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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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难跟踪，”说到巴希尔·阿尔一库拜斯时她对阿弗纳说。“因为十点左右他总在那条洛亚尔街上走，那时候周围没有多少傻瓜。”
　　确实，巴希尔·阿尔—库拜斯博士是个生活有规律的人，并不难跟踪。他是伊拉克法学教授，曾经在贝鲁特的美国大学里做过讲师。（按照“穆萨德”获得的情报）到1973年春天，他一直负责为解放阵线提供物资和武器，是个高效的组织者。“集团”轻而易举地就搞清楚了这些。3月9日，他第一次抵达巴黎时，在机场跟一个漂亮的地面女服务员有过一次谈话。“你知道，我不是个富有的阿拉伯人。”阿尔一库拜斯明确无误地告诉那个女孩。“我只是个旅游者，一个简简单单的旅游者。我要的是一家便宜的旅馆。”那个地面女服务员因为也在“爸爸”支付工资的名单上，因而每月不多的收入有所增加。她给他推荐了市中心的几家便宜的旅馆，然后（因为她不知道库拜斯是谁）例行公事地把这个插曲报告给了“集团”中的联系人。从这里人手，凯瑟的监视员只查了她提到的三四家旅馆就发现了阿尔—库拜斯。
　　阿尔—库拜斯的旅馆位于八区的一条狭窄的拉卡德街上。拉卡德街位于玛勒舍伯斯大道和奥斯曼大道之间。从巴黎最壮观的玛德莱娜教堂所在的洛亚尔街的顶头走过去不用一分钟。这里正好是一个“Y”字形的中心。洛亚尔街是“Y”的颈部，通向协和广场，“Y”左边的这个分支是玛勒舍伯斯，通向差不多同样壮观的圣奥古斯丁教堂。右边的这个分支是玛德莱娜大街，通向巴黎剧院。
　　阿尔—库拜斯白天要么在小饭馆度过，要么在左右岸的路边小咖啡馆里度过，二者各占一半时间。早上他经常在圣杰曼大道附近与联系人见面，而在晚上喜欢把约会地点定在蒙马特郊区街或者香榭丽舍大街上。如果晚上在蒙马特约会之后，他会沿着意大利大道和卡皮欣大道，经过巴黎剧院溜达回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走的这段路，几乎经过汉斯、罗伯特和阿弗纳的安全屋的前门。）如果约会地点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阿尔—库拜斯要么从玛丽尼大道，经爱丽舍宫，在圣宝莱郊区街右转，或者沿着加百利大道，经过美国大使馆和优美的气隆酒店，到达协和广场。两条路最终都会让他走到洛亚尔街到达洛亚尔街时，要么在世界知名的马克西姆饭店的下面，要么正好在它的上面从那里再走五分钟，经过玛德莱娜大教堂，就平安到家了。
　　4月6日晚上，巴希尔·阿尔—库拜斯博士选择了后面那条路线。
　　阿尔—库拜斯是个小心谨慎的人也许他已感到了危险时不时地转身，看看是否有人跟踪。然而，他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时，是不可能注意到巴黎的车流中两辆截然不同的车子在他身边来回经过的。在加百利大道上，凯瑟的监视员不再跟踪他。没必要惊动一个行踪业已掌握的目标。
　　阿弗纳、罗伯特和汉斯正在他们的安全屋里等电话安全屋离卡皮欣大道不远，靠近“Y”字形右分支的顶端告诉他们目标已靠近洛亚尔街。他们要在“Y”字形的中心靠近玛德莱娜的地方，盯上阿尔—库拜斯，然后跟着他，沿着“Y”字形左分支朝他的旅店走。
　　十点刚过，电话来了。
　　这时阿尔一库拜斯正走在安静的加百利街，除了保卫美国大使馆的巴黎警察之外，没有人监视他。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库拜斯才选择了这条空无一人的街道：在装备精良的警察总队队员的注视之下，没有人会袭击他。在这之前或之后，他觉得路上有那么密集的行人，足以对他起到保护作用。只是在从洛亚尔街的顶端到他旅馆的一小段路，他才是一个人。
