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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维特的烦恼-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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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给你父亲留了一纸便笺，请他保护我的遗体。在教堂墓地后面朝田野的一隅有两棵菩提树，我希望在那儿安息。他能够，他一定会为他的朋友办这件事的。请你也求求他。我并不指望虔诚的基督徒会将他们的遗体摆放在一个可怜的不幸者旁边。呵，我希望你们把我葬在路旁或者寂寞的山谷中，祭司和利未人走过我的墓碑前将为我祝福，撒玛利亚人也将为我洒泪。
绿蒂！在此，我毫不畏缩地握住这冰冷的、可怕的高脚杯，饮下死亡的醇醪！它是你递给我的，那我还有什么畏缩！一切！一切！我生命中的一切愿望和希冀就这样全部得到了满足！我要扣击冥界的铁门了，心情冷静，态度坚毅。
绿蒂呀！我居然有幸去为你死，去为你献身！倘若我能为你重新创造生活的安宁与欢乐，那我就愿意勇敢地、高高兴兴地死。可是，唉，世上只有少数高尚的人，肯为自己的亲人流血献身，并以自己的死激励他们的朋友百倍地生！
我想穿着这套衣服入殓，绿蒂，你接触过这套衣服，并使它变得神圣了；这事我也求了你父亲。我的灵魂将飘荡在灵柩上。请别让人翻我的衣服口袋。这个粉红色的蝴蝶结，就是我第一次在你的弟妹中看到你时，你戴在胸前的那个蝴蝶结——哦，请吻他们一千次，并把他们这位不幸的朋友的遭遇告诉他们。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他们都围着我呢。呵，我已经紧紧地同你联结在一起了！我对你是一见钟情！——让这个蝴蝶结和我同葬吧。这是我生日那天你送给我的！我是多么贪婪地接受了这一切呵！——唉，没有想到，这条路竟把我引到了这里！——你要镇静！我求你，要镇静！——枪里装上了子弹——时钟正敲十二点！就这么着吧！——绿蒂！绿蒂！永别了！永别了！
有位邻居看见火光一闪，听到一声枪响；但随后一切都又寂静无声了，所以他也就没有继续留意。
第二天早晨六点，仆人手持蜡烛走过房间，发现主人倒在地板上。身边是手枪和血。他呼喊着，紧紧抓着他；维特一声未答，只是还发着咕噜声。仆人跑去叫医生，又跑去叫阿尔贝特。绿蒂听见门铃响，吓得浑身直哆嗦，手脚都发软。她叫醒丈夫，两人都起了床，仆人哭哭啼啼，结结巴巴地报告了这个消息，绿蒂一听就在阿尔贝特面前昏倒了。
大夫来了，他发现躺在地板上的这位不幸的人已经没救了，脉搏还在跳动，但四肢已经不能活动了，子弹是从右眼上方击穿头部的，脑浆都迸出来了。大夫多此一举地切开他手臂上的一根血管给他放血，血在往外流，但他仍在喘息。根据靠背椅扶手上的血我们可以推断出，维特是坐在写字台前朝自己头上开枪的，随后便倒在地板上，痉挛地围着椅子打滚。他面对窗户仰卧着，一丝力气都没有了，身上着装齐整：长统靴、蓝燕尾服和黄背心。
房东一家、邻里街坊以及全城都震惊了。阿尔贝特赶来了，这时维特已被抬到床上，额上已经包好，面如死灰，四肢一动不动。他的肺部还在发出可怕的咕噜声，时弱时强；大家都在等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酒，他只喝了一杯。书桌上放着一本摊开的《艾米莉娅·迦洛蒂》。
关于阿尔贝特的震惊和绿蒂的悲痛，那就不用我说了。
老法官闻讯，策马疾驰而至，热泪盈眶地吻着垂死的维特。他的几个较大的儿子也跟踵而至，他们一齐跪在床前，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大哭不已，吻他的手和嘴，尤其是一向最受维特喜爱的老大，一直吻着他的嘴唇不起来，直到维特断了气，人家才强行把这孩子拉开。中午十二点维特去世了。由于法官在场并作了部署，才避免大家蜂拥而至，造成混乱。夜里将近十一点，法官吩咐把维特安葬在他自己选定的地方。老法官和他的儿子跟在遗体后面，为维特送葬，阿尔贝特没能来，他正在为绿蒂的生命担忧。维特的遗体由几位工匠抬着，没有祭司来为他送葬。（注：十八世纪末期，安葬死者通常都在晚间或深夜进行，棺材则由某个手工业行会的工匠来抬。在这一点上维特的下葬与一般习俗没有什么区别。所不同的是，维特安葬时没有祭司参加，这在十八世纪是非常惹眼的。因为这一来就等于把维特打成了凶手和罪犯，而在当时神职人员是不给自杀者安葬的。自杀的人也很难在公墓里得到一块墓地，所以维特预先留下遗书，托Ｓ法官将他葬在“教堂墓地后面朝田野的一隅有两棵菩提树”的地方。这里的文字是这样表述的：“法官吩咐把维特安葬在他自己选定的地方。”十八世纪的读者从这句简短而含蓄的话中便可得知：没有法官的照顾，一切都不可能按维特生前的愿望进行。）
