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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帝国的生与死-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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嵬名山部不料北宋会突然发难，更有夷山及其他被买通的人做内应，种谔的军事行动相当顺利。嵬名山也没有作反抗，顺水推舟地投降了宋人。种谔收其部首领三百、人口一万五千户、兵一万余，牲畜十万余头，一时震惊朝野。
西夏人听闻绥州失守，派四万大军来夺，均被种谔打了回去。
很快，种谔在绥州筑起了一座坚城。
绥州的收复让赵顼大喜，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富国强兵的治国方略。在对西夏的整体战略上，赵顼接受了种谔、薛向、王韶等人提出的开边熙河、夺取横山的两大对夏战略方针，从此由被动防御改为积极进攻。
种愕计降绥州，成为了宋夏战史上的关键转折点。
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宋神宗派大将王韶出兵熙河地区，一举收复熙河六州，实现了开边熙河的战略目标。
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西夏国主秉常被梁太后监禁，国内大乱；而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北宋帝国的经济军事实力渐增，此消彼长，赵顼认为是该对西夏人算总账的时候了，于是发兵三十万，大举伐夏。
西征军兵分五路，时任鄜延经略安抚副使的种谔作为第二路大军主帅率五万四千鄜延军和三万九千禁军共九万三千兵出征。
元丰西征声势浩大，但却未取得赵顼想要的一举解决西北边患的结果，后世提到这场战争也以北宋帝国惨败来形容。
对比其他几路大军的劳而无功，种谔的表现非常惊艳。
种家军从绥德出发，首战告捷，斩夏兵千人。随后种谔直奔米脂城，在米脂城种谔围而不攻。
他一直在等，等西夏人的援军。
三天后，西夏兵到了，八万铁骑，阵势很吓人。
宋夏战争史上最激烈、参战人数最多的一场战争在米脂城下展开。结果是种家军在米脂寨大败夏军，斩首八千，攻克米脂寨。
随后种家军势如破竹，接连攻克银州、夏州、石州、盐州等地。
种家军的脚步最后在盐州停了下来。
为什么要停下？五路军西征的目标不是灵州吗？
第一，种家军的进展速度太快，其他几路军跟不上他的步伐；第二，他只是侧攻，虽然他是二路军的主帅，但他必须听制于一路军主帅王中正——一个太监。主攻任务不由他来完成。
战场外的很多事，是种愕无法决定的。
虽然再无西夏部队敢和种家军过招，种谔在盐州却等来了他这次西征的真正敌人——西北的严寒和粮食补给的缺乏。
最终，这支部队在严寒和饥荒面前败下阵来。首先是非嫡系的三万余禁军受不了饥寒交迫逃跑溃散，种谔无奈回师。
西征军败了，但种家军没有败。
赵顼倒完全不必为元丰西征的结果而大受刺激，虽然没能一举平定西夏，但通过此战，种谔的二路军一举收复了银、夏、石诸州，横山地区半数归宋人所有，种家军在西北更是找不到对手，完全消除了宋人对西夏人的畏惧心理，对西夏人造成了严重的打击。
神宗朝初年订立的开边熙河、夺取横山的两大战略基本实现。
接下来要做的只是如何巩固这两块根据地。
对于经营横山地区，种谔向赵顼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应在夏州、乌延、兴州、盐州各战略要地筑建要塞，逐步蚕食西夏人。
赵顼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既然一口吃不下西夏这个胖子，那逐步蚕食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皇帝派专人到西北考察，那个人叫徐禧，职务是给事中，官不大（正四品），权不小，是皇帝青睐的革新派代表和心腹内臣。