　　凯瑟的第一辆监视车绕过协和广场上方尖形的纪念碑之后，发现阿尔一库拜斯已经上了洛亚尔街。车子没有停，甚至没有减速，开到宽阔优美的商业街之后，转右上了玛德莱娜大道。这时车灯闪了一下，是给正朝相反方向快速行驶的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发出的警报。
　　第二辆车凯瑟坐在司机旁边以较慢的速度跟在阿尔一库拜斯后面。当他差不多走到洛亚尔街的顶端时，车子超过了他，但没有转右，而是绕过教堂，停在远处玛德莱娜街与一条很小的名叫沙佛拉加尔德街的拐角处。车子靠路边停在一家大型室内“巴黎停车与维修厂”前面。把车灯关掉，让引擎空转着。
　　当阿尔一库拜斯穿过玛勒舍伯斯大道时，阿弗纳和汉斯也横过洛亚尔街的顶端从“Y”字形的右分支到左分支大约在他后面一百码的位置，而罗伯特又在他们后面五十步的位置。由于那个阿拉伯人步履轻快，要在一两个街区赶上他而又不暴露想追上他的意图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要是离得远就会太迟，因为他们在第三和第四个街区之间时，阿尔一库拜斯就已经到旅馆了。
　　宽阔的大街上几乎没有人，连车子都很少。从阿尔一库拜斯到达对面后朝回看的情形来看，他好像是个容易受惊吓的人。阿弗纳想，如果他决定突然跑起来，他们也许就根本追不上他了。再走短短的一个街区，他就到了拉卡德街。他在那里转右之后，走过一个更短的街区就到了玛德莱娜街，从那里只有一个街区多一点了。一旦阿尔—库拜斯在沙佛·拉加尔德街过了红绿灯路口，他们很可能就追不上他了。
　　阿弗纳和汉斯企图加快步伐而表面上看起来步伐又没有加快，这不容易做到。如果他们把距离缩短了一半，而他又还没有开始跑，那他就来得及了，解放阵线的这位军需官显然没有忘记被跟踪的事情。他这时也加快了步伐，开始回头看阿弗纳和汉斯，但他还没有跑。阿弗纳这时希望他的目标是个勇敢、镇定的人。
　　不幸的是，阿尔—库拜斯确实很勇敢。他上了拉卡德街还没开始跑，经过花店、优雅的“莲花”香烟店和玛德莱娜街转角处的“佩福尔”小旅店时，他还没有跑。他只是越走越快，又吲头看了一眼，阿弗纳和汉斯彻底放弃了闲逛的伪装，这时离他只有不到三十码了。罗伯特在这条狭窄街道的另一边，以更慢的速度跟在他们后面。阿弗纳和汉斯知道罗伯特会确保他们身后的安全，因此只是全神贯注地盯着目标。
　　即使阿尔—库拜斯不跑，如果他决定在沙佛·拉加尔德街拐角处红灯亮的时候不停的话，阿弗纳和汉斯还是无法及时追上他。然而，对一个知道自己被跟踪的人来说，这个行为太奇怪了。在街上没有一辆车的情况下，阿尔—库拜斯却在路边停了下来，他看着自动交通信号，在“玛德莱娜药店”前面犹豫不决。
　　阿弗纳和汉斯分别从他两边走过去，跨过路边的镶边石站在街道上。他们这样做，是希望能够面对他，确保没有跟错人，而且他们两个人都讨厌从后面开枪。
　　几秒钟之前，阿弗纳向上看了一眼，看看是否有人在从窗户里看。让他感到满意的是，他们头顶上有几个凉篷，正好挡住了视线。只剩下拉卡德街对面的窗户。但他们被看见的可能性一半已经不存在了。零风险无论如何是不存在的，但也好过什么遮挡都没有。在大街上向一个人开枪，任何风险都不存在的办法没有。
　　“准备。”汉斯用希伯来语说。刹那间他们两个人同时转身，面对阿尔一库拜斯，左手抬起来画了一道弧线，准备拉回贝雷塔枪上的滑套。阿尔—库拜斯盯着他们，双眼圆睁，说：“不！不！不！”接着又用英语重复这个阿拉伯词语：“不！不！”阿弗纳和汉斯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阿尔—库拜斯也一定离开了路边。这时他设法向后退却，他的脚后跟踩在人行道边缘，开始向后倒去，手臂在空中使劲挥舞着。由于某种原因，一个念头闪过阿弗纳脑际，如果他们没有打中他，子弹就会打碎“玛德莱娜药店”又大又厚的玻璃窗。他不想损坏窗户，于是微微调整了一下手枪的角度，乘阿尔一库拜斯倒下而又没有倒在人行道上之前，压出了两发子弹。他又扣了两次扳机，接着又是两次。他几乎没有意识到身旁汉斯的手枪以同样的节奏发出的“砰砰”声，但他从眼角的余光里瞥了一眼街道另一边的罗伯特。他在一辆车后面等着。
　　阿尔—库拜斯的身体躺在人行道上，头部几乎碰到了交通灯的柱子，双脚垂悬在镶边石上。除了肩膀在扭动之外，没有任何声响。接着，他就像一个挣扎着要站起来的人那样，抬起膝盖，侧起身。阿弗纳正要开枪，阿尔—库拜斯发出了一连串短促、尖锐、刺耳的声音，好像在清嗓子一样，紧接着，阿弗纳看见他的身体放松下来。第二天，巴黎新闻界称乔治·哈巴希博士的流浪大使死了。
