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奴役之路-到奴役之路-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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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弄出一个可行的经济计划来增进生产，并藉此使欧洲免于他们所谓的“贫困”，遑论整个世界？所谓“发展潜在富力”之说，倡之者或不诚实，或不知其究为何意。然而，这一虚妄的希望却把大家驱上计划经济之路。（可不戒哉？现代共产主义者有一特色，即鼓励人牺牲“现在”以为“将来”。而彼等所谓之“将来”，又从无一定之界说，颇类街头彩票铺之市招“明日开奖”。彼等所谓之“明日”，并非大年初一，而系无穷无尽之岁月。尝见有跑狗者，置一假兔于狗前，以电动之，假兔奔驰不已，真狗则穷追不已。操纵者则因之博利焉。今之“未来主义”之于群众，与假兔之于真狗，奚何以异哉？——译者）　
　　然而，计划经济运动依然利用这一虚妄的信仰而发展。计划主义者以为计划经济，较之自由经济，确能产生更大的生产力。可是，这种说法，近年以来，不断为大多数研究此类问题的学人所驳斥。时至今日，即使采取社会主义眼光的许多学者，如果已经认真研究过中央管制计划问题，他们就会承认，计划经济之效率如能与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相等。则感心满意足。这类经济学者之所以主张主张计划经济，不复因计划经济有较为优越的生产能力，而系因他们以为在计划经济之下财富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认真来说，此种说法，是主张计划经济之唯一有力的论证。无可否认，如果我们想要依照某些预先规定好了的标准来分配财富，如果我们有意要决定何人可得何种酬报，那末我们确乎必须将整个经济体系加以计划与管制。但是，吾人须知，问题之所在，仍在我们实现某些人所标尚之“社会正义”的理想时所须偿付之代价，是否制造更多的不安和更多的压迫。（推广言之，凡社会发生激剧而巨大的人为变动，从中获利者总是少数野心人物及其亲近的附随之众；而最大多数的人，无论在变动之前夜或变动漩涡之中，悉沦为牺牲品，其惨痛必数倍于昔，至少从未有蒙其利者。东方世界数十年来之变乱可证此言为真。劫后余生，何不三思之耶？——译者）　
　　有许多人对于“以集体方式来满足大家的需要”之事抱有热望。社会主义者则利用此种热望为极权政治铺路。（千真万确——译者）吾人须知，如以集体方式来满足大家的需要，我们就只能在指定的时间和预先规定好了的方式以内来满足需要。（这与来亨鸡用膳有何不同？——译者）自然，这种热望，有一部分是被用来作政治教育方式的。（一针见血之语——译者）　
　　有人常说，如无经济自由，则所谓政治自由便无意义。这话是确实真的。这话之为真，其意义与计划主义者用此语时之意义几乎完全相反。在社会生活中，经济自由乃任何其他自由之必要条件。然而，经济自由只能在某些条件之下解放个人，并且让个人有选择生活方式之自由。我们既然保有经济自由及选择的权利，当然同时负有种种责任，并且无可避免地要冒些风险。这是不在话下的。
　　译者附志：本章有所删节。
　　
　　
迷妄的平等
——海耶克教授著《到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Hayek）之第八章
　　
　　上帝给人的最佳机会被人错过了。因为，许多人渴念平等，这么一来，自由便失掉了。
——阿克顿勋爵
　　
译者的话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话是阿克顿（Acton）过火之言。阿克顿是英国博学淹识的大史家，饱经事变。吾人须知，失去了自由的平等，便是毫无价值的奴隶与奴隶之间的平等。这样的平等，静坐可得，何劳流血争取？
