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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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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年轻，”他对那个保安说。“什么都不了解，甚至对我也不太了解。请把这件事跟别人讲一讲，别一个人处理这件事。”
阿弗纳离开了领事馆，他没想搬家或者改变家人的作息规律。大约一个月过去了，他没有收到一个电话，也没有收到一封信。没有发生类似事件。后来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个在以色列航空公司当保安的熟人的电话。他们以前在一起当过空中警官，那似乎是非常遥远的过去了，好像有一百年了。
“他们让我给你打个电话，”那个人说。“你星期五能来曼哈顿的酒店吗？房间跟以前一样，十点钟行吗？有人想见你。”
一定是伊弗里姆。
“好，”阿弗纳回答道。“告诉他我去。”
星期五那天，伊弗里姆打开酒店的门时没有跟他握手。他站在一旁让阿弗纳进去，然后背对着他走到窗户旁。“我之所以想见你只有一个原因。”他对阿弗纳说，没有转过身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以为我们要屈服到什么程度？”
阿弗纳没有答话。伊弗里姆转过身来看着他。
“你以为我们绑架小女孩？”他问道。“你说的是恐怖分子还是你的祖国？”
阿弗纳觉得，他的表现太棒了。这正是他所希望的。
“我的钱在哪里？”他问伊弗里姆。
“你的钱！”伊弗里姆朝阿弗纳走近了一点。好像第一次见到他似的看着他，十分惊愕。“你想跟我谈的就是钱吗？你怎么了？”
“也许我年纪大了一点，”阿弗纳说。“变得聪明了一点。”
“我简直不相信是在跟你说话，”伊弗里姆说。“不相信是在跟一个以色列人说话，更不相信是在跟一个受过你这种训练、有你这种背景、来自你这种家庭和有你这样的父母亲的人说话。如果你母亲听到你说这样的话她会怎么说？”
阿弗纳生气了。“我母亲会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他对伊弗里姆说。“因为她对情况不了解，而你了解。”
“对不起，”伊弗里姆说，“也许我很天真，头脑简单，因为我不太了解情况。也许我应该来美国向你学习。也许每个人坐进战车之前都应该要一笔钱。也许每个伞兵在跳下去之前我们应该给他们发一些股票。这个主意不错，我会提出来。我应该表扬你，而且会告诉他们是你想到的这个主意。
“你以为只有你在从事危险的事业吗？”伊弗里姆开始踱来踱去，为下面要说的话做准备。“你以为你干的活很特殊吗？你记得你祖国的历史吗？你知道有多少人在比你艰苦得多的条件下承担着危险得多的任务吗？你知道有多少人失去了四肢，又有多少人牺牲吗？”
“你以为以色列的钱就是用来干这个的吗？让你享受愉快的退休生活的吗？而你的伙伴却不这样想，他还在工作。如果你没有勇气，没有人要你成为一个英雄。回来像其他人一样尽你自己的本分，也许我们还可以谈一谈钱。”
伊弗里姆停下来等阿弗纳说，但阿弗纳什么也不说。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伊弗里姆终于开口了：“啊我们可以称它为辞职吗？”
“我首先问你一个问题，”阿弗纳说，“三年前，你们为什么选择我？”
伊弗里姆鼻子里哼了一下说：“问得很好，”他嘲笑道。“虽然我也希望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还是告诉你我们的想法吧。我们觉得你部队里的人是这样说的你永不言弃。也许你不够强壮，跑得也不够快，但你始终在跑。那些块头比你大，跑得也比你快的人已经躺下了，你还在跑。
“这是你的司令官说的。你很顽强，我们认为我们需要一个顽强的小伙子。”
“如果你们认为我顽强，”阿弗纳说，“那你们为什么认为我会不再要钱？为什么认为我会让你们用谎言来欺骗我，让你们威胁我的家人？如果我顽强的话。”
“跟你没法谈了，”伊弗里姆生气地说。“你又回到钱上了，看来不管你干什么都是为了钱。”
