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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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弗纳不知道自己咕哝了一句什么。
　　“很好，很好。”戈尔达·梅尔说。“听见你这样说我很高兴。你认识这个人吗？”
　　阿弗纳这时才注意到房间里除了贴身保镖和扎米尔将军之外，还有一个人。这个人穿着制服，肩上戴着以色列徽章一条细细的麦梗穿过一个工程师的量杆。阿弗纳从在部队里时就知道这个人，他是阿里埃勒·沙龙大将军。他是他崇拜的英雄。他们握了握手。
　　“你是喝茶？”戈尔达·梅尔问道。“还是喝咖啡？还是来点水果？”
　　沙龙将军和老板各自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阿弗纳犹豫了一下，也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来戈尔达·梅尔的客厅里干什么，即使他的第六感觉也无法告诉他。他惊诧不已地看着她走进厨房，又看见她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托盘，然后在桌上摆放茶碟和茶杯。贴身保镖这时消失不见了。扎米尔将军和沙龙将军没有帮她，在轻声交谈。阿弗纳站起来，随后又坐下，因为梅尔夫人朝他摆了摆手。他入迷地看着她无拘无束的灰发，她短粗有力的手指以及手腕上那只男式旧表虽然他以前见过她一次，她乘机去巴黎时他做过她的安全特工，但他从没真正地端详过她。她让他想起自己的奶奶阿弗纳想，戈尔达·梅尔让每个人都会想起自己的奶奶。她开始削苹果，并从扎米尔将军开始，把苹果一片一片地递给他们，好像他们是孩子一样。
　　接着，总理开始说话了。
　　起初，阿弗纳弄不清她在跟谁说话。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她在跟他说话，但她又没有看着他。不过，他发现她也没有看着阿里埃勒·沙龙将军和扎米尔将军。她的目光仿佛越过他们的头顶，固定在墙上的某一点上，好像她在跟房间外面某个看不见的听众说话。也许她在跟整个耶路撒冷的人说话，在跟整个国家的人说话，虽然她从没提高过嗓门。也许她只是在自言自语。
　　阿弗纳听着戈尔达·梅尔的话语，心里渐生疑窦。并不是因为她正在讲的内容，她讲得简洁、动情、有力，每一个字阿弗纳都赞同。她讲起了历史，讲起了犹太人仅仅因为想要一个家怎样在世界各地受到袭击和杀戮。她讲起了无辜的乘客和机组人员怎样在雅典、苏黎世和洛德被杀。就像在三十年前一样，犹太人被德国人绑起来蒙上眼睛杀掉。而其他人却忙着打排球，用黄铜乐器奏着乐曲，举着奥运火炬，而犹太人却扛着棺材回家。犹太人总是孤立无援，过去以来一直是这样。而其他人最多发出一些伪善的噪音。没有人保护他们，只有靠犹太人自己保护自己。
　　以色列国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犹太人，戈尔达·梅尔说，从敌人中把他们拯救出来，给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提供一个避难之所，让他们能够平静地生活。即使打仗，以色列也总是有区分的。她不会把自己降低到敌人那个层次。即使在保卫自己的孩子时她也极力奉行克制原则，去设法拯救他们时总是让两只手保持干净，遵从每条文明行为准则，避免不必要的野蛮行为，避免伤及哪怕是一个旁观者的生命。以色列是一个没有死刑的国家，即使对恐怖分子、从事破坏活动的人和间谍也是如此。戈尔达·梅尔说，在她看来，谁要让以色列偏离这条道路，她就反对谁。任何违反道德准则的计划，哪怕其中只有一条违反了，她都会否决。
　　总理第一次正视阿弗纳。
　　“我想让你知道，”她说。“我作出了一个决定，责任全部由我承担。”
　　她从桌旁站起来。
　　“这是我的决定。”她重复道。“你们可以聊一聊。”
　　戈尔达·梅尔离开了房间。