《维特》：狂飙突进运动的一颗硕果
韩耀成
１７７４年莱比锡秋季博览会开幕时，《少年维特的烦恼》（以下简称《维特》）面世了，它像一块巨石扔进当时一潭死水似的沉寂的社会，激起层层波澜。一代人的心翻腾了，千千万万人的心里燃起炽烈的热情，整个德国都为这位才智横溢、愤世嫉俗的小说主人公——维特的悲剧命运流着同情的泪水。一时间，身穿蓝燕尾服、黄背心，脚蹬长统靴的“维特装”成了当时青年男子的时尚，年轻女子则爱穿绿蒂的服式，尤其是她与维特初次见面时的服式：白上衣，袖口和胸襟上系着粉红色的蝴蝶结。在许多花园里，浪漫的人们为维特竖立了小纪念碑，攀缘植物盘绕在维特式的骨灰瓮上，社会上甚至出现了维特式的自杀。许多人，尤其是妇女，对小说中美妙的爱情描写大为赞叹，更多的人则满怀希望地看到，阴霾即将被驱散，太阳就要升起。也有些人忧心忡忡，认为这种狂热的激情将导致道德沦丧，因而怒不可遏，对《维特》大加挞伐，可是他们未能遏制维特的影响。“维特热”席卷整个德国，并越过国界蔓延到欧洲，乃至遥远的东方古国——中国。《维特》的作者约翰·沃尔夫冈·歌德的名字也家喻户晓，奠定了他一生的殊荣，甚至在他写出一生巨著《浮士德》，成了文学领域里“真正的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人们还称他为《维特》的作者。
一、诗与真
书信体小说《维特》既是青年歌德所处的时代、社会的产儿，也是他青年时代生活的结晶。歌德善于把那些使他“喜欢或懊恼”或使他“心动的事情转化为形象，转化为诗”，从而纠正自己对外界事物的观念，清算自己的过去，使内心得到宁静。维特的命运同歌德的生活有许多相似之处，歌德把他的许多经历化成了诗，但小说并不是作者的自传，歌德曾声称，他所有的作品“只是巨篇自白中的片断”。我们了解了这个“片断”，了解了《维特》中融进的歌德自己的那些经历，对于理解这部小说的构思、产生，认识作品的基本倾向和内涵是大有裨益的。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１７４９—１８３２）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１７６５年歌德到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三年后因病辍学。１７７０年４月到斯特拉斯堡继续他的学业。这座城市哥特式大教堂完美的建筑艺术给他的心灵以震撼，城郊美丽的风景令他陶醉。与赫尔德的结识对歌德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赫尔德激发了歌德对民歌、荷马、品达、莪相以及哥尔德斯密斯等英国作家的兴趣，尤其是点燃了他对莎士比亚的热情，赫尔德体现狂飙精神的美学见解也对歌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歌德与塞森海姆乡村牧师布里昂的女儿弗丽德莉克的爱情，激发他写出了《欢迎与离别》、《五月之歌》、《野地上的小玫瑰》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他与斯特拉斯堡法国舞蹈教师的两位女儿卢琴黛（《维特》中易名为莱奥诺蕾）及其妹妹埃米莉娅的感情纠葛，又在诗人心中留下一片涟漪。姐姐倾心于歌德，而诗人却更钟情于已经订了婚的妹妹，因而引起姐姐对妹妹的醋意。歌德在《维特》开篇第一封信里，就把这段恋情化作了“诗”，半是辩解、半是自责地记述道：
命运偏偏安排我卷入一些感情纠葛之中，不正是为了使我这颗心惶惶终日吗？可怜的莱奥诺蕾！可是这并不是我的过错呀。她妹妹独特的魅力令我赏心惬意，而她那可怜的心儿却对我萌生了恋情，这能怨我吗？不过，我就完全没有责任吗？难道我没有培育她的感情？