徐禧考察回去后，朝廷很快批准了在西北横山地区建立军事要塞的项目。但拿到项目建设批准书后，种谔以为自己眼睛花了——自己当初的建议是在夏州、乌延、兴州等地筑堡建寨，怎么一下变成了只建一个大型边塞永乐城了？
徐禧说多处筑城太麻烦，不如就在银、夏、宥三州交界的永乐川修一大堡，成为横山北宋军队的基地。
种愕说要建也不能选址永乐川，此处无水源。
徐禧说那还不简单，附近有水。
种谔兵遇到秀才（其实徐禧也不是科考出身，北宋文臣云集，不知道神宗皇帝身边怎么蹦出个这号人物来），怎么也说不清了，他的抗议无效，就把眼光放到了时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的沈括身上——这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北宋第一科学达人不会不知道永乐川建堡的种种致命伤，尤其是水源。
但沈括沉默了，无数事实证明，这位科学巨人只不过是政治上的小人与侏儒。面对强权，他唯一会做的就是沉默，而他开口只会做一件事——向人背后捅刀子（这点苏东坡同志深有体会）。
工程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十万民夫只用三十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浩大的工程。工程完了，西夏人也来了，三十万大军将三万鄜延军和十万民夫围困在永乐城，切断了水源，李宪、沈括派兵解围无效，城中渴死者远比战死者多。徐禧战死，城破，西夏人进行了屠城，十三万永乐城军民无一幸免。
种谔这时候干什么去了？从修建永乐城开始，他对徐沈等人就一直持非暴力不合作态度，被徐禧打发去守延州了。据史载，赵顼接到永乐城被围的消息后，急令西北各路军飞驰救援永乐城，而离永乐城很近的种谔却拒不执行命令。
种谔还能执行军令吗？他的种家军大部分主力都被徐沈二人带走筑守永乐城，延州城只留下了几个老弱残兵，支援只不过意味着延州城成为党项人的下酒菜。种谔是天生的现实主义者，他宁愿被朝廷治罪也不愿意中党项人下怀，所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延州城楼看着他父子二人苦心经营的鄜延军团在永乐城灰飞烟灭。
永乐城之败对神宗皇帝赵顼的打击远远超过元丰西征，他的富国强兵梦从此破碎，人也变得意志消沉，厌倦兵事。
当然，永乐之败的相关人等，赵顼还是要处理的，沈括被贬为均州团练副使，还有那位拒不执行救援任务的种谔。
贴身内侍平静地告诉他，种谔死了。
怎么死的？当然是气死的。
种谔的死法并不独有，他父亲生前的亲密战友，北宋第一名将狄青也是这么死的，史书上记载那叫疽发（不过一个是疽发髭卒，一个是疽发背卒）。
而种谔比狄青多活了八岁——五十七岁。
种谔在西北的战绩并不比父亲逊色，但后来的史书对他的评价却不高，一个关键性的评定是说他“擅开边衅”。至于他辛辛苦苦挣下来的几座西北边城，他死后没多久哲宗上台，以司马光为首的元祐党人得势，于是就哭着喊着把米脂等寨送还给友邦西夏人（结果是马屁没拍成拍到马腿上，那几年又被党项人狠狠揍了几顿）。
种谔子种朴子承父业，同样活跃在西北战场上，与郭成一起指挥了北宋末对西夏最辉煌的胜利——平夏之战，后来在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与吐蕃人的战斗中战死西北。
第三代种家军的领军人物是种谔的两个侄子种师道与种师中，《水浒》中说老种经略与小种经略是父子关系，大错特错。种家做过经略的只有种谔与种师道、种师中，种谔与师道、师中是叔侄关系，并非父子，种谔也没能活到宣和时期。当时的老种经略应指种师道，师道曾任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小种经略应指种师中，师中曾任环庆路经略安抚使。老小种经略二人为兄弟。
后来金人入侵，兄弟二人成为了北宋帝国的擎天巨柱，为拯救这个帝国奉献了自己最后的热血（种师道、种师中事迹详见后文）。
种家将三代为北宋经营西北，战功累累，作为北宋帝国西北军的灵魂和旗帜，早已幻化为北宋帝国不老的传说。
第三章大相国寺的火
引子
