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三部曲-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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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新任国安局局长知道内部有一个“特别分析小组”，至于“小组”真正的工作内容却只有模糊概念。他最近刚上任，负责收拾一般称为“资讯局事件”的残局，而且已准备在警界平步青云。秘书长曾私下告诉局长，说“小组”是政府下令成立的秘密单位，可以不依循正常作业程序，外人也不得质疑。只要问题可能得到令人不快的答案，这位局长便从来不问，相当于默许了。他接受这个事实：有这么一个名叫“特别分析小组”的玩意，而且他什么都不能过问。

古尔博满意地接受了现况。他下令要求绝对保密，就连国安局局长在办公室谈论此事也得特别谨慎。局长也同意由“特别分析小组”来处置札拉千科。

即将卸任的首相当然无须告知。由于政局变天，新任首相费尔丁忙得团团转，整个心思都放在任命部长以及与其他保守党派协商上面。一直到新政府成立一个月后，局长才带着古尔博开车到首相办公室所在地罗森巴特，向新任首相报告。古尔博根本不赞成告诉政府，但局长坚持立场——若不向首相报告，在宪法上站不住脚。古尔博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想说服首相别让札拉千科的相关消息泄漏出他的办公室，他坚称没有必要让外交部长、国防部长或其他政府官员知情。

苏联一名重要的情报分子向瑞典寻求庇护，这让费尔丁十分心烦，便开始说起为了公平起见，他必须与联合政府另外两党党魁商议。古尔博早就料到首相会反对，只好亮出手上的王牌。他低声解释，如果首相这么做，他逼不得已只得立刻辞职。这个威胁让费尔丁的心迟疑了起来，古尔博的意思是万一消息外泄，俄国派出暗杀小队来解决札拉千科，首相必须负全责。假如负责札拉千科安全的人自认为非辞职不可，如此意外揭露的信息将成为首相的政治灾难。

费尔丁仍不太能掌握自己的角色，只好应允。他批准由“小组”负责札拉千科的安全并进行盘问，也下令有关札拉千科的消息不能传出首相办公室，这道命令立刻归入机密档案。费尔丁签下命令不只证明他知情，也限制他与任何人讨论。简单地说，他可以把札拉千科抛到一旁去。但费尔丁要求让他办公室的一个人知情，一个由他特别挑选的内阁成员。此人将负责联系那个叛逃者的相关事宜。古尔博勉强同意了。他预料应付一个内阁成员应该没有问题。

局长很满意。如今札拉千科事件有了宪法的保障，也就是说他背后有人撑腰。古尔博也很满意。他好不容易拉起了封锁线，也就是说他将能掌控大量信息。札拉千科只由他一人控制。

回到东毛姆办公室后，他坐到桌前写下知道札拉千科一事的人员名单：他自己、毕约克、“小组”的行动负责人汉斯·冯·罗廷耶、副组长弗德利克·克林顿、“小组”的秘书伊莲娜·巴登布尔克和负责搜集与分析札拉千科可能提供的情报的两名警员。未来几年内，这七个人将成为“小组”中的特别小组，他暗自称之为核心团队。

“小组”以外，知情的除了国安局局长与秘书长之外，还有首相与一名内阁成员，总共十二人。如此重大的秘密竟只有这么少人知情，真是前所未见。

想到这里，古尔博的脸色一沉。还有第十三个人。毕约克最初会见札拉千科时，有一名律师毕尔曼陪同。让毕尔曼进入特别小组是绝对不可能，他不是真正的秘密警察——其实也不过就是国安局的菜鸟——也没有必备的经验与技能。古尔博考虑了各种做法，最后决定小心地将他引出局外。他威胁利诱双管齐下，一边恐吓毕尔曼只要他敢泄漏只字半句，就以叛国罪关他一辈子，另一边又答应替他的未来铺路，甚至还利用甜言蜜语让毕尔曼自我膨胀。他安排毕尔曼进一家颇具名望的律师事务所，并让他案子一宗接着一宗地忙不停。唯一的问题在于毕尔曼实在太不长进，无法好好把握机会。十年后他离开事务所，自行开业，也就是后来在欧登广场那间律师事务所。