１７７１年歌德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到故乡，被聘为法兰克福陪审法庭的律师。翌年他参加了达姆施塔特的一个感伤主义的文学社团，常常一起聚会。《维特》中所流露的感伤情绪，正是当时社会思潮的真实写照。１７７２年５月，歌德按照父亲的意愿到韦茨拉尔的帝国高等法院实习。当时德国各邦国都在这里设有公使馆，歌德结交了一批公使馆的年轻官员，如凯斯特纳、耶鲁撒冷等。他还常到风景秀丽的城郊村庄加本海姆（《维特》中改为瓦尔海姆）去漫游。一次歌德去参加乡村舞会，认识了韦茨拉尔德意志骑士团的法官布甫的女儿夏绿蒂，并对这位风姿绰约、纯朴端庄的姑娘一见钟情。但是她已同凯斯特纳订了婚。关于歌德同绿蒂的相识，凯斯特纳的遗稿中有一封给友人的信的底稿，给我们留下了详细记载：
……
１７７２年６月９日，歌德碰巧参加一个乡村舞会，我的未婚妻和我也去参加了。我因有事，是后来才去的。所以我的未婚妻就和其他同伴一起坐车先去了。歌德博士也在马车上，他是在车里才同绿蒂相识的……他并不知道，她已订婚……那天他很开心——他有时如此，有时则很忧郁——，绿蒂完全占据了他的心，尤其是因为她自己毫没在意，完全沉浸于欢乐之中。不消说，歌德第二天就去看望绿蒂，问她参加了舞会身体怎么样。昨天他已经知道，她是位乐天的姑娘，爱跳舞，爱玩纯真的游戏，现在他又了解了她更擅长的另一面——料理家务的本领……
《维特》中描写维特与绿蒂一起坐马去参加乡村舞会的情节，与凯斯特纳信中所述大致上是吻合的，并非完全虚构，只不过歌德把生活化成小说的时候在细节上作了稍许改动，如小说中维特是到绿蒂家的猎庄上去接她的，绿蒂的未婚夫阿尔贝特出差在外，未参加这次舞会等等。这一时期凯斯特纳的日记和书信中对歌德的情况有着极为详细的记载，是研究《维特》和《维特》时期的歌德的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不久，绿蒂就告诉歌德，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可能越出友谊的范围。她对歌德的态度恰如其分，不让歌德对她萌生非分之想。为了摆脱无望的爱情的痛苦，歌德于９月１１日不辞而别，返回法兰克福。凯斯特纳９月１０日的日记让我们了解到歌德临行前一天的真实情况：
歌德在花园里同我共进午餐。我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晚上歌德来德意志馆（绿蒂的家，在《维特》中歌德把绿蒂的家改成了“猎庄”——笔者）。他、绿蒂和我作了一次很奇怪的谈话，谈生命结束以后的情况，谈到去世和重逢等等，这个话题不是他，而是绿蒂提起的。我们互相约定，我们中谁先死，如果可能，他就应把那边的生活情况告诉活着的人。歌德的情绪十分沮丧，因为他知道，明天一早他就要走了。
《维特》中维特也怀着酸楚、凄凉和忧伤的心情在信中写了离别前的那次类似的谈话。
归途中，歌德顺道到女作家索菲·冯·拉洛歇伯爵夫人在埃伦布赖特施泰因的乡村别墅小住。伯爵夫人的女儿玛克西米莉安娜又使他萌生了新的情愫。这位姑娘的一双乌黑的眸子一直深深地印在诗人心里，直到他生命的晚年。
回到法兰克福以后，旧情未了，一连串新的刺激又灼伤了诗人的心：他亲爱的妹妹出嫁了，随丈夫去了巴登的埃门丁根；玛克西米莉安娜成了富商彼得·勃伦塔诺的妻子；绿蒂和凯斯特纳的婚礼也没有如约通知歌德；韦茨拉尔公使馆的秘书卡尔·威廉·耶鲁撒冷因单恋友人之妻而自杀的噩耗更让他心碎，也使他“找到了《维特》的情节”。歌德自己记述了他构思和创作《维特》时的内部和外部氛围：在内心方面，我想摆脱一切陌生的倾向和思想，对外界则以爱的态度来观察一切事物，自人类以至可以理解的下级的东西，任其各显神通。由此便发生与自然界的各个对象的不可思议的亲密关系与自然全体的默契和共鸣，因此外界每发生一种变动，无论是住所地方的迁换也好，时日季节的流转也好，或任何一种的推移也好，都触动到我的心的最深处。诗人的眼更添上画家的眼，美丽的乡村风景又有宜人的小河点缀其间，加深我的独处之癖，以及使我更得以冷静地从各方面玩味和考察我周围的事物。
生活的体验和创作冲动都有了，一切条件皆已具备，现在歌德要通过文字来倾吐自己的痛苦、感受和对使人窒息的社会的愤懑：