　　社会主义者用以鼓动人心的基本意理，就是实现经济平等。但是，不幸得很，就近数十年的许多事例观察，藉“革命流血”手段而实行社会主义的结果，反而招致了较原有经济制度下更大的不平等。在原社会中，因有独立于政治的纯经济活动，所以原有经济制度常较富于弹性。既常较富于弹性，个人改善其经济生活之可能性远较在社会主义之下为大。在美国，以及在中国清末民初之际，赤手致富者比比皆是。而社会主义一旦普遍实行，由官方统制经济，则经济就倒过来变成政治之附庸。苏俄等地区所表现者，社会主义的经济之僵固无情，远非西欧及美国人士所能想象。在这类地区，贫者从生到死永远赤贫。如不靠政治关系，赤手绝无致富之理。
　　这样实行社会主义稍久，一定产生若干层级的政治性的经济贵族。千千万万平民，则一辈子沦为可爱的“国家”之奴工、奴农。任何时候，这可爱的“国家”基于政治的理由而停止配给，则奴工、奴农就得停止呼吸。在这样的“国家”，经济上的不平等，是基于政治的考虑和需要而严格制度化了的。
　　多少年来，由于世界共党过分强调经济因素之重要，形成经济至上的社会心理。许多赞成政治民主的人为这种社会心理所慑，于是提出“政治民主”和“经济平等”两个口号。这种说法，乍看起来，似乎有理，因而颇能动听。但是，稍一分析，便可看出这种说法的毛病。这种说法，从情感的原因观察，是想作调人；从思想方面观察，是由于思力未能劈入此问题之里。
　　　“政治民主”和“经济平等”二者之相对地位有三：一、“政治民主”高于“经济平等”；二、“经济平等”高于“政治民主”；三、“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并列，即等量齐观。“政治民主”与“经济等平”二者底这三种相对地位之不同所产生的结果，重大地影响甚至于决定着大家底现实生活。如果我们视“政治民主”高于“经济平等”，那末所形成的社会便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如果我们视“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同等重要，那末所形成的社会也许就是英国工党式的社会。如果我们视“经济平等”高于“政治自由”，那末社会便走向“奴役之路”。而照许多经济学家底解析，将“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同等看待的办法，如英国工党底措施所例示者，只是从“自由社会”走向“奴役之路”的一个过路走廊而已。所以，剩下的可能，不是“自由社会”，便是到“奴役之路”。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抉择呢？
　　我们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就得确定：是人来要求“经济平等”呢？还是猪来要求？如果是猪来要求“经济平等”，那末就根本不发生要否实现“政治民主”的问题。美国猪营养丰富，宿舍清洁，照料周到，“经济”可谓“平等”矣！所以未闻猪群暴动以要求实现“政治民主”之事。如果是人要求“经济平等”，那么必须首先自觉要求改善生活乃系基本人权之行使。在极权地区如苏俄者，统治机构配给你好多你就吃好多，你是不被允许有要求改善生活之权利的。否则就说你藉端要挟，请你进集中营。因为，这种行为，照统治者看来，是对他权威之挑战。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苏俄极权地区，即使有所谓“经济平等”，也是喂猪式的“经济平等”。而在自由民主的邦国，如有工人要求改善生活之事，资方常谋与之商谈协调。从来没有听说要求改善生活就是藉端要挟。这就是因为自由民主的邦国不否认改善生活为每一个人之始基的人权。这样实现的“经济平等”，是人的经济平等。两相比较起来，俄式之不从人权出发而谈的“经济平等”，与自由式之从人权出发来谈的“经济平等”二者况味之别，结果之差，岂可以道理而计？
　　这样分析起来，可知如果我们自认为是一个人而且要求实现“经济平等”，那末必须从人权出发以谋其实现。如果从人权之肯定以谋其实现，那末就是已经预先假定“政治民主”先于“经济平等”了。因为，有而且只有在“政治民主”中人权才得到明确的承认和切实的保障。在“政治民主”先于“经济自由”的这一大前提之下，要求实现“经济平等”既被看作基本人权之一项，谓之为“经济人权”可也。