　　阿弗纳呆住了。对他而言，梅尔夫人所说的关于以色列及其历史的每个事件绝对都是真的。但是她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些呢？或者为什么要跟阿里埃勒·沙龙将军和兹弗·扎米尔将军说这些呢？为什么“穆萨德”组织的头头要在安息日这天把阿弗纳带到耶路撒冷，难道只是为了听总理亲口讲这些事情？他和以色列的大多数人都对此确信不疑啊。说到决定，什么决定？他们对她说的话有什么好聊的？
　　沙龙将军打破了沉默。
　　“你也许已经猜到这里发生的事情非常重要，”他看看阿弗纳冷冰冰地说。“我不必告诉你。你知道吗，如果不重要的话，你不会坐在这里。”
　　阿弗纳点点头，很显然这是预料之中的。
　　“问题是，”沙龙继续说。“你愿意承担一项任务吗？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不必告诉你，但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项危险的任务，会完全扰乱你的生活。你必须离开祖国，不能回来谁知道呢？也许好些年不能回来。”
　　阿弗纳一言不发。
　　沙龙瞟了一眼扎米尔，继续说。“当然，你跟任何人都不能说这件事。”他说。“我们会安排你偶尔跟你妻子在国外见面的。但你不能告诉她你在干什么。”
　　阿弗纳沉默了，沉默了好几分钟。其他两个人也沉默着。后来沙龙将军又说话了。
　　“我希望，”他平静地说。“他们让我去做这件事情。”
　　阿弗纳不再头晕目眩。虽然他的大脑里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但思绪开始连贯成形了。一项任务当然，必须是一项任务。他应该早就猜到的。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什么别的理由把一个处于底层的特工带到戈尔达·梅尔的房子里来？重要嘛当然必须重要。但为什么是他？怎么可能是他？
　　他必须说点什么，这时他想起一个问题，就问道：“是我一个人干吗？”老板第一次开口说话了。“不是，”他说。“但这个问题与现在无关，你的答案呢？愿意吗？”
　　“我要……”阿弗纳说。“……我要想一想。我一周后告诉你们怎么样？”
　　他不知道是什么使他这样犹豫不决。也许是他的第六感觉，当然，不是危险。阿弗纳不在乎危险，二十五岁时就不在乎，在部队里待了四年，参加过“六日战争”，在国外执行过任务之后就更不在乎了。那他为什么犹豫呢？因为肖莎娜事实上，肖莎娜已有身孕，阿弗纳几个月前就知道了。她是那样纤弱，五个月了几乎还看不出来。但不是因为肖莎娜。在戈尔达·梅尔的房子里，“穆萨德”的头目让他去执行一项任务他犹豫了！
　　扎米尔将军摇了摇头。
　　“给你一天时间考虑。”他说。“谁要是无法在一天之内做出决定的话，那他就永远做不成这件事情。”
　　沙龙将军伸出手来。
　　“你也许再也见不到我了。”他对阿弗纳说。
　　“那……就让我祝你好运。”他盯着阿弗纳的眼睛。“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都祝你好运。”
　　要是他能问他们一些问题就好了！但他知道不能。是不是像埃利·科亨的那项任务呢？像他父亲的吗？是不是要变成一个“鼹鼠”那样的长期潜伏的间谍？
　　戈尔达·梅尔回到房间。阿弗纳的脑袋里又变成了空白。
　　“怎么样？”她问道。“都定下来了吗？”
　　“定下来了。”扎米尔简短地回答道。接着又补充道：“明天才知道，但……已经定下来了。”
　　尽管阿弗纳脑子里一片混乱，但他还是注意到了老板和总理两个人匆匆的一瞥，他还注意到总理轻轻摇了摇头，好像在说：“我告诉过你们，没有那么容易。”将军的那一瞥好像在说：“不要担心，这个不成就换一个，我们会安排好的！”但这只是他的想象而已。
　　戈尔达·梅尔这不是他的想象走近他并用手臂揽住他，和他并肩走出房间。他们一边沿着走廊走着一边说着话。“代我向你父亲问好。”戈尔达说。“也向你妻子问好一她叫什么来着？向肖莎娜问好……我真的祝你好运。”她在门口跟他握手时又补充道：“记住这一天。我们所做的事情正在改变犹太人的历史。记住，因为你是其中一员。”
　　阿弗纳没想作答。他感到迷惑、恐惧，同时也深深地感动。他想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他希望自己脸上那种一成不变的笑嘻嘻的表情不会显得太愚蠢。他在一旁看看戈尔达·梅尔和老板、沙龙将军一一握手之后，消失在门背后。
