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武器-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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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没有搞懂我而想多相处几天，舅舅对我说，多住几天吧！

我也想，可是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我告诉舅舅。舅舅点点头。我们谁都没有提起那些信，那些我以前给舅舅写的信，但我知道舅舅一定好好保存着它们，而且他在观察我的时候，一直在想着那些信。

我不知道说什么，我不太懂得说话，但让我一个人安静的时候，我就可以写出来，所以给舅舅的那些信才更能代表我。

我从东莞到深圳又到珠海，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到过很多地方。广东是盲流民工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全国盲流向往的地方。可是由于长期低工资低成本，在这里打工的盲流民工也是受剥削和压迫最深的。这里的盲流民工拿到手的工资表面上看来要稍微高过内地一些地方，但是如果和当地的生活消费开支比较，就知道这里的盲流民工如果靠老老实实卖力气赚工资的话，往往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很多内地盲流当时东挪西凑买了南下的火车票，到这里拼死拼活干几年后，存下的钱除再买一张火车票回家之外，所剩无几。但就是这批忍受剥削和压迫的盲流民工使得中国争得了“成本低”的名声，而且正是他们使得中国在短短十几年里，成为“世界工厂”。

前几年，这里的民工认识到没有出路而纷纷离开，结果造成了民工短缺，后来严重影响了外资和合资工厂。就在有些工厂主考虑增加工资时，某种势力为了维持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为了保持中国“劳动力价廉物美”、“成本低”的优势，而无形中从内地调动了更多的盲流过来。

这些我都听说过，但我们无能为力。既然离开农村，就要找工作，至于人家给多少钱，由于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更加没有一个保护盲流民工权益的机构，盲流民工们并没有选择。但我想，这样的情况迟早会有变化，也一定会结束的。虽然我自己还不清楚以什么方式结束，什么时候结束。

我想这次到广东地区，一边找工作做的同时，一边把广东地区的《盲流指南》编写好，这里有很多有文化的盲流，不用多麻烦，我就找到了多个合作伙伴。我还想，要不失时机的把福建的情况通报给大家，让他们知道我们也有选择，不一定要留在广东。

我觉得生活过得越来越有意义，也越来越充实，虽然这些年我挣的钱只够糊口，稍有剩余也都投进了《盲流指南》里，但却很满足。特别是看到像我一样的盲流兄弟姐妹们互相传看我发起编写的小册子时，我真好像有一种“大侠”的感觉。

哈哈，由于我没有钱买手机，又居无定所，所以各地编写的《盲流指南》小册子都没有留地址电话。所以这些年下来，我走过的地区大家都知道有本小册子叫《盲流指南》，他们也都知道编写这本小册子的是个独臂人。大家喜欢这本盲流自己的杂志的时候，就称编写者为“独臂大侠”，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号是在杭州，我当时都兴奋得要飘起来啦。我拾起一枝柳条，坐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幻想自己在西湖边杨柳中飞舞“独孤九剑”的样子……

后来，我所到之处，都留下了“独臂大侠”的踪影。只是从来没有人当面叫过我“独臂大侠”，我想，这也难怪，就我这副样子，离“大侠”的称号实在相差十万八千里。

能够为和我一样的盲流做些事，而且受到他们的肯定，比什么称号都让我满足。广东的盲流发展较成熟，我在广东编写小册子时不但得到人力支持，而且印刷厂听说我是印刷《盲流指南》，就免费印刷，连成本和工本费都不受。他们说，只要多盗版两本书，就赚回来了。

在我接触的所有盲流中，深圳东门的姜老伯给了我很深的影响。他老人家七十多岁，靠乞讨为生，在乞讨的生活中，他收留了八个六到十四岁的乞讨儿。他们组成了一个奇特的家庭。姜老伯收留的乞讨儿中有些是被有黑社会背景的乞讨集团控制的，姜老伯帮这些孩子改过自新。他告诫这些孩子：乞讨和打工挣钱光荣，但盗窃和加入黑社会就绝对可耻。