“你这样说应该坦然无愧，”阿弗纳说，“你知道我当初什么都没有要。我们都没有要。是你向我们承诺的，所以现在你欠我的，就这么回事。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承诺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承诺，也许因为你对谁都没有信心，对谁都不信任难道不是这样吗？但是，你承诺了。”
“你承诺了，你承诺了，”伊弗里姆说，“你就像个五岁的孩子！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种人。你说你干这个不是为了钱，那么你现在有什么问题？既然你干这个不是为了钱，而没有得到钱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
阿弗纳盯着伊弗里姆看了几秒钟，开始放声大笑起来。这笑声是情不自禁的。伊弗里姆刚才说的那些，就如同许多年前自己还小的时候父亲给他讲过的一个笑话，一个老掉牙的笑话。那时他们还住在雷霍沃特。他至今还记得。
一个加里西亚人和一个“野客”在分一盘蛋糕，只剩下两块了，一块大的和一块小的。“你来选，”“野客”说。加里西亚人毫不犹豫地选了那块大的。
“那很正常。”“野客”说。
“哇，你怎么办？”加里西亚人嘴里满满的，问道。
“我当然就拿那块小的。”“野客”说。
“那你有什么好抱怨的？”加里西亚人问道。“这是你自己选的。”
虽然这只是一个老掉牙的笑话，但却是事实。在阿弗纳看来，这个笑话说明加里西亚人控制着以色列。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他继续看着伊弗里姆，由于想忍着不笑出来，他的肩膀不停地抖着。“你在傻笑些什么？”伊弗里姆朝后退了一步，问道。阿弗纳只是摇了摇头。
“我想，把大任务交给小人物去干就是这样的结果。”伊弗里姆说。他的声音听起来真的生气了。
“不，你错了。”阿弗纳边向门口走去边回答道。“而是你们欺骗了小人物才是这样的结果。你们需要的是那些对你们的欺骗行为视而不见的真正的大人物，就像我父亲一样。小人物是没那么高尚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伊弗里姆说，“我不留你了。让我们忘了我们之间的分歧吧。你不必担心你的女儿和妻子了。无论你是在美国，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我都祝你好运。我们感谢你为以色列所做的一切。祝你平安。”
“再见。”阿弗纳回答道，把门关上。这个词说起来容易。平安，平安，但会平安吗？
他希望自己能了解将来的意义。
尾声
阿弗纳和他以前的上司在1976年早春的这次谈话不是他们最后一次接触。但就跟主题有关的事件的叙述而言，这次谈话却是一个很好的结束。阿弗纳从所有的特务活动中退出，把名字改了，把家也搬了。据我所知，他现在和家人住在北美的某个地方。
关于他那位幸存下来的伙伴“斯蒂夫”，我只知道，直到今天他还在安全机关工作，继续为国效劳。
在执行任务期间，阿弗纳的突击队没有找到的那三个恐怖分子阿里·哈桑·萨拉米、阿布·达乌德和瓦地·哈达德博士仍然活跃在恐怖网络之中，时间长短不一。1975年，哈达德博士从乔治·哈巴希的组织中分裂出来也许是事实，也许不是。他一直是一些重大国际恐怖活动的策划者。1978年初，他住进医院，几个月后死在那里。据报道说是自然死亡。作为一位组织者，在恐怖分子猖獗的十年中无人能与他匹敌。从战斗精神来讲，他很可能超过了以前的伙伴哈巴希博士。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他们1975年的分道扬镳。这一点当时曾大肆宣扬。他与哈巴希博士的关系转入地下也同样有可能。哈达德博士死在医院，官方公布的原因是癌症。没有证据否认这一点。
1981年8月1日，阿布·达乌德（穆罕默德·达乌德·欧德）在波兰一家酒店的大堂里遭人枪击，不过并不致命。报道说，企图行刺达乌德的那个人这个人事后逃跑了是个以色列特工。如果这一消息属实，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疑问：以色列特务机关是否大胆地把它的行动不仅仅是收集情报延伸到了对立阵营国家。在阿弗纳的突击队存在的那些年，这些地方是严禁进入的，所以它们就成了恐怖分子们非常安全的藏身之处。反恐人员在某些国家从事反恐活动很难。在这些国家，即使最普通的活动，如租房、人住酒店和结账离开以及租车都要经过非常仔细的检查和严格的限制。而且，特工一旦被捕，别指望得到法律和人道限制原则的保护。按照“人道限制原则”，在西方国家，即使被怀疑为间谍或恐怖分子的人也可以得到保护。这样的行动在国际上的影响也许都非常严重。但在同样的条件下，另一些国家对那些策划恶意渗透的国家的报复要比西方国家厉害得多。
