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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帝国的生与死-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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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在王安石在鄞县当县长搞试验田时都不会遇到：第一，老王为官清廉，不图钱；第二，上头没有行政目标考核，农户完全可以凭借个人意愿决定借不借钱；第三，王安石在鄞县任期没有发生过严重的自然灾害，死账率自然小。再说，两袖清风的王介甫也不会逼迫还不上账的农户当流民。
事实上，青苗法的致命弊病，那位老于世故的司马君实看得非常透彻。他说的那句话或许漫不经心，却一语中的：
——民间为富不仁的大户之家放高利贷，都会被世人所唾骂，何况是政府呢？
虽然你的利息低，可五十步和一百步有本质的区别吗？
青苗法，从表面上看，是为了解决农民青黄不接的问题，由政府出手救济，但是这个救济手段是有前提的——有偿的。说白了，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即政府放贷收取利息，这注定了青苗法的价值取向是赤裸裸的经济利益，即达到王安石所说“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目的。
作为一个县长，如果没有青苗法，那么他或许会烧香许愿希望全县都风调雨顺，农民都有饭吃，他业绩声名财富三丰收。
但在青苗法实施后，一旦该县长的梦想成真，即这个县的农民都有饭吃，就无人向政府贷款，那么年终，该县长青苗贷款业绩则可能为零，可能会被戴上“阻挠新法”的罪名，以致乌纱帽不保。
就像所有的棺材铺老板都喜欢死人，所有的花店老板都喜欢情人节，而所有的雨伞店老板都喜欢下雨一样，作为青苗贷款执行人的官吏们肯定希望每年有很多人需要他们的贷款。
从根本上说，这和他们作为一方父母官的基本职守是相悖逆的。
因为不是每天都有人需要青苗贷款，完不成任务的基层官吏们，可能几乎是潜意识地使用一项东西——权力。
这正是司马光苏轼之类的旧党最担心的事情，在他们看来，拥有权力的政府放高利贷犹如开着坦克向各家商户要保护费的超级怪物，远比民间拿着水果刀的小混混危险得多，虽然他们要的钱可能比较少。
司马光的话还有另一个层面的意思：借钱，当然就涉及到还钱的问题。
凡是借过钱的人都知道一个道理，向外借钱的人，借钱时是大爷，要钱时是孙子。
在欠钱人眼里，当从借钱人手里拿过钞票时，他眼中看到的是恩；要他还钱时，他眼里看到的是恨。
如果还的钱比借的多几分，这个恨同时就会跟着多几分。
一个聪明的媳妇就对自己的老公说过，咱们永远不能借钱给公婆，选择只有两种，有钱孝敬，无钱不给，千万别提借字。
因为一提借字，还不上时，不仅伤面子，更伤感情。
当年在嘉祐时期还是好友的司马、王二人任馆职期间，他们的共同上司是包拯包龙图。一次，老包请手下这两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吃饭，无酒不成席，老包开了好酒，结果两个年轻人摇手说自己不会喝酒，老包说今天高兴，就破破例，咱仨开怀畅饮一回。
上司很热情，司马君实最终拗不过，喝了两杯，王介甫则再次显示出了他的固执，始终不肯抬酒杯，让当时就很让人人敬仰的包大人下不来台，也成为了王安石同学不通人情世故的经典例证。
而喝下酒的司马光知道，他喝下的其实不仅仅是酒，那还是包大人的一片热情，更是包大人的面子。
所以他宁伤身体，不伤感情，更不愿伤面子。
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国，统治者们一直在对他们的子民们宣扬一个理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一个帝国就是一个和谐的封建大家庭，君使臣（民）以信，臣（民）报君以忠，一团和气。
而君民之间提到借字，同样也就不那么和谐了，因为还不上的时候，既伤面子，也伤感情。
