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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三部曲-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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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事……待会儿我要去见我妹妹安妮卡·贾尼尼律师。她正在考虑为莎兰德辩护，但她不能做白工。我可以自掏腰包付她一部分费用，米尔顿公司能不能也奉献一点？”
“那孩子将会需要一个顶尖的刑事辩护律师，请恕我直言，令妹恐怕不是最佳人选。我已经和米尔顿的首席律师谈过，他正在研究。我想到的是像彼得·阿尔汀之类的人。”
“这样做不对，莎兰德需要的是截然不同的法律协助，我们细谈后你就会明白。不过原则上，你愿意帮忙吗？”
“我都已经认定米尔顿应该为她请个律师了——”
“所以是愿意或不愿意？我知道她出了什么事，我大概知道整个内幕，而且我有策略。”
阿曼斯基笑起来。
“好吧，我就听听你怎么说。合我意的话，就算我一份。”
布隆维斯特亲亲妹妹的脸颊后立即问道：“你要替莎兰德辩护吗？”
“我必须拒绝。你也知道我不是刑事辩护律师。即使杀人一项她被判无罪，也还有其他许多罪名。她需要一个影响力与经验与我截然不同的人。”
“你错了。你是律师，而且以争取女权闻名。几经深思熟虑，我认为你正是她需要的律师。”
“麦可……我想你不太了解这涉及什么。这是个复杂的刑事案件，而不只是对女人的性骚扰或施暴这么简单。如果我为她辩护，结果可能会很惨。”
布隆维斯特微笑着说：“是你没弄明白。如果她是因为——比方说——达格和米亚的命案被起诉，我会去找席柏斯基等重量级的刑事辩护律师。但这次审理的案子却完全不一样。”
“你最好解释清楚。”
他们谈了将近两小时，一面吃三明治、喝咖啡。布隆维斯特叙述完毕后，安妮卡也被说服了。他拿起手机，又打了通电话给哥德堡的埃兰德巡官。
“你好，又是我，布隆维斯特。”
“我没有莎兰德的任何消息。”从语气上听得出他十分气恼。
“我想这是好消息。不过我倒是有一些消息。”
“什么？”
“她已经有个律师名叫安妮卡·贾尼尼，现在就在我旁边，我请她和你说。”
布隆维斯特将手机递向桌子另一边。
“我是安妮卡·贾尼尼，我已经决定担任莉丝·莎兰德的辩护律师。我得见见我的当事人，征求她的同意。另外我还需要检察官的电话号码。”
“据我所知，”埃兰德说：“已经为她指派公设辩护人了。”
“是吗？但有没有问过莎兰德的意思？”
“老实说……我们还没有机会问她话。如果她状况够好，希望明天就能和她谈。”
“好，那么我现在就告诉你，在莎兰德小姐开口拒绝之前，你可以把我视为她的法定代理人。除非我在场，否则你们不能讯问她。你们可以跟她打个招呼，问她接不接受我当她的律师。但也仅此而已。明白了吗？”
“明白了。”埃兰德明显地叹了口气。对于这点，他不十分清楚法律究竟如何规范的。“我们的第一要务是想知道她有没有任何关于尼德曼下落的信息。可以问她这个吗……即使你不在场？”
“那没关系……你可以问她有关警方搜捕尼德曼的事，但凡关系到她可能被起诉的问题都不能问，同意吗？”
“我想这没问题。”
埃兰德巡官从办公桌起身，上楼去向初步调查的负责人耶娃转达他与安妮卡的谈话内容。
“显然是布隆维斯特聘请她的，我想莎兰德毫不知情。”
“安妮卡专攻女权，我听过她的演讲。她很精干，但完全不适合这个案子。”
“这得由莎兰德决定。”
“我可能得在法庭对此决定提出异议……为了这女孩着想，她得有适当的辩护人，不能只是个博取新闻版面的名人。而且莎兰德还被宣告为法定失能，不知道这对事情有无影响。”
“我们该怎么办？”
耶娃思索片刻。“真是一团乱。我不知道这个案子将由谁负责，又或者会不会转移到斯德哥尔摩给埃克斯壮。无论如何她都需要一个律师。好吧……问问她要不要安妮卡。”
