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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三部曲-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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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隆维斯特的来访完全搅乱了他的宁静。毕约克压根也没料到莎兰德的疯狂杀人竟会牵扯到他身上－－因为被害人之一是个卑鄙的媒体人，死前正打算向全瑞典人揭发他。
他更没想到札拉这个名字会像个拉掉了保险栓的手榴弹，忽然间蹦出来，而最让他意想不到的则是，像布隆维斯特这样的记者竟然知道这个名字。一切都太不可思议了。
布隆维斯特来访后的第二天，他拨了电话给现在住在拉荷姆、年事已高的昔日上司。他得尽量拐弯抹角地打探，以免对方察觉他打这通电话不是纯粹基於好奇与专业考量。这段对话相当简短。
“我是毕约克。你应该看到报纸了吧？”
“看到了。那女的又出现了。”
“而且好像改变不大。”
“那已经不关我们的事。”
“你该不会认为……”
“没有，我没那么想。那一切都已经结束，没有关联。”
“可是偏偏是毕尔曼。我猜他当上她的监护人，应该不是巧合。”
电话另一端静默了几秒钟。
“对，那不是巧合。三年前看来是个好主意，谁能料到会发生这种事？”
“毕尔曼知道多少？”
前上司咯咯地笑着说：“你很清楚毕尔曼是什么样的人，他不是很有天分的演员。”
“我是说……他知道其中的关联吗？他会不会有什么文件或私人物品，可能让任何人……”
“不，当然不会。我明白你的意思，但别担心。莎兰德在这整件事当中一直是颗不定时候弹，我们安排毕尔曼接下任务，其实只是希望有自己人以监护人的身份确认她的情况，这样总比一切都是未知数来得好。如果她胡说八道些什么，毕尔曼早就来告诉我们了。现在，一切都会圆满解决的。”
“此话怎讲？”
“事情结束后，莎兰德将会被关进精神病院很久、很久。”
“这说得通。”
“放心吧。好好地安心休养。”
但毕约克偏偏做不到，全都拜布隆维斯特之赐。他坐在餐桌旁，眺望少女湾，一面试着估量自己的处境。此时的他正腹背受敌。布隆维斯特将揭发他嫖妓的事实。一旦被判违反性交易法，他的警察生涯很可能就到此结束了。
不过更严重的是布隆维斯特企图追踪札拉千科。札拉千科或多或少也牵涉其中，到时候又会再次扯上毕约克。
前上司似乎胸有成竹，认为毕尔曼的办公室或公寓没有留下进一步的线索。其实有。一九九一年的报告。毕尔曼从毕约克这儿取得的。
他试着回想九个多月前与毕尔曼碰面的情形。他们是在旧城区碰面的。某天下午，毕尔曼打电话到办公室找他，邀他一块喝啤酒。他们谈到射击俱乐部，天南地北地闲聊，不过毕尔曼找他出来是有原因的。他希望他帮个忙。他问到了札拉千科……
毕约克起身站到厨房窗边。当时他有点微醺，不，根本是酩酊大醉。毕尔曼问了他什么呢？
“说到这个，我正在处理一个案子，竟然再次看到一个旧识的名字……”
“是吗？谁呀？”
“亚历山大·札拉千科。你记得他吗？”
“开玩笑，要忘了他可不简单。”
“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照理说，这完全不干毕尔曼的事。其实光凭毕尔曼提问一事，就有理由仔细调查……但他毕竟是莎兰德的监护人。他说他需要那份旧报告。而我就给了他。
毕约克犯了天大的错。他以为毕尔曼已经知情－－似乎绝不可能有其他可能性。而且毕尔曼表现得就好像纯粹只是想抄捷径，省去所有盖着“绝密”印章、这不能说那不能讲的冗长官僚程序，以免拖上好几个月。尤其又是和札拉千科有关的事。
我把报告给了他。上面仍盖着“绝密”印章，但那是有原因、可以理解的，而且毕尔曼不是嘴碎的人。他不聪明，但也从来不多嘴。有什么关系呢？都已经那么多年了。
