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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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还有学者提出，从租佃契约内容来看，无非是规定佃户交租必须如额交足，“而没有任何限制地主保护佃户佃耕权的规定”；是“容许地主单方面恣意妄为的‘契约’”；“完全体现了地主的旨意”，——如果了解了上述背景，即农民的抗欠行为，可能就会产生不同的想法。恰恰在历史上，大量的现象是，田主（以及债主）一方的这种“权益”很难（完全）保障，它已经成为一种基本事实，所以需要在契约中反复强调（反复申述也表明了其议而不行的一面）。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从现代契约的签订中了解这一类租约的当与不当（如你自己把成千上万元钱付给对方后，在合约上应写些什么……）。
　　但地主收租，到底能收多少呢？是不是通常所说的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五十以上？
　　为回答这一问题，还有许多事情应该交代。就拿通常所说的地租率百分之五十来说，其实它是指土地的“主产物”（或“正产物”）而言，并不包括全部产出的。也就是说，过去和现在计算亩产量的方法很不一样。如果算入后者（最明显的例子是南方的小春作物，过去都不计租），则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如果同意前述地租实收率只有七八成的样子，这样二者相乘，就能得出如下结果：
　　40％×75％＝30％
　　即地租率一般就是百分之三十左右。哪里会有百分之五十呢！
　　这个结论，是不是会与以下说法——如人口增加导致竞争激烈、剥削强化说，土地集中、地租日益提高说——发生矛盾呢？
　　张五常先生曾在他的《佃农理论》里说：随着某一地主土地由个别佃户向着更多的佃户出租，地租率将会下降，而总产出却可能上升。如果在这句话前边加上“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后边所发生的，不正是清代中国的历史事实吗？这也许就可以回答那些劳动过密，以及过密只会使佃农更为不利的种种观点了。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现象的达成，究竟是由于农民的“斗争”，还是地主的“让”（情让、忍让），即中国传统儒家理念作用的结果？为此，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次演讲中，与会学者（农村所、经济所、社会学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曾为此发生了有趣的争论。
　　我在调查中也遇到过访谈者（业主）说，无论丰歉，租子是绝不会收足，总归是要减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家教就是做人要“厚道”，佃户提出要求就不好拒绝。费孝通先生也曾写道：佃户可能很穷，一开口就要求免租或减租，地主则会因人道主义教育的影响，而不愿意勒索佃户。
　　那么，究竟是应把它称为“阶级斗争”呢，还是某种“情让”（或所谓“道义经济”）的结果？抑或是市场上“交易双方的一种日常性调试”？——对此人们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也很难给出一个断然的回答（详见


第六章，全书共六章）。我则希望有更多的同人关心这一问题，和参加到讨论中来。
　　三、传统政治不能以专制概括
　　这一组文章主要谈的是关于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一个大问题，多为最近两三年所作，其中一小部分曾在《读书》（2009年第11期）上发表。
　　在对中国传统三大误读的批判中，我的观点看起来都是“匪夷所思”的，所以它也被我戏称为“一个人的战争”。其中尤以不同意世俗的观点，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什么“专制主义”为甚，它可能是最违众和受批评最多的了（一笑）。
　　《读书》文章《“史华慈问题”——中国思想史上的那块天花板》（2009年第7期），一开头就借用史华慈的话说，中国历史中有一个恼人的问题总是不断出现：为什么始终不曾出现过一个与此深层结构相异的替代品？作者（赵瑞广）指出，这所谓“深层结构”，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上至高无上的皇权：它“还真让我们无言以对”，“成了我们文化的一个软肋，一块中国思想史上不可逾越的天花板”。
　　这样的论点可以说很有代表性，绝大多数读者大约都能同意。但，不知各位是否想过，这样一来，好像古代希腊倒是“典型”，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却是“变异”的“怪胎”了。在我看来，事情也许恰应倒过来，称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为“典范”，希腊才是“异常”。
　　作者以为，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不能解决这一恼人的根本性问题。但我们也可以反问，西方政治是否就能解决那些问题？或者单靠着“制度”，是否就可把它解决？比如，希特勒即曾经过“选举”上台；美国总统有若干行事相当“专制”，这是美国朋友的意见；意大利朋友也说：我们够民主吧，但并未解决贪污问题……
