锣，对面鼓，敲呗。老战友了，有什么谈不开的？结果却是所有的巧合好像都串通好了，一概与赵尚志为敌。该见到的谁也没见到，不该相见的都走一块儿去了。似乎该见又似乎不该见的，还差点儿兵戎相见，到了也未能再见。
有老人说，造成这种结果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是已经浮出水面的尚连生，是不是早就叛变了？是不是还有比他更重要、更隐秘的角色？在东满，日本鬼子“最成功的是宣传‘共产党内已潜入民生团员’”，让你自相残杀。在东满干得那么漂亮、得意，在北满、吉东它就不宣传了，只是悄没声地制造矛盾、分裂，让你斗来斗去，它在那儿偷着乐。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就是抗联内部的权力斗争。而敌人的阴谋能够得逞，是不是多少利用了这种权力斗争？
关于前者，1940年11月27日，《赵尚志对被开除党籍问题的申诉意见》的最后一个自然段，明确写道：
（六）日寇有无可能派遣暗害分子或奸细分子混入东北游击队和党的上层，有没有不很明白的干部或群众受暗害分子陷害、挑拨，而混乱了真假，掩盖了事实？辨别好坏发生困难？
关于后者，在当年的文件中，偶尔也会露下头。而在后来的各类作品中，则一概拒绝涉及这个问题——这也真是个难以言传的问题。
无论如何，冥冥中就像有只无形的手，推着赵尚志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
尚志同志的个性中充满了独裁，独占和垄断；猜忌，狭隘没有远见，革命的急躁性，暴躁，谩骂，神精过敏等立三路线残余盲动，命令，高慢的宗派主义等一切过“左”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和行动。英雄主义是非（常）浓厚，无政府的工作方式，空的计划，而不顾及实际问题。忽视客观形势与斗争力量的对比，忽视群众的觉悟程度，不以列宁主义的群众工作方式来进行工作。他不了解过去的一切工作成绩是党的工作成绩。他以为自己代表了党。
自1938年2月，即赵尚志“应邀”“过苏联”个把月后，这类文字开始出现在各种文件上。待到被永远开除党籍后，字句、口气自然更加严厉了。
这可不是天上掉一个雹子也能砸到他头上了，更不用说有个雹子还是他自己砸的了。
看看下面一段文字，就不难想见当时赵尚志是种什么处境了：
以东北抗日救国会名义出版小册子内尚还把反党和做反革命阴谋活动未被裁处的赵尚志的名字列入，我回×去一定要追究这事。你们要依照党组织的决定，以后凡遇有赵尚志的三字某种旧的书报中或不是真正满洲党组织出版中，把赵尚志的罪恶名字除取抹去，如果有不明来历而胡乱宣传，应追查其来源而予以驳正。
“做赵尚志反党尾巴之倾向分子”
前面说过，赵尚志在第二封“请求书”中，“希把与我有关连而被开除出党的其他同志也能得早予解决”，第一封中写得就更明确了：
于保合、陈雷、刘凤阳本身并无被开除等类处分的必要，党应该重新审查改变决议，而同时同样事件的个别同志也应加以恢复，黄成植同志的错误虽有，但不必开除出党，现已牺牲，可否予以恢复。
1938年5月14日，在×××关于北满党的路线斗争等事给周保中、宋一夫及2军、5军全体同志的信中说：“在纠正错误中，必须即刻撤销尚志、熙山、小黄的工作。”这个“小黄”，就是下江特委书记黄成植。
前面说过，在赵尚志“过苏联”后的“批赵”中，北满党和抗联师以上干部，有3人被严重警告，10人被撤职，12人被开除党籍并撤职，黄成植为1/12。检查错误的，有的被认为态度诚恳，有的被认为态度不好，不肯检查就不用说了。黄成植不但不承认、检查自己的错误，还认为“批赵”是错误的，跟人理论，并要向中央报告，找中央告状。有人劝他别犟了，老人古语讲“打死犟嘴的，淹死会水的”，你犟不过。他说这怎么叫犟呀？《国际歌》唱“要为真理而斗争”呀！
