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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案鉴赏-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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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毗邻水过滤厂的橄榄公园属于供水区。这公园“9·11”以前还一直对公众开放。
我点点头。“很好。还有谁?”
“就这么的了。”他微微笑了一下。
我瞪大眼睛:“就我一个?”
“我找不到其他见到桑托罗的人。要是你早点找我们,也许……”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你就不能申请延期审理,好接着找下去?”
“法官不准。”
“水处理厂的夜班人员呢?也许有人见到桑托罗在附近走动。”
布拉谢尔斯摇摇头。
“啊,那麦克呢?我的摄像师呢?“
“他们的证词会跟你一样的。不管怎么说,是你挑的头嘛。”
“可瑞安会百般折磨我。”检察官柯克?瑞安绰号“铁锤”,就因为在盘诘证人时老练凶狠,犹如铁锤连续猛击。
“别担心,”布拉谢尔斯说道,神情很乐观。“我们有录像带嘛。”
我对司法系统也了解不少,知道如果一名律师告诉我不用担心,那么正是我应该担心的时候。
法官问布拉谢尔斯是否已准备好,后者点点头,随即声音清晰、大声说道:“请法庭允许我们召唤埃莉诺3?福尔曼。”
我走过去时,尽力不理会审判室里的骚动,可所有的眼睛都投向了我,包括桑托罗的。我偷偷看了他一眼。他个子不高,但宽宽的肩膀结实有力,原先的平头已经长成一团厚实的黑发;身穿廉价的棕色西装,坐在被告席里。
迈上通向陪审团的台阶时,我们的目光相遇了。起初,他目光呆滞而恍惚,令人奇怪;随即又闪现出一线希望。
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气。
“福尔曼小姐,感谢你今天来到这里,”我宣誓以后,布拉谢尔斯说道。“请告诉我们你的职业。”
“我是一名企业宣传片制片人。”我回答得非常简洁,不主动多说话,就像布拉谢尔斯叮嘱我的那样。
“企业宣传片制片人都做些什么?”
我本想说,“那该死的节目该干的我都干”——结果当然没那么说;我只是解释说,制片人的角色取决于导演、预算及其他一些情况,我通常负责所有的调研、各种后勤工作、写脚本,还要监督外景拍摄与后期制作。
布拉谢尔斯点点头。“让我们转向去年7月23日,玛丽·乔·博赛尼克那天夜晚遇害。那天晚上你在从事本行工作吗?”
“是的。”
“你当时在做什么?”
“我和摄制组在哈里森…卡特抽水房,正准备为供水区拍摄一个场景。”
“抽水房?”
我告诉他是什么抽水房,位于什么地方。“拍摄什么内容?”
我概括地讲了那个情景再现的拍摄项目以及我们的计划。
讲到“大比尔和卡彭”时,听到几声窃笑。
等到安静下来时,布拉谢尔斯说道:“好。那天夜晚你们还没有开始在抽水房拍摄,对吧?”
“是的。”我告诉他,我们试验了相机增益,在橄榄公园拍了几个镜头,才前往抽水房。
“请告诉我,福尔曼小姐:你看看全场,有没有看到当时在橄榄公园里或是附近出现的任何人?”
我按布拉谢尔斯教给我的方式,指向桑托罗。人群里马上有人开始低语。
“请在审判记录中载明,该证人指认了我的当事人姜尼·桑托罗。好,福尔曼小姐,他当时在干什么?”
“他躺在街灯下的一条长凳上。看起来似乎在睡觉。”
“他当时睡着了吗?”
“刚开始没有。他确实挣扎着要站起来;可就是站不起来,又倒在了凳子上;后来就一动不动了。”
“你怎么记得这些?我的意思是,你怎么能准确回忆起他所处的地方和他做的事情?”