　　也许还该问问，在高谈民主的人士中，又有多少曾经在国外生活过较长一段时间，从而真正体悟过实际生活中的“民主”，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换句话说，当今世界上恐怕并不存在一种“万灵”而“一无破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把它强安在中国头上，或是西方头上，以为如此就可以了，恐怕并不妥当，也可以说是一种“妄念”。
　　本文也不企图解答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到底是什么这一个大问题。只不过提议，为解答这一问题，可否反过来想一想？
　　自2008年以来，我们不少同人都卷入有关劳动合同法、粮食安全及金融海啸等问题的争论，亦发表不少言论（从某种角度来说也够“民主”了吧），但回过头来，也不免感叹：如此操心劳神，却又何必！回家“抱孩子”，岂不更好？
　　孔夫子曾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是不是这个道理？
　　当然，我这样做也有自己的想法，就是为一部分“学生”和“有缘”者破“迷”（而且是“有来学无往教”），从另一方面讲，我不过是一介书生（偶遇尊龙先生，听此介绍后戏称我为一“快乐的书生”），空发议论，绝非干政而已。
　　说来说去，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就是让大家把权力托付给“一个人”，让他替我们“当家做主”（而不是像头两年所说：“大家都来当家做主”），而我等也可免除了“冒充”技术专家的烦难，“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昔日我曾在课堂上说：要是果真全面小康和谐了，我又何必苦心研究粮食问题？专心当一个大学老师岂不更好！
　　因此一位同学在我的博客上写道：这让我想起了长沮、桀溺和孔子的对话，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也是始终坚持，要是天下太平的话，他就不用四处碰壁求变革了（他最后还是回家授徒了）。
　　这，可能就是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最根本的一点，即“一人做主”，承担责任，而不是弄一班子人马遇事还要举手表决，或名之为集体领导其实互相推卸不肯负责。不认清这一点，后面的话就不要说，说也白说。
　　如果能够破除这一个“迷”，就不应再称中国传统政治为“封建专制”，我曾在“求学偶得”（十六）中写道：
　　一说到中国传统政治，似乎就离不开一顶大帽子：“封建专制主义”。我本来也持这种看法，但渐渐就对它产生了怀疑。几年前我跟余英时先生通电话，就此提出质疑。他说：（一上来就说）“专制主义”，肯定是不对的（当时余先生正在国会图书馆，居蜜先生为我接通这个电话，我即三言两语、直入主题）。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一切大事，最后都为一人决定，“由一人做主”，这是儒家一个基本的政治主张。同时也有很多证据表明，皇帝也不是可以“无法无天”，“任意而为”的……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有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都翻不了身，先就把中国文化“抹黑”了，还有什么“国”可“爱”？
　　有人常说，中国历史就因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才那么黑暗啊！那我也可回答：这是不懂“历史”。“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给我们“出难题”，“为难”我们，让我们经受“考验”的，它就是这样一个“迷”。不能因为我们尚在“迷”中，就说它都错啦。
　　按照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现世”并不是理想（而毋宁说是一个“名利场”），所谓理想社会是在以前的“三代”，而非“今天”。如此看来，“历史”，不是立一个“理”在那里，把一切都“保证”了的（如果什么都解决了，还要我们后代人干啥），而是把一个“理”立在那里，让人们去思考去追求、去尝试（试错）的。
　　如果我们能认清这点，下面的问题，就是那“一人”如何去听取他人意见（其方法是与今天大不相同的），以及如何“改过”的问题了（在《清朝经世文编》里这是一个专门讨论的题目），等等，等等。
　　为追求这一理想，古人已为我们指出了两条并行的道路。其中之一，就是“制度建设”（参见《论语》），另一个，就是“修身”（参见《大学》）。难道舍此之外，还能有什么“灵丹妙药”，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而且，就算实行“民主”，难道又能离开这些？
　　今人依然好谈“启蒙”，“启蒙”已有百年历史，如今已是“老生常谈”，我只怕它会越“启”越“蒙”，如果不能“回复”我们自身。
　　传统政治理念讨论中的三个问题
　　各位知道，长期以来，在历史学上就有一个“抹黑派”，一直在抹黑中国的历史，从政治上的“封建专制”，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到社会上的“人口众多”，如果这样，这个“国家”还怎么“可爱”的起来，成天空喊“爱国”又有何用？在我看来，不“批倒”那些说法，所谓“爱国”，最终是很难的。
　　本篇专门讨论中国传统政治理念问题，如果说在这一问题中存在三个层次的话，我们就不妨依次予以讨论。