接下来的几年间，古尔博一直都小心翼翼地监视着毕尔曼，由毕约克负责。直到八十年代末，苏联面临瓦解，札拉千科也不再处于优先地位，他才停止监控毕尔曼。

一开始，“小组”将札拉千科视为突破帕尔梅谜团的关键，因此古尔博对他展开长时间盘问时，首先提及的便是帕尔梅。

然而案情有所突破的希望很快便破灭，因为札拉千科从未在瑞典执行过任务，对这个国家毫无所悉。不过他倒是听说过俄国间谍“红色跃行者”的传闻，可能是某个替KGB工作的瑞典高官或其他北欧国家的政治人物。

古尔博列出一串与帕尔梅有关的人名：卡尔·黎波姆、皮埃尔·肖里、史坦·安德森、马里塔·厄夫史考等等。终其一生，古尔博一再地追着这份名单，却始终找不到答案。

古尔博转眼间成了大人物。他在杰出战士的专属俱乐部受到礼遇，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不仅彼此熟识，交情也建立在私人情谊与信任之上，而不是通过官方渠道与官僚体系。此外他还见到安格顿，并在伦敦某间秘密俱乐部与英国军情六处的首脑共饮威士忌。他成了精英分子。

他永远无法将自己的丰功伟业告诉任何人，即使是死后的回忆录也一样。而且他无时无刻不担心敌人会发现他的海外之行，担心自己引人注意，担心自己可能无意间引领俄国人找到札拉千科。如此说来，札拉千科倒是他的最大敌人。

第一年里，这个叛逃者住在小组名下一间不为人知的公寓，任何记录或公开数据上都没有他的名字。“札拉千科小组”成员以为还有充分的时间来计划他的未来。直到一九七八年春天，他才拿到一本名为卡尔·阿克索·波汀的护照和一段费心设计的个人经历——这个伪造的背景却有瑞典档案记录为证。

但那时已经太迟了。札拉千科已经搞上那个原姓休兰德的蠢妓女阿格妮塔，而且还漫不经心地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古尔博开始觉得这个俄国叛徒脑子不太对劲，还怀疑他是故意想暴露身份，仿佛是需要一个舞台。否则他如此愚蠢的行为又该作何解释？

一会儿是妓女，一会儿是酗酒，一会儿又和保镖等等发生暴力冲突惹麻烦。札拉千科曾三次因酒醉闹事遭瑞典警方逮捕，还有两次则和酒吧斗殴有关。每次“小组”都得谨慎地出面保释他，并确保相关文件从此消失，记录也得加以修改。古尔博派毕约克二十四小时守着札拉千科，这不是简单的任务，但别无他法。

本来一切都可以很顺利。到了八十年代初，札拉千科冷静下来开始适应。但他始终没有抛弃那个妓女阿格妮塔，更糟的是他还生了两个女儿卡米拉和莉丝。

莉丝·莎兰德。

古尔博不悦地念着这个名字。

这两个女孩九岁或十岁时，他对莉丝就有不好的感觉，不用精神科医生诊断也看得出来她不正常。毕约克的报告说她对父亲很凶恶、有攻击性，似乎一点也不怕他。她话不多，却有上千种方式表达她对事情的不满。她将会是个麻烦，但古尔博做梦也想不到这麻烦竟会如此巨大。他最害怕的是莎兰德家里的情况会导致社会福利人员写出一篇提到札拉千科这个名字的报告，因此他一再力促札拉千科与家人断绝关系，从她们的生活中消失。札拉千科每次答应后又总会食言。他还有其他妓女，他有无数的妓女，但几个月后偏偏总会回到那个阿格妮塔身边。

那个王八蛋札拉千科。只要情报员让那话儿支配人生的任何一部分，显然就不是优秀的情报员。那个人似乎自以为不受任何正规约束。假如他只是和妓女上床也就算了，偏偏却一次又一次地凌虐女友。这么做好像是为了激怒看顾他的“札拉千科小组”组员，并引以为乐。

古尔博知道札拉千科毫无疑问是个病态王八蛋，但叛逃的GRU探员也不是他能选择的。他眼前只有一个，而且此人很清楚自己在古尔博心中的价值。

“札拉千科小组”扮演起清洁大队的角色，这点无可否认。札拉千科知道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一切问题他们都会解决。对于阿格妮塔，他更是任性到了极点。