“因为我有他当时情况的录像记录。”
人群中再次传来一阵窃窃私语。布拉谢尔斯笑得让人难以察觉。他停顿了一下,要好好利用这一刻。
“你什么时候意识到录像里那个人是我的当事人?”
“在新闻里看到他照片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他面熟,但过了几天才意识到在哪里见过他。我明白之后,立即给你去了电话。”
“那么,”布拉谢尔斯朝我的方向稳稳迈了一步。
“在你看来,我的当事人因为喝了几杯酒,当时行动不是那么灵便,是不是?”
“反对,”瑞安插话道。
布拉谢尔斯眨了眨眼睛。
瑞安站起身来。“这是在对证人进行诱供。并且,证人对被告可能处于的状况毫不知情。她说的全是猜测。”
“法官阁下,我们想让一个证人回想他在湖滨客栈究竟喝了几杯,”布拉谢尔斯针锋相对。“福尔曼小姐看到他的身子是怎么动的,或者说没有动;她可以就自己看到的情况作证。”
法官紧闭双唇。“允许这么做,但请将问题换一种说法,律师先生。”
布拉谢尔斯笑了。瑞安坐下来,摇了摇头。“嗯,福尔曼小姐,你看到桑托罗先生做了什么?”我再次将自己看到的情况解释了一番。
“就你所知,桑托罗先生起身离开公园了吗?”
“我们拍到他的时候,他正瘫倒在公园的长凳上。”
“那是什么时候?”
“大概凌晨一点。”
瑞安似乎想表示反对,但随后放弃。
“那么,福尔曼小姐,”布拉谢尔斯接着说道。“你们一直没有完成供水区的录像,对吧?”
“确实如此。”
“为什么?”
我解释说,去年9月项目取消了。
“然而,即使该项目没有取消,你们也不会在最终出品的片子上使用我的当事人出现过的那段录像,是不是?”
“没错。”
“为什么?”
“那些场景本来就没打算作为最终产品的一部分。那些是废弃镜头。我们拍摄那些是为了确定正确的曝光量。”
“可在此之后,你们在这些废弃镜头中发现了某种情况,对吧?”
“确实如此。”
“你能向法庭解释一下吗?”
“上面有桑托罗先生影像的带子,后来发现轻微受损。”
“什么样的受损?”
“录像带中似乎出现某种干扰。”
“无线电干扰?”
“反对,”瑞安突然再次大叫。“她不是无线电专家。”
法官看了看布拉谢尔斯,然后望向我。“反对有效。”
“让我换一种说法,”布拉谢尔斯平静地说道。“你不是电子专家,不过也许你可以从制片人的角度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反对,法官大人!”瑞安高声叫道。
“请控4辩双方律师到法官席这边来!”法官起身,走到审判席旁边。
两位律师和法官低语的时候,我四下张望。玛丽·乔的父母就坐在检方席后面。挨着他们的是朗达?迪萨皮奥。玛丽·乔的母亲两臂交叉坐在那里,后背挺直。她父亲用双眼死死盯着我,那样子像要吃人。只有迪萨皮奥的表情似乎在告诉我,她还没有完全把我当成不共戴天的对手。
我凝视着被告席后的那一排人,想知道桑托罗是否有家人或朋友前来旁听;可从他们冷漠的表情和身体语言猜测,没有这种可能。
这时,他们的小会显然已经结束,因为两个律师都离开了法官席。
“反对无效,”法官宣布。
布拉谢尔斯冲我笑了一下。“那么,福尔曼小姐,录像带上的问题是怎么出现的?”
我解释了一下无线电频率可能对录像带造成的影响。
“这么说,录像带上有关我当事人的镜头——对不起,应该叫废弃镜头——显然受到了无线电频率干扰。”
“是的。”我开始感觉比刚才自在了些。询问正沿着布拉谢尔斯预言的方向进行,对于我们正在谈论的话题我还是有所了解的。
布拉谢尔斯来到一张单独摆放的桌子前,拿起一盘包着塑料套的录像带。“你认得这盘录像带吗?”他把东西递给我。
“是的。这是我给你的那盘原始录像带。”
“你怎么知道?”
