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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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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显然不是“爸爸”的观点。阿弗纳感到好奇的是，作为一个了解民间疾苦的法国人，一个对欧洲间谍活动的基本特征如此了解的人，得出的结论跟那些完全不了解间谍活动的写卡通片、好莱坞电影和流行小说作家一样。为什么“爸爸”会认为这一切都是某些神秘人物商人或旧式贵族之类的人在瑞士的城堡里密谋接管这个世界而干的？如果“爸爸”相信什么的话，他似乎就相信这个。他那圆滑世故的微笑跟凯瑟最喜欢的一句话异曲同工。“所有其他的解释都是骗傻瓜的。”
阿弗纳想，无论怎么样，他和他同伴们都是傻瓜。但如果“爸爸”喜欢美国的私人犹太组织的话，阿弗纳就打算不跟他争吵了。归根结底，到底谁说得清？阿弗纳当然说不清。尽管阿弗纳对“爸爸”关于世界的看法没有什么印象，但对别的方面却又印象深刻。这位法国抗德游击队员很显然对自己的生意很熟悉。他对于所有现实问题的评论都是准确的。更重要的是，他似乎都经历过。阿弗纳不想跟他作对。这次见面之后，他觉得只要“爸爸”站在他这边，他就是安全的。
这位老人陪他们向汽车走去时，他的动作强化了这一点。阿弗纳伸手去拿仪表板上的墨镜时，“爸爸”从他手里夺了过去。“哦，屎！”他说，把墨镜递给他的儿子。儿子笑着放进了衣袋里。
回去的路上，他对阿弗纳说：“看来老人很喜欢你。”
阿弗纳微笑着咕哝了几句“很高兴”之类的话。他想说“很好，那我也许就能活得长一点了。”但他不想知道“集团”有没有幽默感。
事实是，自从与“集团”打交道之后，阿弗纳总感到不安，总觉得他和同伴们骑虎难下了。在以后的任务中，他跟“爸爸”及其儿子们的关系与其说是一种爱与恨的关系，还不如说是一种信任与恐惧的关系。“集团”是受显而易见的政治原因的驱使还是仅仅靠出售情报和提供支援来赚几个钱这次与“爸爸”会面时，阿弗纳没有搞清楚这一点，接下来的那次会面也没有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种猜测。巴解组织是不是他们的顾客也难说。虽然阿弗纳并不怀疑他们的顾客之中肯定有巴德尔一迈因霍夫集团的“红色军团”，否则的话，安德雷斯不会认识路易斯。他们的大多数顾客很可能都是在政治上反对戴高乐的人和其他“黑色”恐怖即右翼的拥护者。这样，为什么“爸爸”相信隐藏在国际阴谋背后的推动力量是强大的私人利益和旧式贵族家庭就很好理解了。他自己在这方面的经历就证实了这一点。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不喜欢英国人。虽然没用一兵一卒英国人就放弃了自己的帝国，旧的世界秩序因而被打破，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制度和精神却通过那些粗鲁、富裕、完全不可预测的美国人传承下来。如果“爸爸”的某些政治观点跟那些反对戴高乐的顾客们一样的话，那他肯定也是这样看的。
但是，像“集团”这样的私掠船船长忠诚的通常并不是观念上的东西，而是金钱，常常是个人的利益。从理论上讲，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个恐怖分子卖给一个反恐人员，或者把一个巴勒斯坦人卖给一个以色列人。但反过来，也同样轻而易举。如果某个人可以给他们带来好处，或者这个人他们喜欢，无论他在哪个阵营，他们都可以保护他。阿弗纳的第六感觉表明，只要“爸爸”喜欢他，信任他或者喜欢或信任他们这种生意上的关系他就不会有什么问题。至于“集团”提供的情报和服务，还是物有所值的正如汉斯所说，“爸爸”和路易斯应该收那么多。他们很老练，比他们经常使用的“穆萨德”的联络员和阿拉伯线人要老练得多，可靠得多。但，是不是没有他们阿弗纳的突击队就找不到这些恐怖头子呢？事实是，一直到1973年夏天他们都没有找到。除了贝鲁特的纳塞尔、阿德宛和纳杰尔之外，“穆萨德”只有汉姆沙里的地址在任务开始时伊弗里姆提供的材料里和可以在罗马的某个地方找到兹威特这个情报。其余的情报全部来自“集团”。