布隆维斯特在下午五点回到家后，打开电脑，继续接着写他在哥德堡旅馆没写完的文章。持续工作了七个小时，他发现文章里有几个显而易见的漏洞。还有很多需要调查的地方。根据既有的资料，有一个问题他无法回答，那就是国安局内部除了毕约克，还有谁共谋将莎兰德关进精神病院？至于毕约克与精神科医师泰勒波利安之间的关系，他也尚未触及核心。
最后他关上电脑，上床睡觉。一躺下来，马上觉得可以轻松安稳地睡个好觉，几星期以来他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故事已在他的掌控中。不管还有多少问题无解，他掌握的资料也已足以引爆所有新闻头条。
尽管夜已深，他还是拿起电话，打算告诉爱莉卡最新进展。但及时想起她已离开《千禧年》，顿时又感到难以成眠。
列车于晚间七点半抵达斯德哥尔摩中央车站，一名男子提着棕色公文包，小心翼翼地下车，在旅客人海中站了一会儿，观察周遭环境。第二天上午八点刚过，他从拉赫尔姆出发，中途到哥德堡找一位老友吃午饭，之后又继续乘车往斯德哥尔摩。他已经两年没到首都来，其实他压根不打算再来。虽然大半辈子都在这里生活工作，却始终没有归属感，尤其退休后每回来一次，这种感觉便又强烈一分。
他缓步穿越车站，在连锁便利商店买了晚报和两根香蕉，还停下脚步看着两名戴头巾的伊斯兰教女子从身边匆匆经过。他并不反对女人戴头巾，别人想要奇装异服，他无所谓，但是她们非得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作这样的打扮，让他很不舒服。他认为，这种装扮出现在索马里要合适得多。
他走了三百米到瓦萨街老邮局旁边的福雷斯饭店，前几次来都住在这里。这家饭店地点好又干净，而且不贵——因为是自己付钱，得考虑到这点。他提前一天以艾佛特·古尔博的名义订了房间。
上楼进房后，他直接去了浴室。到他这个年纪，经常得上厕所，晚上能一觉到天亮都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
上完洗手间，他脱下帽子——那是一顶窄边的墨绿色英式毡帽——松开领带。他身高一百八十四厘米、体重六十八公斤，身材瘦而结实，身穿犬牙格纹夹克和暗灰色长裤。他打开棕色公文包，拿出两件衬衫、一条领带和内衣裤，收进抽屉柜，然后将外套和夹克挂到门后的衣橱内。
现在上床还太早，出门散步又嫌太晚，反正他也不是很喜欢散步。他坐到旅馆房间必备的椅子上，环顾房内之后打开电视，关掉音量，省得非听不可。他想打电话到柜台点杯咖啡，最后觉得太晚了便作罢，转而打开迷你酒吧，将少许约翰尼·沃克牌苏格兰威士忌倒在玻璃杯中，并加入极少量的水。他翻开晚报，细读每一则关于搜捕尼德曼与莎兰德一案的报道。过了一会儿，他拿出一本皮面笔记本，记下一些东西。
前国安局高级行政官员古尔博现年七十八岁，已退休十三年。但情报人员从来不会真正退休，只是隐身幕后罢了。
战后，十九岁的古尔博投身海军，一开始只是预备军官，后来才开始接受军官训练。但他并未如自己预期的那样被指派一般的海上任务，而是前往卡尔斯克鲁纳担任海军情报系统的讯号追踪员。这项工作他完全能胜任，多半只是查探波罗的海对面的情况，但他觉得单调而无趣。不过他倒是在军中的语言学校学会了俄语和波兰语。这些语言能力是他于一九五〇年被网罗成为秘密警察的原因之一，当时担任秘密警察局第三处处长的正是那个无懈可击的乔治·图林。古尔博刚进去的时候，共有九十六名秘密警察，总预算两百七十万克朗。而他一九九二年退休时，秘密警察的预算已超过三亿五千万克朗，至于有多少雇员他不知道。