黄成植，通河县人，朝鲜族，二十一岁，下江特委书记，北满最年轻的师（地）级干部。中等个，挺白净，像个书生，性格开朗，能歌善舞，是个“活跃分子”。妻子黄碧蓉是6军的，瓜子脸，一头天然卷发，十七岁，1938年夏战斗中负伤被俘，在狱中牺牲。他听说后，默默垂泪。
被开除党籍撤职后，黄成植上队到6军。一个蓝布兜子，1米多长，2尺来宽，里面好多马列著作，有空就看，说他越看越发现自己坚持的是真理。部队“打火堆”宿营，他站那儿讲为什么不能劝群众归大屯，“反满抗日不并提”错在哪里。也没人让他讲，因为他什么都不是了，他的任务是反省自己的错误。
1938年秋，在饶河县雁窝岛，一天清晨，突然听见哨兵喊“跑了、跑了”。大家爬起来，大雾中，两个人影向北边林子里跑了。黄成植拎着匣子枪望一阵子，说：同志们，现在是最艰苦的时候，就像黎明前的黑暗，我们一定要经受住考验，我们一定会胜利，胜利属于每个坚持到底的战士！
就在这个秋天，黄成植背着那个大蓝布兜子离开部队，孑然一身奔乌苏里江了。他要“过苏联”，去找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找真理”。
后来听渔民说，在江边见到他的遗体，身中数弹，身边散落好多弹壳。
黄成植是与赵尚志同一天恢复党籍的。
1940年4月7日，《刘凤阳给中共北满省委员会同志信——关于自己被开除党籍事》中说：
三、我认为一个革命者的唯一生命是党员的党籍，开除一个党员的党籍，比宣布肉体上的死刑还为重大。
四、我很痛苦，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可以被党开除出党的错误，我根据党员应有的权利，向北满党提出我的意见，请求重新考查改变决议。
五、我认为北满党组织或许是听了一些不十分正确的片面的报告材料，所以我有简单的申诉和辩白，陈绍宾绑我送××（原文如此，即“苏联”，下同——笔者）方的问题，实际上我没有犯错误，而是陈反抗上级指令，并且，我领导的队伍被陈强行编去，我始终没有同意陈的反上级的行动。我直到现在认为我是做对了。因此××方认为我是（忠）实可靠，并检查后，重新派我仍去赵司令处接受赵的领导。并不是同赵有任何私人关系，我是认为上级的决议必然正确，所以我是（以）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接受赵的领导，同时我没有发现赵有反革命反党的行为。
刘凤阳，1906年生于辽宁省盖平县（今盖州市），1936年参加7军，1937年经毕玉民介绍入党，曾任军部警卫团长。1940年夏，和陈雷率小部队回国侦察，完成任务过界时，被苏军哨兵误伤牺牲。
陈雷老人说，过界前跟苏军联系了，过界后有个苏军瞭望台，我们就往那儿走。刘凤阳这个人有点儿大大咧咧的，那人也是连饿带累迷迷糊糊的，反应迟钝。苏军哨兵喝问口令，让站住，刘凤阳回答了，还往前走，被一枪打在腰间挂着的手榴弹上，下半截身子都炸没了。我抱着他大哭一场，回到伯力又大哭一场。没等我汇报刘凤阳牺牲的事，领导正式告诉我，刘凤阳、于保合、李在德和我被开除党籍了。刘凤阳死得那么惨，这回连政治生命也没了。
老人说，我至今还记得，文件上说我们是赵尚志的“同帮”，我还是赵尚志的“尾巴分子”。（笔者见到原文是：“尚志同志及其同帮——陈雷、于保合、李泽德等。”“以前作赵尚志反党尾巴之倾向分子陈雷。”）我长期做地方工作，这次随赵尚志回国前才见到他，之前没有任何关系，怎么就成了“尾巴分子”呀？刘凤阳原是7军的，他说他跟赵尚志没有任何私人关系，这话一点儿没错呀。说我们要杀这个，要杀那个，我们能杀谁呀？赵尚志能杀谁呀？我上队前就听说“批赵”，想不通，大家都打鬼子，赵尚志是有名的抗日英雄，为什么还要反对他呀？这回好了，把我也弄进来了，把政治生命也弄没了。
于保合老人在回忆录中说，有人（老人是说出了姓名的）给我写信，说我没有站稳党的立场，没向赵尚志的反党倾向做无情的斗争，要我痛改前非。我回信说我反对王康指示信中的一些错误提法错了吗？是不是因为我反对你的错误路线，你才撤我的职？