王安石的青苗法，农民来借钱（粮），是在青黄不接揭不开锅时，平日里高利息都忍了，官府这点利息确实不算什么。到秋收时，遇到好年头，还掉本息还剩三五斗，今年也算过了，可是万一天公不作美，来个什么洪水旱灾之类或是家中出了一个阮小五一样的败家子的话，完了，血本无归，除了破房薄地老牛，什么都没有。
这时候官府要钱就是一个问题，要就得撕破脸皮来要。民间借贷者不管，有房收房有牛牵牛有地要地有老婆抢老婆，高利贷们没有后顾之忧，把债收回关系两清，你要死要活都不关我事。
可官府就面临两难：要还是不要？
要，农户破产成为流民，国家从此多了一个负担和不稳定因素；不要，官府的账面上多了一笔死账不说，如果所有的人看到借钱可以不还并且不用承担什么责任，那即使在好年头，也会有很多人赖账不还，搞青苗法就变成了发救济——政府有那么多钱来发救济吗？
帝国本身作为借贷者，其风险是远远高于普通的民间借贷者的。这种风险基于他和借款人的双重关系：他不仅仅是债权人，他还是他们的庇护者和监护人。
作为借贷者，最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风险规避，帝国搞青苗法，同样不能免除。事实上，法条刚出台，就有旧党尖锐地指出，既然你王安石说搞青苗法的初衷是为了“抑制兼并”，那为什么要对贷款用户分信用等级，最需要钱最穷困的农户是第五等，一次只能贷一贯钱；而最有钱最不需要借钱的富户则列为一等，一次却能贷十五贯。
王安石无法回击这一指责，因为他无法掩饰青苗法的终极目的——生财。
既然中央都考虑到了这个风险规避问题，那些关心自己前程和乌纱帽的官吏们更会注意这个问题。借钱给一个一等富户完成的工作任务相当于给十五个五等贫户，一样的过程不同的结果，那么你愿意做十五次还是愿意做一次——当然是后者。何况，一等富户良田万亩，是永远不可能还不起钱的；而那些等着米下锅的穷人们，看起来随时都可能破产。
于是就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官吏衙门想着法逼迫不需要用钱的有钱大户“贷款”，而另一方面是急需用钱救命的穷人们借不到钱，就算是借到了，那点钱也不够他们渡过难关。
最后，他们还是不得不转头向高利贷伸出求援之手。但这时，他们看到，高利贷的利息已经从原来的七分涨到了现在的十分。
为什么？因为富户们当然得把官府强贷给他们的那三分息给累加上。
司马光就是那个聪明的“小媳妇”，看到了青苗法里面“借”这个字的太多不和谐因素。他更为心疼的是青苗法对原有抑制兼并机制的破坏，青苗法用的本钱是原来常平仓和惠民仓里的粮食。之前，政府设置常平仓和惠民仓，在丰收粮贱时平价向农民收购粮食，在粮荒时则同样以平价向农民出售粮食，在抑制粮价操控粮价、防止地主屯粮居奇和商人投机倒把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被司马光认为是“三代圣王之遗法”。
而现在，有偿的青苗法代替了无偿的常平仓、惠民仓，帝国的百姓们抬头看他们的君王，脸上写的再也不是那个信字，而是一个利字。
谁叫赵家皇帝手头紧呢？
“散青苗之害犹小，坏常平之害犹大。”
应该说，对于整个帝国来说，实施青苗法所获得的利益是小，而对帝国社会链条和道德链条的破坏是大。
千年以后，有人替王安石叹息，说当时青苗法的实施，帝国如果设立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来代替政府进行青苗粮款的放贷，那么或许这场改革就不会带来那么多的弊病和负面影响。
他们所说的那叫国家银行，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千余年后才出现的产物。
除此之外，青苗之害，帝国无药可治。
第七章戴宗和马
引子
戴宗从懂事起，年迈的爷爷就告诉他，马比人贵。
当然，马腿也肯定比人腿稀罕。
戴宗七口之家，有几亩薄地，除去官府赋税，每年所剩无几，度日艰难。
戴家的希望都放在那匹红棕色的种马身上。
这是方圆百里最好的一匹种马，膘肥体壮，生繁能力强盛，附近村里的母马交配都瞄上了戴家的马。
官府也发话了，养好你家的马，一年赋税全免。
那不是马，是戴家的命。全家里当老太爷似的供着，舍不得骑，舍不得打。