我指着带脊上的标签:“福尔曼传媒”。“录像带边上有我的标签。”
“这就是我的当事人坐在橄榄公园的那盘录像带吗?”
“是的。”
“录像带是否清楚准确地显示了他那天的状况?”
“是的。”
“那么,就你所知,录制之后,是否有人对录像带进行过任何篡改或变动?”
“没有。”
瑞安发了狂似的在标准拍纸簿上潦草地写着。
“法官阁下,我想将这段录像作为第一份辩方证据,”布拉谢尔斯说道。“如果您许可,我们将为陪审团播放。”
“反对。”瑞安再次叫道。“监管链呢?从拍摄录像那天开始到现在录像带都在哪里?”
布拉谢尔斯眯缝起眼睛。“律师先生,我以为我们已经完全解决了那个问题。”他转向法官。“请求在法官席小会,法官阁下。”
两位律师与法官进行了另一场小会,随后布拉谢尔斯问了我一系列问题,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即我们拍摄录像后,带子一直保存在麦克的音像资料库里,资料库上了锁,只有两三个人能进去。瑞安似乎很满意,坐了下来。
布拉谢尔斯将一辆装着放像机和监视器的小车推至审判室前面。陪审员们都朝前探着身子,整个房间静了下来。布拉谢尔斯将录像带放进去,按了“播放”按钮。带子已经调到桑托罗坐在长凳上的那一段。我们听到声道上的嗡嗡声,看到画面上出现一些条纹。
这一段不到一分钟就放完了,布拉谢尔斯随后按了“暂停”按钮。整个审判室鸦雀无声。布拉谢尔斯走向陪审团。
“再问你一次,福尔曼小姐:录像带上那个人是谁?”
“是姜尼·桑托罗。”
“这是什么时间拍摄的?”
“去年7月23日。”
“谢谢你,福尔曼小姐。”布拉谢尔斯咔擦一声双脚并拢,转过身来,退回辩护席;脸上现出一道光彩,似乎是刚完成一场5英里长跑。他对瑞安点点头。“该你了。”
* * *
1 芝加哥刑事法院大楼位于26号大街与加州大街交叉口,人们简称为“26与加州”。
2 卢普区:芝加哥的中心商务区。
3 艾莉诺是艾利的正式名字,艾利是艾莉诺的昵称,只因法庭重地庄严郑重,需用此名。
4 控方律师指公诉人,因为刑事案件为公诉案,由检方起诉,即控告方。
第9章
我喝了一小口水。法庭气氛轻松了。观众席传来一阵低沉的嗡嗡声,人们似乎也放松了——只有博赛尼克一家嘴唇紧闭,静坐不动。
但柯克·瑞安一站起,全场就安静下来,人们纷纷摆正了坐姿。第二排一个女人舔了一下嘴唇。法庭后边的门打开,老爸走了进来。他是怎么来的呀?他向我点了一下头,就在后排坐下了。
瑞安是个矮胖子,却摆出一副彪形大汉的派头,手指梳过波浪式的金色头发,脸上粘贴着微笑,从容不迫地向我走来,似乎我与他是经常相聚的老朋友。
“早上好,福尔曼小姐。很高兴咱们又见面了。”
其实他指的是上周我在法庭宣誓作证,当时他们那伙检察官也在场。布拉谢尔斯说得对,他们并没有敌意,反而人人都彬彬有礼。我勉强回了他一个微笑。
“你是纪录片制片人,对吗?”
“不完全对。”
“难道你不是?”
“我现在制作企业宣传片——由企业出资。”
“可你的确为千禧年庆典活动制作过《欢庆芝加哥》,该片播放于有线电视。”
“不错。是芝加哥市政府出资拍摄的。”
“这么说,”他双手圈成一个圆形,似乎抱着一个大圆球。“你的作品中确实有一部分最终会上电视?”