李敏老人说，听说赵尚志他们要杀北满省委领导，吓了一跳，就想这是真的吗？那时杀害领导人的，许多都是叛徒，杀了人就逃跑投敌了。可文件中从没说他们是叛徒、奸细，领导也没这样讲过，那他们为什么要杀人呀？这是怎么回事呀？就算别人不了解，李在德能干这种事吗？当初他们一家人豁出命来保护冯仲云，这回连冯仲云也要杀？打死我也不信。可架不住听得多了，还是领导讲的，文件上讲的，那人就忽忽悠悠地有些晕乎了。
李在德老人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把赵尚志说成是比日本鬼子还坏的“杀人犯”，陈雷是“大刽子手”，帮着赵尚志杀人，乌拉嘎战斗后一次就杀了120多人。把我们这帮人都杀了，也没这么多人呀！黑龙江省的一些红卫兵到北京，找我和于保合调查情况，我们给他们讲怎么回事儿——唉，你说红卫兵知道什么呀！
胡真一老人说，抗联出了许多英雄，可歌可泣，自己人整来整去也挺厉害，到现在一些人还是不行，像抱谁孩子下枯井了似的。
有老人说，抗联内部不团结，是公开的秘密。抗联打鬼子打红眼了，有的跟自己人也斗红了眼，不共戴天的样子。赵尚志牺牲后，鬼子让李华堂确认是不是赵尚志，李华堂看了，说是，就把脸扭一边去了。一个叛徒，在英雄面前尚觉无颜，咱们有的人说什么？说赵尚志是咎由自取。（笔者见到原文是：“他的死应该说是咎由自取，完全出于异想天开的个人野心。”）要说根子在哪儿，我说就在王明、康生那儿。撤销满洲省委，东北党和抗联群龙无首，误会、分歧也来了。分歧什么时候都有，在抗联那种斗争环境，误会也难免，有上级领导调解、裁决不就行了吗？结果王明、康生拍拍屁股走人了，扔下抗联跟鬼子打，内部再进行“两条路线斗争”，都觉着自己正确。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恩恩怨怨，不也是从那时候来的吗？无论王明、康生在东北抗战中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在这上头他们都脱不了干系。
一些老人说，抗联的事太庞杂、复杂，许多问题搞不清楚，像掉进了迷魂阵。最难办的是一些人的恩恩怨怨。都是英雄，都不是神仙，都有缺点、错误。个人的缺点、错误可以不写，可像赵尚志被永远开除党籍这样大的问题，怎么个来龙去脉，能不说道清楚吗？说道清楚了，能不挂碰到什么人吗？挂碰到谁了能高兴？多少年来就说对抗联宣传不够，怎么宣传？弄不好就进了地雷阵。
“工作房子”何工作？
没能参加第二次伯力会议的赵尚志，也不仅是被开除了党籍。
陈雷等人被开除了党籍，依然还是抗联的人。抗联教导旅，即88旅成立后，陈雷被任命为相当于指导员的政治副连长。虽然连级军官军衔应为上尉，起码也是中尉，陈雷只是个中士，可他有工作，能战斗呀。而赵尚志呢？这位“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领导人”，既不是3路军的人，也不是88旅的人，什么也不是了，用有的人的话讲，“成了孤家寡人”。
被一个“口信”弄来苏联的赵尚志，在伯力的拘留所关了16个月。这回什么也不是了的赵尚志，在伯力的一间“工作房子”待了10个月。
蹲“洋笆篱子”时，北满“批赵”，“赵尚志”三个字后经常带着“同志”，这回没了。他有的、没有的错误，乃至“罪行”，乃至把它们放大了再糊到他身上，怎么说都行了。因为这个连日本鬼子都不能不怀着敬意的人，已经被打倒了。
关于尚志之党籍必须解决而通知我们，以便向尚志同志申明之，吉东党委所给他的工作（任2路军副总指挥——笔者）估计非常好，所以我们绝不要来损失我们之老干部，他对我们之将来有莫大之功用。