　　第一个，即由谁做主，或如何“挑选”领导人的问题。
　　一般的说法，传统政治理念就是主张“君主制”的。其实也不尽然。中国传统政治的最高理念，毋宁说是主张“禅让”的。“君主制”只是“退而求其次”。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传统政治不主张“民选”。更反对“政党政治”和它的那一套。也不忽悠什么“人民当家做主”。
　　但是否“君主制”即“专制”呢？这恐怕也不一定。
　　钱穆先生曾说：（明代）一切最高命令，全由皇帝发布，这也不能说即由皇帝“一人独裁专制”（《国史新论》，第77页）。
　　第二个，即日常政治运作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更为关键，也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一个好的政治方式，在我看来，就是要能担当，肯负责。传统政治既要对“天”，又要对“祖宗”，还要对“老百姓”负责，这就不简单。而且“令行禁止”，说办就办，比起那动辄“投票”（经常是为一点小事之“小民主”），或名之为“集体领导”其实互相推诿，或“黑箱操作”一类做法，恐怕还强着些。
　　所以钱穆先生说：中国传统政治的根本，不是“主权问题”，而是“政治上的责任应该谁负的问题”；它偏重于从政以后“如何称职胜任”之内在条件上，而不注重于“如何去争取与获得”之外在活动上；在才是所谓“政治的本质”（《国史新论》，第71页、第100页）。所谓“民众建国论”，实际上是自己“卸责任”而已（《文化与教育》，第73页）。
　　在日常行政中，往往就是要“一人做主”的，古今中外都有不少这样的例证，——如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座右铭“责任即止于此（The　buck　stops　here）”，——不能因此就说是什么“专制”。何况中国传统政治中依然是有“法制”，不可以任谁“为所欲为”的（当然也有不少“犯规”的例子，那在美国也有）。
　　第三个，出了问题怎么办，即如何反映意见和更换领导人。
　　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从来都主张朝代是要变更的（最长的周代也不过“卜得”八百年），所以闹得不好是要下台的，哪里可以“万世一统”，像秦始皇期望的那样？此一类的言论可以《孟子》为代表。
　　至于如何听取意见，传统政治也有一大堆说法，如“兼听”、“改过”等。它只是在方式方法上跟“民主制”、“代议制”不同罢了，孰优孰劣，各有千秋。岂能一概目之为“专制”？
　　这是我的浅见，但“不吐不快”，哪怕又当了“堂·吉诃德”，还请大家批评。
　　中国人能不能有一点自己的思想
　　俺的关于史华慈的“歪批”文字（《读书》2009年第11期），遭到人家的反批评（任锋：《如何理解史华慈问题》，载《读书》2010年第6期），洋洋洒洒，累数千言（读着好累），批评之一是不该“空过宝山”，没好好领会洋大人的教诲。其实，俺是不懂什么史华慈的，但如果“皓首穷经”，研读一位老外的晦涩大作，最后得出一个“民主还是比专制好”，就跟没说一样的结论，我看，还不如免了罢。
　　回到正题，那个所谓“思想史上的天花板”问题，如果说中国传统无法回答，令人汗颜，西方民主就一定能够回答吗？提问者似乎没感觉到，西方研究民主问题的专家们多年来的困惑和争论。
　　最近因为“反行为”的“理论化”问题，有学生建议我读一读“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的书。岂知在一部“博弈论”著作里，赫然就写着有关的问题，说“民主”也不是在所有场合能够保证的：希特勒，不就是德国人民“选”出来的吗？
　　我对史华慈并不了解，阿伦特倒听不少人说起，也读过一本半本。不久前，不意间在一位朋友的书架上，发现她的集子。为了了解阿伦特的两个主要观点，朋友收集了她的有关著作，以及各方面对阿伦特的研究书籍文章，单这些就一二十本，而且都是原文的。我这位朋友认为，如果只读一二本，甚或是翻译的文本，乃至只是寻章摘句，那还是“免开尊口”，其实是没有资格谈论这些问题的。
　　那我就要问了，批评我的各位，您如此这般的下过一番工夫吗？阿伦特则还罢了，“等而下之”的不知什么人物，只因为他是个老外，有点名气，就一律要去读去学，那值得吗？再四处推介，岂不是“误人子弟”？
　　我对政治思想的探讨，还很肤浅。但我相信那是一个有力的反问：我们读懂了自己传统的“症结”所在吗？像我当年那样带着对柏杨“酱缸论”的推崇，立志到美国“取经”的，恐怕还不在少数。为了年轻时的那点子提问，就“一股道走到黑”，到今天还不该反思一番（对于传统及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我是到美国几个月后即改变了态度，像我这样的后来者恐怕也不在少数）？
　　对此，佛家好像有一个说法，即佛在我心。我们难道不能就此类问题重新提问，“求诸己身”？
　　我的意思，大概也就是这一点，其余就“没啥可说的”。有问题应就问题讨论问题，挟洋自重，引几句洋人的话，怕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其实，有一位定居在国外的学者说过，汉学家中能够完全读懂中文，用中文写篇短文的，并不多见，更遑论大量掌握文献的深刻研究了。
　　老舍曾经说过，中国人没有自己的思想，事在八十年前（参见《猫城记》），现在中国人自己的东西不是没有，为什么非要拿外国人说事儿不可。国人“崇洋媚外”好多年啦，什么时候才可以醒一醒呢？
　　再论“天花板问题”