你的升职报告被朝廷驳回来了，说渭州近年与西夏无战，军士不能无故升职，鲁达，你的提辖做不成了。
种师中一脸遗憾地对鲁达说。
鲁达咧咧嘴，说做不成就拉倒，俺也不稀罕这破头衔，转身大摇大摆地走了。
可在鲁达即将出门的时候，种师中又叫住了他。
鲁达回身，小种经略问，听说你最近手头有点紧，去账房让管事支点薪水吧，一个单身汉，还是得学会打理日子。
鲁达说相公你是从哪里打探来的消息，上个月我才赢了几百两银子，不差钱。
说罢转身走出经略府。
渭州城的太阳在天上毒辣辣地照耀着，刺得鲁达有些睁不开眼。
鲁达出门后毫不犹豫地“亲切问候”了这该死的天气。
他心里被这糟糕的天气烘起了一把火。
他决定去茶馆喝上一壶龙井茶，消消火。
在茶馆里，鲁达遇到了九纹龙史进，这终于让鲁达有了点好心情。
他很欣赏这个年轻的肌肉棒子，当然更欣赏那条文在他身上的青龙。
知己相逢，怎能缺酒？鲁达说去酒馆喝顿痛快。
走的时候，细心的看官会发现，鲁达没有付茶钱（之后和史进、李忠去酒楼，同样赖了账）。
在小种经略面前，鲁达不过是煮熟的鸭子只剩嘴硬。宣和年间，鲁达们的日子并不好过。尽管帝国老大赵佶三令五申，不准拖欠士兵工资，特别是在西北替帝国对付死敌党项人的西北军，但上面的政策无法落实，下级军士们的工资不仅不及时发放，还经常以各种名义被克扣。
鲁达已经三个月没领到工资了，加之他用钱向来大手大脚，闹经济危机相当正常，所以并非想赖茶楼酒楼那点小钱，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潘家酒楼，喝得正高兴的时候，金氏父女搞了个小插曲，从而改变了鲁达的人生。
“镇关西”的称号，竟然赐给了一个卖肉的商贾，鲁达想不通。
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北宋，一个肉店老板的地位绝对要高于普通军士。当时的帝国，各大城市均有肉铺，规模都不小，肉店老板通常不亲自操刀，而是雇佣三五个到十来个伙计（郑屠就雇了十来个伙计）。他们各有分工，有的负责阔切，有的负责片批，有的负责细抹，有的负责顿刀，不仅卖生肉，也售熟肉。每个肉铺每天能卖十余边猪（五六头），到冬至、春节等节日，则有几十边的销量，一年下来，郑屠们腰包里的银子那是少不了。
一个杀猪匠的腰包都这样鼓，遂映衬出鲁达荷包里那五两银子的可怜。
鲁达怒，并不仅仅是因为酒上头。
他要拳打镇关西——你丫有钱，让你丫包二奶，让你丫放高利贷。
郑屠死得比较冤枉，整个刑事案的过程证明了他只是本分的生意人，一没有像蒋门神那样雇佣一帮打手黑白两道通吃（肉铺里可都是正规本分的伙计），二也没有在道上混过，基本没什么功夫，所以三拳就被鲁达送了小命。至于和金氏父女的经济瓜葛、感情纠纷，看官们就无法分辨出金氏父女的唱词里几分真实、几分水分了——被抛弃的怨妇，对负心人自然是满腹哀怨，试想，如果卖唱女换成是阎婆惜，黑宋江肯定也成了镇关西。
三拳下去，鲁达的气消了，他的军旅生涯也到了尽头。
鲁达拳打郑屠的故事史上有原版。后周太祖郭威当年在潞州还是一个小兵的时候，在街市喝醉了，也恃勇杀了一屠户，当时震惊潞州城。但当时天下大乱，谁狠谁是真英雄，当时的潞州主管李继韬很是欣赏郭大侠的身手，将其召至帐下，郭大侠从此开始了他辉煌的人生。
可惜，鲁达生在了一个太平盛世，种师中再有权威，也不敢让一个杀人犯在自己的帐下效命，最后，鲁达只能用一条齐眉棒挑着破包裹开始他漂泊天涯的逃亡生活。
地球是圆的，山不转水转，在雁门鲁达又遇到金氏父女。
金小姐逃离渭州后，很快再就业，还是做二奶，对比第一次失败的二奶生涯，金小姐这次钓到了金龟婿。那个山西土财主赵员外总体能用年老人傻多金来形容，对金小姐基本上言听计从，这下鲁达暂时找到了容身之地。
在赵老财庄上闲住的日子，鲁达无事常去找金老儿喝喝小酒聊聊天。
再见金小姐，二人便有些异样的感觉。英雄和美人都是一伙的，当日在渭州城，一个是惊弓之鸟，一个是义愤填膺，都没来得及品味这些感觉。现在不同了，饱暖思淫欲，金小姐偶尔有些救命之恩无以回报以身相许的想法很正常，而鲁达眼里的金小姐也不再是渭州酒馆里略有二分姿色的可怜小女人，现在的她已经美得让鲁达不自在了。