　　扎米尔将军冷漠的声音让他回到现实中来。“你当然知道，”他说。“不要跟你父亲提这次会见的事情，也不要跟你妻子提，不要跟任何人提。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这里发生的一切只与总理和我们三个人有关。”他停下来。“好了，到车里去等我。”他说。“我还有一两件事要谈。”
　　阿弗纳在车里等着。他仍然不太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在现代社会，特工们可不希望直接得到国家元首的邀请，无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是这样。在过去，如果事关重大，统治者们也许会直接下达任务。而在今天这样复杂、不受个人感情左右的有组织的社会当中，这样的直接接触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很可能虽然这也是猜测，阿弗纳当时无法知晓这一点戈尔达·梅尔选择，或者接受别人的建议选择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是为了强调这个要求是多么不寻常。她自己也许已经感到当然也成功地使阿弗纳感到以前从来没有让以色列士兵做过要他做的这件事情。
　　原因之一也许就是，以色列人对于暗地里的暴力行为总是有一种矛盾心理。确实，在洛德和慕尼黑惨案发生之前很久，以色列在反恐、反欺诈和反颠覆方面一直是孤军奋战。比如1956年，埃及授意敢死队首次入侵以色列之后，他们用包裹炸弹炸死了陆军上校哈费和穆斯塔法，以及埃及两个负责敢死队恐怖活动的情报官员。在以色列，这样的行为比在其他大国更具争议。那些大国不仅是苏联、美国和英国为了国家的利益总能接受使用某种武力：这是以色列从来不敢苟同的。持证杀人的特工还没有被以色列人（或犹太人）接受。
　　戈尔达·梅尔在场的第二个原因阿弗纳当时也不知道这一点也许是由于“穆萨德”的内部政治斗争。1972年夏天，扎米尔将军因为不能阻止像洛德和慕尼黑那样的恐怖袭击，心理上蒙上了一层阴影。军事情报专家阿哈龙·亚瑞弗将军被任命为“恐怖主义事务特别助理”，据说拿走了老板对“穆萨德”的部分控制权。亚瑞弗是戈尔达·梅尔最喜欢的人，她这次出面也许就是他建议的或者扎米尔将军自己坚持要他出面的，以此来向总理表明，作为“穆萨德”的头头他在反恐方面所作的努力。1972年夏天，恐怖主义已成为一个最大的威胁，正在逐渐侵蚀民心。
　　透过车窗，阿弗纳仍然可以看见沙龙和扎米尔站在大门外，尽管听不见他们的说话声，却能看见他们的手势姿态。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放松下来。数数似乎是最好的放松办法。慢慢地，他什么也不想了。
　　数到八十七时，扎米尔将军上车了，沙龙将军不见了。“我要在耶路撒冷待一天。”老板说。“司机把我放下之后，送你回特拉维夫。明天，”他看了一眼手表“明天中午，到我办公室汇报。”
　　阿弗纳看看手表。正好是中午十二点。扎米尔将军给他的时间刚好二十四小时。
　　他真的不需要更多的时间了。他已经知道要说什么了。
　　他们在特拉维夫的路边停下来，阿弗纳情不自禁地想，不知道那些过路人是否注意到是他打开的这辆车的车门。如果他们注意到了，那他们认出了从兹弗·扎米尔将军的公务车上下来的是他吗？这个想法对一个即将参与改变犹太人历史这一重大事件的人来说，也许不值一提。但他确实有这个想法。在那一瞬间，阿弗纳脑袋里只有这个想法。
　　


第四章　伊弗里姆
　　大约十天以后，即1972年9月25日下午，阿弗纳坐在日内瓦一家宾馆的床上，房间内的装饰朴实无华。米迪酒店体面端庄，正面为粉红色与白色。酒店俯瞰位于购物中心的优美的舍弗鲁广场。透过窗户，阿弗纳可以看见罗讷河对岸商业区阴森的楼房。罗讷河细细的河流在这里变宽，汇入壮观的日内瓦湖，一直向东延伸数百码。
　　瑞士的城市就像一个玻璃屋，居住在里面的人要谨慎小心，决不能扔石头。界外球规则很少有人违反，日内瓦已成为一个国际上各种恐怖势力在这里进行密谋、重组和修整的好地方。这一点已成为人们不成文、心照不宣的协定。