与友人的妻子不幸的恋爱而导致的耶鲁撒冷之死，把我突然从梦中撼醒。我不只静观冥想，我与他共同的遭遇是什么，而且把现在恰好碰到的使我热情沸腾、焦灼不安的同样的事加以观察，因此，我禁不住把正要动笔来写的作品灌上炽烈的热情，以至诗的情景与实际的情景的差别丝毫不能分辨出来。
于是，歌德闭门谢客，集中精力，奋笔疾书，不用写作提纲，只用四个星期的时间，《维特》就一气呵成。
确如歌德所说，《维特》中的许多情节真假难辨，这样的例子随处都是，如同小说中一样，夏绿蒂在母亲去世后也担负起操持家务和照看弟妹的任务；歌德２３岁生日（１７７２年８月２８日）那天绿蒂和凯斯特纳送给他的礼物真是粉红色的蝴蝶结和荷马诗集，只是小说中把时间改成１７７１年；同小说中的情节相似，歌德在加本海姆确实认识一位长得相当标致的女人，并常常接济她的三个孩子；耶鲁撒冷自杀前也是假托外出旅行，让仆人向凯斯特纳借的手枪，如同小说中维特遣仆人向阿尔贝特借枪一样……歌德自己、夏绿蒂、凯斯特纳、耶鲁撒冷、玛克西米莉安娜等人都是小说中人物的原型，只是有时稍作改动而已，如以蓝眼睛的夏绿蒂为原型塑造出来的绿蒂换上了玛克西米莉安娜的乌黑的眸子，以玛克西米莉安娜为原型刻画的冯·Ｂ小姐则换了夏绿蒂的蓝眼睛。对于歌德把现实化为诗这一点，凯斯特纳也看得很清楚：
在《维特》的上篇，维特就是歌德自己。在绿蒂和阿尔贝特身上，他借用了我们——我妻子和我的一些特点，但是作了一些改动；另外一些人物至少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为了下篇，为了给维特的死作铺垫，他在上篇中虚构了一些东西加了进去，比如说绿蒂既没有同歌德，也没有同任何人有过像小说里所描写的那种相当亲密的关系。由于许多次要情景太逼真、太熟悉了，人家必然会往我们身上去想，为此我们对他很恼火……此外，在维特身上有歌德自己的许多性格和思维方式。绿蒂的肖像总体上是我妻子的形象。阿尔贝特要是写得稍为热情一点就好了……下篇跟我们毫不相干。那里的维特是青年耶鲁撒冷，阿尔贝特是普法尔茨公使馆的秘书，绿蒂是这位秘书的夫人……小说中的人物对这三个人来说绝大部分是虚构的……耶鲁撒冷确实给我写过那张小说中提到的便条，出于礼貌，我未加考虑就把手枪借给了他……关于耶鲁撒冷的故事我觉得很奇怪，所以就尽可能加以详细了解，并设法记了下来，寄给了法兰克福的歌德；后来歌德在《维特》中用了这份材料，并随心所欲地加了些东西进去……歌德这样做绝非出于恶意；他对同我夫人和我的关系非常珍视……
由此可见，歌德在塑造《维特》中的人物形象时，并没有照搬自己的生活经历，而是采取了典型化的手法，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觉得“诗”也是“真”，“真”也是“诗”。这正是歌德高明之处，他深谙艺术创作之道。生活的素材一旦演绎成小说，就包容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和审美情趣，并赋予了它时代的精神，作品也就比生活更高了。因此，《维特》不是歌德的自传，维特不等于歌德，也不等于歌德加耶鲁撒冷。维特、绿蒂等人物形象已经成为文学画廊中不朽的肖像了。
二、《维特》：时代的产儿
歌德生活的时代，在德国历史上是一个命运多舛的时代。《维特》产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前，当时欧洲的社会、文化、思想正面临着伟大的历史转折，封建社会的彻底崩溃已是无可挽回，资本主义时代正在微露晨曦。人们心情骚动，思潮翻腾。梅林曾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那时的情景：“世界历史的黎明时吹来的一阵清新晨风似乎把人们从沉睡的滞重束缚中唤醒；大家迎着崭新的太阳纵声欢呼，这太阳射出的最初的霞光开始染红了历史的地平线。”但是德国的状况却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号称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只是虚有其名而已。国内仍是四分五裂，封建割据造成邦国林立，战乱连绵不断，农业、手工业、商业极端凋敝，社会十分鄙陋，封建势力根深蒂固，人民在苦难中呻吟。对于当时德国的现状，恩格斯作了极其精辟的论述：