卡尔甚至给路易斯取了个绰号，叫“解围之神”，阿弗纳一直记不住这个法语词汇，于是把它改成了“摩西机器”。他每次要给路易斯打电话时，总是说：“我要给摩西机器打个电话。”
一个星期以后，路易斯报告说，穆罕默德·布迪亚在巴黎。当天晚上罗伯特就飞到了布鲁塞尔。刚过了一个星期，大约上午10点25分，斯蒂夫就把“爸爸”的一辆货车停在了一家名叫“金星”的小咖啡馆前的马路对面。这家咖啡馆位于左岸祖斯街和弗斯·圣一伯拉德街的拐角处。这天是6月28日星期六。
布迪亚这人很难盯。他跟以前的目标不一样，每天晚上待的地方都不一样，白天在什么地方出现、什么时候出现都无法预测。惟一的办法是一直对他实施监控。他们一旦发现他是独自一人，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时间、地点以及其他条件合适，就干掉他。
有一个前提是，那个机警小心、经验丰富的阿尔及利亚人没有发现自己被跟踪，没有乘他们不备溜掉。
为了降低风险，阿弗纳让路易斯对他实施大规模的监控，能找到多少人监视他就找多少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确保目标发现不了自己被跟踪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避免同一个人或者同一辆车在他周围出现两次。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个钱的问题。在巴黎，可供“集团”支配的训练有素的特工有十几个甚至更多。
布迪亚经常开车，阿弗纳和卡尔就让罗伯特准备一颗汽车炸弹，当然也不排除使用其他办法。在暗杀行动中，枪击总是一个可用的方法准备工作最少但难的是从现场脱身，也毫不具备伊弗里姆说的“机智灵敏”。坦率地说，也没那么恐怖。因为队员们情感上对枪击有负担，所以阿弗纳也不喜欢。虽然一直没有说出来，但它确实是一个原因。说明白一点，在远处按按钮比在两英尺外朝一个人连续射出几发子弹要容易一些。
罗伯特和他的比利时联络人准备的炸弹跟他们用来暗杀阿尔一契尔的炸弹基本上属于同一类型，但要小一点，简单一点。这次不是六颗小炸弹，而是一颗炸弹，里面分为不同的区域。爆炸的方法是一样的，把炸弹放在座位底下，通过压力打开雷管的保险，然后通过无线电信号引爆炸弹。仅仅靠压力是不安全的，这样可能会伤害到过路人，或者跟布迪亚一起坐进汽车的人。而只靠无线电控制又可能会在运输或者安装的过程中被一个偶然的信号引爆。
在安排时，斯蒂夫突然说：“你知道吗，我们都疯了。这是战争，是不是？我为什么坐在这里对逃跑路线冥思苦想？罗伯特为什么要对无线电乱摆弄一气？你们知道，如果这个布迪亚要杀我们的话，他会怎么做？我告诉你们，晚上八点，他或者他的女朋友会把一颗炸弹用电线绑在我们车子的点火装置上。到十一点钟的时候，他会坐在阿尔及尔喝茶。他才不关心我们发动他妈的车子时谁会跟我们一起炸死呢。他会说这就是他妈的战争。
“而我们在干什么？设法搞清楚怎样停车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确保他被炸死的时候，我们在不超过一百英尺的范围以内，我们都是傻子。这就是他们最终会赢的原因。”
“你说完了吗？”停了一下，卡尔问道。“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那请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布迪亚现在最喜欢的那个女人是个速记员，住在十八区的波伊诺街。虽然在27号星期三晚上，那位阿尔及利亚人开的“雷诺16”一直停在他女朋友的住处外面，但阿弗纳担心第二天早上他会捎上他的女朋友，所以不敢冒险把炸弹放进车里。事实上，布迪亚是清晨六点钟离开的，差不多一个半小时以后，那个女孩才独自离开。
有趣的是，布迪亚开着“雷诺”去的那个街区也是他的女朋友稍后要去工作的地方，就是左岸的第五区。从波伊诺街到圣杰曼大道底端的弗斯·圣一伯拉德街很远，即使布迪亚在早上的高峰期来临之前就出发了，他还是花了差不多四十五分钟的时间。他把车倒进巴黎大学现代的“皮埃尔与玛丽·居里大楼”外面一个与街面成斜面的车位时，差不多六点四十五分了。
布迪亚从车里出来，把车锁上。“集团”的一个监视员走着跟在他后面，另一个人开着车，他们刚才跟着布迪亚的“雷诺”一直跟到了最近的电话亭。很显然，布迪亚要去另外一个女朋友家，大约一个街区的距离。