或当面说明，或写信，或电报，远东军代表王新林，一再向北满、吉东党领导人表示上述意见，而且“必须解决”。在“肃反”中杀自己人毫不手软的苏联东产党人，对别人的事情似乎倒看得挺明白。如果说拿掉“永远”两个字，多少算是给了点“阶级祖国”面子，那么会不会正是因为苏联方面的这种态度，才使得有人对苏方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强硬，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呢？
得知远东军允许赵尚志率小部队回国侦察，有人坚决反对，说赵“有反革命叛徒行为”。王新林说“赵系政治错误，不能视为反革命叛徒”。有人“指出赵之反革命阴谋事实甚伙，若在东北人民面前，赵早应就显戮”。王新林说“派赵只限于特殊简单之小范围不与游击队及地方群众有任何涉及”，“为工作要求必须利用一切”。有人“坚持反对，并说明赵去东北实系恶贯满盈，且其人乃鼠装猫样毫无作用”。
无论赵尚志的那个“永远”有多远，他都没有看到受他株连的战友恢复党籍的那一天，而他的处境更是越来越艰难了。
无论时空的距离有多远，我们都很难走进赵尚志的那个“工作房子”的世界。虽然我们可以循着历史的轨迹尽力地走近些，但是事实呢？
2500余字的《赵尚志对被开除党籍问题的申诉意见》，可谓通篇都是问号，名字出现最多的是陈绍宾，并明确指出陈绍宾和尚连生“有奸细作用”。这份“申诉意见”，显然是为第二次伯力会议准备的。乐颠颠地“应邀”过界，在远东军眼里却成了不速之客，甚至是无中生有、自作多情、自说自话的说谎者。归国重返战场是东北抗联总司令，再过界后竟变戏法似的连党籍都没了，甚至连话语权都没了，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在那历时10个月的“工作房子”里，这能不是他的“工作”之一吗？
与“申诉意见”的落款时间为同一天的，还有《关于东北抗日游击队过去与现在的略述》和《关于布置和建立东北游击队的报告》。两篇各约两万字的文件，分析了游击战争在东北抗战中的地位、作用，总结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论述了游击战争的组织原则，发展的必要条件、战略战术，并对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和军事部署提出具体建议。
显然也是为会议准备的，而且主要应该是在赴会前的东北写的这两份文件，赵尚志为何署名“向之”？身为2路军副总指挥、《东北红星壁报》主笔，仅仅是因为与“尚志”谐音吗？而在那伯力的“工作房子”，已经成了光杆司令的曾经叱咤风云的大英雄，心向往之的除了率军驰骋疆场外，还能有别的吗？
在“洋笆篱子”里，他质问苏方那个“口信”，要求去见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求回国。怒发冲冠，无处发泄，他冲看守咆哮。张寿海в谜�10天与祁致中个别谈话，而他有近16个月的时间，可两个人除了口角，好像没别的。虽然都是戴鸿宾的话语权，毕竟留下些可供思考的东西，那“工作房子”呢？
比起那张嘴要笨拙些的笔，在“洋笆篱子”里尚能写出《关于“抗日反满”问题的意见》，就相信他在“工作房子”里会留下更多的东西。而自那个“口信”后，就霉运连连的那些连环的系列的疑团，无论他的结论怎样缺乏证据支撑，也能给后人提供一些破解的线索。可已有的小册子什么的，尚且要“把赵尚志的罪恶名字除取抹去”，就能明白除了回国后亲自背着的一包文字材料外，这“工作房子”的10个月，为什么只能是一片空白了。
有人早就为赵尚志的“今后实际工作环境之适当要求甚费考虑”了，其一是“参加工厂和集团农庄一年以上生产工作，然后给以一年以上党教育，再回东北或其他派遣工作”。
《赵尚志给敦斯基的信》中说：
蒙天天很好的招待，吃、穿、住都特别好，我很感谢，可惜是我没有什么工作成绩，真觉抱愧，所以我请求还是可以减低一些招待，或者由我自己劳动。
这时赵尚志当然不在“工作房子”，可根据前面陈雷老人的叙述，那“工作房子”里的衣食住能很差吗？