毕尔曼耍了他。那家伙假装只是例行公事。如今愈想愈觉得毕尔曼遣词用字非常谨慎，事先早有预谋。
不过毕尔曼到底他妈的图些什么？莎兰德又为什么杀了他？
※※※
星期六，布隆维斯特又去了伦达路的公寓四次，希望能找到米莉安，但她始终不在家。
他几乎一整天都带着笔记本电脑待在霍恩斯路的咖啡吧，重读达格在《千禧年》的信箱收到的电子邮件，与“札拉”文件夹的内容。在遇害的前几星期内，达格花在调查札拉的时间愈来愈多。布隆维斯特真希望能打电话问达格，为什么将伊莉娜的文件放在“札拉”的文件夹内。唯一合理的结论就是达格怀疑她是札拉所害。下午五点，包柏蓝斯基来电告诉他米莉安的电话号码。不知道这名警察为何改变心意，但自从拿到号码后，他便每半小时打一次，直到当晚十一点，她才打开手机接了起来。交谈的时间不长。
“你好，米莉安。我叫麦可·布隆维斯特。”
“你是谁呀？”
“我是记者，在一家名叫《千禧年》的杂志社工作。”
米莉安很简洁地表达她的情绪。“嗯对了，那个布隆维斯特。去死吧，烂记者！”
布隆维斯特都还没来得及说明自己来电的原因，她就挂断了电话。他暗暗诅咒史卡拉之后，试着再打一次。她没接。最后他发了条短信。请打电话给我。很重要。
她一直没打。
到了深夜，布隆维斯特才关上电脑、更衣，爬上床去。这时若有爱莉卡在身边就好了。
第四部 终结者模式
三月二十四日至四月八日
某方程式的根指的就是，一个数字代入方程式的未知数后能使方程式变成恒等式。那么便可说此根满足此方程式。所谓解方程式就是找出所有的根。倘若无论未知数的值为何，方程式永远成立，该方程式即称为恒等式。
（a ＋b）2=a2＋2ab ＋b2
第二十一章
三月二十四日灌足节星期四至四月四日星期一
警方追捕的第一周内，莎兰德避得远远的，安安分分待在菲斯卡街的公寓里。手机关闭，晶片卡取出，不打算再用这部电话。她密切注意着电子报与电视新闻节目的报导，愈看愈惊讶地瞪大眼睛。令她恼火的是自己的护照相片起初被放到网上，随后又出现在所有电视新闻节目的画面上方。看起来很蠢。
尽管多年来努力地隐姓埋名，结果还是一夜间变成全瑞典最恶名昭彰、最引人议论的人。她渐渐了解到，一个涉嫌谋害三条人命的瘦小女孩被列为全国通缉犯，是年度头条新闻之一。她仔细倾听媒体的评论与臆测，不禁感到诧异而迷惑，只要任何编辑室想要阅读并公布关于她的病历的机密资料，似乎很容易便能取得。特别有一个标题唤醒了她埋藏的记忆：
在旧城区因伤人被捕
有一名TT通讯社的记者抢先其他竞争对手，挖出一份医疗报告，那是莎兰德在旧城区地铁站内踢伤一名乘客被捕后所写的。那天她去了欧登广场，正要回哈革士坦，与寄养父母同住的（临时的）家。到了罗德曼斯街站时，有个显然并未喝酒的陌生人上了车，并立刻注意到她。后来她才发现他是卡尔·艾弗特·诺格兰，曾经是耶夫勒某乐团成员，如今失业了。虽然车厢还很空，他却坐到她身旁开始骚扰她。他把手放在她的膝盖上，开始说一些“我给你两百元，你跟我回家”之类的话。见她没有反应，他更加纠缠不休，还骂她是讨厌的臭婊子。即使她不肯跟他说话，到了中央车站还换了位子，仍然没有用。接近旧城区站时，他张开双手从背后抱住她，手伸进她毛衣内往上揉捏，一面附在她耳边悄声说她是妓女。她以手肘撞他的眼睛回击，然后抓住立杆、身体腾空，用双脚后跟飞踢他的鼻梁，他立刻血流如注。她穿了一身朋克装，又染了蓝色头发，列车靠站后几乎不可能混入人群中。一个有正义感的民众与她扭打片刻后，将她压倒在地，直到警方赶到。