半个小时不到，斯蒂夫和罗伯特就把一辆货车停在了那个阿尔及利亚人的车前。他们穿着修理工的服装。尽管弗斯·圣—伯拉德街道对面有几家商店，早上这时候也有行人，但由于货车挡在小车的前面，他们什么也看不见。虽然说不准布迪亚什么时候回来，但“爸爸”的人会在他前面回来的。“爸爸”的人一直跟着他，好让斯蒂夫和罗伯特有足够的时间撤离。
他们这次使用的炸弹几乎不用多久就可以放在司机的座位下面。这是一颗自制的炸弹，像个小包裹，不需要调节定时器，也不需要连接电线。三十秒之内斯蒂夫就可以打开“雷诺”车门。罗伯特放好炸弹不用一分钟，斯蒂夫再把车门锁好也只需要几秒钟时间。
放好炸弹，还不到八点。斯蒂夫和罗伯特回到货车上，把车开到祖斯街和弗斯·圣—伯拉德街的拐角处。阿弗纳和汉斯在拐角处用一辆车霸占了两个车位。这时他们朝前开了一点，让货车从容地停在他们旁边。
卡尔一个人待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十点四十五分，差不多三个小时过去了，没见“爸爸”的人或者布迪亚的踪影。后来，一辆大型卡车停在斯蒂夫和罗伯特的小型货车刚刚停过的地方，正好在那辆装上炸弹的“雷诺”前面，挡住了他们的视线。对此，他们一筹莫展不过，阿弗纳也考虑过走过去找个借口让卡车司机朝前面挪十码。因为，如果布迪亚这时正好回到车上的话，那他从停车位开出来之后他们才能看见他。这时再跟着他的车在另外一个地方引爆炸弹就非常危险了。如果卡车移一下的话，事情就简单多了。
几分钟之后，卡车走了。
但几乎就在同时，一男一女从他们拿着书这点来判断是两个大学生准备在“雷诺”旁停下来谈话。那个女孩甚至靠在了后挡泥板上。当然，如果布迪亚回到车上时，他们会走开，但是也许不会走很远。刚才阿弗纳还希望布迪亚快一点出现，但现在他希望等那两个学生说完话之后他才出现。“快点，宝贝。”他希望他跟那个女孩之间有心灵感应。“无论那个男孩想要什么，你都说行。只是，把你的屁股移一下吧。”真的起作用了，因为那两个学生开始移步走开了。
十一点。
“爸爸”的人沿街漫步而来。
阿弗纳朝货车上斯蒂夫旁边的罗伯特看去，看他是否也看到了这个人。罗伯特点点头。阿弗纳把引擎发动起来，他知道斯蒂夫也会这样做。
布迪亚打开车门，上车，然后砰地把门关上。他几乎连发动引擎的时间都没有。阿弗纳甚至觉得他连把钥匙插进点火装置的时间都没有，但他应该有这个时问，因为车子开始移动了。
“雷诺”的门被炸开。车顶也扭曲变形。在影响范围较小、又要致人于死地这个意义上说，这颗炸弹是截止到目前为止罗伯特做得最好的。既没有伤害离车只有十英尺的人，也没有让车里的人有生还的可能。
爆炸的声音很大。几秒钟之间，街上就挤满了人。据说，在附近办公室工作的布迪亚的女朋友也听到了爆炸声，但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这位四十一岁的阿尔及利亚人眨眼之间就一命呜呼了。
知道他的背景之后在靠近爆炸地点的“皮埃尔与玛丽·居里大楼”里，有左翼学生在化学实验室里做实验第二天的巴黎报纸猜测，在爆炸中丧生的布迪亚可能是个无辜的受害者。由于车里看不出来连接电线的痕迹，所有这种说法也是警察最初的论断。
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待到7月的第一个星期才离开。他们跟往常一样，是一个一个离开的。虽然阿弗纳心里的压力没有缓解，但他感到很满足。即使“谨慎的卡尔”都觉得这次的任务进展顺利。在九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已经在九个恐怖组织头子身上复了仇。现在名单上只剩下三个了。如果他们再干掉两个，就跟在慕尼黑被杀害的以色列人相当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无论是阿弗纳还是卡尔包括对这次行动感到非常自豪的罗伯特都没有想到，他们暗杀穆罕默德·布迪亚，实际上是为欧洲的恐怖分子高层腾出了一个空间。他们为一个高级位置扫清了道路，为那个声名狼藉的恐怖分子打开了十年恐怖活动的大门。数周之内，另一个人就代替了这个被杀的阿尔及利亚人，将“东方巴黎人布迪亚突击队”重新命名。这个人是个短粗的委内瑞拉人，受洗礼时的名字是里奇·拉米雷·桑切斯。
他很快就成为众所周知的“豺狼卡洛斯”。
第十二章 “赎罪日之战”
1973年10月6日下午，阿弗纳乘坐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从法兰克福飞往纽约。从特拉维夫时间当天下午两点开始，以色列与叙利亚、埃及再次展开了枪战。