　　阿弗纳抬起头来，首先看见的是黑暗之中一个闪着火光的烟头。在街道对面的一个门廊处，好像站着一个人，也许是两个，还有一个女孩，他们也许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阿弗纳没有说一句话，开始沿着沙佛拉加尔德街朝玛德莱娜广场方向走。这时罗伯特也转身，阿弗纳知道他要沿着他们来时的路去玛德莱娜广场，这条路不经过阿尔一库拜斯尸体躺着的地方。汉斯跟在阿弗纳后面，他们都希望那几个人没有看见刚才发生的一切。
　　凯瑟在出售熏制品和腌制品的商店前的玛德莱娜广场上把他们三个人接到了车上。他们回到了安全屋之后直接去了机场。第二天，汉斯和罗伯特就到了雅典。
　　阿弗纳去了贝鲁特。
　　当时这些事件发展的速度容不得阿弗纳思考，后来回过头来想时他觉得，如果他有一点点考虑的时间的话，1973年4月1日至15日他所干的很多事情他都不会干，或者，至少会用不同的方式干，也会小心得多。首先，他不会把袭击安排在巴黎市中心的一条街道的中间，而且只有三个人，外加一两部停在一个街区以外的逃跑用的车子。他当然也不会让他的队员当晚就乘飞机离开巴黎，在挤满警察的机场里铤而走险。
　　也许，如果他不更小心一点的话，他们就全被抓住了。
　　也许，奥妙就是：只管干吧，不要想得太多。如果那样干有效，那它就是专业的、英明的。
　　


第十章　贝鲁特与雅典
　　贝鲁特的袭击当然称得上是专业的、英明的至少事后想来是如此。但在8号星期天那天还没这么有把握。
　　阿弗纳到的时候，卡尔和斯蒂夫已经在贝鲁特待了两天了。卡尔住在亚特兰大酒店，他这次旅行使用的是英国护照，上面的名字叫安德鲁·马希。幸运的是，阿弗纳毫不费力地记住了这个名字。如果记不住的话，他就只好在桑兹酒店的大堂里坐半天，等斯蒂夫来。阿弗纳完全不知道斯蒂夫这次旅行用的是什么名字，尽管汉斯肯定会让他的名字听起来富有节奏：基尔伯特·瑞姆伯特，比利时人。之所以让他这次扮成比利时人，是因为斯蒂夫能够用他的南非荷兰语冒充法兰德斯语，至少在黎巴嫩可以。
　　阿弗纳也毫不费力地记住了自己的身份，他是一名德国商人，名叫赫尔姆斯·德斯特雷科。他没有住酒店，而是直接去了路易斯安排的安全屋。
　　罗伯特和汉斯一天后从雅典经罗马来了。罗伯特的身份也是个比利时人，名叫查尔斯·布萨特。汉斯旅行时喜欢用德国名字迪特·阿特诺德尔。他们与斯蒂夫在桑德斯酒店会合。
　　1973年的贝鲁特还没有因为劫掠、焚烧和争斗变成一座废城。两年后，在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爆发了黎巴嫩内战。1973年4月的贝鲁特仍然高楼林立，游乐场、夜总会、优雅的购物区应有尽有，还有穿着时髦的漂亮女人。正因为如此，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它是惟一一座适合阿弗纳口味的城市。那狭长精美的比基尼海滩，贝鲁特西部的阿顿摇滚俱乐部都成为他愉快的回忆。在这个摇滚俱乐部里，一张“美国运通”卡可让任何人进入一个价格适中的娱乐世界，自得其乐之所以说价格适中，是因为阿弗纳既不喝酒，也不赌博。他喜欢躺在沙滩的躺椅上，沐浴着阳光，看着女孩，时不时地从装着碎冰和可乐的高杯中啜一口。
　　阿弗纳和他的同伴们用信用卡租了几辆车子三辆白色的“别克”，一辆“普利茅斯”小型客车，一辆“勇敢”和一辆“雷诺16”。有“集团”在当地的人给他们当司机，他们用星期天和星期一的部分时间勘察了六个地方。两个在贝鲁特，三个在市郊，一个在贝鲁特以南大约三十英里、靠近海滨小镇西顿的地方。最后这个地方和贝鲁特以外的三个地方是游击队员的营地和补给库，武器、交通工具、船只、资料档案和证件都放在这里。在贝鲁特市区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巴解组织总部。
　　另一个地方是一栋四十层大楼，卡玛尔·纳塞尔、马哈茂德·郁苏夫·纳杰尔和科玛尔·阿德宛都住在这栋楼里。