　　阿弗纳把目光移到房间里，落在四个人身上。那四个人正回过头来看着他，神情轻松，信心十足。他们正等着他说话。
　　仅仅在一个星期前，阿弗纳还不知道这些人的存在。现在他们成了他的伙伴他的队员。他是他们的头。他虽然他难以相信负责给他们安排任务。
　　待到这次任务完成以后，这四个陌生人可能就成了他最亲密的人，成了这个世界上比母亲或父亲还亲密的人，比肖莎娜还亲密的人，比他最亲密的朋友还亲密的人，甚至比他部队里的战友还亲密的人。他必须用自己的生命信任他们，他们也必须用自己的生命来信赖他。
　　在这十天里，发生在阿弗纳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比他有生以来的所有事件都多。他的生活每个瞬间都在发生变化，虽然并非都是自然的。正是从他在部队里当突击队员开始所做的每一次选择，最终使他走上了现在这样一条道路。还有，自戈尔达·梅尔祝他好运那一刻开始，阿弗纳就感到完全失控了。他害怕的并不是这个。他只是注意到，在经过一番客观、冷静的分析之后，他最终接受了这项任务。他已经下水了，浪潮把他带向大海。不管他喜不喜欢，他都无能为力了。逆流而行很显然没用了。
　　在戈尔达·梅尔公寓里开会之后的第二天中午，他到特拉维夫向扎米尔将军汇报。将军态度冷淡，几乎是漠不关心。“怎么样？”他问阿弗纳，从桌子后面抬起头来。
　　“我愿意。”阿弗纳说。
　　将军点了点头。他点头时，态度冷漠、淡然，好像他听到的答案只能是这个。阿弗纳并不吃惊在以色列，一个人自告奋勇去完成一件非同寻常或者艰巨的任务时，别人是不会高兴得跳起来的他有些泄气。
　　“在外面等一下。”将军说。“我想让你见一个人。”
　　大约半个小时后，阿弗纳见到了那个人。那个人个子高高的，有点学者的派头。虽然才到中年，头发却过早的灰白了，背也驼了。唇边有一抹沮丧的神情，不过，黑色的眼睛却充满了活力。他显得生机勃勃。而且，从他们握手的那一刻开始，他的一种本领就表现出来了。他跟阿弗纳说话时就好像他们已经是多年的朋友。但阿弗纳觉得并不是那种很亲密的关系很显然，他也是加里西亚人但是阿弗纳喜欢他。
　　“就叫我伊弗里姆吧，”他对阿弗纳说。“我以后就是你这次任务的负责人了。听着，我们都还在摸索之中。你一定有很多问题，而我呢，也许不一定都有答案。你要有耐心。嗯……你吃饭了吗？我们为什么不先吃个午饭？”
　　他们吃完午饭，沿着海滩散了很长时间的步。主要是伊弗里姆在说话。
　　阿弗纳后来想，即使伊弗里姆在开始谈话后的五分钟之内就告诉他这次任务是什么，他再花两天时间也无法真正理解。他企图用一种感觉来理解它，用一种更深、更基本的感觉来理解它，但还是理解不了。
　　伊弗里姆说：“我们决定组建一支突击队来摧毁欧洲的恐怖分子。”阿弗纳点头，完全同意。是时候了，他甚至有点安慰。事实证明，他自告奋勇去做的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件孤军出击的侦察任务，像他父亲那样，有无穷无尽的语言和密码学方面的工作要准备。一支突击队很好。跟他以前的部队非常像。欧洲很好。至于“摧毁”这个词希伯来语是“勒哈希米德”用起来也很自然。这是部队里一个正儿八经的用词，在简报中无数次使用过。它可以是一个雷达，一支强有力的侦察队，摧毁一座雷达设施、一座军需库、一个通讯中心。它是一个突击队员的词汇，可以是一次突然袭击，抓获几名俘虏。一个曾经在特种部队里待过的人是不会对这个词感到震惊或意外的。
　　“我们在谈这个之前，”伊弗里姆告诉他，“还是让我们来谈谈程序吧。”
　　这个程序包括：阿弗纳向肖莎娜解释他会有几天不在家，然后到特拉维夫闹市区的一个地方汇报，在楼下这套公寓里楼上是一家制衣公司与伊弗里姆独处四十八小时。有时候伊弗里姆要离开一两个小时，另外一个人会和他待在一起正如伊弗里姆所说，“陪他”。不过，那个人并不是陪他。他从不说一句话：很显然是来监视他的，看他得到情报后会不会离开或者打电话。
　　阿弗纳为“穆萨德”执行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退出“穆萨德”。伊弗里姆让他签的第一份“合同”并不是明确合同双方要做的事情，而是列举合同双方不要做的事情。“穆萨德”不会再聘用他，不会给他提供福利、养老金或者法律援助，不会以任何方式承认他在为它工作，不会给他提供领事馆援助，也不会给他提供医疗服务。而阿弗纳，永远不要声称与另一方有关系，不要寻求它的帮助或者让它为他的行为或者行为的后果负责，不要泄露自己是受雇于它或者泄露自己已与对方签署不能泄露这一点的合同。