　　以上所说的是一逻辑结构。当然，在经济特别发生问题的情形之下，我们不妨特别重视经济人权。但是，无论怎样重视，我们都不能忘记，经济人权系人权之一次类（Sub…class）。它无论怎样重要，绝对不能高出一般人权之上。这道关隘如不死守，那末，就算我们有口可怜饭吃，也就一齐走向“奴役之路”了。
　　从上面所说的来看，可知对于“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底相对地位之这一番解析是何等重要。但是，西欧许多人士，由于享受惯了人权亦如享受惯了空气而不复警觉人权之下不可须臾离，于是，一听到马克思之徒高嚷面包问题，便丢下祖宗奋斗数百年所得的人权保障而不顾，一起忘乎其形，争着抢面包，险些儿作了马克思主义者底俘虏。至于东方人众呢？自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来没有人权之自觉。这些人，于贫困之余，一听到共产宣传家“解决吃饭问题”之煽动，便以为天国降临人间，趋之唯恐不及。结果，都被关入地狱。所以，我们要提醒世人，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要忘记了人权。失去了人权，一切都会落空的。
　　许多主张社会主义而却又不反对民主的人，一听到有人强烈地反对社会主义，不由得心里老大不舒服。他们在直觉上就想不通：社会主义提倡大家有饭吃，这并没有错，你们为何要拼命反对？这不是“资本主义”的思想在作怪吗？
　　这些人之所以有这种误解，照译者分析起来，是由于没有把“社会主义”一词底两种意义分辨清楚。时至今日，“社会主义”一词已经演变出两种不同的意义。一是“作为改善大家经济生活的社会主义”；另一是“作为统治手段的社会主义”。这两种意义的“社会主义”之性质与归趋是大不相同的。在第一种意义之下的“社会主义”系社会主义之理想的一面。社会主义底这一面，是在千千万万人心中荡漾的。既然如此，我们说社会主义根本要不得，他们如何不心头火起？然而，他们却不明了，在许多实际情况中，社会主义之改造大家经济生活的理想尚未实现时，已经被用作基本的统治手段了。有眼光而又爱人者见到这一危险趋势，怎能不起而大声疾呼，说：“这条路太危险，小心上当！”
　　　也许有人问：“我们可不可以保留作为改善大家经济生活的社会主义这一理想原则，而排斥作为统治之基本手段的社会主义？”对于这个问题之解答，只能求之于经验，不能求之于观念的游戏，更不能求之于名词的玩弄。近百余年来，许多强有力而又标尚社会主义的人，把社会主义之实现，与政权争夺，尤其以暴力争夺之事，紧密地联繁起来。于是，演变所及，所谓“作为改善大家经济生活的社会主义”，就变成“作为改善少数人经济生活的社会主义”了。这里所谓的“少数人”，意指夺得政权的任何人，或任何政治组体，或任何阶层。这样一来，对于多数人而言，社会主义，就不折不扣地变成“基本的统治手段”。这个样子的“社会主义”，难道还不应该彻底反对吗？
　　假若有人再进一步追问：“如果不经由所谓‘革命’，或暴力夺取政权等手段，而经由民主程序，实行计划经济，和平走向社会主义之理想的一面，那末，会不会演变到这种不幸的结果呢？”海耶克教授在本书中所进行的解析，一部分就是为了答复这个问题的。依照他底解析，计划经济就是经济的独裁。经济的独裁与民主的政治，在内部结构和实际的发展上，是不相容的。经济独裁底结果，一定是挖空民主底实际内容。这种制度之消灭民主，与暴力革命之消灭民主，虽有缓急之分，可是，结果很少不同。
　　吾人常知，多言“根本改革”有关众人之事，常招莫测之祸：继所谓“根本改革”而起者，常为更较惨酷之独裁极权的统治。急切求变，便是自造地狱。
　　
　　
　　
　　
迷妄的平等
　　
一
　　我们最常见的反对自由竞争的论调之一，是说自由竞争系在一种“盲目状态”之下进行。无论这种批评对或不对，就古代的人而言，这种“盲目状态”乃神圣不可侵犯的正义之一属性。虽然，自由竞争与社会正义二者共同之处不多，但二者都是值得赞美的。因为，无论是自由竞争也好，或是社会正义也好，其建制也，并非预先为了对于谁何人等有利，亦非预先为了不利于谁何人等。在自由竞争制度之下，我们简直无法确知谁会获利，谁会遭受损失。在自由竞争制度之下，酬报与罚款，并不依照谁认为某人底工作是否与他人有好处而定，而系依照个人底能力和幸运而定。在吾人定立法治建构时，既然不能确知谁会因此条文而获利，谁会因此条文而蒙受损失，这么一来，就可造成机会之均等。自由竞争正需机会均等的。因为，在自由竞争制度之下，机会和幸运，在决定各人底运气时，其重要往往不下于各人底技巧和远见。