那天在棚屋里，刚刚认识我的姜老伯听完我的介绍后，高兴得不得了。他说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由于盲流特别是盲流中的年轻人和孩子，从小离开家和大人，对好坏和善恶的认识有限，结果他们成为沿海地区黑社会和黑势力竞相发展的对象。姜老伯说，他自己收留这八个孩子，能够让他们不陷入黑社会的控制，就满足了。他希望我的《盲流指南》能够在这方面多发挥作用。我说，我对黑社会和黑势力不清楚。姜老伯说他可以介绍人和我认识。

从那以后《盲流指南》里又加进了如何识别黑势力、黑社会的内容，都是由姜老伯介绍的人撰写。我看过一些，有些害怕。

不久我发现广东也有一些为盲流谋福利的组织，例如最近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台湾传销网，组织者不但不歧视盲流，而且还以我们盲流为发展对象。很多在工厂吃不饱睡不好的盲流加入这个传销网后，获得了新的生活。

上面这些事加在一起，让我感到一些希望，让我不再像以前一样，看不到盲流的未来，看不到盲流有什么希望。

不过最近两年，总有人想找我的麻烦，我不清楚他们要干什么，但他们好像对我的《盲流指南》很忌讳又很有兴趣。我很不高兴。后来舅舅竟然也两次问到我的《盲流指南》，我真不知道大家都怎么了，这只不过是一本让我们盲流找口饭吃找个地方躺下喘口气的小册子而已……

2008年七月底，那时我已经来到厦门，舅舅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吓了我一跳，舅舅的脸色像土，仿佛苍老了十岁似的。

我从来没有看到舅舅用那么严肃的表情，那么急切的手势和那么恳切的声音同我说那么多话。我一开始都没有听懂，舅舅不厌其烦地向我解释。

“……决战境外……台海必有一战……盲流……致命武器……”

我终于听懂了，但我却怀疑自己这一辈子都搞不懂，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我心里一片空白，大脑一片混乱，一半血液在沸腾另外一半又好似冰冷得凝固了……

“这些狗娘养的！”那是我当天唯一能够说出口的话，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开口骂娘！第四部：决战境外

2008年7月18日下午2点，华盛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周玉书？”总统脸上混杂着讥笑和愤愤不平的表情，“一名国家安全部的小小局长十年前提出的计划，竟然让我们中央情报局大大的局长搞了十年才弄到手？”

“总统先生，我们尽力了！”戈斯觉得该说清楚的时候不能一直唯唯诺诺，否则今后别想再在华盛顿混了，“我们对北京的人力情报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来说，还是让人满意的。”

“让人满意？”

“让谁满意？”

“让北京满意吧！”

“哈哈……”

戈斯对于副总统和国防部长的冷嘲热讽置若罔闻。他神情凝重地说：“1989年冷战结束之时，当美国人民嗅出让人振奋的和平气味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刮过来血雨腥风。从那时开始我们一直把和平演变中国作为首要的目标。冷战结束后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对北京采取两种主要的工作：一是突破中共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封锁，想法设法把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带进中国，传遍大陆；二是培养扶持已经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中国民运精英展开各式各样的民主运动。这两个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用和平的手段演变中国政治制度，推翻中国共产党一党统治，力图在北京成立亲近西方和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政府。

“很遗憾的是，这两项工作都以失败告终。虽然我们把麦当劳汉堡包店开到了中国大江南北的各个角落，中国人也习惯了在披萨薄饼门前安静地排队，而且他们还发明了使用白切鸡的调料吃肯塔鸡的中国特色而且吃得津津有味，但是由于北京连搞几次反精神污染并且多次借机煽动仇美的民族主义情绪，我们那些年在北京传播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努力基本上都白费。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美国的带头下，把绿卡和永久居民身份证发给了近百万的中国留学生，希望他们在反对中共的暴政中无后顾之忧，但他们很快就摇身一变，成为回去投资的爱国华侨或变为输送技术和科学知识回国的海归，和我们希望他们输送自由民主思想回国的期望背道而驰。加上中共对于异议人士采取流放出国的策略，割断他们和祖国的脉络联系，使得他们出来后成为‘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斗士，无用武之地。”