　　“你明白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吗？”伊弗里姆每次把一张纸从他鼻子底下推给阿弗纳时，总这样问他。“读一读，我不希望你在没有读过的东西上面签字。”
　　阿弗纳点点头，把字签了。与父亲的建议相反，他袖中没有牌。这个想法一再在他的脑海里掠过。但他应该怎么做，去请个律师？戈尔达·梅尔用手臂揽住他对他说他是犹太历史的一部分之后去请个律师？
　　还有，无论人们在背后怎么谈论加里西亚人，但加里西亚人是不会在同伴危难时置之不顾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弗纳完全相信他的同胞尽管他不愿意相信他们，因为他们只替自己打算。但他必须相信他们。不管他们分饺子有多忙，如果一个同志身陷困境，他们是会竭尽全力去营救的。他们会采用欺骗、撒谎、奉承、威胁，直至杀人或牺牲自己的手段也不愿让一个同志落在敌人手里。无论是否签合同，看看埃利·科亨就知道，当其他国家跟大多数国家一样，一旦特工的身份暴露以后都不承认他与自己的关系时，以色列是怎样来拯救他的。以色列让几位突击队员冒着生命危险把科亨的尸体从叙利亚运回来。这件事阿弗纳觉得不必担心。
　　他把这些话跟伊弗里姆说了，伊弗里姆面带嘲讽。
　　“不。还是让我们暂时先担心你这个活人吧。”他对阿弗纳说。“把这个签了。你就要跟你的牙齿护理计划说再见了。”
　　“再见。”阿弗纳说，把字签了。
　　该签的文件签完之后，伊弗里姆递给他一张支票，两千以色列镑不到。这是他受雇三年来对政府养老金计划所作贡献的偿还额。“恭喜，”伊弗里姆说。“你是个自由人了。我说的是真的。”他补充道，“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时候，如果你改变了主意，告诉我你不想干了，可以。你离开这里之前，可以随便改变主意。”
　　“我离开这里之后呢？”阿弗纳问道。
　　伊弗里姆看着他，大笑起来。“你有幽默感，我很高兴。”他说。
　　正如伊弗里姆所解释的那样，这次任务背后的想法，就是要从源头上切断恐怖主义。不像军队，它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延伸部分，而恐怖主义活动似乎无处不在，但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几个，且都是可以辨别清楚的。他们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参与的人员相对较少，而且完全依靠少数几个人的组织和领导。他们在地下，在后方的流动基地操控。隐秘和难以觉察是他们的优点，也是他们的弱点。不像常规部队，他们没有自己的生活或自己的武器，他们赖以生存的东西：钱、武器、证件、藏匿之所、培训以及招募新兵都必须通过几个秘密渠道供应。只要一条生命线被切断，整个网络就会萎缩。
　　“恐怖主义是个魔鬼，”伊弗里姆说。“幸运的是，只有十来个头目。我们也许可以干掉他们，一个一个地。”
　　“难道不能长出新的来吗？”阿弗纳问道。
　　伊弗里姆看着自己的手指甲，笑了。“我相信会的。”他说。“但是要这样看，长出来需要时间。恐怖分子一般都很狂热，一个高级别的恐怖分子是有技能、聪明的狂热分子。多数人都不是狂热分子。多数狂热分子既没有技能也不聪明。如果你除掉一个高级别的恐怖分子，也许要过一两年时间才能再冒出一个类似的，而且过去那个网络已经土崩瓦解，这个后起的家伙也许要花一年时间才能重建这个网络。这样他就会露出马脚。我们就可以趁他还没有造成更多的伤害之前，识别并且除掉他。
　　“同时，你挽救了成千上万无辜的生命。难道不值得吗？而且最好的恐怖分子就像火柴。在他发出一声巨响之前需要一小桶火药。那么，现在这个世界就是一小桶火药，我敢肯定。这要一两年，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