她暗自诅咒自己的性别与身材。如果她是男的，谁也不敢攻击她。她始终未曾试着去解释自己为什么踢诺格兰的鼻子，因为觉得试图向穿制服的公务人员解释什么，根本是白费工夫。当精神科医师想了解她的精神状态时，她基本上也是拒绝回应。幸好，有其他几名乘客目睹一切经过，其中包括一名来自海呐桑德的非常固执的妇人，她刚好是中央党的国会议员。妇人作证指出爆发暴力冲突前，诺格兰先非礼莎兰德。后来发现诺格兰曾有两次性侵害的前科，检察官于是决定不予起诉。但这并不表示社会福利部的报告就被搁置一旁。不久之后，地方法院便宣告莎兰德失能，她也开始先后接受潘格兰与毕尔曼的监护。如今这一切机密的隐私细节全被放到网上供大众消费。除了她的个人资料还附加了多姿多彩的描述，说她如何在入学之初便与周遭的人发生冲突，以及她如何在十来岁便进入儿童精神病院。媒体对莎兰德的诊断根据版面与报社而异。有时形容她是精神病患者，有时则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或偏执狂。不过所有报纸都认同她有精神上的障碍－－毕竟她没能完成学业，也没有考试就休学了。她情绪不稳定且有暴力倾向，是不容怀疑的事实。
莎兰德与女同志米莉安的情谊被挖掘出来后，几家报纸更掀起一阵狂热。米莉安曾经在同志光荣日的活动中，参与贝妮塔·柯斯塔秀的演出，在这场煽情的表演中，她被拍下穿着吊带皮套裤与高跟漆皮靴的裸胸照片。此外，她为一份同性恋报纸写过的一些文章，以及她为各场表演所接受的访问内容，也都被广泛引述。涉嫌连环杀人的女同志与香艳刺激的施虐受虐性爱的组合，显然创造了销售奇蹟。由于在戏剧性的第一周，警方并未追踪到米莉安，便有人猜测她可能也遭到莎兰德的毒手，或者可能是共犯。然而这些臆测多半仅出现在单纯的网路聊天室“流亡”中。反观几家报纸则提出这样的看法：既然已知米亚的论文与性交易有关，这可能正是莎兰德的杀人动机，因为－－据社会福利部的说法－－她是个妓女。
那一星期结束时，媒体又发现莎兰德还跟一夥卖弄撒旦主义的年轻女子有关，她们自称“邪恶手指”。有一名年纪较大的文化专栏男作家因而撰文评论无所寄托的年轻人，以及从平头族文化到嘻哈这当中所潜藏的一切危险。
若将各家媒体的论点拼凑起来，警方正在追捕的似乎是有精神病的女同志，而且曾加入某个有性虐待倾向的撒旦教派，专门宣扬施虐受虐性爱，却痛恨社会，尤其痛恨男人；加上莎兰德去年出国一整年，恐怕在国际间也建立了某些联系。
在媒体的种种喧嚣当中，只有一件事让莎兰德产生颇大的情绪反应：
“我们很怕她！”
她威胁说要杀我们，老师与同学们说。
说这句话的是昔日一名教师，名叫比莉姐·米欧斯，如今是织品艺术家。
该事件发生时，莎兰德十一岁。她记得米欧斯是个不讨人喜欢的数学代课老师，一次又一次地要她回答某个问题，其实她已经给了正确答案，只不过和课本里的解答不同。其实是课本写错了，在莎兰德看来，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事。但米欧斯愈来愈坚持，莎兰德则愈来愈没有讨论的意愿。最后她乾脆赌气地撅嘴坐着，直到米欧斯完全没辙地抓住她的肩膀用力摇晃，以便引起她注意。莎兰德随即拿起课本砸向米欧斯的头，立刻引起一阵骚动。当同学试图压制她时，她不断地吐口水，双脚乱踢。
这篇文章是某家晚报的特别报导，还腾出空间补充了一些引述和一张昔日同学在母校门口拍的照片。此人名叫大卫·古斯塔夫森，如今自称是财务助理。他声称学生们都很怕莎兰德，因为“她有一次威胁要杀死某人”。莎兰德记得古斯塔夫森是学校里最大的恶霸之一，是个只有蛮力、智商却跟狗鱼差不多的家伙，在学校里几乎从不放过任何对他人辱骂与拳打脚踢的机会。有一回午餐时间，他在体育馆后面攻击她，她也一如往常地反击。若纯粹就体形而言，她根本是输定了，但她却抱着宁死不屈的态度。后来情况更加恶化，因为围了一大群同学，在一旁看着古斯塔夫森一遍又一遍地将她打倒在地。事情到某个程度还算有趣，谁知道这个笨女孩似乎不明白怎么做才是为自己好，说什么也不肯退让，甚至没有哭也没有求饶。
片刻过后，就连同学们也看不下去了。古斯塔夫森的强势与莎兰德的无力招架实在太过明显，他开始觉得丢脸，自己起头的事竟一发不可收拾。最后他狠狠地挥出两拳，把莎兰德的嘴唇打得皮破肉绽，让她几乎无法呼吸。同学们将痛苦得缩成一团的她丢在体育馆后面，笑着跑开了。
