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系列)-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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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们，我们全线反攻了，祝你们打胜仗！打胜仗！”他们有的也扬手回答：“打胜仗！”但大部分都给一种“神圣的森严”压住了。一个个的“衔枚疾走”。这使我们得了更深刻的印象。我心里说：“抗敌救亡真不是儿戏的！”这是一个严肃的死活斗争！
　　长江约我们去看××，我们因为时间不够，婉谢了。回到租界，但罗唆一通也通过了。下车后我忽忆××君之约，赴××饭店去会他。那时舞厅的霓虹灯还没有熄，舞场内正奏着醉人的音乐，一些青年男女们在“火山”上跳得正起劲。使我深深地感觉得租界的寓公生活与“民族的感觉”不并立！
　　　　　　　　　　　　　　　　　　　　　　　　　
　（原载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上海《救亡日报》）
　　　　　　　　　　　　　　　　　　　　　　　　

　　　《鲁迅翁逝世二周年》

　　　　手法何妨有异同，十年苦斗各抒忠。
　　雄文未许余曹及，亮节堪称一世风。
　　惜逝惊添霜鬓白，忧时喜见铁流红。
　　神州今作存亡战，百万旌旗祭迅翁。
　　鲁迅逝世第一周年忌作于上海去年的今天，在上海正进行着神圣的抗日战争。在隆隆的炮声中，上海的革命文化人没有忘记用他们最真诚的泪纪念一伟大的民族作家之死。在沪西一个教会学校的礼堂里，拥挤着千百的革命青年，祭坛上金黄的菊花至今还灿烂在我的心眼中。那天我去得稍迟，没有进门就听得一阵热烈的掌声，沫若兄的演词正达到最高潮：
　　“鲁迅以前，前无鲁迅，鲁迅以后，无数鲁迅！”
　　这一警句无疑地引起了这一群文学青年的热狂，接着我们听了冯雪峰、周建人、郑振铎诸先生的高论。我也被介绍着很兴奋地述了我的感想，并回顾了一下我所知道的鲁迅翁的生平。但我以为鲁迅翁是那样重视文学界的组织的。在抗战已在壮烈进行之际，文学界的救亡组织远落在其他文化部门之后，应该是我们的耻辱。我以为应以加紧文学界之救亡组织来纪念鲁迅。
　　这提议大体上是实现了。没有几天之后，鲁迅纪念会在浦东大楼盛大地举行。当场发起了上海文艺界抗敌协会，甚至推举了负责人，成立了协会的组织。这一组织的成功可以说颇足以慰鲁迅翁“在天之灵”的。但正在工作开展中，我们的战争是那样的日益紧张。尤可痛心的是，在那样紧张的局面中，无原则的政治摩擦也依然激烈地进行，直到上海陷落为止。对此现实，甚至使一般中间作家也痛心疾首。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就在这样内部矛盾中告一结束了。
　　——每因鲁迅而谈到此会的经过，当不能不为之黯然。
　　后来，抗战到了第二期，人们都来到了武汉，从动摇悲观中透露了光明的希望，也巩固了文艺界内部的团结，改正了上下对于文艺政策的认识。这样，在一九三八年的春天，终于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之成立，真正包含文艺界的各流各派，各流各派又毫无保留地统一溶汇在为抗战建国而奋斗的总的旗帜之下，并且提出了“文章入伍”和“文章下乡”的有趣的口号，表示了她的战斗化大众化的新精神。鲁迅翁当年爱护革命的文艺组织的心，好象在抗战的巨潮中终得实现，真是使人快意的事。
　　抗战是一个大的铁锤，它把许多青年锻炼成钢铁般的战士，也把许多似是而非的人打落在铁砧下面了。至少它使每一个人获得了应有的醒觉。从前在文坛如象在“政海”一样蠕动着一些专闹小的意气斗争的，现在大体上也成了狂风后的落叶了。有些假的面孔在这一巨潮的冲刷之下也都露出了真形，拿日本方面说，我们知道鲁迅翁在日本也有许多崇拜者。尾崎咢堂翁最近在《改造》上这样说：