“中央情报局是什么时候承认失败的？”总统打断他的话。

“他们什么时候都没有承认失败！”国防部长阴阳怪气地小声调侃道，“他们只承认自己没有胜利而已！”

“1996到1997年台海发生严重危机时，我们意识到是该改变策略了。以前我们太小看中国，以为只要使用和平演变策略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这个国家，更换北京政府。没有想到的是，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政治局势相对稳定，国力日益强大。1997年台海危机期间，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在积极对那个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过程中，却因为轻视而忽略了部署搜集他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以致在北京突然针对台湾进行实弹演习时，我们措手不及。最后出动了两艘航空母舰才让北京知难而退。1997年台海危机成为我们中央情报局对华工作的分水岭，从此以后，我们在战略战术上把北京提升到主要的对手的位置上，中央情报局的工作退回到以收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为主。

“我们对于中国大陆的情报收集框架主要是和台湾密切配合，分工合作。原则上我们主要靠技术手段收集情报，而台湾方面则以发展人力情报为主，然后我们把双方的情报做交换。这一机制直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都还行之有效。例如我们使用间谍卫星把解放军的部署巨细无遗地拍照下来，然后有选择地和台湾交换；台湾拿过来和我们交换的主要是人力情报，他们同为中国人，发展间谍开展情报工作要容易得多。但这一美台交换情报的机制到台湾李登辉执政后期开始出现问题。”

“什么问题？”

“这个，”戈斯呷了口特勤人员送上来的咖啡，继续道，“就像我们从来不对他们全盘托出一样，台湾也开始变得不诚实，甚至开始利用手中的人力情报有意误导我们。我们对于台湾的安全有承诺，我们是台湾的保护伞，但是，为了不加深台湾的不安全感以及避免他们走极端，我们在很多时候会有选择性地传递技术情报给他们。例如我们从来不向他们通报大陆核子武器的部署情况，因为那玩意报给他们没有任何益处，徒增不安而已。可是从李登辉执政后期开始，台湾政客为了迎合台湾本土民意，为了争取选票，他们把自己和一党的利益置于台湾利益之上，而把台湾利益又放在美国利益之前。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使用了手里的人力情报。例如，在1997年台海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虽然台湾已经从他们在解放军中的王牌特务中共少将刘连昆处获得了中共‘实弹’演习中使用空炮弹的情报——也就是说中共尚算理智，两岸并无擦枪走火的燃眉之急——可是台湾国安会当时给我们的情报却声称，北京已经准备好利用擦枪走火的机会对台湾实行点穴式的打击。由于我们在北京的情报人员并没有获得高层情报，无法证实台湾情报的真假，于是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结果美国动用了两艘航空母舰，并密令全球各大航母战斗群进入戒备，必要时立即驰援太平洋。台海危机虽然和平化解，但却奠定了中美对抗的基石。如果不是后来台湾的王牌特务刘连昆被北京抓获，我们到今天可能都不知道被台湾当局利用和蒙蔽了。”

“这也不叫什么蒙骗，”国防部长打断道，“台湾当局也许只是用这种方式提醒我们，让我们清楚北京政府的本质。我们不是在那之后调整了对华战略策略吗？”

“这个我承认，可是那件事情也让北京调整了对美战略策略！”

“哦，是吗？”总统好奇地看着戈斯，“说来听听。”