　　由于当地的“穆萨德”特工已经做了一些计划、准备和监视工作，阿弗纳的突击队只要做一些当地特工不能做的工作就行了。这次行动之后，他们要继续留在贝鲁特，所以他们的身份不能暴露。阿弗纳的突击队要做的工作有租借交通工具，这些工具在袭击之后要扔掉，还要带领参与突袭的人熟悉突袭地点。“集团”在当地的一些人也要参与。对路易斯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而且是昂贵的让步，他几乎不会同意。但是，由于阿弗纳向他保证，他的人不会遇到“穆萨德”特工和军队中的突袭队员，他们的任务只是在突击队经过某些地方时用几辆车子跟在他们后面，护送一下。路易斯答应了。在这些条件下，他的组织面临的危险才降到了最低。
　　午夜刚过，八辆汽车就停在了雷姆勒特—厄尔—贝达附近的海滩上。虽然这个地方一个人都没有，几辆美国汽车也不会引起太多的注意。当地的贝鲁特人跟中东的大多数人一样，早早就睡觉了，对游客们熬得很晚已经习以为常。
　　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海洋也是黑色的。凌晨一点，斯蒂夫看见黑暗中有个小小的亮点，他用自己的车灯闪了一两次，那个亮点消失了。几分钟之后，在黑色的波涛之上出现了一片黑色，一群人静悄悄地向岸边涉水而来。他们携带的防水袋里装着武器和便服。
　　四十个突击队员挤进八辆车里斯蒂夫后来说，这是整个任务中最为棘手的技术难题分成两组，向贝鲁特进发。卡尔和罗伯特把突击队员带到目的地。阿弗纳、斯蒂夫和汉斯带领他们去恐怖组织头子们所在的公寓。对其他四个地方的袭击从不同的集结地开始。
　　车子—到厄尔—科哈特欧姆街上的那栋公寓前，三个全副武装但无任何防备的巴勒斯坦士兵就被干掉了。为了不让公寓里的居民警觉，以色列人使用的是手枪和刀子。突击队员们冲上楼时，阿弗纳、汉斯和斯蒂夫待在汽车旁边，此时用不着他们了。事实上，他们也许还会碍手碍脚。
　　卡玛尔·纳塞尔，巴勒斯坦人，四十四岁，未婚，信仰基督教，住在三楼，知识分子，从贝鲁特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1969年，开始为“法塔赫”负责公共关系事务。当突击队员们冲进去的时候，他正坐在饭桌旁的打字机边。磷弹穿过他的身体时，他身后的沙发立刻升起了火焰。
　　二楼的科玛尔·阿德宛也坐在桌旁写东西。跟手无寸铁的纳塞尔不同的是，他有一支卡拉什尼可夫自动步枪，随手就可拿到。阿德宛是个工程师，“法塔赫”在科威特分部的奠基人之一。他是1973年以色列被占领土上所有蓄意破坏活动的头子。他对自己的工作很在行，他成功组织的几次活动也许是这次贝鲁特袭击的主要原因。他已结婚，有两个孩子。突击队员在砍倒他之前，他企图用自动步枪向他们开枪。
　　马哈茂德·郁苏夫·纳杰尔，就是众所周知的“阿布·郁苏夫”，在“法塔赫”中负责“黑色九月”的事务。他跟妻子和儿子住在四楼。事后突击队员告诉阿弗纳，没有伤害纳杰尔的儿子不过，按照另外一些报道，他在射击中也死了。关于纳杰尔的妻子，没有任何疑问，她企图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丈夫，结果在一阵弹雨中与他同归于尽了。
　　住在隔壁的一个女人这时不幸把门打开，也被打死了。这个女人好像确实是个无辜的旁观者，无论是当时还是事后，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以任何形式参与过恐怖活动。
　　恐怖分子和突击队员进行了短暂的交锋。虽然对方人多，但以色列方面是突然袭击，而且比他们训练有素得多。只要不是在持久战中，一般来说，这两个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四个地方的交火，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据报道，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一百多名恐怖分子死了。以色列死一人，伤两三人。伤者最终都由直升机运走。黎巴嫩当局对此次战斗并不是一无所知，但以色列人立即在几个公用电话亭里告诉他们，说好像是恐怖分子自己跟自己在贝鲁特的几个地方打起来了。黎巴嫩警察听到这些，谨慎地避开了。这正是以色列人所希望的。