在阿弗纳和他的队员们设法寻找并且暗杀欧洲十一个恐怖头子的十二个月里，中东外交和军事上发生的变化使他们这次的任务，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实际意义。在犹太人的“赎罪日”这个重大节日的当天下午，阿拉伯人准备兵分两路，对以色列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南部是埃及的第二军和第三军，一共五个师，跨过苏伊士运河，对被占的西奈发起攻击。在北部，叙利亚军队的五个师，对所谓的“紫线”发起了进攻“六日战争结束时的停火线”从霍蒙山一直延伸到约旦边界汝库阿德河与雅姆克河的汇合处。阿拉伯人两路军队的进攻又使北约在欧洲的常备军对犹太部队的防御行动展开了反击。所以，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如果“赎罪日之战”是以阿拉伯人的胜利告终的话，那几乎就意味着以色列国家的灭亡除非几个大国迅速干预对犹太民族的大屠杀在规模上将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这种情况下，阿弗纳觉得继续待在法兰克福或者日内瓦已没有多大意义，想把跟踪萨拉米或者哈达德博士的线索捡起来，但又发现在情感上无法这样去做了。因为，和其他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对这场战争几乎没有任何防备是几乎，并不是一点防备都没有。从1973年春天他们就从线人那里得到传闻，说埃及在集结军队，准备进攻。关于这个，他们5月初甚至还在日内瓦给伊弗里姆留了一条信息。阿弗纳和卡尔都觉得应该这样做，尽管严格说来，这不是他们的任务。但是，正如“赎罪日之战”后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在阿拉伯人备战的这一年里，一些比阿弗纳的突击队重要得多的消息来源定期将情报数据送往耶路撒冷。
到10月6日下午，一切已成定局。他们已没有时间在日内瓦等待指令。形势迫使他们做出决定。阿弗纳被迫这么做了。“我回部队去。”他说。“我希望卡尔和汉斯留在欧洲守着这个摊子。斯蒂夫和罗伯特去哪里由你们自己定。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想象得到，惟一有问题的人是汉斯。他觉得卡尔一个人就可以照料这里的一切了，但阿弗纳坚持不让他一个人留下来。他觉得这样的话，这次任务就相当于流产了。这不是他们所希望的。阿弗纳的说法最终让汉斯心悦诚服，所以他不必要对他下命令了。为安全起见，斯蒂夫和罗伯特决定取道南非回以色列，阿弗纳取道纽约。
在这种情况下，阿弗纳和伙伴们寻找其余两个恐怖头子的事也许就要中断了，尽管他们一直在紧追慢赶。自从6月份暗杀布迪亚以来，他们一直没有阿里·哈桑·萨拉米的消息，而所有的消息都是关于瓦地·哈达德的，说他一直躲在也门南部的亚丁。可情报并不可靠。
6月以后，阿弗纳在他看来，卡尔也是这样开始重新思考他们这次的任务，不仅仅是这次任务本身，而是这次任务背后的整个理念。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但阿弗纳总是禁不住去想它。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其他一些人也在考虑这个问题除了斯蒂夫之外，也许都在思考这个问题。问题的麻烦之处在于，考虑这样的问题只会动摇他们的意志。阿弗纳已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这是危险的，非常危险。凡是有疑虑的人是绝不会去执行这项任务的。