一次，小戴宗牵着红棕马出去溜山吃草，这匹红棕马却发疯似的像团火般奔向山崖，坠入了深不见底的谷底。
小戴宗追赶不及，眼睁睁看着爱马坠崖，不禁哇哇大哭，不知回家怎么向父母交待。
哭得昏天黑地的小戴宗迷迷糊糊睡着了，梦里他看见了一位白胡子神仙，说孩子别哭，你是天速星下凡，那马儿是你的坐骑，本应下凡侍候主人，但如今被某位大神看中，调到更重要的岗位去了，我给你个宝贝来代替吧。
白胡子神仙给了小戴四个甲马栓，并教授了使用方法。
戴宗醒来，身边已多了梦中神仙所赐之物，戴宗按梦中神仙所教方法使用，果然健步如飞、日行千里。
戴家少了一匹好马，却从此多了一个神行太保。
一招鲜、吃遍天，凭此特技，戴宗后来混进了公务员队伍做了司法干警（两院节级），后来又随宋公明反上了梁山，在一百零八位好汉中排名第二十位，当上了梁山泊情报部门的头目。
宋江被招安，戴院长本也混了个兖州府都统制的官职，不过一下山，帝国军界老大童贯就找他，说你那四个甲马拴能不能贡献给国家，让相关人员研究一下，看能否在军队实行批量化生产，那样帝国军队就再也不缺马了。
当年马是戴家的命，现在这四个甲马拴是戴院长的命，怎么可能奉出。
为此戴宗干脆连官也不做了，申请到泰安岳庙陪堂，了此一生。
只要宝贝在他身边，在哪里他都可以睡上安稳觉。
至于帝国缺不缺马，关他戴宗鸟事。
一
马力，其实也是国力，这是中国两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条被验证过无数次的真理。
从战国中后期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宣告着中国古代战争从战步时代进入骑步时代以来，骑兵已经被证明是冷兵器时代最强悍最机动最具有杀伤力的兵种。
而长期与中原汉民族相对峙的，是一群又一群西北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那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有粗野的汉子有成群的骏马，这注定了塞外民族在骑兵上比汉民族拥有着巨大的天然优势。
而汉民族政权先天的不足只能在后天恶补。
而每个王朝在建立之初，或许不缺兵，但一定少马。
汉高祖刘邦建立他的西汉帝国时，出宫逛逛想找几匹毛色纯一的驷马当乘骑都很困难，而手下的文臣武将们上下班的“专车”就只能是牛车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这或许不能阻止刘邦在楚汉战争胜出并让不可一世的霸王项羽自刎乌江，但在白登面对着数十万匈奴骑兵就狼狈不堪了，要不是冒顿单于有个凶悍的老婆，老刘差点就被匈奴人带到草原上“旅游”了。泗水亭长知耻而后勇，他和他的子孙们一边以女人和金钱换取和平，一边休养生息，同时大力发展西汉帝国的马政，设立了专门的马政管理机构——太仆寺，并在设置国有牧场养马的同时大力鼓励民间养马（文景时期颁布的《马复令》有云，养马之家可以少出一人服徭役）。经过三代的经营，西汉帝国蓄积了国力也蓄积了马力，汉武帝发动与匈奴的决战时，他手里已有几十万匹战马资源。在公元前119年决定汉匈两大帝国命运的漠北之战中，卫霍军团除了拥有十四万骑兵外，更是有十万匹运输马匹，最终卫霍决胜千里、封狼居胥，背后是帝国强大的国力和马力在支撑。
李渊、李世民父子在晋阳起兵，手头仅有千余战马，李渊抹下老脸向突厥人屈膝称臣，以获得突厥人的支持，为此他得到的突厥人厚礼是两千匹突厥马。即使占据长安北面称帝后，李唐的战马资源依然是少得可怜，据统计，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唐帝国也仅仅拥有三万六千匹战马。
李世民是马上皇帝，他知道马对他和他的帝国的重要性，他大力发展国内马政，破格提拔养马人才，任命张万岁监管全国马政，并从四夷引进良种，在陇西、平凉、天水、金城等地设置了幅员千里的马场。帝国的马政在李世民手中取得突飞猛进，在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帝国远征突厥时，张万岁的马场已经能为帝国提供十万精骑，并留有十万预备，到了贞观末年，帝国的战马已发展到了七十余万匹。