其实并非毫无警讯。莎兰德十二岁那年，曾刺伤札拉千科，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他还是被送到圣约兰医院，组员们要收拾的残局更胜以往。古尔博于是向札拉千科挑明了说，要他绝对不能再和莎兰德一家有来往，札拉千科答应了。这个承诺他遵守了六个多月后，又再次出现在阿格妮塔家，把她打个半死，她最后被送进一家疗养院度过余生。

莎兰德家那个女孩竟会制造汽油弹，倒是古尔博始料未及。那天简直是一团混乱。眼看就要接受各式各样的调查，“札拉千科小组”——甚至于整个“特别小组”——的未来危在旦夕。万一莎兰德说了什么，就会危及札拉千科的掩护，而过去十五年来在欧洲各地布置的行动恐怕也得解除。除此之外，“小组”也可能受到正式审查，这是不计代价都得避免的结果。

古尔博满心忧虑。如果“小组”的档案公开，外界将会发现有些行动不一定符合宪法的规定，更遑论他们多年来对帕尔梅与其他重要社会民主党员所作的调查。帕尔梅才遇刺几年，这还是敏感议题。紧接着当然免不了要起诉古尔博与其他几名“小组”成员。更糟的是，有些野心勃勃的三流记者八成会散布“‘小组’是帕尔梅遇刺的幕后黑手”等言论，进而引发更不利于他们的臆测，调查工作也可能更紧锣密鼓地进行。然而最令人担心的还是秘密警察的人事变迁太大，就连现任的国安局局长也不知道这个“小组”的存在。所有与国安局的联系都只到新任秘书长为止，而他已经在“小组”里面待了十年。

组员们陷入极度惊慌，甚至于恐惧的情绪中。解决之道其实是毕约克提出来的。精神科医师泰勒波利安是因为另一个完全不相干的案子，和国安局反问部门拉上关系，当时该部门正在监视一个有嫌疑的工业间谍，而他正是关键的顾问。调查到一个重要阶段，他们需要知道调查对象若遭受极大压力会有何反应。泰勒波利安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建议。那一次，国安局人员成功地防止了自杀事件，并让该间谍成为双面间谍。

莎兰德攻击札拉千科后，毕约克偷偷地聘请泰勒波利安担任“小组”的外部顾问。

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可以让波汀因接受康复护理而消失，阿格妮塔也必须消失在某个长期照顾的疗养院。所有相关的警方报告全都集中到国安局，由秘书长转交给“小组”。

泰勒波利安是乌普萨拉圣史蒂芬儿童精神病院的副主任医师。他们需要的只是一张合法的医疗报告，由毕约克与泰勒波利安联手撰写，接着还要一份简要但毫无争议的地方法院裁决书。问题只在于案件的呈现方式，无关宪法。这毕竟涉及国家安全。

何况莎兰德确实很明显是疯了，让她到医院待几年有益无害。古尔博批准了。

许多问题一并解决之际，“札拉千科小组”也正好面临解散。苏联已经不存在，札拉千科的确愈来愈没有利用价值。

他们从秘密警察资金当中取得一笔丰厚的资遣金，于是安排他接受最好的康复治疗，六个月后送他坐上飞往西班牙的飞机。那时他们便和札拉千科摊牌，他与“小组”从此各自为政。这是古尔博最后负责的任务之一。一星期后，他到达退休年龄，便移交给他钦定的接班人克林顿。此后，古尔博只在特别敏感的事件中担任顾问。他又在斯德哥尔摩待了三年，几乎每天都进“小组”工作，但分派给他的任务愈来愈少，他也就逐渐淡出。接着他回到家乡拉赫尔姆，在那儿找事做，起初还经常上斯德哥尔摩，后来次数逐渐减少，最后压根不来了。

在看见札拉千科的女儿出现在每个新闻广告牌上的那天早上之前，他已经好几个月连想都没想到他。

古尔博既惊慌又困惑地留意整件事的发展。毕尔曼担任莎兰德的监护人当然不是巧合，另一方面他不明白的是札拉千科的往事怎么会浮上台面？莎兰德很明显是精神错乱，杀死这些人并不令人意外，但他万万没想到此事会牵扯上札拉千科。他女儿迟早会被捕，到时一切都完了。于是他开始打电话，并认为该是回斯德哥尔摩的时候了。

“小组”面临了自从创立以来最大的危机。

札拉千科拖行着进入厕所。现在有了拐杖，他便能到处走动。星期日这天，他强迫自己做一点短暂而剧烈的训练。下巴依旧疼痛难当，所以只能吃流质食物，不过已经可以下床开始活动。装了这么久的假肢，他很快就习惯拄拐杖。他试着在移动时不发出声响，并在床边来来回回地练习。每当右脚着地，整只腿立刻一阵剧痛。