金老儿在江湖混迹多年，自然能觉察出二人中间的蹊跷，深知再让二人处下去，赵大员外的头上恐怕要再多顶绿帽，赵大员外戴绿帽不打紧，关键是自己的财神爷恐怕得飞，虽然鲁达对自己父女有恩，金小姐对鲁达有情，但这些都当不得饭吃。
金老儿一狠心，跑到赵家庄报了个假消息，说鲁达身份泄露，很快捕快要来抓人。
鲁达来不及感叹幸福时光总是流逝得太快，就收拾行装准备再次上路。
年老人傻多金的赵员外却给鲁达指了另一条路——五台山，并送上一份大礼——度牒一张（《水浒》中称为五花度牒，事实上在北宋时期只称之为度牒，五花度牒为南宋时的名称）。
在北宋，和尚可不是说当就当的，得由政府发放执业许可证，这就是度牒。
出家当和尚在北宋大部分时期是一份相当有身份和前途的职业，一来不用再承担劳役和兵役；二来受法律优待，宋律“僧尼道士女尼，文武官七品以下者，有罪许减赎”，犯了事，一入寺门，官府就大事化小，通常不予追究；三来寺院拥有众多田产，是变相的地主，当了和尚基本衣食无忧。除了不能享受正常人的性生活，寺院就是另一个天堂。
政府也不傻，既然当和尚有这么多好处，那也不能白发执业许可证，用钱来买吧。度牒公开明码标价，在神宗时期，一张度牒，政府的明码标价是一百三十贯，但因为各地的经济情况不一，各地的价格又各有不一，在四川能卖到三百贯，在广西则能卖到六百五十贯。
六百五十贯是什么概念？在当时大约能买到六百五十石大米（宋代1市斤是640克，1石合92。5宋斤，六百五十石大米约为今天的76960斤大米）。
也就是说，当时的一张和尚执业证书（度牒），价值三万元到十五万元人民币不等。
赵员外送的这份礼确实不轻，鲁达又怎么能拒绝呢？
五台山从此多了一名花和尚，鲁达也有了一个新名字——鲁智深。
五台山的日子无风无雨，当然也没有酒，更没有女人。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鲁智深忍受不了那份孤寂。
山空，他的心却不空。
他的脑子也不空，有时会想想在西北的峥嵘岁月和那些兄弟们，有时会想想貌美情深的金小姐。
于是他的肚子也不空，常常用来装酒，有时也装点狗肉。
于是，鲁智深成了最惹是生非的花和尚。
最后，主持智真长老失望了，对鲁智深说这是清修之地，容不下你了，你走吧！
鲁智深迷茫地对智真长老说，天下之大无我容身之地，我能去哪里呢？
智真递给他一封信，说这是你的调动文件。
鲁达接过信封，他识字不多，但信封上有四个字他还认得——大相国寺。
一
作为中国汉传佛教十大名寺之一，大相国寺的历史相当悠久。早在战国时期，这片地就是当时魏国都城大梁城的黄金地段，曾经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魏公子无忌的私人府邸。西汉时，据说梁孝王刘武曾在此筑台奠天，祈祷自己的亲哥哥刘启早点归天，自己也穿两天龙袍玩玩。北齐时这里正式成为了佛家的地盘，于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建起了寺院，初名为建国寺。
后来建国寺在战争中毁于战火，在唐初成为歙州司马郑景的住宅，后来一名叫慧云的和尚用募集的钱买下了这个宅园，再建建国寺，太极元年（公元712年）唐睿宗李旦因以相王即位，故赐建国寺“大相国寺”，建国寺由此改为大相国寺。
在唐朝，大相国寺便声名在外，吴道子、石抱玉、李邕、韩干等书画名家都在大相国寺留下过墨宝。在当时，这里也是著名的国际佛教文化交流中心，日本僧人空海来中国留学，曾长期居住相国寺。在这里空海专门学习佛法和文字，并突发奇思，参照中国汉字的草体偏旁为日本人创造了名叫平假名的日文字母，对日本文字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随着赵氏兄弟在开封建立北宋帝国，大相国寺也迎来了它辉煌的顶点，多次重修扩建，到宋徽宗赵佶时已占地五百余亩，绝对是当时的天下第一寺。
北宋时期的大相国寺，是赵氏王朝的皇家寺院，每逢皇帝生日，文武百官都要来此举办道场，给皇帝庆祝生日。除此之外，地处繁荣东京中心地段的大相国寺还是当时最繁华的商业区，除了佛教圣地的身份，大相国寺还演变成了一个国际贸易中心。这里每个月都要举行五次万姓贸易集会，和尚也有商业头脑，于是寺中设置了很多摊位出租，经济收入自然相当可观。
鲁智深从五台山文殊院调到东京大相国寺，就相当于从山西五台县台怀镇镇政府一下调到北京崇文区区政府，鲁达因祸得福了。