陈雷老人说，“工作房子”里没厕所，要到外面的公共厕所去。时间长了，被住在楼东头的一个姑娘盯上了，一次还从公厕上方投下一封信，把他吓了一跳。因为那个每天来看他、安排他的生活的小老头少校，告诉他苏联也有外国特务，不让他接触外人。他把信拿给女主人娜嘉看，娜嘉连说带比画地笑着告诉他，这是好事。怎么个好事呀？小老头少校来了，看了，去楼东头跟那姑娘谈过回来，说她要跟你散步谈恋爱，我已替你回绝了。几天后，那个姑娘竟闯进来，幸亏娜嘉在家，把她推了出去。陈雷站那儿手足无措，弄出一身大汗。
巴彦游击队失败后被开除党籍，父母就劝他结婚。而当时赵尚志已经三十二岁了，在那个年代，这个年纪有的已经当爷爷了。从珠河游击队队长到3军军长、联总司令，赵尚志从来就是士兵吃什么他吃什么，从不吃小灶。他不适应“天天很好的招待”，可吃香的、喝辣的、穿好的、住好的还不好学吗？任何时代都有雄心壮志者，因为诸种不如意而心灰意懒，躲进温柔乡的。即便在那“天大房子地大炕”的环境中，不也有人因为恋爱，不愿与组织上并未批准同意结婚的异性离别，不服从组织派遣的吗？
倘若如此，那还是赵尚志吗？
他是龙是虎。
第57章 大英雄
壮士一去兮
1941年10月中旬，在度过了应该说招待很好却是度日如年的10个月没有铁窗的“工作房子”生活后，赵尚志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这是个被称做“五花山”的季节，经霜的树叶，赤橙黄绿青蓝紫，在秋风中喧闹着覆满山岭。不知这一年如何，往常这时候北满经常落雪了，有时还挺大的。
蹲“洋笆篱子”，住“工作房子”，赵尚志有多少愤怒、痛苦，这一刻就有多少激动、兴奋。
只是这一次的心境，又与上一次大不同。
上一次是作为东北抗联总司令，起码是3军、5军、6军、7军、11军的总司令，“领导破坏敌军整个体系的斗争”。这次是奉命率领一支4个人的小部队潜回北满，一旦日苏战争爆发，便去炸毁兴山（鹤岗）发电厂和佳木斯至汤原间的铁路，并配合苏军在小兴安岭深处、汤旺河上游老白山附近修建飞机场。
如果就是这样子，那就与抗联其他的境内外来去的小部队，没多少差异了。
一行5人，赵尚志和原3军留守团团长姜立新、原3军3师3团团长张凤岐、原6军士兵赵海涛、原2路军士兵韩有，在苏军协助下渡过黑龙江，在萝北县大马河口附近登岸。负重很大，赵尚志命令每人卸下3公斤炸药，连同一些不急用的东西都暂时“插”起来。张凤岐有本《联共（布）党史简编教程》，赵尚志也让“插”起来。而他那个挺沉的帆布包，里面都是他写的材料，无论怎么轻装，他都一直背着，一副与之共存亡的架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
除了前面说过的那个“实际工作环境”，有人还给赵尚志想了个去处：“或派赴内地，直接由中共中央适当分配工作（延安）。”
而赵尚志此行的意图，或者在东北拉队伍打游击，或者就是去延安。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东北抗战情况，还有自己的情况。用有的老人的话讲，是申诉、告状。
“宁肯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也不回苏联。”赵尚志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
没人知道他写了多少材料，以及口头、书面多少次要求回国。“诺门罕事件”把他从“洋笆篱子”解放出来，这次能够脱离“工作房子”，也与苏联的国际环境紧密相关。苏德开战近4个月了，东线日军也随时可能北进，苏联必须全力应对。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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