他咬紧牙根，想着女儿就近在咫尺。他花了一整天才推测出她就住在右手边走廊过去第二间病房。

夜班护士已经离开十分钟，凌晨两点，万籁俱寂。札拉千科费力地起身，摸索着拐杖。他走到门边倾听，没有声响，于是拉开门，走上廊道，听见护理站传来微弱的音乐声。他走向走廊的尽头，推开门，看了看空无一人的电梯间。再沿着走廊往回走，来到女儿房门口停下，拄着拐杖站立片刻，竖耳聆听。

莎兰德听到一个摩擦声，随即睁开眼睛。走廊上好像有人拖行着什么东西。有一会儿寂静无声，她以为是自己的幻觉，接着又听到同样的声音逐渐离去。她开始感到不安。

札拉千科就在外头。

她感觉被锁在床上。护颈底下的皮肤好痒。她顿时有一股强大的欲望想移动，想起身。她慢慢地坐了起来，目前也只能做到这样，结果又跌回枕头上。

她用手摸了摸护颈，找到固定的纽扣，便打开纽扣，将护颈丢在地上，呼吸立刻顺畅许多。

现在她最想要的就是一个武器，以及起身去把事情一次解决的力气。

她勉强撑起身子，扭开夜灯，往房内张望了一下，没看到什么合用的东西。这时她的目光落在离床三米处墙边的护理桌上，有人留下一支铅笔。

她一直等到夜班护士来过又离开。今晚似乎是每半小时巡房一次，护士来的次数减少应该表示医生认为她的情况改善了，因为周末期间至少每十五分钟就会有人来巡视。至于她自己则几乎感觉不到任何差异。

护士走后，她使尽力气坐起来，双脚从床沿垂下。她身上贴着记录脉搏与呼吸的电极片，但电线朝铅笔的方向延伸。她将全身重量放在脚上，站起来，一时间重心不稳晃了一下，她一度以为自己会昏倒，但还是扶着床头稳住了，然后将视线集中在眼前的铅笔。她摇摇晃晃挪出数小步，伸出手，抓起铅笔。

然后缓缓退回到床边，已然精疲力竭。

过了一会儿，她好不容易将被单和毯子拉到下巴处。接着开始研究铅笔。是一支普通的木质铅笔，刚削过。用来当武器还过得去——可以戳脸或眼睛。

她把铅笔放到臀部旁边，这才入睡。

第六章

四月十一日星期一

布隆维斯特起床时九点刚过，便打电话到杂志社给玛琳。

“早啊，总编辑。”他说。

“爱莉卡走了，我都还处于惊吓状态，你竟要我接替她。真不敢相信她已经走了。她的办公室空了。”

“那么你就应该趁今天搬进去。”

“我觉得非常不安。”

“别不安，大家都一致认为你是最佳人选。而且只要有必要，你都可以来找我或克里斯特。”

“谢谢你相信我。”

“这是你应得的。”布隆维斯特说：“继续像以前一样工作就好。无论什么时候有什么问题，我们都能应付。”

他说他整天都会在家写稿。玛琳明白这是在向她报告，就像以前对爱莉卡那样。

“好，需要我们做什么吗？”

“不用。反而是……如果你有什么指示，随时打给我。我还在写莎兰德的故事，试着找出事情真相，不过其他与杂志有关的一切，该轮到你作主了，都由你决定，必要的话我会支持你。”

“万一我作错决定呢？”

“如果看到或听到什么问题，我会找你谈，但那一定是非常不寻常的事。通常不会有百之百对或错的决定。你作你的决定，也许会和爱莉卡不同，换成是我可能又有不一样的想法，但现在是你说了算。”

“好吧。”

“你若是好的领导人，就会凡事与其他人商量。首先找柯特兹和克里斯特，其次找我，棘手的问题我们再在编辑会议上提出来讨论。”

“我会尽力。”

“祝你好运了。”

他往客厅的沙发一坐，笔记本电脑摆在大腿上，连续工作一整天。结束时，已经写好两篇草稿，共约二十一页，重点放在达格与米亚之死——他们正在准备什么文章、他们为何被杀、凶手是谁等等。他算了算，要登上夏季号，字数还得再多一倍。另外还要好好想想如何描述莎兰德，才能不违背她的信任，因为他知道一些她绝对不愿公开的事。