鉴于此，那份未经证实的报告就有了某种意义。按照这份报告，枪击阿布·达乌德事件确实是以色列特工干的，但是是一个在酒店里发现了这个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在一时冲动之下干的，而不是这个特工在波兰的任务就是暗杀他。虽然有人会说，一个精心挑选、训练有素的特工，其行动不可能超出任务规定的范围。但是由于此类事件太多，促使以色列在对立阵营内部采取行动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虽然报道的恰好相反，但暗杀阿布·达乌德的行动也可能是巴勒斯坦运动争斗的结果以色列人指的是阿布·奈达尔的“黑色六月”组织或者是克格勃设下的陷阱。）惟一可以肯定的事实是，阿布·达乌德是在波兰遭到枪击而受伤的。
所有的报道都肯定阿里·哈桑·萨拉米于1979年1月22日在贝鲁特被暗杀。据报道，整个70年代期间，一直有人想要他的命。理查德·迪肯在他的《以色列特务机关》一书中，描述了两次早期的暗杀行动，一次在1975年，一次在1976年10月7日。第一次一名以色列狙击兵用一支伸缩式步枪从窗户里朝他开枪结果把一颗子弹打进了酷似他的人的身体里。按迪肯书中的说法，1976年的那次重创了萨拉米。但有消息来源，如大卫·B．汀宁报道说，只伤了他的一个朋友。
1979年1月22日下午三点三十分，当萨拉米乘坐的“雪佛兰”客货两用车经过一辆停在贝鲁特弗尔顿街和居里夫人街转角处的“大众”牌汽车时，萨拉米及其贴身保镖被炸飞了。很显然，有这种可能，因为萨拉米一直是个老谋深算的目标，但他在1978年娶了前环球小姐（1971年）、黎巴嫩美人乔治娜·瑞兹克之后，生活变得有规律多了。按照穆斯林的传统，萨拉米没有与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这样他就在巴解组织总部、第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那里以及弗尔顿街乔治娜的公寓里来回奔波。行踪有了一定的规律。但他不知道的是，据说他的行踪已被一个以色列特工盯上。这个特工化装成一个古怪的、非常喜欢猫的英国老处女。其化名为埃瑞克·玛丽·“彭妮洛佩”·钱伯斯。她在离弗尔顿街乔治·萨拉米住处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套公寓。另外几个特工租了一辆“大众”牌汽车，在车上装上炸弹，停在萨拉米每天去乔治娜公寓的必经之路上。一个消息来源认为，“彭妮洛佩”在萨拉米的客货两用车上装了一个小小的无线电发射机，（而另外一个来源则认为）当她看见萨拉米的汽车经过停在她窗户下的街道时，她按下了装在自己汽车上的无线电发射机按钮。不管是哪种来源，结果都是“大众”汽车爆炸了，炸毁了萨拉米的汽车和紧跟在后面的贴身保镖的“陆虎”，也炸死炸伤了几个路人。
萨拉米死亡的消息正式公布后，以色列电视新闻也适时地进行了报道。在葬礼上，一位巴勒斯坦领导人站在那里，揽住萨拉米非常英俊的十三岁的儿子哈桑。这张照片在全世界的媒体上广泛传播。“我们失去了一头雄狮。”媒体援引这位领导人的话说。斯图尔特·史蒂文在其1980年出版的《以色列的特务头子》一书中，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萨拉米被杀的经过。1983年，以色列作家迈克尔·巴—左哈尔和埃坦·哈贝出版了一本《寻找红色巨头》，其中的部分内容也讲述了这段历史。
人们对围绕1979年1月22日在贝鲁特炸毁萨拉米的“雪佛兰”汽车的一些事实似乎没有异议。但有一个传闻，说萨拉米没有被炸死。原因很简单，汽车爆炸的时候他不在车上。（爆炸时尸体都撕成了碎片，无法辨认，所以至少从理论上说有这种可能。）