莎兰德回到家后疗伤止痛。两天后，她拎着一支棒球棍回来，直接走到游戏场正中央，朝着古斯塔夫森的耳朵便挥击。当他受惊吓倒在地上后，莎兰德弯身用球棒抵住他的喉咙，在他耳边低声说，他要是再敢碰她就死定了。老师们发现后，将古斯塔夫森带到学校医护室，而莎兰德则被送往校长室接受处罚、在记录上多加了一笔，社会福利部的报告也更厚了。
莎兰德至少有十五年没有想起米欧斯或古斯塔夫森了。她暗忖，等哪天有空再去看看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受到媒体如此关注的结果，就是让莎兰德在所有瑞典人民心目中，成为既大名鼎鼎又恶名昭彰的人。他们将她的背景制成图表、仔细检视并公之於世，从她小学时的情绪失控到她被送进乌普萨拉郊区的圣史蒂芬儿童精神病院待了两年，钜细靡遗。
当泰勒波利安主任医师上电视接受访问时，莎兰德竖耳倾听。她最后一次见到他已是八年前的事，是为了她的失能宣告上地方法院公听会。他双眉紧锁，搔搔稀疏的胡子，面有难色地转向摄影棚里的记者，解释自己有保密的义务，因此不能谈论特定病患。他只能说莎兰德是个非常复杂的个案，需要专业的照顾，而地方法院却不顾他的建议，决定让她进入社会接受监护，而非给予她所需要的入院照顾。真是匪夷所思，泰勒波利安宣称。他很遗憾如今这项错误判断的结果，竟夺走了三条人命，接着当然免不了又对政府这几十年来强行删减精神病照护预算一事大加挞伐。
莎兰德发现没有报纸披露，在泰勒波利安医师主管的儿童精神病院的安全病房，最常见的照护形式就是将“难以约束与管制的病患”送进一间“没有刺激”的房间，房里只有一张配备有约束带的床。教科书的解释是，难以管束的孩子不能接受任何“刺激”，以免情绪失控。
长大之后，她发现这还有另一个说法，叫感觉剥夺。根据《日内瓦公约》，剥夺囚犯的感觉可视为不人道。许多独裁政体常常使用这种方法进行洗脑实验，并且有证据显示在一九三○年代的莫斯科审判秀①中，坦承自己犯过各种罪行的政治犯便遭受过如此对待。
－－－
①一九三六至三八年间，史达林政权对涉嫌与西方势力合作，密谋暗杀史达林以瓦解苏联的多位资深共产党领袖，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公开审判，审判过程并通过广播发送至全世界。
－－－
看着电视上泰勒波利安的脸，莎兰德的心忽然结成一小块冰。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用那种恶心的须后水。他说，他曾经负责过所谓“对她的照护”，她显然应该接受治疗，才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莎兰德很快便明了，“难以约束与管制的病患”指的其实就是质疑泰勒波利安的理论与专业的人。
不久之后，她发现在即将迈入二十一世纪的今日，圣史蒂芬医院还在施行一五○○年代最常见的精神治疗法。
她在那里的期间，约有一半时间都被绑在“无刺激”室的床上。泰勒波利安从未带有性暗示地抚摸她，其实他从未碰过她，除了在最单纯的情况下。有一次，莎兰德被绑着躺在隔离室，他一手按着她的肩以示警告。
她心想，不知当时咬他小指关节所留下的齿痕还在不在？后来整件事演变成一场危险的游戏，所有牌都在泰勒波利安手上。她的自卫方式则是当他在房里的时候对他视而不见，不加理睬。她是在十二岁时，被两名警察送到圣史蒂芬的，就在“天大恶行”发生几星期后。所有细节她都记得。起初，她觉得一切问题多少都能解决，因此努力地向警方、社工、医院人员、护士、医师、心理医师，甚至还有一个希望她一起祷告的牧师，说明自己的情形。坐上警车后座，往北行经温纳格伦中心前往乌普萨拉时，她仍不知道要上哪去。没有人告诉她。这时她才开始感觉到什么事都不会解决。她曾试图向泰勒波利安解释。
而努力的结果却是在十三岁生日当天晚上，被绑到床上去。泰勒波利安是莎兰德有生以来所见过最令人厌恶且恶心的性虐待者，无人能比，相较之下毕尔曼差多了。毕尔曼的粗暴虽是言语难以形容，但她能掌控他。反观泰勒波利安却有文献、评监、学术荣誉与不知所云的精神病学理论等等烟雾弹保护，他绝不可能有任何一项行为被报导或批评。