古尔博在福雷斯饭店的咖啡馆吃了一片面包、喝过一杯咖啡后，便搭出租车前往东毛姆区的火炮路。九点十五分，他通过门口通话机说明自己的身份，大门随即打开。他搭乘电梯到八楼，迎接他的是“小组”的新组长毕耶·瓦登榭。

古尔博退休时，瓦登榭是小组内最新进的人员之一。他真希望个性果断的克林顿还在。克林顿继古尔博之后担任“小组”组长直到二〇〇二年，后来因为糖尿病与冠状动脉疾病缠身而不得不退休。古尔博不太清楚瓦登榭的底细。

“欢迎，古尔博。”瓦登榭与前上司握手寒暄道：“感谢你拨空前来。”

“我现在有的是空。”古尔博说。

“你也知道我们的工作状况。真希望能有空暇和忠诚的老同事保持联络。”

他话中有话，但古尔博置之不理，径自左转进入昔日的办公室，坐到窗边的圆形会议桌旁。他心想，那几幅夏卡尔和蒙德里安的复制画应该是瓦登榭的主意，他还在的时候，墙上挂的是克罗南号与瓦萨号战船的设计图。他对海一直抱有幻想，他其实是海军，只不过服役期间只在海上待了短短数月。现在办公室里已经有电脑了，但除此之外几乎和他离开时没有两样。瓦登榭倒了咖啡。

“其他人马上就到。”他说：“我想我们可以先大概谈一谈。”

“我那时候的人还有多少留在组上？”

“除了我以外，只有奥多·哈尔贝和乔治·纽斯壮还在。哈尔贝今年要退休，纽斯壮也要满六十岁了。其他都是新人，有些你可能以前见过。”

“现在‘小组’还有多少人　？＇…＇”

“我们稍微重整了一下。”

“所以呢？”

“全职人员有七个，也就是缩编了。不过在国安局内共有三十一名雇员在为‘小组’工作，其中大多数从来不到这里来。他们平常有自己的正职，有必要或有机会时才暗中替我们兼差。”

“三十一个雇员。”

“加上这里的七人。这个系统毕竟是你创立的，我们只是加以微调。目前有所谓的内部与外部组织。我们募集到新人，就会给他们一段休假时间来上我们的课。哈尔贝负责训练，基本课程需要六星期，上课地点在海军学校。然后他们再回到国安局原来的工作岗位，只是此后开始要为我们工作。”

“了解。”

“这是个很了不起的系统，我们的雇员多半不知道其他人的存在。而我们在‘小组’本部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接收报告，规矩和你那时候一样。我们必须是单一层级的组织。”

“你们有行动小组吗？”

瓦登榭皱了皱眉头。古尔博还在的时候，“小组”有个小小的行动组，共有四人，由机敏的罗廷耶带领。

“不算有吧。罗廷耶五年前死了。我们有一个较年轻的人才负责实地任务，但必要的话通常会用外部组织的人。当然，在技术上，现在情况比较复杂，比方说要监听电话或进入住宅，现在到处都有警铃等设施。”

古尔博点点头。“预算呢？”

“一年总共一千一百万左右。三分之一支付薪水，三分之一是普通开支，三分之一是业务费用。”

“所以说预算缩水了。”

“缩了一点，不过我们人也变少了，所以业务预算实际上增加了。”

“跟我说说我们和国安局的关系。”

瓦登榭摇摇头说道：“秘书长和预算主任是我们的人。当然正式说起来，只有秘书长确切了解我们的活动情形。我们秘密到根本不存在。不过实际上有两个副手知道我们的存在。只要听说我们的事，他们都会尽量忽略。”

“也就是说万一出问题，目前的国安局高层将会大吃一惊。那么国防部高层和内阁方面呢？”

“大约十年前我们就和国防部切断关系。至于内阁总是来来去去的。”

“所以万一面临重大状况，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瓦登榭点点头。“那就是这种安排方式的缺点，当然优点也很明显。不过我们的任务也有变化。自从苏联解体后，欧洲兴起一种新的现实政治。我们在辨识间谍方面的工作愈来愈少，现在多半和恐怖主义有关，要不就是评估某个地位敏感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