　　大约凌晨3点30分，一切都结束了。租来的汽车根据斯蒂夫的说法，一个凹痕都没有又整齐地停在沙滩上。突击队员从海上撤走了。阿弗纳和他的同伴们也从海上撤走了。他们没有像他们那样上登陆艇。一条小船把他们和路易斯的两个人送到停泊在二十五英里以外的一条渔船上。由“集团”租下的这条渔船，天未破晓前就抵达了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并不平静。巧的是，恐怖分子计划在同一天，即4月9日袭击以色列大使的住所、在尼科西亚袭击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恐怖分子的突袭完全没有成功。在大使的家里，三名恐怖分子只伤到了一个塞浦路斯警察。而在机场，六名袭击者被一名空中警官杀死了一个他们都是从阿布·奈达尔的“阿拉伯国家青年”组织中分离出来的还有两个受伤。这些恐怖分子企图驾驶一辆“陆虎”和一辆日本小型货车，冲到跑道上，向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发动攻击，但是没有对乘客或飞机造成任何伤害。
　　此次失败，正如卡尔所说，并不是因为不努力。
　　以色列大使拉哈闵·汀默尔和他的家人在恐怖分子袭击他们之前几分钟刚刚离开住所。恐怖分子把那个塞浦路斯警察放倒之后，在房子的一楼放了很多炸药，把尼科西亚市中心弗洛尼斯街半英里以外的窗户都震碎了。如果汀默尔和他的家人在二楼的话，他们完全有可能在爆炸中丧生。巴勒斯坦人对塞浦路斯的袭击，更加坚定了阿弗纳促使队员们计划在雅典暗杀扎伊德·穆扎斯的决心，无论他在不在名单上。
　　那次行动，他们几乎彻底失败。
　　事后回忆起来，阿弗纳觉得，第一个错误也许并不是把队员们分开，就像在巴黎一样。他们三个人毫不费力地就把阿尔一库拜斯干掉了，在雅典再重复一次似乎不是草率之举。就像以前一样，阿弗纳、罗伯特和汉斯就可以干这个活了。在这同时，斯蒂夫可以去寻找新线索，特别是与一号目标阿里·哈桑·萨拉米有关的线索，看有无深入的可能。至于卡尔嘛，最适合他的工作是照管各处的安全屋和账目。这样，如果剩下的目标在欧洲露面的话，突击队就可以快速行动。按照目前这种速度，他们也许能把名单上的十一个恐怖分子都干掉。“那不算个什么事！”阿弗纳说，其他人表示同意。
　　“集团”的人的表现很完美也是一个事实。在罗马、尼科西亚、贝鲁特，两次在巴黎，他们都干得很出色，只有日内瓦的那次例外。路易斯的情报常常证明是非常精确的，这种“穆萨德”通常使用的那些线人都没有这么好的工作经历。他的监视员具有专业水平，就像他的安全屋一样。汉斯倾向于不用路易斯制作的证件，但到目前为止突击队的武器和炸药有两次是靠他的人送来的。袭击之后的手枪有两次也是靠他们处理的，没有一次闪失。有这样一流的支援团队，欧洲各种恐怖组织三四年来干得那么出色就不在话下了。如果要说的话，这些恐怖组织没有干得更出色让人感到吃惊。
　　在雅典，突击队对路易斯的依赖不得不比过去稍多一点点。罗伯特没有时间去比利时，无法通过平常的渠道准备炸药。在雅典，路易斯的人给什么他们就只好用什么。这是在冒险正如罗伯特所说，恐怖分子之所以会把自己炸死，是因为他们的方法枯燥，且一成不变但这个冒险并不是没有理由，恐怖分子也常常用炸弹把他们想炸死的目标炸死。路易斯说，他在雅典的人给巴德尔一迈因霍夫的城市游击队员提供过几枚炸弹。
　　跟过去一样，阿弗纳、罗伯特和汉斯也打算使用路易斯的安全屋和监视员。
　　4月11日，他们到达雅典那是一个星期三找到安全屋时，屋里全是阿拉伯恐怖分子，他们与恐怖分子度过了第一个晚上。那些阿拉伯人以为阿弗纳和他的同伴们是德国秘密组织“红色军团”的人，所以在他们面前说话毫无顾忌。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道德观念上一样，而且还因为他们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