他拥有国家签署的命令可以用皮绳将不听话的小女孩绑起来。每当莎兰德仰躺着被绑住，而他动手将皮绳拉紧时，两人四目交接那一刹那，她看得出他很兴奋。她知道。而他也知道她知道。满十三岁那天晚上，她下定决心不再与泰勒波利安或其他任何精神科医师或心理医师交换只言片语。那是她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后来也确实做到了。她知道泰勒波利安被激怒了，至於她自己一夜接着一夜被牢牢绑住，这可能是最大原因。不过她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她让自己学会一切自制的方法，不再有情绪失控的情形，被释放出隔离室的日子里也不再乱扔东西。
但她拒绝与医师交谈。
另一方面，她会有礼貌地和护士、厨房人员和清洁妇说话，这点被注意到了。有位名叫卡萝琳娜的护士十分友善，莎兰德对她也有一定程度的信任。护士问她为什么这么做？莎兰德露出疑问的神情。你为什么不跟医生谈？
因为他们不听我说。
她的回答并非一时冲动，而是一种与医师沟通的方式。她留意到这类说词全都会写入资料记录中，证明她的沉默完全是理性的选择。在圣史蒂芬的最后一年间，莎兰德不常被关进隔离室，而每次被关总是因为什么地方惹恼了泰勒波利安医师，好像医师一把目光移到她身上，她就会故意捣乱。他一次又一次地尝试，想要突破她固执的沉默，迫使她注意他的存在。
有一度医师给莎兰德开了一种精神病的药，会让她呼吸困难、无法思考，进而导致焦虑。她便拒绝吃药，结果医师决定由医护人员每天强喂她三颗。
由于她激烈地抗拒，医护人员不得不强将她按住、撬开嘴巴，再逼她吞咽。第一次，莎兰德立刻将手指插入喉咙，吃过的午餐全吐在最靠近的一名人员身上。后来他们喂药时会先将她绑住，于是她学会不用插入手指也能呕吐。由于她顽固抵抗，加上这一切也为工作人员造成额外负担，这才停止药物治疗。
刚满十五岁，她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再次被送回斯德哥尔摩和寄养家庭同住。这番改变令她震惊不已。当时泰勒波利安还不是圣史蒂芬的负责人，莎兰德敢肯定这是自己得以出院的唯一理由。假如由泰勒波利安作决定，她恐怕到现在都还被绑在隔离室的床上。如今她看着电视上的他，不知他是否幻想着自己终究能再度照护她，又或者她年纪已经太大，引不起他的遐思。当他提到地方法院裁定不让莎兰德住院治疗时，主持人显得很愤慨，但似乎又不知道该问些什么。没有人能出面反驳泰勒波利安。圣史蒂芬的前主任已经去世，当时主审莎兰德案子、现在又有点被半强迫地接下剧中坏蛋角色的地方法院法官也已退休，不肯向媒体发表意见。
莎兰德在瑞典中部一家报社的电子报上，看见一篇令人瞠目结舌的文章。她读了三遍后关上电脑，点了根烟，坐在窗边坐椅的宜家家居软垫上，气馁地望着外头的灯光。
“她是双性恋。”
儿时玩伴说道。
因涉及三屍命案而遭追缉的二十六岁女子，据说性情古怪而内向，极难适应学校生活。尽管多次尝试让她加入，她始终是圈外人。
“她显然有性认同的问题。”她少数亲密的同学之一约翰娜回忆道。
“很早就能明显看出她与众不同，而且是双性恋。我们都很担心她。”
文章继续描述一些这个约翰娜记得的片段。莎兰德不禁皱起眉。她既不记得这些片段，也不记得有个亲密友人叫约翰娜。事实上，她压根想不起有任何人能称为她的密友，或有任何人曾在她就学期间试图拉她加入某个团体。
文中并未注明这些事情发生的时间，但她十二岁就休学了，也就是说这位担心她的童年友人想必早在莎兰德十岁，也可能十一岁时，便发现她的双性恋倾向。
在上星期如潮水般涌出的荒谬文章当中，引述约翰娜的这篇对她的打击最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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