　　品评人物很不易，品评民族自更难。
　　平心而论，日本不是世界第一的民族。
　　日本来曾遗下世界的事业，亦无世界的巨着，在中国方面反有惊天的大事业，亦有伟大的着作。
　　鲁迅翁的《阿Q》等等在日本也被列入“世界的巨着”中，而且经其“第一流作家”之手翻译出版，获得广大的读者。然而这许多名作家，甚至名　　“左翼作家”，在当时虽号称深受鲁迅翁的人与作品的感召，象他一样的至死不屈，拥护正义，象他一样的与压迫、侵略者为敌。及至八一三以后，除极少数坚贞之士外，他们有的公然做军事法西斯的应声虫，无耻地称此次侵华战争为“义战”。有的，更积极地到侵略的前线，找他们的所谓文“种”。最近以前，由菊池宽及鲁迅翻译者佐藤春夫们秉承日军之意组织所谓“钢笔报国会”，参加者“左”右翼名作家三十余人，由日海陆军当局予以便利，参加所谓“武汉攻略战”，到田家镇以后，以不堪前方危险困苦，鼠窜而归，便是好例。鲁迅翁的作品被介绍于此辈之手，肥此辈之口腹，真乃不幸之事。
　　象鹿地亘君这样勇敢地站在真理前面，为和平与正义而战，真是凤毛磷角，也真不愧为鲁迅翁在日本方面最好的弟子了。
　　鲁迅作品的戏剧化以《阿Q　正传》为最早，也以它为最多。我也曾步大家之后做过小小的尝试。而且已于今年春由“中旅”的朋友们在汉口天声舞台上演过了。我虽曾竭力使之现代化，但因成于抗战以前，无论如何总有不合式的地方。鲁迅翁的阿Q　写的是辛亥革命。我的阿Q　写的是抗战以前。那中间有一些问题现在显然不存在了。正象夏衍否定他自己的《赛金花》一样，今日的确已经没有磕头外交了。我们可以说自从抗战开始，中国农民的阿Q时代就告终了。然而阿Q　性既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我疑心就在今日它还要出来作祟，因此肃清国民心中阿Q　性的残余依然是很必要的事。记得《阿Q正传》在天声上演时曾替他们写过这几句话：
　　敌人疯狂进攻未有已，我们岂肯作虫豸？亡我国家灭我种，岂是“儿子打老子”？
　　寇深矣，事急矣！枪毙人人心中阿Q　性，誓与敌人抗到底。
　　在武汉危迫的今日，纪念爵迅翁去世第二周年，我觉得这几句话有重写出来的必要。同时希望我们文艺界的同志们加强团结，开展工作，使我们的抗敌文艺深入人民间，特别是我们前线和敌人后方，使中国大陆成为压迫者侵略者的“坟”，这样才是鲁迅精神的真正继承者。
　　　　　　　　　　　　　　　　　　　十月十八日于武汉
　　　　　　　　　　　　　　　　　　　　　　　　
　　（原载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汉口《新华日报》）
　　　　　　　　　　　　　

　　　　　《孩子的“行路难”——岩下纵谈之三》

　　　　我曾写过艺人的“行路难”，现在我记记我的大孩子和他的朋友们的行路难。我的大孩子海男现在印度我们的远征军中服着军役。这是我常常系念的事，但也是我很引为夸耀的事。孩子做着一个中国青年人在今日应该做的事情。
　　　　他是今年春从重庆动身的。他和他的几位至好的军校同学一道随郑洞国将军飞越了喜马拉雅山两万尺的高峰。同行的许多人都吐了，而他却颇能支持。在印度的这些日子他也过得颇为活耀。他原擅骑马游泳之类的技术，近又学会了开车。时常在东方盟友的都市里风驰着三轮卡。他到过佛教圣地的Ｂｕｄｈａ　Ｇａｌａ，在释迦成佛的菩提树下拍过照。后来的一张除许多战友外，还有法印法师和西藏的青年女尼妙莲少师。他还寄过几片颜色澄艳，纤微异常细致的菩提叶来。这给了他的妹妹极大的欢喜。我们还预备把这送给巨赞法师，慰他在西山深处的寂寞。
　　　　　　　　海男是在上海麦伦书院念中学的，他和黄仁宇君都可以说英语。在今年七七纪念我们远征军招待盟军的时候，他们便做了招待员。他们也认识了好一些盟国的朋友。照信上看，他们的兴致是很高的。他说这个新环境虽然也还存在许多困难，但已经使他把在国内的沉闷暂时忘记了。
　　　　　　　　这使我记起抗战以来他所经过的一些事情。