　　我们假设有这两种制度：其一是每人依照某种绝对的和普遍的利益标准来各取所值；而另一是各个人所应得的一份一部分系由偶然的机会所致。然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抉择，并非在这两种制度之中任选其一；而是在下列两种制度之中任选其一：在一种制度之下，少数人底意志可以决意定谁获得什么；在另一种制度之下，每个人能够获得什么，至少有一部分系凭其能力和企图心，而有一部分则由于不可预见的机会所致。后者便是自由竞争制度。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私有财产和遗产常具有影响作用，因而，在竞争场合，个人所有的机会并不完全均等。可是，只要各人的先天的差异存在，机会之不均等可以逐渐设法减少。在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人总是自以为他们底看法正确。如果没有任何人能够拿他底看法强使人同，那末，消除机会不均等之事迟早总是可能实现的。在消除机会不平等时，消除之方式，必须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打算的，而须是超乎人身的。（译者按：依苏俄这一典型来观察，在现代的一党制度One…party　system下，旧式的不平等固可消除，依政治考虑而形成的新式的不平等则取而代之。而新式的不平等之令人难以忍受之程度，较旧有者大千百万倍。因为，旧式的不平等之造成往往需要经过漫长之岁月。在次漫长之岁月中，经济制度往往混杂有若干风俗习惯之成分。风俗习惯，除对极少数头脑优秀的人以外，对最大多数人恒能收安之若素之实效。一党制度兴起后，随之俱来者，常为以“拥护”为专门职业的新式政治贵族。这种新式政治贵族，当然因着酬报的理由也就为新式经济贵族。踏在此一党与此新式贵族脚下的，便是千万被治人畜。这千万被治人畜，在经济上，倒也可以得到奴隶与奴隶之间的“平等”。此奴隶与奴隶之间的“平等”，系彼等“努力革命”换来的宝贵的“果实”！）
　　在自由竞争的社会，无庸讳言，穷人发展的机会，远较富人为少。然而，即使如此，穷人在自由社会中，比之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那些获致较大物质享受者远为自由。（例如：苏俄工程师不及美国小工自由。——译者）在自由竞争的社会中，穷人致富之机会确较承继遗产者致富之机会为少。虽然如此，在这种社会中，穷人毕竟有致富的可能。自由竞争制度系建立于想获致财富的人身上。而非建立于权势之上。（译者按：这一点重要之至。因为，在以政治目标来支配经济发展的地区，有权有势斯有财有富，无权无势斯无财无富。因此，在这类地区，一人如不循权势之路，则无论如何克勤克俭，亦必不能致富，甚至无隔宿之粮，度过着寄蜉蝣于天地的无根生涯。）同时，在自由社会，没有人能阻止谁发财致富。今日有许多人不知失去自由之滋味为何，因此，也就常常忽略一项事实，即是，在西方自由国家，一个收入不丰且又技术欠佳的工人，其得以自由处理其生活之自由，较之收入远为丰厚的苏俄经理为大。在自由竞争的社会里，这个工人如要改变行业，或迁地居住，或表示何种意见，或以何种方式消磨其闲暇，凡此等等，都没有限制与障碍。他个人人身之安全和自由没有危险，没有任何人藉着暴力来强制他做些什么。（译者按：做一个人最起码须要这些自由，否则至多不过等于动物园里的猴子。）
　　
二
　　有人以为因私有财产而获致的收入废止了，各种不同的人收入上的差异依然保持原状，那末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所抱持的社会正义理想便可实现。然而，这些人却忘记了一项事实，即，将一切私有财产转变为政府财产时，政府底行动在实际上便决定着大家一切其他的收入。这样一来，我们就是将“生活权利”交给政府了。（这是“完全缴械”！——海光）