然而，要想没有疑虑越来越难。它已不是一个同情的问题至少，不是“同情”这个词通常的意义。阿弗纳不同情恐怖头子，他相信卡尔和其他人也是一样。拿他自己来说，尽管他不喜欢杀人，但是，要是让他把这些恐怖分子一个一个地再杀一遍，他愿意。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他有一种更为强烈的徒劳无益的感觉。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暗杀这些敢死队的头头们本来纯粹是为了报仇。一颗炸弹为约瑟夫·古特弗洛德报仇，另一颗炸弹为莫什·温伯格报仇，一打子弹为汉纳·玛隆失去的一条腿报仇。正如戈尔达·梅尔在议会里说的那样，虽然政府不能向以色列人民保证将恐怖活动全部消灭，但他们保证，要剁掉伤害过他们的人的一只手。他们要让那些杀害犹太男人、犹太女人和犹太孩子的人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是一千多年来首次提出的。阿弗纳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如果说有什么的话，他为自己能成为一把剁掉敌人的手的利剑而自豪。
但是，除了报仇之外，他们这次的任务对世界上针对以色列的恐怖活动会起到一个抑制作用，并不是完全阻止那是不现实的—但至少可以使其放缓。砍掉伊弗里姆说的那些恶人的脑袋，就像他们现在正在做的那样，应该会对恶人们产生一些影响。
如果伊弗里姆正确的话。
但伊弗里姆正确吗？这确实是个问题但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恶人头上又长出了新的脑袋，好像砍掉这些脑袋会刺激新脑袋的生长似的。自他们执行这项任务以来，恐怖头子在马德里杀害了巴鲁克·科亨，还发出了一系列书信炸弹，有些击中了目标。书信炸弹充斥于曼谷的以色列大使馆。3月，他们在塞浦路斯杀害了一名以色列商人。4月，他们在罗马杀害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名意大利雇员。贝鲁特突袭的当天，恐怖分子在几分钟之内杀害了以色列驻塞浦路斯大使及其家人。他们还企图炸毁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幸好被一名空中警官及时阻止。布迪亚死亡三天后，他们在华盛顿特区枪杀了据“巴勒斯坦之声”电台声称，这是为布迪亚报仇以色列军事专员约瑟夫·阿龙。大约三个星期以后，“人民阵线”和“日本红色军团”的一些人联合劫持了日本航空公司的一架飞往阿姆斯特丹的波音747飞机。途中，他们的女头领企图用手榴弹自杀。飞机被迫在中东绕了四天之后，在班加西被炸毁。不过，乘客事先被放出来了。8月5日，“阿拉伯国家青年”组织的两名杀手在雅典袭击了环球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这架飞机从特拉维夫起飞，一落地就遭到袭击。这次袭击造成五名乘客死亡，五十五名乘客受伤。一个月以后，五名“黑色九月”的恐怖分子企图在罗马用两颗苏联“地对空7”热追踪导弹，把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喷气式客机打下来。就在一个星期前，9月28日，两名来自赛夸的敢死队员和叙利亚支持的恐怖分子，在奥地利劫持了一列火车，车上全是俄裔犹太难民，以此作为人质，来逼迫奥地利布鲁诺·克莱斯基总理答应关闭为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提供的薰瑙城堡临时营地。阿弗纳认为，这个行动是叙利亚转移以色列政府注意力的一部分，让以色列政府注意不到阿拉伯人即将发起的进攻。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成功了。
克莱斯基总理的软弱激怒了戈尔达·梅尔。在战争爆发前夕，她不听部分内阁成员的建议，飞往维也纳，企图让奥地利领导人改变主意，结果无功而返。恐怖分子非常狡猾，把行动地点定在这里，是因为克莱斯基是个社会主义者，碰巧又是个犹太人。从历史上看，在所有的欧洲领导人中，他是在威胁面前最有可能屈服的。
这些只是这一年中影响较大的恐怖活动，还有一些较小的或者不太成功的恐怖活动。仔细想一下，很难说突击队的行动对恐怖主义威胁产生了什么影响不过，阿弗纳也得承认，如果那九个恐怖头子没有被干掉的话，这期间会发生什么也很难说。假定那些阿拉伯人还没有对他们的工作彻底失望的话对于阿德宛、纳杰尔、布迪亚和汉姆沙里这样的人，这样的假设是合理的他们很可能还会组织一些恐怖活动，如果他们还没有失去行为能力的话，还会同样的残酷无情。
伊弗里姆的恶人仍然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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