这个传闻很可能是萨拉米传奇的延续，表达了人们对传奇人物的良好愿望。尤其是对一个活着时就充满了神秘感和曾经多次死里逃生的人来说，就更是这样。同时，如果萨拉米那天不在客货两用车里（这是惯用的欺骗手段），而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称他已经死了，那就有原因了。从巴勒斯坦人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办法比让以色列人相信他们已经成功地把萨拉米杀死了更让他安全。而对“穆萨德”来说，他们也许想让巴勒斯坦人相信，你们让以色列误入歧途的努力成功了。这样的话，如果萨拉米还活着的话，他就会有一种安全感，但实际上这只是假象。
众所周知，在两个对立的情报部门中这种欺骗的伎俩一直存在不过，这也是事实，即，不管现实多么错综复杂，传闻比现实更为复杂。惟一知道的事实是，萨拉米的汽车确实爆炸了，车里的几个人都被炸死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公开的立场都是，这位恐怖组织头子是其中之一。
在叙述那些从本质上来说属于秘密进行的活动时后来提供给记者的那些资料也许只是为了糊弄人一个人说自己收集的资料比别人收集的资料更为精确是轻率的。
当逻辑和常识不能用来检验被报道事件的真实性时，难度就更大了。因为即使最不符合逻辑和最没意义的报道都可能是事实。在政治恐怖活动中尤其如此。这里只举一个例子。认真负责的法国新闻记者赛吉·格鲁萨德认为马哈茂德·汉姆沙里要为“处决”威尔·兹威特负责，因为那是“黑色九月”组织其中一次行动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他的消息来源通常是可靠的。而这条消息恰恰不实假若汉姆沙里和兹威特是并肩战斗的同志，那显而易见就不可能是这样但在1973年格鲁萨德第一次报道的时候，以为恐怖分子们喜欢因为派系斗争而互相残杀，所以当时这个消息似乎是非常可靠的。
正是因为谨慎起见不是要提出跟其他报道相反的说法，而是出于兴趣我觉得还必须指出几点分歧。
首先，以色列人声称给慕尼黑惨案以后进行的这次反恐行动取了一个代号，叫“上帝的愤怒”这次行动几乎全部是由西方记者报道的，他们是克莱尔·斯特宁、埃德加·欧巴蓝斯、理查德·迪肯、克里斯托夫·多布森和罗纳德·佩恩和大卫·B．汀宁等等我认为这个代号也许是事后发明的，不是西方记者发明的就是向他们提供资料的以色列人发明的。根据我掌握的资料，当时执行这次任务的时候还没有使用这个代号。（有趣的是，两位以色列作家，迈克尔·巴—左哈尔和埃坦·哈贝在他们的书中都没有提及这个代号。）
“迈克”、“塔玛尔”、“乔纳森·茵葛彼”这些代号有几个作家在描写暗杀兹威特和布迪亚的行动以及利勒哈默尔事件时都用到了其中一个或几个代号我不这样认为。在利勒哈默尔时，也许有一个特工使用了“茵葛彼”这个假身份，但是没有人使用这样的假护照，无论是在罗马还是在巴黎都没有。“塔玛尔”大概是突击队长的漂亮的金发女友。根据描述，她也参加了袭击兹威特的行动，在利勒哈默尔还亲自开枪了纯粹是胡编乱造。（倒不一定是作者的胡编乱造，而是向他们提供资料的人的胡编乱造。）我认为，说袭击兹威特和布迪亚的时候兹弗·扎米尔也在场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在利勒哈默尔现场也是不可能的。“穆萨德”的头头跟金发女突击队员“塔玛尔”一起，几次亲临欧洲现场，带有彻头彻尾编造的味道。但是，这种大胆的虚构行为尤其应该得到“穆萨德”“公共关系”部门的鼓励。
公平地说，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们面临的困难也是相当大的，甚至出现过起初不认可的信息后来证明是正确的这种情况。就拿我自己的研究来说，我原来得到的威尔·兹威特在罗马的一个澳大利亚女性朋友的名字是“珍妮特·冯·布劳恩”。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不真实，是别人凭记忆提供给我的。我决定，除非我能核实，否则就不把它放人我的叙述之中。由于在报纸上也找不到这个名字，我决定将其删除。这本书已经写完了，我才发现没有核实冯·布劳恩这个名字，所以在此也提一下。
虽然这些细节并不是非常重要，但它们却是所有作家面临的难题。因为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不能通过打个电话就能核实。正因为这样，我在这里要补充一笔。根据我得到的资料，没有人假扮水管工人去截断汉姆沙里的电话线，也没有人假装电话维修人员在汉姆沙里或者他贴身保镖的眼皮底下，把炸弹装在电话底座上。