唐初中期在外事上频频取得胜利，马力同样很关键。
赵匡胤兄弟建立北宋帝国，和刘汉、李唐帝国的境遇比起来，有好有坏，坏的地方是幽云十六州已失，北宋帝国无法再像汉、唐帝国一样在北方拥有着大量广阔的牧场。好处是赵家兄弟承接北周家底，并非像刘、李那样白手起家，加之在统一战争中又发了不少横财（在吞并北汉过程中就俘获战马四万余匹），北宋帝国的马事看起来并不像汉唐初期那样窘迫（赵光义在统一中原后便迫不及待地发动收复幽云的战争，也是因为帝国在马力上看起来还算给力）。
北宋帝国在马政上依然沿继汉、唐的基本制度，设置国有化牧场养马。北宋初沿五代旧制设飞龙院管理马事（后改为群牧司，以枢密院使兼领，以重其事），在全国设置了十四个大型国有马场（牧马监）；同时，河湟、陕西、西南等地少数民族居住地也是北宋帝国的战马基地，不用帝国养，掏银子就行（北宋人不缺的就是银子）。
在北宋中前期，马事看起来没有拖帝国的太多后腿，比起汉唐来，执行守外虚内政策的赵氏帝国在马力上的消耗是远远小于前者的。而到了真宗时期，帝国可用的马匹也达二十余万匹，虽远达不到汉唐鼎盛时的水平，但也不能称之为窘迫了。
对于中期的北宋帝国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缺马，而是马无处可用。随着宋辽之间在澶渊之盟后进入长达百年的和平时代，西夏人也开始满足于每年拿拿赵家皇帝的红包，帝国战马的消耗因此日益缩减，需求量当然也日益减少。
在不再需要“马”的仁宗时期，朝廷和周边少数民族的马匹交易也开始萎缩，到后面少数民族兄弟们都知道了北宋人对马不感兴趣。
马不是问题，但是设置在全国的牧马监却是问题，而且还是大大的问题。
马匹的品种退化、数量急剧下降，最大的问题当然还是钱，办国有化牧场，太烧钱。
首先，牧马监马少，占地广，花费相当巨大。据统计，河北牧马监平均一马占地一百五十亩，其中广平监的五六千匹马，就占有邢、赵等三州良田一万五千余顷，平均一马占地达二百五十亩至三百亩。包拯做过相关的调查，他指出，漳河南北良田，被水淹毁的有十分之六，其余四分中又有三分是被牧马监占有，他明确提出了帝国牧马争地的严重问题。仁宗时的太常丞叶清臣给赵祯算过这样一笔账，当时全国牧马监存马三四万匹，却占良田共九万余顷，每年的花费达百万缗钱；在牧马监养一匹马，要耗费五百多缗，而向西北的少数民族兄弟们买，只需要二十五缗。
其次，牧马监之马多不合骑用，每“驱至边境，未战而冻死者十八九”。
那为什么不去找西北的兄弟买卖呢？因为帝国“不需要”。
为什么要继续设置牧马监养不死不活、不堪其用的“战马”呢？因为战马是一个国家不能缺少的资源，谁也不敢开口说一个堂堂的帝国可以没有自己的战马基地，何况这是太祖祖制。
有一段时间，多年无战的北宋人想不清楚战马这个资源为什么不能缺少，以及牧马监存在的理由。
而当赵顼上台，想改造这个帝国的气质并富国强兵时，摆在他面前的帝国马事有两个现状：
一是帝国没有战马，要用兵就要用马，而帝国却没有马用。
二是设置在全国各地的牧马监烧钱不出马，对“国有”牧马业的机构改革势在必行。
王安石的养马法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横空出世。
二
王安石的养马法，用一句话精简地概括，就是从集团化的国有大规模饲养改成分散的农民小规模饲养。
鼓励民户养马，并不是王安石一个人的想法。早在真宗时期，曹彬之子曹玮知秦州时，便试办了农户养马之法，以补官方牧马之不足，而之后王旦、丁度、宋祁、叶清臣、李中师等人都向仁宗皇帝提出过废牧马监、养马于民的建议。改革马政，也算是呼应了长久以来对帝国改革的呼声。
不管之后旧党们对保马法怎样的深恶痛绝，但是罢设牧马监，采用农户养马有个铁的关键数据摆在那里——成本。
根据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官方的统计数据，农民养马的成本是每匹花费十二点六缗。
这个数据不仅和叶清臣提出的牧马监每马耗资五百缗区别巨大，即使和西北少数民族兄弟开出的购买价二十五缗相比，也节约了近半。
至于民间农户养马的素质如何，能否保障帝国的骑兵们驰骋沙场，这倒不是最重要的了。因为牧马监产出的马素质同样低下，而且农户养马在存活率上肯定远胜国有马（马命就是农户的命，小心翼翼是理所当然），而靠民间养马节省下的钱，足够帝国向西北少数民族兄弟们重新挥舞钞票购马了。