　　　　　　　　上海战争爆发，麦伦首先沦在火线。他和朋友们保护着祖母从战火中到达了南京，由这儿搭江船回到长沙。祖母让他转入长沙明德中学，修毕了高中课程。在那时候他也学着写了一些文字，领导了一个儿童剧团，上演过他自作的“中华儿童血”，很有些使他兴奋的效果。
　　　　　　　　当我在武汉的时候，在一股抗战情绪高涨中他考入了军校。因为怕祖母不许他去，他留了一封信在我的桌上就随大队入川了。后来又知道他由重庆步行到铜梁，又由铜梁步行到成都总校。
　　　　　　　　我到重庆的那年刚巧他由军校毕业。他和他的几位同学回到陪都，我们父子重见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很英挺的少年军人了。军校学生毕业后有的是留校教练入伍生的。但他们考军校的初志原是为的参加神圣的民族战争。他们怕的是留校。要求我事前拜托相识的部队长致电到校方请求分发。为着这我曾拜托过当时任五十四军军长的陈烈将军。我和这位陈将军在鸡公山时代熟识，他号石经，柳城人。粤北会战中曾到英德军次访问过他，又陪他一道由韶关直到桂南昆仑关接防。在车上我曾对他提起海男们的事，他很欢迎他们，并且乐意给他们应有的指导和援助。我到重庆的时候他已经率部到了滇越边的富川。他有电报来说，“将与敌人周旋于国境之上”，意气甚盛。为着海男们他曾有电到军校请求。并且给他预备了旅费。我看了他的亲笔信非常高兴，觉得这事算可以放心了。海男们报国的志愿算有了发挥的机会了。然而“不如意事常八九”。正当这时候我得了陈将军的噩耗，原来石经兄因牙病不得医药忽然变成了败血症，“星陨边城”。他的弟弟希贤兄同朱夫人由渝奔丧，我除致深深的哀悼之外也替海男们着急；他们的毕业期已近而出路又成问题了。我又曾去电陈长官和当时第二师的李延年将军，但海男们，因五十四军继任者系军校前教育处长，分发该军的人除了他们以外还有数十人。再加该军十四师师长阙汉蹇将军在粤北桂南也有一日之雅，因此，我又曾替海男们专托阙将军，得了他的回电之后，海男和他的几位至友，便决入十四师工作。
　　　　那时川桂间的交通已经非常困难。海男们得了郑应时兄的帮助，又带了他的妹妹玛琍由海棠溪顺利南归，想趁报到以前，省问他多年不见面衰年多病的祖母。及至我自己也经六战区回乡，为使老母稍得静养机会，便移家南岳，在百子街的菩提园住了七阅月之久。那时海男和他的几位同学为着邀他赴十四师报到也做了菩提园的客，我们时常一道去看祝融峰的云海，听磨镜台的松涛，也曾一道读毛奇等名将的传记，作世界形势的默绘，竞赛。各人报告对当时国际战争的军事政治的看法，有时甚至请南岳的青年智识僧
　　　　人暮笳法师谈佛法大要。海男们学过测量，他们与仁宇们各测南岳地图，非常准确而有趣，至今还保存在我的行箧。我觉得在南岳的
　　　　那些日子过得是颇有意义的。曾允许指导他们的陈石经将军的遗骨，那时已由富川运到南岳，葬在络丝潭上。我曾在他的墓畔写过一首诗：
　　　　粤北曾传虎将名，秋风白马又南征。岂因烟瘴回锋锐，常为光
　　　　明作斗争。清血奈何无药石？埋忠差幸有佳城。络丝日夜风雷走，犹作翁源杀敌声。
　　　　我和海男们几次爬到他的墓上，低徊凭吊。我默祷石经将军的英灵。仍旧能领导这些年轻的战士们达成与“敌人周旋于国境”的夙愿。
　　　　一个仲春的午后我和寿康送这几位青年战士出发。他祖母也扶着杖，洒着老泪送到庙前街的尽头。但因等车的困难，他们的旅费又不太多，他们又从柳州一度回南岳来，海男随即又同仁宇兄等回长沙乡下，住了一些时候。从数度成为战场的上杉市的农村孩子曾寄回这样的信：
　　　　爹：
　　　　匆匆地看见了您，又匆匆的离开了您。从柳州赶回家来，只在家住了一夜就走，不但是祖母、妹妹和您感觉得留恋，就是我自己也惆怅。在和三妹渡江去搭火车的时候，我望着那苍茫的江景，就想到您们，我简直想撇开三妹不去了。刚长途跋涉从远处而来而现在又要向那远处而去，这是为什么呢？在南岳安静的陪着您读读书不好吗？可是从这里您会看出一个青年人的心理来，他是好动，时时希望有新的活力，而时局需要我们又如此急迫。