“台海危机后，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发展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政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此之后美国把中国提到主要对手的地位加以重视。但在中国方面也有较大的改变，这之前他们只是怕美国和平演变，只要防止美国和平演变就可以了。但在1997年台海危机之后，他们从上到下都生出了迟早要和美国打一仗的念头。我们后来获得的确切情报显示，1997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接下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中国已经暗中调整了核子武器发展计划和策略。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他们暗中研究最新的核子武器，同时在不实行核试爆引起国际关注的情况下囤积大量核子武器原材料，必要时实行批量生产。当然，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致命武器’也是在那个时候由北京国家安全部一局情报局局长周玉书提出的。”

“局长先生，你的前任特内特在任时改变了对中国的情报策略，是否成功？”国家安全顾问这时插进来问。

“我的评价是积极的！”戈斯是2004年8月8日被正式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我们当时举步维艰，由于民族文化，政治制度，人种和生活习惯的不同，我们要开展对华人力情报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还是取得了一些重要成绩，例如我们利用中国军官到哈佛大学进修的机会发展了中国国防部美大司大校徐俊平。”

“他不是潜逃来美国了？”

“对，他当时几乎把中国国防部涉及到对美的所有绝密文件都带来了……”

“可是没有带出‘致命武器’的计划？”

“很遗憾，那个计划实在太绝密，北京最高当局知道无法信任下面的人，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计划改头换面，结果让执行计划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在执行‘致命武器’计划。据我们所知，在‘致命武器’计划开始执行的时候，全中国知道这计划的总共不到十个人。而且都是最高位置上的军头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最糟糕的是，他们的任何文件和通信都不提及这个计划……”

“原来是这样！”

“当时知道这个计划十人中，每个人配备的常规警卫都超过一个连的正规军，别说从他们那里获得详情，就算是想远远地看他们一眼都困难！但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当初制定这个计划的国家安全部局长周玉书！”

“难怪你们只能从他下手，现在我明白了。好，接着介绍你们对中国改变策略后发展情报人员的做法。”

“我们主要对三个层次的中国人采取三种不同的手法进行情报工作。”

“说来听听。”

“第一层是针对北京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人的工作。由于中国实行一党专政的集权统治，人治的色彩很浓，政府决策经常是搞一言堂或者根据几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好恶黑箱操作，所以针对一些高层的工作成为我们的重中之重。但是这层次的工作也最难于展开，大家知道，能够通过一关关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踩着无数共产党员的尸体爬到北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的几乎都是老奸巨滑的，他们早就对我们的意识形态武器刀枪不入，而且我们也无法使用经济手段。”

“为什么，我给你们的拨款和情报经费还不够吗？”总统忍不住问了一句。

“总统先生，我得实话实说，我们的情报经费完全不够。中国的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都通过家属或者子女控制了数十亿的资产，除非总统你还想美国出现赤字，否则休想去收买他们。前些年我们使用绿卡作为诱饵取得了一些成绩，因为这些高级领导人的子女大多对于自己的老一辈开创的事业是否可以红旗不倒抱怀疑态度，都在纷纷暗中转移资产到海外铺后路。我们掌握了一些情况，也利用了一些情况。但是总统先生，这招已经不灵了，他们大多取得了美国绿卡甚至美国国籍，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们搞清楚了我们的社会性质，已经不害怕我们会要挟他们。后来我们开始采取另外的策略，那就是利用跨国公司雇佣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给他们近亿元人民币的年薪，让他们在意识到自己重要性的情况下自愿成为我们的‘中国问题分析专家’……”

“哈哈……”大家都随着总统笑起来，“中国问题分析专家，好好！”

“他们大多在如美林、城市信用集团等美国控制的跨国金融公司的中国部或者研究部任职，例如九十年代中国的政治局常委几乎都有子女在这类公司任职。总统先生知道，那些公司和我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然年轻一代的中国领导人上台后也不例外，他们的子女既然在国内不能经商，那就到外资企业去任职吧，年薪都不少于一千万美金。”