　　吕思勉先生曾说：法家之言，皆为君主说法：设君主而不善，则如之何？设君主而坏法，则如之何？近之持立宪论者，每以是为难。然此乃事实问题，不足以难法家也。何者？最高之权力，必有所归。所归者为君主，固可以不善；所归者为他机关，亦可以为不善。归诸一人，固不免坏法；归诸两机关以上，岂遂必不能坏法？……固曰：此事实问题也（《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第530页）。
　　钱穆先生也说：皇帝不能皆贤，纵贤，而因长时期高踞尊位，总不免横添许多不良影响。但这是“人事问题”，不关“政治体制”（而且还给人以在内部自身扭转之希望）。我们不能专据这些人事来衡定整个的政治体制，来“抹杀那整个政治体制背后所有的理想，及其一切规制法理之用心所在”。古今中外，“人类历史尚无发现一种绝对有利无弊的政制，亦没有一种可以推行数百年之久，而不出毛病的政制”（《国史新论》，第80页、第82页）。
　　这些都可以说是从中国自身出发的解释。读了这些话，您对所谓“中国思想史上的天花板问题”，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呢？
　　一个人做主
　　吕思勉先生说：儒家的希望，是有一个“王”，根据着最高的原理，以行政事，而天下的人，都服从他。假如能够办到，这原是最好的事。
　　吕先生又说：但是能不能呢？恐怕就不能了（《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第773页）。
　　而在我看来，历史上没有做到，是不是就说明这个“理”错了呢？恐怕还不一定！
　　这也涉及历史是“什么”的问题。
　　也许，因为中国文化“任重道远”，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失败”，展现出这么多的“毛病”，经历这么多的“考验”——负载这么多的“功能”，让你得出这么多的“教训”，几乎没有一个“难题”、“困境”是可以“逃逸”的，——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并不是让你有了个“理儿”就“一步而蹴”、“万事大吉”的。
　　国人多好吃“香饽饽”，那不是存心“捡便宜”吗？你没有经历过那些事儿，没有历经层层的苦难，从中悟出层层的道理，最终就“大彻大悟”，那怎么能行？
　　回过头来说，这个世界，或许就是令你受尽千般万般苦难，以此来检验你，看你还能不能把持住那个“理儿”？
　　这能说是“理儿”的错吗？
　　正面看待传统政治理念
　　对于传统政治理念，先贤也有不能免于“时代偏见”的时候（今日何尝不是），但持论平允，其间也有不少让我们读了再读之处。
　　如吕思勉先生曾经写道：中国古代的专制制度，也是由古代哲学所造成的：古人信万物一本说，所以认君主专制，为当然的治法。《公羊》何《注》说：“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与董仲舒一样，都替君主专制政体，立了一个极深的根据。但照古人说来，就是“王”也要法“天”，“上”也是统于“元”的。所以一方面，虽然看得天下之本，系于人君一人。又一方面，还有“见群龙之首”之义。后人却只取得一方面，这不能全怪古人（《吕思勉论学丛稿》，第184页）。
　　世谓武帝之崇儒，乃所以便专制，非也。儒家虽崇君权，而发挥民权之义亦甚切。平心论之，九流之学，实未有主张君主专制者（《吕思勉论学丛稿》，第204页）。
　　孔子旷观千古，知小康时代之不可不立君也，而又知君权之不可以无限也。于是倡为主权在民之说。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曰：得乎邱民为天子，此其陈义可谓独有千古矣（《吕思勉论学丛稿》，第264页）。
　　这在理上有何不是，独谓中国始有一“令人汗颜”之“天花板”耶？这岂不是“倒霉看反面”吗？世上又哪里有那样“知行合一”、“完美无缺”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
　　钱穆先生亦曰：常听人说，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黑暗的历史。这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那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政府。诸如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赋税的征收，刑罚的处决，依然都有法制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动摇。中国传统政治，既非君主专制，又非贵族政体，亦非军人政府，亦非阶级专政，则中国传统政体，自当属于一种民主政体（《文化与教育》，第66页、第82页）。
　　我还是那句话：吾人看多了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失败”，而忽略了它的本意，也忽略了“历史”究竟是“干什么”的这一层意思？它难道不可视为一种“隐喻”，并非我们目下即能回答的？
　　帝力于我何有哉
　　一般学人多认为中国传统是个“专制政治”，甚至说是一个“专制社会”。
　　前者我们且先放下，来谈一谈后者：中国传统是“专制社会”吗？
　　近日遇到一位学者，她研究的题目是，中国知识分子怎么都得了“软骨病”？其主要结论是：由于当代的某些原因。同时，却又极力从中国传统中寻找一些“相关的”因素，并列举了不少古人的“语录”（包括我都没听说过的一些）。这就不只是自相矛盾了。
　　记得老友李零曾经说过，这样寻找中国历史里的一些“有利因素”，那什么结论得不出来？再说，历史里并没有“新鲜事”，所有的事情差不多都是有“先例”（包括“先兆”）可寻的，那能说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