由于每天要会见众多来往国际友僧、皇族王公、达官贵人、商贾香客，智清禅师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考虑安置这个五台山师兄推荐来的和尚，大相国寺经费太多，多养一个鲁达实在是小菜一碟。至于安排智深和尚做啥倒是个难事（智真长老在书信里提及了鲁达是个什么货色），智清禅师想了想说，智深你去守那片废园吧！
地处繁荣东京的相国寺商业中心，怎么可能会有一片废弃的菜园子呢？
是的，废园，那里确实有一个无人敢居住的废园。很多年以后，人们都记得鲁智深在那里倒拔杨柳，而没有人再想起，之前这里曾经燃起了怎样的一把火？
狄青在官拜枢密使后不久，把家搬到了大相国寺旁。
为什么把家搬到大相国寺这样喧闹的商业繁华地带，《宋史·狄青列传》上的官方解释是，那两年东京频频发生水灾，狄枢密使老家被水淹（不知道文宰相、欧阳大人他们家为什么就没事），最后没有办法，只有迁往大相国寺。
这一说法经不起考据。史载，大相国寺在历史上曾经先后两次因水患而被毁（一次在唐朝，一次在明朝），可见这里也并不是避水患的好地方。
狄青避的恐怕不是水祸，而是人祸。当年，唐朝天下兵马副元帅郭子仪平“安史之乱”后，害怕朝中鱼朝恩等专权宦官的诋毁和中伤，特意把自己的府门终日大开，允许平民自由进出，便于朝廷监视。大相国寺是商业繁华区，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住在这儿什么事儿都容易见光遮不住（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阴谋谁还搬来这里呢），狄枢密此举与郭大元帅有异曲同工之处。
狄枢密不知道的是，北宋帝国的文人们，比唐朝的太监们有才多了。
现在有一种很错误的说法，认为狄青是北宋时期唯一一个做到枢密使的武将，准确地说，狄青应该是唯一一位从行伍配军出身而从士兵升到帝国军事首脑的武将，而在帝国做过枢密院一把手（枢密使和知枢密院事等）的武将，还有吴廷祚、李崇矩、曹彬、楚昭辅、王显、张逊、柴禹锡、赵镕、周莹、王继英、马知节、曹利用、张耆、杨崇勋、王德用、夏守赟、王贻永。
加上狄青，一共有十八位武将曾经坐在了枢密院一把手的位置，而北宋帝国一共产生过七十三位枢密院正职，文武官员在这个位置上的比例是55：18，武职出身者仅占总人数比例的24。6％。
有点寒碜，但看起来还不是最惨。
再换另一种算法算下，我们会更清楚一点：以狄青为一个点，从北宋帝国开国到狄青死前的九十七年历史中，共有十八位武将坐在了枢密院一把手的位置，文官则是三十一，文武比例为31：18，武职出身者占总人数比例的36。7％；而从狄青死后到帝国灭亡的后七十年中，共有二十八位文官担任枢密院一把手的位置，而武将则为零，文武比例为28：0，武职出身者占总人数比例的0％。
坐在北宋帝国枢密使位置上的武将，狄青不是第一个，而是最后一个。
如果把枢密院副职（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及签书枢密院事等）纳入统计范围，又以狄青为一个点，从北宋帝国开国到狄青死前的九十七年历史中，共有十九位武将坐在了枢密院副职的位置，文官则为六十六人，文武比例为66：19，武职出身者占总人数比例的22。3％；而从狄青死后到帝国灭亡的后七十年，共有四十九位文官在枢密院副职的位置上任职，而武将则为二，文武比例为49：2，武职出身者占总人数比例的3。9％。而在后七十年的北宋还能挤进枢密院副职的两位武将，第一位是西北名将范仲淹的爱将郭逵，他在治平二年（公元1066年）任同签书枢密院事，时间约一年零五个月左右，但当时郭逵长期镇守西北，事实上没到枢密院上过一天班。而第二位则是第三代种家军的领军人物老种经略相公种师道，接到同知枢密院的任命文件时，已经是帝国灭亡的前夜，金人已经兵临城下围困开封，而几个月后老种经略相公也病死了，他估计也没有在枢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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