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盛世-第2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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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对底层人民来说，却不是什么太坏的时代，有的时候却反而是个不错的时代。

　　　　为什么呢？去收税的是文官！　地主士绅不交税，上边收一，下边收一百！清代雍正之后，摊丁入亩什么的一搞，农民负担不是很重。

　　　　大明英宗皇帝第二次登基，几个大臣带着走回皇宫，就登基了。然后，开始了大明文官一统天下的时代，成化年间更是加重了这种局面。孝宗皇帝时期史书都说国舅贪张枉法坏事做绝暗无天日什么的，但是李梦阳追着国舅打最后国舅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正德年间太监和武将势力终于有diǎn起色，结果正德莫名其妙就落水了，落水之后回京他的心腹都被关在皇宫外面，相见正德都见不到他。

　　　　后来想想嘉靖万历死活不出宫也不是没原因的，相对于魏忠贤、刘瑾、王振等人，宦尚有王岳、徐智、范亨、覃昌等皆为一时忠良廉靖更有文雅如萧敬，谨厚如陈宽，忠谠如何文鼎，廉洁如金安，耿介如兴安，知人如金英，持正如怀恩，刚勇如张永、节义如王承恩者还有张宏修身自守，田义无私至公，陈宏以圣贤道理为准则。对比一下，太监们出坏人的概率等于文人们出清官的概率。

　　　　这也是为什么，在万历爷的手里，国家反而得到了相对的稳定！至少，大部分地方是稳定的，皇权和文官集团之间是一种古怪的平衡！朱由检不可能跟万历爷一般什么都不管。

　　　　但是，历史是文人书写的，文人们把天下治理着治理者就把天下治到自己家去了，总得找个替罪羊吧？

　　　　理学兴起在宋朝，被当成正统的封建意识形态则是在明朝。明朝的文官们在接受了程朱理学的长期教育和通过标准化的八股作文考试后，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奉若神明，其虔诚性和狂热性只有欧洲中世纪的教士可以比拟。除了四书五经，他们鄙视一切知识，除了通过科举的进士，他们鄙视一切人。

　　　　明朝皇帝面对这群时刻以捍卫“天理”为己任的文人士大夫，其困难可想而知。汉唐宋三代都没有碰见这样的情况。由于文官集团是帝国的支柱，明朝皇帝又不象清朝皇帝那样能依靠旗人，所以在整个十六世纪，皇权和文官集团的斗争一直在别别扭扭中展开。由于皇帝拥有行政权，而文官拥有话语权，两者的斗争异彩纷呈，格外好看。

　　　　四位跟文官斗得热闹的明朝皇帝，他们是：生错了时代的正德皇帝；不能认老爸的嘉靖皇帝；只能装哑巴的隆庆皇帝；坚决不上朝的万历皇帝。

　　　　明孝宗弘治四年，明孝宗的嫡长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正德皇帝诞生了。由于孝宗皇帝只有张皇后这一个妻子，所以朱厚照生下来不到半年就被立为太子，据史书记载，其相貌奇伟，面质如玉，再加上孝宗只有这个儿子（孝宗次子早夭），自然深得孝宗和张皇后的溺爱。朱厚照少年时喜欢骑射，孝宗想治国安民也少不得武功，就没有干涉。

　　　　弘治十八年，孝宗病危，就把大臣刘健、李东阳、谢迁叫到乾清宫，面谕道：“朕承祖宗大统，在位十八年，今已三十六岁，不意二竖为灾，病不能兴，恐与诸先生辈，要长别了。”并亲自握着刘健的手说：“东宫质颇聪颖，但年尚幼稚，性好逸乐，烦诸先生辅以正道，使为令主，朕死亦瞑目了。”有句话说得好“知子莫若父”，后来武宗行事果然不出孝宗所料。

　　　　孝宗死后，年仅十六虚岁的朱厚照登上了皇位。少年天子自然要找diǎn乐子。文官集团马上来了精神，奏折如雪片似的飞来，大学士刘健把它们集中起来，搞了个精装版，主要有五条内容：