古尔博一生都奉献给国王陛下——说得更正确一些，应该是这个社会民主福利国——的情报单位，这其实很有讽刺性，因为选举时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投给温和党，只有一九九一年那次故意不支持温和党。他认为卡尔·比尔特＇注1＇是现实政治＇注2＇的祸害。因此投给了英瓦尔·卡尔森＇注3＇。“瑞典最杰出的政府”统治几年下来，更证实了他最深的恐惧。温和党政府开始执政时，正值苏联垮台，依他之见，无论在面对东方新兴的政治机会，或是在利用间谍的艺术方面，没有哪一个政府像瑞典这样手足无措。比尔特政府不但以财政为由削减苏联方面的人事，还同时卷入波斯尼亚与塞尔维亚的国际纠纷——好像塞尔维亚总有一天会威胁到瑞典似的。结果就这样错失了在莫斯科设置长期眼线的大好机会。总有一天，当双方关系再度恶化——古尔博认为这是在所难免——国安局与军情局将会接到荒谬的命令，期望他们挥挥魔法棒就能变出一帮特工来。
＇注1：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1949… ）是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四年的瑞典首相，于一九八六至一九九九年间担任保守派的温和党主席。＇
＇注2：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为德文real（现实的）加上politik（政治）的复合字。指一个人的所有政治及外交决定，只会依循现实考虑，完全放弃意识形态。＇
＇注3：英瓦尔·卡尔森（Ingvar Carlsson，1934… ），瑞典政治家，一九八六年帕尔梅首相遇刺身亡后接任首相和社会民主党主席。一九九一年大选失败下台，一九九四年大选重新担任首相和社会民主党主席。＇
古尔博起初在国家警察局第三处的俄国组办公，有了两年的经验后，在一九五二与一九五三年首度实地派任试用，于是他以上尉官阶的空军武官身份入驻莫斯科大使馆。奇怪的是，他竟步上另一个知名间谍的后尘。几年前，担任此职位的正是恶名昭彰的温纳斯壮上校。
回到瑞典之后，古尔博从事反间工作。十年后，奥多·丹尼尔森手下数名年轻的秘密警察揭发了温纳斯壮，最后以叛国罪判他终生监禁于长岛监狱，古尔博便是这几名警员之一。
一九六四年，由培·古纳·维涅领导的秘密警察进行重组，成了国家警察局（又称瑞典国安局）的情治部门，人员开始剧增。当时，古尔博已经当了十四年秘密警察，并成为受信任的老将之一。
古尔博从来不用“S？po”一词称呼秘密警察。在公文中，他会用“SIS”（瑞典国安局），同事之间则称“公司”或直接说“单位”，但绝不说“S？po”。原因很简单。“公司”多年来最重要的任务是所谓的人员管控，也就是调查并记录涉嫌抱持共产或反动思想的瑞典公民。在“公司”内部，共产主义者与卖国贼是同义词。后来一般常用的“S？po”一词，其实是有反动之嫌的共产主义刊物《光明》所发明的用语，专门指称警界中的共产党猎人，有轻蔑之意。古尔博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前上司维涅的回忆录《秘警之首：一九六二至一九七〇年》会用“S？po”的字眼。
一九六四年的重整也决定了古尔博的事业前途。
有了“SIS”的称号，表示国家秘密警察已经转变成司法部备忘录中所描述的现代警察组织，这牵涉到招揽新人以及持续不断的训练问题。这个不停扩展的组织，大大提升了“敌人”安排干员渗入的机会，相对地便必须强化国内安全——昔日的秘密警察局有如警员们的俱乐部，没有谁不认识谁，新进人员最普通的资格条件就是他父亲正是或曾经是秘密警察。但如今全变了。
一九六三年，古尔博从反间组调到人员管控组，这个角色在温纳斯壮的双面间谍身份被揭露后，变得更为重要。在那期间奠定了“政治主张记录”的基础，名单上全是被认定抱持不该有的政治观点的瑞典公民，人数在六十年代末达到将近三十万人。查核瑞典公民的背景是一回事，关键问题却在于：国安局内部又该如何实施安全管控？
温纳斯壮的失败在秘密警察圈中引发一连串的窘境。如果国防参谋总部的上校能为俄国工作——他同时也是核子武器与国安政策方面的政府顾问——那么秘密警察当中可能也有俄国派来的同样高级别的干员。谁能保证“公司”里的高层与中级主管不是在为俄国人工作？简单地说，谁来负责暗中监控间谍？