　　　　我们在这山明水秀的乡下，又在暮春时节，过得甚为愉快。我们一早拿着枪去打靶。天气热了跳到塘里河里去游泳。我们遨游于山林之间。置国事于脑后，尽情的玩着。我们几个原很合式，再加上仁宇的妹妹游伴更齐了。但是于今毕竟玩得够了。即算环境容许我们玩下去我们也会厌烦。因为这种生活毕竟不是今日青年人的标准生活，我们应当再前进了。
　　　　二十日以前我一定要赶回南岳来，他们能否同来我都不管。总之滇南再怎么苦我也要去的。
　　　　在这里下雨的日子多，闷在家里更觉乏味。朋友之乐在别后重逢，久了也就没有什么希罕了。您等着我回来吧。
　　　　　儿　海男五月十四日
　　　　后来，他们毕竟又回到南岳来了。这次我由南岳直送他们到衡阳。看他们坐上湘桂路的车。但他们到了柳州之后依然等车，车子纵有也不可能三人同行，于是他们采取“分进合击”的办法，经过好一些困难终于到了贵阳。这儿他遇了我表弟王新元先生，他正在贵州企业公司给了他们一些物质援助，尤其难得的替他们找了到昆明的车子。他们本来可以顺利抵达了，可又因铁索桥被水冲断在曲靖停了几天。
　　　　　爹：
　　　　　照理，应该是早到昆明了。然而我们还滞留在曲靖。在茶馆里等着明晨八时到昆明的车。
　　　　　从贵阳到曲靖若按汽油车的速度本只有两天的路程，但这次却走了整整一个星期——从七月十三到十九日下午——除了煤汽车速度慢，更因在滇黔间交通孔道的铁索桥边静候了三天，直等到水退了，浮桥搭好了，才得缓缓通过。（俄国大使的车子也耐心地等了两日。）
　　　　　不过我们虽在这四无人烟的僻壤过了儿日汽车顶上的生活，甚至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吃。但也饱览了贵州山水的特色。那北盘江汹涌的急流以及两岸高耸云外的峻岭，和此地特有风云急剧的变化，都给了我们许多奇幻的感觉。我们差不多忘了饥饿和苦恼。
　　　　　的确，在这一段路上是比从柳州到贵阳有趣得多了。黔西的县份都相当富庶，而且都幽静有古风。每县都有小小的城墙。城里都有一个相当美丽的公园。城的四周都是一切碧绿的田野。这里雨水充裕，没有干旱之处，物价也很便宜。在盘县米只卖十几块钱一斗。一斗有三十几斤。较之贵阳要低四倍。缺乏的是没有好的建设和管理。市面是简陋萧条，人民也比较散漫无纪律。
　　　　　从安顺西行约三十余公里。我们看到中国第二大瀑布——黄桷树。当车抵那儿时我正睡着，但立刻被那急猛如雷鸣的水声所惊醒。从车厢探出头来一望，只见从岩上悬着两匹白练！
　　　　　——啊！是黄桷树了！
　　　　　我急忙跳下车仔细欣赏。瀑布就在公路的一侧，上面是高高的峭壁，下面是一个深涧。山泉从峭壁上倒泻下来，水花四溅，不住的冒着气，好像是沸水一样。附近的风景也很秀丽，林木葱郁。好好的培植起来不难成为世界的奇景之一。……（七月二十日于曲靖旅次）
　　　　　到了昆明后他的报告是这样：
　　　　　“于曲靖所发之信不知可曾收到。儿于昨晨至昆明。大雨中遍索旅馆不得。而身上早已不名一文。自曲靖搭车，迄今一日未进饮食。幸于午前即遇周孝芬小姐和他的丈夫鲍先生，他们招待甚为周到。午后往见王晋笙先生，他因早知道我要来而且候望甚久，所以见了我们很欢喜。晚上承他请我们吃西餐，冰淇淋，并看电影。与昨日车上饥饿窘困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
　　　　　途中经过尚称顺利，儿身体甚好。从未病过。惜承露兄沿途时患痧症，有时用针戮手指亦不觉痛，且出黑血。实可忧虑。因为到芷村后还要步行两天。
　　　　　我们约一二日后始可成行。近日越南风云紧急，实极称吾等心意，若一至边境即能参加此伟大之战争，亦平生一大乐事。
　　　　　王先生极想您能来滇一游，他可以尽地主之谊，并陪您一访仰光？……”
　　　　　　　　儿　海男（七月二十三日于昆明）
　　　　　他信里说的王晋笙先生系三厅旧同事，在昆明经营戏剧交通等事业甚为成功，娶了一位昆明小姐，有“云南驸马”之称。他几次邀我游滇以人事牵掣，未能成行。其后不久滇缅战事起，仰光之游一时更无法实现了。