　　　　一、皇帝单骑出宫，不带随从；二、皇帝在宫内乱转；三、皇帝去北海划船；四、皇帝喜欢打猎；五、皇帝乱吃零食。

　　　　然后，几位老先生把这份精装版奏折以关系到国家兴亡的郑重态度交给了武宗。

　　　　武宗忍了一段时间，又去行乐，另一位大臣杨守随立刻苦谏道：“我听说皇上去西郊打猎、南城登高、还在宫中练兵，这都不是天子应该做的。”可怜的人，他一定没有读过《汉书》的《孝武本纪》，看看一千多年前另一位少年天子的作为。

　　　　文官集团拿已经听腻说教的皇帝没有办法，于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皇帝身边有小人，必须除掉这些人，国家才能生存。”（未完待续……）





第0832章　与张居正的不同

　　　　朱由检比较推崇的是张居正的改制！

　　　　明神宗继位时，年纪还小，国家大事完全由大学士张居正决定，张居正实际上行使了皇帝的职责，他可以指挥东厂和锦衣卫对贪官污吏进行调查；随时可以用以前只属于皇帝的权力进行惩罚。还对以往独立的都察院进行控制，以避免以前弹劾奏章满天飞的情况。

　　　　他不但起用水利专家潘季驯、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人，还派人清量全国土地、创立‘一条鞭法’，而且利用科道以加强行政纪律。他要求科道官员们运用他们的弹劾权力支持他的计划，而不要在琐碎而肤浅的问题上互相攻击。张居正要求政府报告中提及的任何问题都必须在按时解决。他要求富人的欠税必须全部征收，盗匪必须全部捕获。还要求中央政府每月和每半年要总结任何没有完成的公务，不然长官就要受罚。

　　　　总之，张居正就象凤姐掌管宁国府一样，在不对行政机构进行改革的前提下，通过施加压力，使明朝的国家机构以惊人的高效进行运转。同样，他也受到过惯了好日子的官僚们的憎恨。

　　　　就在张居正励精图治时，万历皇帝由孩子变成了青年，这个在宫中的皇帝，有一次去慈宁宫，遇见一个宫女，宫女连忙向皇上请安，神宗叫她起来，见她面目端好，举止幽娴，问她姓名，宫女说她姓王。神宗仔细端详了一会，向她要水洗手。宫女端水过来，神宗见她双手苗条洁白。就叫周围人都下去，然后就有了一次欢愉。

　　　　万历皇帝和其他任何人没有想到，这件事在将来会深刻地影响整个明王朝！

　　　　几个月后的一天，神宗的生母李太后突然命令宫中设宴，连陈太后（穆宗皇后）也一块前来入座。和神宗一起吃饭。席间突然说：“宫女王氏蒙皇上临幸，已经怀孕。神宗听了闹了个大红脸，口中还要抵赖，说是没有此事。李太后却把内起居簿录扔给神宗说：“你去看明，曾否妄载？”神宗无可抵赖，只好册封王氏为恭妃。王氏的孩子就是皇长子朱常洛。

　　　　不久张居正死了。官员们象拉车的马一样被他拿鞭子驱赶着累死累活工作了十年，早就怨气冲天，纷纷上奏折弹劾张居正作威作福、虚伪狡猾、霸道专横。这些大多不是事实，但正所谓“慌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加上万历想起自己的老师张居正曾经强迫自己严格的个人品行准则。过着俭朴生活。而老师自己却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时，再也忍不住了，神宗下令籍没张居正的财产，并把他的几个儿子发戍边疆，张居正的长子也被逼自杀。同时，下诏公开指责张居正的罪恶。张居正的‘罪恶行为‘于死后被揭发对万历皇帝有深远影响。他不再相信任何人，除了他宠爱的郑贵妃。

　　　　万历十四年正月，郑妃生下一子。取名朱常洵。

　　　　开始，万历皇帝曾经想象张居正一样亲自掌管天下大事，但神宗很快发现。二十岁的自己缺乏政治经验，根本控制不了局面。御史们在奉旨清算张居正追随者时，胡言乱语地给任何自己看不惯的大臣扣一顶‘张党’的帽子，最后连万历皇帝也看不下去了。他愤怒地质问御史们：“如果皇帝任命的人都不中他们的意，都是贪官污吏，那他们推荐几个清官和忠臣呀？”这些以忠诚勇敢闻名的御史们哑口无言。的确。除了指责别人外不做任何事的人永远不会出错。