神宗新法期间的帝国加大了与西北少数民族兄弟马匹的交易量，并确立了以茶换马的茶马交易制，在原、渭、德顺军三处设投买马场（后改置熙、河、岷、通远军、宁河寨、永宁寨六场买马），每年在西北的买马量都维持在两万匹左右（年耗茶两万驮），极大支撑了帝国活跃的军事活动。
还有笔巨大的经济账没算上，就是帝国将原来国有牧马监占有的良田都租给了农民，这些广阔的良田成了帝国一笔新的经济收入，仅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一年，“废监租钱遂至百十六万”。
至于下级酷吏以此为名目逼迫盘剥养马农户等新法必然弊病，在巨大的经济账面前倒显得微不足道了。
保马法基本达到了王安石理财、强兵的两大基本目的。
神宗皇帝逝世，旧党卷土重来，废新法，第一是废保马法，“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马为急”，连昔日王安石的死党章淳都叫嚷着“保甲、保马，一日不罢，有一日害”。保马法和其他新法的命运可想而知。
帝国又开始在洛阳、单镇、原武、淇水、东平、安阳等地设置牧马监，经此折腾，原有国有化牧马监的弊病只能是重上加重。
之后整个帝国都在新旧国策中反复，宋哲宗又在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罢设各路牧马监，推行给地牧马法。如此反复，导致最后的结果是，国有、民间养马两样都不靠谱了。
在宋徽宗赵佶当上皇帝后，各路给出一张各地牧马监牧马数据，竟然为可怜的一千八百匹，其中河北西路就占一千四百匹，其他诸路数量都很微小，而堂堂一个河东路，仅九匹。
徽宗时代马力有一定恢复，但是新旧之争依然激烈。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帝国罢给田牧马法，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再度恢复，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又再一次罢设，并将当时各地牧监的九万匹马的大部分给了童贯的西北军，而所收牧场也不再出租给农民，大多改建成了各种高档别墅和度假村，供皇帝及各地官员玩乐。
等到了金人入侵的时候，整个富庶的帝国，真的没有马了。金军逼近开封，帝国遂尽括京内外马匹，加上在京骑军之马，竟然还不到两万匹，全数交给宦官梁方平所率之军去黄河阻击金人，“至则大败，马复歼焉”。
这一切，谁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呢？
第八章柴进的命门
引子
李逵看着地上被自己打得脑浆四溅的殷天锡，说柴大官人高唐州看来我们是不能呆了，快回沧州收拾细软，和家小一起上梁山吧。
柴进笑了笑说兄弟你只管走人，这里有我善后，赵家的那帮仆才没人能奈何得了我。
到了高唐州府衙大堂，看着坐在高堂上的高知府，柴进眼里没任何惧意。
高廉说柴进你胆大包天，窝藏杀死我子凶犯朱仝在先，纵家丁打死我妻弟殷天锡在后，你也太不把我高某人放在眼里了，太不把大宋国法律放在眼里了！
柴进说高大人你说的恐怕也是一面之词，无凭无据。
高廉怒拍惊堂木说你等刁民还敢狡辩，看来不用大刑是不肯招了，用刑！
柴进同样大喝一声说你敢。
所有的人都被柴大官人的霸气镇住了。
柴进不紧不慢地说，我乃先朝皇族之后，有本朝太祖亲赐誓书铁券，恐怕当今皇上也不敢动我半根毫毛。
高廉被唬住了，一时没了主张，还是身边的师爷脑子转得快，低声向知府老爷说，这姓柴的一见人就说他有太祖誓书铁券，可谁也没见过，保不准就是一个传说，依小人看，让他拿出来瞧瞧见一下真假再行处置。
高廉听从了师爷的建议，对柴进说今日就饶过你，明日开堂拿不出你所谓的太祖誓书铁券，哼哼！
次日升堂，带着镣铐走上大堂的柴进依然昂首挺胸，一脸高傲地躬起双手，高声喝道：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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