一九六四年八月某天下午，古尔博奉命去和国安局副局长汉斯·威廉·弗朗克开会，与会者还有两名“公司”高层：秘书长和预算主任。会议结束前，古尔博已被任命为某一新成立部门的负责人，部门名称叫“特别小组”，简称SS。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部门改名为“分析小组”，简称SA。几分钟后，预算主任指出SA比SS高明不了多少，于是组织最后定名为“特别分析小组”，简称SSA，平常就叫“小组”，以区别代表整个秘密警察局的“单位”或“公司”等称呼。
“小组”是弗朗克的点子，他称之为“最后防线”。一个在“公司”里占有战略地位却隐形的极机密单位。所有文件，包括预算备忘录，都未曾提及，因此不可能被渗透。而其任务便是监控国家安全。弗朗克有权做这样的事。他需要预算主任与秘书长来建立这个隐形结构，但他们都是老同事，都是一同与敌人交战数十回的战友。
第一年，“小组”成员包括古尔博和三名精挑细选的同事。接下来的十年间，人数增加到十一人，其中有两名老派的行政秘书，其余则都是专业间谍猎人。组织结构只有两个层级，古尔博是组长，通常每天都会和每个组员会面，组里重视效率更甚于背景。
形式上，国安局秘书长手下有一大串人都是古尔博的上司，他得每个月上交报告给他们，但实际上他被赋予的是一个具有特权的独特职位。他——而且只有他——能决定将秘密警察的顶头上司放到显微镜下检视。只要他愿意，他也能将维涅的人生搞得天翻地覆。（他也确实做到了）他可以自行启动调查，或是进行电话监听，而无须作任何解释，甚至无须向上级报告。他效法的对象是在美国中情局扮演类似角色的传奇人物詹姆斯·安格顿，而且两人也有私交。
“小组”成了“单位”内部一个微型组织——不属于、平行且凌驾于国安局其他部门。这也产生了地理位置的影响。“小组”的办公室在国王岛，但为了安全考虑，几乎整个团队都从总局搬到东毛姆区一间有十一个房间的公寓里。该公寓已悄悄改造为防御式办公室，二十四小时都有人驻守，因为忠心耿耿的秘书伊莲娜·巴登布尔克就住在最靠近入口处的两个房间里。她是个难能可贵的同事，深得古尔博的信任。
在组织里，古尔博与手下雇员皆是不见天日——他们的资金由一笔专款供应，但隶属于警察局或司法部的国安局正式架构中却完全没有他们的存在。他们的任务是处理最敏感的敏感事务，就连国安局局长也不知道这些秘密中的秘密。
因此到了四十岁，古尔博已经爬到一定的地位，采取行动无须向任何人报备，并可以对任何人启动调查。
古尔博很清楚“特别分析小组”有可能变成一个政治敏感的单位，因此工作内容的描述故意含糊不清，书面记录少之又少。一九六四年九月，首相埃兰德签署一道命令，明确指示拨款给“特别分析小组”，因为其任务对于保障国家安全十分重要。在某日的下午会议中，国安局副局长弗朗克提到了十二件性质类似的事，这便是其中之一，于是文件盖上了“极机密”章，归入国安局的特殊机密档案。
首相的签字代表“小组”已是合法机构，第一年的预算为五万两千克朗。古尔博心想，预算这么低倒是高明的手法。如此一来，设立这个小组显得只是例行公事。
更广义地说，首相签字表示他认为确实需要有个单位来负责“内部人员管控”。同时也可以解释为首相准许成立一个团体，顺便监视国安局以外一些特别敏感的人物，其中包括首相自己在内，也正因为如此而产生了潜在的严重政治问题。
古尔博发现杯中的威士忌喝光了。他并不贪杯，只不过这一天和这一趟行程着实漫长。人生至此，他已经不觉得多喝一两杯威士忌有何要紧。于是他又倒了一点点格兰菲迪威士忌。
他所遭遇过最敏感的问题，当然就是帕尔梅事件。
古尔博还记得一九七六年选举当天的每个细节。那是瑞典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选出保守派政府，最令人遗憾的是首相由费尔丁担任，而不是远比他更胜任的哥斯塔·波曼。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帕尔梅被打败了，为此古尔博大可松一口气。