　　　　万历皇帝很快对国务感到厌倦，但真正导致明朝统治集团四分五裂的是‘争国本’（立谁为太子）事件。万历皇帝最宠爱的无疑是郑贵妃。传说郑贵妃父亲因为家里贫苦。曾将女儿许给一位秀才做妾，临别时父女相对抱头痛哭。秀才好心。看这情形大为不忍，情愿不要人，也不索还聘礼。郑贵妃感激万分。入宫得了宠幸，就告诉神宗说：“妾非某孝廉，哪得服侍陛下？”神宗就把秀才提拔为县令，几年后又当上了盐运使。

　　　　郑贵妃活泼大胆，敢于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时又倾听皇帝的诉苦，鼓励皇帝增加信心。曾对皇上撒娇说：“陛下，您真是一位老太太！”

　　　　的确，神宗总的来说是个宽厚的人。在他统治时期，很少让厂卫特务骚扰官吏和百姓。

　　　　郑贵妃生子后，万历皇帝立刻册封郑氏为皇贵妃，位于皇后之下而在其他妃嫔之上。子以母贵，常询超越常格而立为皇储，就可以顺理成章。然而在绝大部分文官看来，这是以幼苗长，自然不合于伦常之道。大学士申时行等人因为皇长子常洛已经五岁，生母王恭妃尚未加封，而郑贵妃甫生皇子，即晋封册，明显见得郑贵妃专宠，将来定有废长立幼的事情，遂上疏请册立东宫，以尊宗庙，重社稷。

　　　　万历皇帝软弱无能，不敢公开说明他的意图，找出种种借口。第一个借口是常洛年纪太小，经不起各种典礼的折磨，第二个借口是立储大计属于皇帝的权力，不容许别人插手。但文官们不肯罢手。神宗在和大臣们往来争辩之际，又突然别作心裁地同日册封三个儿子为王而不册封太子。臣僚们不接受这个办法，万历皇帝又找出了第三个借口，即皇后年纪尚轻，仍有生育的可能；如果皇后生下儿子，那就是当然的太子而用不着任何争议了。这种种借口全都无效，言官愈加激烈，你上一疏，我奏一本，统是指斥宫闱，攻击执政。被触怒了的皇帝下令责打进谏的官员们和泄漏消息的宫廷人员以进行报复。但这无济于事。这时郑贵妃父亲郑承宪为去世的父亲请封，神宗准备封他个伯爵。礼部以历代贵妃向无祖父封伯爵的故事驳回，神宗只好自己拿五百两白银给爱妃父亲了事。

　　　　文官们卷入了国本的争论，因为他们必须选择两个皇子中的一个作为他们未来的主人；他们从过去的经验中知道，错误的一步，即使这时无声无息，当继位问题最终确定以后，也可能断送他们自己的生命乃至亲友九族。

　　　　如果神宗是永乐那样的枭雄，他可以用屠杀让文官们闭嘴；是弘治那样的君子，他可以巧妙地将文官们的意见转向；是正德那样的嘻皮士，他可以根本不考虑文官们的意见；是嘉靖那样的自大狂，他可以提拔新人来支持自己，但他都做不到。

　　　　立谁为太子已经引起了如此重大的争论，可是万历皇帝却缺乏实现他的计划的决心。他已经提升了幼子，却又承认长子继承权不可违背。优柔寡断的神宗采取了逃避问题，不敢面对矛盾，终于，他想了一个自以为聪明的方法。

　　　　要是像这样，整个国家的发展，全靠出一个能臣，出一个能干又贤明的帝王，就像是在赌博一般，张居正即便是再有能力，再能够看穿整个大明发展的主要方面，找到症结所在，他也毕竟仅仅只是一个人！

　　　　朱由检的改制就是皇帝主导的，这从本质上就跟张居正的改制有区别，更何况，朱由检的眼光是建立在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上面！这在高度上面也会不一样！

　　　　最关键的是朱由检发展了皇党！（未完待续）





第0833章　东林党形成

　　　　万历皇帝以为能将文官集团慢慢的拖垮后屈服自己的意见，但他实在是不了解这些文官。〖〗頂〖〗diǎn〖〗小〖〗说，￠。￠。o◇批评他的人远没有气馁。用皇帝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不顾惩罚以博取当前的名声。

　　　　早在皇帝‘罢工’初期，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上书批评皇帝，说他有‘酒色财气’四个毛病。说神宗“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