　　我们如果以为政府底那些权力不过就是我们所授予的那些权力，那末便大错而特错，我们必须明白，政府底权力乃系新产生来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在一自由竞争的社会，是任何人所不曾掌握的。吾人需知，只要财产为各个人分别享有，则谁都不能具有决定的力量来决定某人该收入多少，决定谁底社会地位该如何。在自由社会，一个雇主，除非肯出比任何人较多的价钱，否则没有人愿意跟着他干一辈子。（但是，在现代极权统治下，政府是唯一的雇主。于是，你只有两条路可走：跟着他干一辈子；或者，死亡。——译者）
　　我们这一代有许许多多人竟忘记了私有财产制度系保障个人自由之最重要的制度。这种制度，不仅保障了有财产者底个人自由而且也保障着穷人底个人自由。之所以如此，因为，生产资具分别为许多人所保有，而且各人独立从事生产，没有谁能完全支配谁，于是各个人得以自行决定谋生之道。穷人也可以生息于这些空隙之间。（译者按：海耶克教授之所言，实关联乎人生底根本问题。财产私有，不仅为个人生活之所资，且为保障人格、气节、志趣、兴味、情操底必须条件。陶渊明之所以能赋“归去来”辞，之所以能不为“五斗米折腰”，因他尚有“将芜”之“田园”。今日中国非全无陶渊明，但几无将芜之田园，于是，不得不在拗逆志趣与夫大打折扣之条件下苟延残生。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高调“精神文化”，虽至地老天荒，亦必无人理睬。那些不懂得怎样思考现代问题的玄谈“心性”流者，可以少息矣！）反之，如果所有的生产资具都归一人控制，那末，无论此君在名义上是否代表整个“社会”或系一大独裁者，只要他操有这种权力，便可以对吾人施行全面的控制。（这真是经验之谈——译者）
　　自昔至今，少数极端分子，或宗教信仰者，虽家无恒产，可是，其志同道合者如富有资财，能照顾彼等所享有的自由，常较他们只在名义上系社会财富之所有者为大。这类事实，无人可以置疑。（译者按：苏俄之类的极权地区，工人只是财富在名义上的所有者。马林可夫及高级党要为财富在实际上的所有者。结果，尽义务的是工人；享权利的是马林可夫及高级党要。）在自由社会，一个百万富翁，即使是我们的邻居或雇主，他们对我们底支配力一定远较那握有政府镇压权力的人为小，远较那能详细规定我们生活与工作细节的人为小。吾人须知，一个财富比较发生力量的世界，较之一个人握有权力即能财富的世界，毕竟要好得多。（译者按：这真是真知灼见。谋致财富，固难免诈欺与投机取巧之事，但是，大致说来，究竟要凭真实本领，才智，与毅力。洛克菲勒，卡尼基，和福特之财，除共党以外，无人能说系“不义之财”。然而，在能藉政治权力而取得财富的地区，权力者常可拿财富作为政治诱饵。这么一来，不特耗竭社会财力，且政治圈子里所诱聚的，很少不是趋饵之虾的。于是，反淘汰作用发生，社会被拖紧向下沉沦，以至于不可救药。）
　　伊斯脱曼（Max　Eastman）是一位卓越的老共产主义者。他重新发现了这类事实。这真是可悲的。不过，同时也令人欢欣鼓舞。他说：　“照我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虽然，我得到这项结论，已属太迟——私有财产制度乃给人带来有限的自由与平等之一主要制度。马克思希望藉着消灭私有财产而无限获致自由与平等。真够奇怪的，马克思是看出这个问题的第一个人。他首先告诉我们，叫我们往后看。他说，私有资本制度之演进以及与之俱来的自由市场曾经是我们一切民主式的自由之先决条件。可是，他却从来不向前看。如果他所说的不差，那末，设若废除了自由市场，则这些自由便会一起消失。”
　　　
三
　　有些赞成计划经济的人说，我们并没有何种理由要计划者来替我们决定个人底收入。计划者在决定各种不同的人究竟应该分得国家岁入之多少时，会遭遇到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种种困难。面对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