还有几点比较重要，虽然在整本书中我一直努力把自己对阿弗纳这个人的评价隐藏起来，但是现在谈谈我对他的印象也许有点意思。
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发现他是一个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激烈情绪的人：沉着冷静，冷静得几乎让你犯困而几乎不用提醒又会像蜥蜴一般动作敏捷地突然行动起来。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他的手势很少。无论是说话还是倾听，他都很放松，几乎是一动不动。但只要一动，就非常迅速、专注，最形象的描述是，像个爬虫。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用怎么思考就开始行动如果他走在前头，不会转身来看别人是否跟在后面。（“你们怎么进入那栋大楼的？”有一次在欧洲我指着一个限制区问他。“像这样。”他回答道。可在接下来的一分钟里，他就从门里走了进来。）他非常注意自己每个细小的习惯，极度重视整洁和闪亮的仪容，喜欢沉思，与人打交道时慷慨大方。
虽然他声称对自己有妻有儿的平静的生活感到满意，但他仍然“渴望刺激”（这个词语我是从深谙辩论术的精神病学家安德鲁·I．马尔科姆那里借用来的）。而这一点，普通人朝九晚五的工作几乎是无法实现的。虽然现在从事秘密活动跟他的愿望和考虑相抵触，但是很清楚他仍然渴望充满紧张刺激的体验。因此，我不相信他的声明，说什么他之所以参加反恐斗争，只是因为集体农场、部队、自己家里甚至整个以色列的同龄人都很重视爱国精神。但我不怀疑这是一个因素。
我确实觉得他参加反恐的动机不是希望得到经济上的回报，也不是因为可以对其他人动武而得到任何病态的满足。他乐意参加反恐斗争是因为另外一些需求。他与生俱来的喜欢冒险的个性需要一个充满危险的环境，这样才能保持基本的平衡（这种性格的人通常见于尽量延缓张伞的跳伞运动员和摩托车赛手等等）。他也有一种高度的竞争性，而这种竞争性通过其他的爱好和能力找不到发泄途径。
这种性格特点不会因为训练而消失。一个希望出类拔萃的人，一个寻求刺激或危险只是为了保持稳定的人，即使环境改变了，判断能力提高了，原来的条件不具备了，他们的这些需求也不会消失，甚至失去了必要的勇气和意志时也不会消失。比如，如果这类问题过早出现，如职业运动员，情况就会更糟。就阿弗纳而言，我觉得他讲述这些经历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通过讲述，他能够再一次体验这些经历。
阿弗纳现在对那次任务的看法是，虽然欠考虑，但也不感到遗憾。虽然他声称从个人情感来说对自己干掉或协助干掉的那些人没有敌意，但却一直把消灭他们的肉体看作是必要的、光荣的。他完全支持让他和他的伙伴们去执行这项任务的决定，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疑虑。
虽然他一如既往地相信这次任务是正确的，但他不再对其有效性发表任何意见了。他承认这种办法绝对不能消除世界上的恐怖活动，减少仇恨与紧张。但总体上他是这样认为的，即：如果20世纪70年代他的突击队和其他突击队没有干掉几个高层恐怖分子的话，以色列和西欧会有更多无辜的人成为恐怖活动的受害者。他认为在瑞士和西班牙杀死那几个年轻的敢死队走卒是令人遗憾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不可避免的。他在荷兰杀了那个女杀手，但并不后悔。如果说有什么的话，那就是如果她那个时候没死，即使到了今天他一个人也会对她穷追不舍的，直到把她抓住为止。
虽然阿弗纳对同伴们的牺牲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他在讲述当时的情形时感动得流泪了但他认为他们的牺牲自己没有责任。惟一例外的是“卡尔”。在这个事件中，虽然他认为避免跟自己尊敬、年纪比自己大的人发生冲突的想法蒙蔽了他作为一个领导应有的判断，但他立即指出，无论是他的同伴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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