　　　　神宗看了他的上书后大怒，还是申时行代为解免，才将他削职为民。时日一久，万历懒惰之名大著。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他的惰性来自先天遗传，也有历史学家则怀疑他已经染上了抽鸦片的嗜好。

　　　　皇帝迟迟不立太子，导致皇宫内外和全国上下谣言四起。有些谣言还记录于史书。比如说恭妃王氏是一个年长的女人，在和万历邂逅相遇的时候就已经消失了青春。此后她又一目失明，所以不能继续得到皇帝的宠爱。另外一个故事则说是万历病重，自度即将不起，有一天一觉醒来，发现恭妃王氏的胳臂正枕在他的脑袋下，脸上的泪痕未干，而贵妃郑氏则无影无踪。还有一个故事提到了常洛的祖母慈圣太后。她反对皇帝弃长立幼的企图，为此和他作了一次专门的谈话：

　　　　皇太后：“如果你真要这样做，你将何以向天下臣民交代？”

　　　　皇帝：“这容易。我只要说他是一个宫女的儿子就可以了。”

　　　　皇太后：“你不要忘了，你自己也是一个宫女的儿子！”

　　　　这时国内外形势危机四伏，杨应龙在西南叛变。脖拜在宁夏造反。日本的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东北的建州女真，但是北京城里的文官们最关心的，还是当今圣上一旦官车宴驾，谁将继他登上万岁的宝座。

　　　　有一位名叫顾宪成的文官，他的同僚王家屏因为‘争国本’批评了皇帝，皇帝一气之下，就罢了他的官。阁臣缺员，照例由吏部会同其他官员“会推”几个人选供皇帝选择。而顾宪成等人把王家屏列为“会推”名单中的第一人选，这不是分明在和皇帝对着干吗？不仅如此，顾宪成还得罪了首辅。有一回首辅王锡爵找他谈话说：“现在竟有这等怪事！内阁以为是的，外廷总要反对；内阁以为非的，外廷却都成！”

　　　　顾宪成针锋相对回答道：“是啊！现在的事情实在奇怪：天下以为是的，内阁都要反对；天下以为非的，内阁却都赞成。”这样，他把皇帝和首辅全都得罪了，还能有好果子吃吗？皇帝降旨：将他“削籍为民”。这是万历二十二年的事。

　　　　回家后，顾宪成和朋友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人开了家书院讲学。还把一幅对联挂在门口：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如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明末著名的“东林党”，形成了！

　　　　东林书院将正直的士大夫吸引过去。而这些人自然支持书院创立者的看法，在他们看来，万历皇帝对他长子的偏见（这种偏见导致他偏袒他的第三子继位）是不合乎道德，不合乎礼仪的。他们反对万历皇帝立朱常洵为太子的热情，不逊于任何狂热的宗教信徒。

　　　　万历二十九年，皇帝最终屈服了，皇长子朱常洛被立为皇太子，朱常洵为福王。即日诏告天下。次年正月，并为太子册妃郭氏。但文官们看来事情还没有结束。那位掩袖工谗的郑氏日夜挨在皇帝身旁，谁敢担保情况不起变化？

　　　　但万历皇帝在文官集团面前已经充满了屈辱感和无力感，他对文官集团早就不再信任，现在更是满怀憎恨，皇帝的罢工持续了下去。

　　　　臣僚们抗议的奏章不断向他提出，他也不加答辩。因为他知道，只要在奏本上一加未批，不论是激烈的驳斥还是冷静的辩说，这些朱批和原来的奏折都要送到给事中的办公室里传抄公布，这就正好中了那批抗议者的下怀，使他们达到了沽名买直的目的，而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的气度。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可恶的奏本留中，即扣押在宫内不加批示。

　　　　于是有良心的官员觉得无法执行他们的任务，只好提出辞呈。万历以同样的态度对付这些辞呈，既不接例慰留，也不准离职。有的官员在盛怒之余径自挂冠而去，吏部建议对他们追捕而加以究问，万历同样还是置之不理。

　　　　到他临朝的后期，一个文官自动离职就意味着一个名位已被废革，因为不再有人补缺。到万历四十二年，政府里的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皇帝即不批准吏部对官员的升迁，也不批准处罚官员。这等于将政府机构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全部破坏。

　　　　但万历皇帝现在已经一无所求，既然爱子不能当上皇帝，那就多给他diǎn零花钱吧。土地税和人头税有明太祖制定的祖宗家法在，不到危急关头不能加税。神宗于是征收商税，除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另外就是臭名昭著的“矿税”。