“这么多？太过分了！”有好几位摇头表示不可思议。

“不用担心，主要是企业出，除非有特别重要的‘分析’对我们有用，我们才会补助他们一点，不过那些企业也有需要我们帮忙的时候，我们并不欠他们。这就是我们中央情报局针对北京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的曲线救国的情报工作，过去我们获得的大量的经济政治情报，就是从这个渠道来的。当然我们也面临着困惑，那就是这些子女大多并不关心北京党政军方面的绝密情报，他们的父辈毕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有些保密知识和原则的。加上最重要的，这些太子党们是中国目前政治制度和体制下的幸运儿，他们潜意识里都不会作损害那个政府的事情。这使得他们提供的情报具有片面性。”

“我们使用第二个层次的情报对象弥补这一不足！”戈斯停了一下继续说，“第二个重点工作对象就是中共党政军中的中高级干部，由于高级干部大多已经掌握实权，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有能力把手中的权力慢慢换成金钱和享受，所以我们工作成功的对象主要是那些中级干部。我们使用民主自由理想和黄金万两两手对他们开展工作，因为这些人的性格具有两面性。这些人经过一段在中共体制内艰难的跋涉，大多处于不上不下的尴尬地位。他们心里一方面羡慕高级干部大权独揽，靠贪污腐败享受金钱和美女；另外一方面良心未泯，也想改变中国现状，实行清正廉洁公平竞争的政治制度。所以如果有机会，他们都会很愿意与我们合作。问题就在于‘找到机会’，由于做他们的工作有一定的难度，需要策略和手段，所以都需要我们本部的间谍经营者（Master）亲自出马，而我们大多为白人，出动到中国大陆并不方便。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工作只能选择在海外进行。好在目前有很多北京党政军高级干部到美国访问和学习，我们的机会并不少。大校徐俊平就是这样被发展的。”

“我知道，但你们也有失败，你们以为前国台办主任周明伟是哈佛大学培养的，于是就乘他到美国的机会擅自提高接待规格、开展说服工作，结果这人不买账……”

“对，总统先生，我们原来以为他受到美国教育，会接受我们的……没想到，他是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员！”

“哼，他可是最了解美国的共产党，就因为你们对他的工作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隐藏在华盛顿的间谍发现，结果周明伟回国后被调离了国台办，离开了重要的决策部门，这应该算你们的失误吧！”

“是，总统先生，我们会改进，不过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例如最近有三位部长的公子入籍美国，他们可都是忠实的美国公民啊！”

戈斯神秘兮兮地简单介绍了三位忠实的美国公民如何尽义务的。总统脸上这才露出了一些笑容。他说：

“听起来还不错，接着讲！”

“谢谢总统，发展这第二种对象的好处是，他们都可以直接给我们提供北京党政军的机密和绝密文件，但局限性则是他们只对自己任职的领域熟悉，而且知道的深度有限。另外除非他们直接参与，否则对于一些特别绝密的计划基本上都是一知半解。我们动用了所有的这类关系，每个人都能够向我们呈报一些有用的东西，但到最后，对于‘致命武器’仍然是管中窥豹。”

“你的意思是你们是从第三个层次的情报员获得‘致命武器’情报的？”

“是的，总统先生！第三层次的对华情报对象包含范围很广，包括除开上面两种以外的所有来源。但是这些年我们主要倚重的则是中国那些有专业精神的专业人士，例如学者专家和新闻记者，虽然他们不接触机密和绝密，但是他们的职业就是寻根究底，追求真相。而且能够从事这一职业的人，相对来讲都具有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这使得他们在追求真相，披露事实的时候，勇往直前、穷追不舍。而且由于他们具有专业知识，对一些事情的看法较全面，最主要的是，当他们报送一份份情报给我们的时候，往往连情报分析都附带上了。这些人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用的预警性战略情报。”

“包括‘致命武器’计划？”

“是的，总统先生，这个计划就是七十二小时前由我们最优秀的情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