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受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意识的工具，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易也没有，——除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
当时，德国市民阶级的经济实力虽有增长，但政治上却十分软弱，仍然处于对封建贵族的依附地位。我们知道，歌德的父亲卡斯帕尔·歌德为了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虽然花钱买了一个皇家顾问的头衔，但也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善其社会地位。对此歌德是有深切体会的。德国资产阶级没有毅力，也没有勇气和人民团结起来，“像英国资产阶级从１６４０年到１６８８年部分地完成的那样”，相反，德国的资产者处在德国“这个粪堆中却很舒服，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粪，周围的粪使他们感到温暖”。
但是，恩格斯在德国文学中看到了“美好的未来”。他说，“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精神”。恩格斯在文学中看到的“美好的未来”，主要表现在当时兴起的“狂飙突进”运动的作品中。１７７０年赫尔德与歌德在斯特拉斯堡的会见标志着狂飙突进运动的开始，这个运动大体上于１７８５年结束。当时，在启蒙运动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作家，对身心所受的压迫深为不满，但是政治上他们又无力改变丑恶的社会现状，于是他们就只能通过文学作品去呐喊，以表达他们的心声。这些年轻的市民阶层的知识分子在英国作家扬格、理查逊、哥尔德斯密斯等以及在《莪相集》，特别是在莎士比亚作品和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的影响下，抨击现存的社会秩序，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反动的教会思想体系，要求个性解放和感情自由，他们崇尚自然，标举天才，高扬民族意识；在美学上，他们拒绝古典主义压抑“自由心灵”的艺术规范，要求摆脱理性主义的精神桎梏，主张扬弃帝王和贵族的题材，塑造市民阶层及其知识分子的叛逆形象。歌德把狂飙精神概括为“要求独立的精神”。狂飙突进运动带有后来浪漫主义的一些特点，所以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前浪漫主义时期”。关于狂飙突进运动和启蒙运动的关系，尽管学界意见不尽一致，但从狂飙突进运动所主张的和要扬弃的内容来看，可以说既是启蒙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启蒙运动的反拨。
狂飙突进运动的理论家和精神领袖是赫尔德，它在创作上的代表是歌德。早在６０年代，赫尔德的《论现代文学片断》（１７６７—１７６８）等一系列论著以及对于民间文学的发掘和研究，就为这场运动作了思想准备。歌德“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尊敬”的《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１７７３）、席勒“歌颂一个向封建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的《强盗》（１７８１）和“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阴谋与爱情》（１７８４）是这个运动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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