　　　　神宗派大批太监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只要“矿税使”认为甚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这些太监无恶不作，随带太批流氓恶棍，到处敲诈勒索，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说地下有矿藏，要交矿税。结果天下骚动。征收的财物缴入神宗内库的只十分之一、太监克扣的是十分之二、随从瓜分的是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万历皇帝给福王朱常洵婚娶时，排场阔绰，花费了多至三十万两白银。建筑王邸又花了二十八万两。

　　　　福王去河南就藩时携带了大批财物。百姓们默默地看着这个将富裕建立在他们苦难之上的年轻王爷，祈求上天给他惩罚。几十年后，李自成大军攻破洛阳，将福王的血和鹿血一起倒入酒中，取名叫“福禄酒”。　在明代历史中，神宗经常被过度地描写成一个荒唐、好色、懒散的皇帝。从万历三大征看来，神宗绝不是一个平庸的皇帝。虽然，我们可以说他是好大喜功，但是不要忘了，他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始终强调朝鲜要力求自保的事实。实际上，神宗对于每一次军事行动，似乎都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而且，在战争过程中对于前线将领的充分信任、对于指挥失误的将领的坚决撤换，都显示了神宗的胆略。

　　　　相比于万历爷跟文官集团的抗争，朱由检的政治改制则更有目的性，也并不是为了一己私欲！他是非常的有步骤有计划的！

　　　　从朱由检重生，一直隐忍到今时今日才正式抛出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在当初建立皇党的时候，就一股脑的开始改现代，不可谓城府不深！

　　　　因为重生后的朱由检非常的清楚，要对抗实力强大，以高尚的论调为掩盖，实则是一堆八股文造就出来的窝囊废的这么一个群体，自己必须建立一个更加有体系的政党来加以对抗！

　　　　纵然朱由检的这个四不像政党，还不能跟后世中国强大且伟大的政党相提并论，但作为政党的凝聚力是朱由检所需求的！（未完待续……）





第0834章　谁赢谁输

　　　　纵观太祖爷后面各家皇帝和文管集团所对抗的历史，朱由检很清楚，不是文管集团太强大，而是皇权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的方法，变得更加的强大！

　　　　概因为，文管集团是作为一个集合，集合可以肆意的发展，而无法约束，而皇权就不同，必须扶持一股势力去和文管集团这么一个集体对抗！那么就存在再驾驭一个新的集体的危险！有可能两个集体，皇权都无法驾驭的话，就会造成明末乱世这样的情况！

　　　　从朱由检扶持自己的势力，并保护收拢依附于魏忠贤阉党势力集团开始，他就准备好了有一天要同文官集团正面开战！

　　　　神宗和文官集团的关系实在处理得太糟了，换了更强硬一diǎn或者更软弱一diǎn的皇帝，都会比神宗处理的好，神宗既不听从文官的意见，也不明确加以反对，使得文官们都想自己像海瑞一样以直言敢谏留名青史，大家都崇尚虚名而不干实事。〖〗頂〖〗diǎn〖〗小〖〗说，￠。￠。o◇加上他把对官员监督权和奖励权全都放手，文官们想干事的都走了，剩下的陷入无意义的清谈争论之中，使得明末终于形成党争的风气，文官们党同伐异，彼此攻击，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整个政府陷于瘫痪状态。

　　　　梁启超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神宗的荒怠造成的。所以，《明史》对于明神宗的盖棺论定是这样表述的：“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明朝的皇权和文官集团这两部发动机。在万历年间同时停止了运转。内忧外患的大明王朝走向了黑暗的深渊。

　　　　到了朱由检的手上，这两部发动机已经停摆了许久了！再要是需要动起来，朱由检需要花费巨大的功夫，并拿出巨大的勇气！

　　　　“皇上，万万不可，大明的一切都归属皇上，何必再弄出一个职衔盖着原本的职衔？如此一来，岂不是令纲纪大乱。令百官寒心？”孙慎行痛哭流涕道！

　　　　朱由检早料到这次孙慎行这老头要当排头兵了，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像孙慎行这等的老臣的忠心，但他们也确确实实的成为了皇权壮大的绊脚石！

　　　　王永光，侯侚，连同几十位老臣一同出班，自动的站成了一条直线，跪在皇帝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