　　　　　海男们离开昆明后就搭滇越路的火车到了芷村，芷村又名拉地。是现在铁路的终点。从芷村到他们的目的地平坝要经过阿穆里，老街子，小街。这里他们开始和前所未有的困难作艰苦的斗争。这二百五十公里的行路难，我让海男自己来描写。我在谈到他们抵平坝以后的情形。
　　　　他们到参谋处报到，会见了他们的许多同学。他们现在都是道地的排长了。穿着短裤，背着斗笠，一身都是泥浆。见之后大家悲喜交杂。感情特别融洽。使刚来的他们免去许多寂寞。八月四日他去见了师长和参谋长，对他们也很欢迎。并且特别免去见习的阶段，叫他们即刻下团工作。汉蹇将军对海男也问及我的情形，因为他家也住在南岳而且距百子街极近，他说我们没有米吃可能问他家里去要。海男代我笑谢了他的关心。他的信末说：
　　　　——大概再有几天就可以到安南边境去了，我希望最近能有战事。然而这一线却并无战事。这不能不使这些热情的青年感到焦燥。
　　　　爹：
　　　　……这里虽美其名曰：“滇南前线”，但实在却沉寂得像千年的古刹。所谓训练也只是奉行故事。
　　　　仁宇在四连，他的连长到贵州接新兵了。剩他一个人在连里独当一面。照理，他可以乘这时做一点事。把部队的陈习改革一下。但是他只要加重一点压力，不是上面不高兴，就是下面不愿意。前几天他一个下士班长因为受不了他的“新政”就开小差跑了，使他愁了好一些时候。　　“本为圣朝除弊政”不想所得结果却是如此，使人怎不心冷？
　　　　我在二连的环境可说比他好一点。也可说是比较舒服点。因为在上有连长。闲事可以不必多管。除了好好的带兵，有时训练他们唱唱歌以外，其他的时间我都拿来看书、写字，闷时唱唱歌哼哼戏，或者到后面花园里散散步。当然这里也说有“良辰美景奈何天”，有的只是数棵鲜花和几株碧树而已。不过有时天老爷也实在有令人无可奈何之感。不是雨，雨，雨，就是愁云惨雾，终朝不见天日。此间气候又萧森如深秋。夜间，闻雨打屋瓦声，辗转反侧使人愁不成眠。
　　　　在这样国防前线而有如许时间可供读书亦深为我自己所诧异。儿读书颇勤，孙子兵法已能背诵。外国文亦习之未歇。闲时常以诗文消遣。在此种环境中细细体味也有许多心得。
　　　　因我自己持之有恒，同事间被我同化的也不少。向学风气已逐渐养成。将来若能使大家以读书代赌博，未尝不是改良部队之一策。
　　　　近日儿患疟疾达周余，愈后又染得一身疥疮。昨日又被人窃去六十余元。不如意事接踵而来，增加痛苦不少。但有时想起确费去偌大代价能换得此种宝贵的人生经验，稍知处事的艰难，未尝不值得。
　　　　无战事！在此殊觉无聊。请再设法，使儿等得遂初志。……
　　　　　儿　海男（八月三十日雨中灯下于八寨）
　　　　其后有好一些时候，我得不到海男的来信。他的老祖母很不放心。我只得打一个电报去问他的师长。回电说是平安无恙。及得海男来信才知他和仁宇们在苦闷之余请求师长让他们几个人深入安南去侦探敌情，竟蒙允许。半月之间他们由八寨经半厂，古林箐，马革，到河口，谷柳，老街；又由桥头，新甸到猛康；由老街子到花龙，三处都深入越境，接触了敌人和法军官，获得必要的情报。他们的判断当时情势虽相当紧张而敌人的目标似在泰国；在滇南方面还不致有十分重大的行动。
　　　　这样增加了他们的焦燥。
　　　　爹爹：
　　　　刚和仁宇，世吉，承露等从法属猛康归来就接到您十一月十五日由桂林寄出的信。在饱尝兴奋，艰苦，而富于刺激性的生活后又能得到您谆谆的训教真使我更觉得愉快。
　　　　　读过您的信以后我们都有极大的感触，觉得理想与现实实在相差得颇远。我们原以为滇南一定会发生战争，带兵生活一定是很饶兴趣。……然而当我们亲历其境后，又不免失望。
　　　　　您要我们在滇南小住，好好的训练部下以准备来日的战争，未尝不是。但实际上我们不能忍耐太久了。这种急燥与不安也是现实生活中许多矛盾所造成的。中国不是没有好兵，部队的改造也不是绝望，但你得花很多的时间很大的耐性和许多黑暗的习气，死硬的头脑相周旋。而对于这些我们似乎还太年轻了。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