在国安局走廊上的午休闲谈中，大伙曾不止一次谈论帕尔梅担任首相的合适度。一九六九年，维涅遭到解职，因为他说帕尔梅可能是颇具影响力的克格勃干员。单位内部不少人有同感，以当时的气氛而言，他的想法在单位里根本不受争议。只可惜他却是在访问北博滕时，与拉希南逖郡长公开讨论此事。拉希南逖惊讶不已，立刻向部长报告，维涅也随即被召见，与部长一对一进行说明。
令古尔博丧气的是，帕尔梅可能与俄国方面接触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答。尽管“小组”努力不懈试图发掘真相，找出关键证物，却一直毫无所获。在古尔博看来，这并不代表帕尔梅是清白的，而是他特别狡猾聪明，不太可能和其他苏俄间谍犯同样的错。帕尔梅让他们年复一年遭受挫败。到了一九八二年，当他第二度当上首相，他的问题再次浮现，后来斯维亚路响起刺客的枪声后，这事便不再重要了。
一九七六年是“小组”麻烦不断的一年。国安局内部——也就是真正知道“小组”存在的少数几人当中——出现了不少批评声音。过去十年间，有六十五名国安局雇员因为被认定政治立场不可靠而遭到解雇，然而其中大多数都一直提不出证据，因此有些非常资深的人员开始怀疑“小组”是被一群偏执的阴谋论者所把持。
有个案子涉及国安局于一九六八年聘雇的一名人员，古尔博个人认为他不胜任，如今回想起来仍让古尔博忿忿不平。那人是贝格林巡官，瑞典陆军中尉，后来才被发现是苏军情报单位GRU的上校。古尔博曾分别四次试图赶走贝格林，但每次都受阻。直到一九七七年，连“小组”以外的人也开始怀疑贝格林，局面才有所转变。这件事成了瑞典秘密警察史上最大的一宗丑闻。
七十年代前期，对“小组”的批评与日俱增，到七十年代中，古尔博曾听到多人提议删减预算，甚至有人认为根本不需要这样一个部门。
有批评就表示“小组”的未来受到质疑。那一年，恐怖主义的威胁成了国安局优先处理的目标。就间谍活动而言，这是他们历史上悲惨的一章，主要应付的都是与阿拉伯或亲巴勒斯坦分子鬼混的迷途青年。秘密警察内部的大问题是应该赋予人员管控组多大的特权去调查瑞典境内的外国公民，或者继续由移民组负责管理。
由于这场堪称秘密的官僚内斗，“小组”觉得有必要派出一名可靠的同事，以加强管控——其实就是监视——移民组的人员。
这项任务落在一个年轻人身上，他于一九七〇年进入国安局，无论就身家背景或政治忠诚度来看，都绝对有资格与“小组”的人员共事。他利用空闲时间加入一个所谓“民主联盟”的组织，社会民主派的媒体则称之为极右派团体。在“小组”里面，这不构成障碍，因为还有另外三人也是民主联盟成员，而且联盟的成立，“小组”其实提供不少助力，也贡献了一部分资金。这名年轻人便是通过该组织获得“小组”的注意与网罗。
他名叫古纳·毕约克。
札拉千科实在太走运了，一九七六年选举日那天走进马尔姆警局寻求庇护时，受理人刚好是这个叫毕约克的年轻警官，他当时是移民组的主管，而且已经和最高秘密组织牵上线。
毕约克马上意识到札拉千科的重要性，便中断谈话，并将这个叛逃者安置在大陆饭店的房间内。毕约克紧急通报的人是古尔博，而不是他在移民组那个有名无实的上司。他打电话时，投票站刚刚关闭，所有迹象都显示帕尔梅输定了。古尔博也刚回到家，正在看电视上的选举报道。听到年轻警官的激动陈述，一开始他还半信半疑。后来他开车到大陆饭店——距离他今天待的房间不到两百五十米远——便接手掌控了札拉千科事件。
那天晚上，古尔博的一生起了巨变。“机密”的概念有了全新的分量。他随即察觉到有必要为这名叛逃者建立一个新架构。
他决定将毕约克纳入“札拉千科小组”。这是合理的决定，因为毕约克已经知道札拉千科的存在，将他纳入总比冒着风险将他排除在外的好。于是毕约克从移民组调到东毛姆警局的一间办公室里。
在接下来一连串的戏剧性发展中，古尔博打一开始就决定只告诉国安局的一个人，那就是已经大致了解“小组”活动的秘书长。秘书长将消息压了几天后，向古尔博解释说叛逃事件太重大，非得报告国安局局长，政府也必须知情。
那时候，新任国安局局长知道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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