我不知道他的意图是什么,但我预感情况不妙。“是的。”
“你自己创业以前,曾在一家电视台制作新闻纪录片,对吗?”
“对,可那是很多年以前。”
“即便如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你是新闻制作的内行,对吗?”
“反对!”布拉谢尔斯跳了起来。“不知他到底要说什么,也不知与这件案子有什么关系。”
“我这是在为下文铺垫,法官阁下。”瑞安迅速回答。
法官揉揉鼻子。“允许这样。”
“那么,”瑞安转过头来。“福尔曼小姐,可不可以说,你懂得新闻采集过程是怎么回事?”
“我想是的。”
“你经常看电视新闻吗?”
“本地新闻还是全国性的?”
他低了一下头,好像是承认我占了上风。
“就从本地说起吧。”
“算不上经常。”
“对不起;但你不是说从新闻照片中认出姜尼·桑托罗的吗?”
“是在报纸上看见的。”
他把双手拇指插在西服的翻领下面。“这么说来,你的确一直关注本地新闻,通过报纸?”我点了下头。
“请开口说出来。”
“是的。”
“那么,你是什么时候从报纸上认出姜尼·桑托罗的照片的?”
“大约两周以前。”
“可是指控桑托罗的罪行一年多以前就发生了,我们能够相信你——前电视新闻专业人士,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就没有看过新闻、没有买一份报纸吗?”
“反对!”布拉谢尔斯再次抗议。“公诉人假设事实而没有提出证据。”
“我马上就直达要害,”瑞安说道。
“瑞安先生,务必如此,”法官说道。
“怎么样,福尔曼小姐?这一年多以来,你没有看过新闻,也没有读过一张报纸吗?”
我双手紧捏:“当然要看新闻、读报纸。”
“那么你就知道桑托罗案是这一年多来的重大新闻,对吗?”
我点了下头。
“请让大家都听见。”
“对。”
“作为一个曾经的新闻界人士、一个懂得新闻时效性价值的人士、一个其作品至今仍在播放的人士,你为什么要等到如此之久才提出你的……”——他在空中比画了一个问号——“发现?”
“我上个星期才意识到,桑托罗先生就是供水区录像带上那个人。”
“可你平时都在看电视读报纸呀!请问,你认为自从桑托罗被捕以来,报道该案的新闻一共有多少个小时?”
“不知道。”
“能不能说,该案一直是反复报道的新闻?”
“不知道。”我的胃部开始绞痛。
“是或者不是。”
“是。”
“可能一月一次?到了现在,随着审判的临近,报道甚至更多?”
“我怎么会知道?”
“难道这么长的时间里,你居然一次也没看见桑托罗的照片或影像,只是到了上个星期才看见?”
“完全正确。”
“恰恰就是那一眼激活了你的记忆?”
“不错。”
“没那么简单吧?”
“反对!”
“反对无效!继续!”
瑞安转向陪审团,确保陪审员们都能看见他一脸的得意。
有几个陪审员交换了会意的眼神。我瞥了一眼爸爸,爸爸眼里满是不屑。我脸颊发烧。与此刻相比,激流飘筏倒没那么糟糕了。
瑞安大摇大摆地在陪审团席位前面来回踱着步子。“好,福尔曼小姐,7月23日你看见被告在公园的长凳上,是吗?”
“是。”
“你拍他用了多长的时间?”
“大约10分钟。”
“除了被告,你们在那儿还拍到了其他东西,对吗?”
“我们当时只是想找到最佳曝光量。”
“好。请问,你们大约什么时间到达那儿的?”
“12点或12点半。”
“什么时间离开的?”
“约1点钟。”
“你们离开时,是直接驶向抽水房的,对吗?”
“对。”
“你们在那儿又呆了五六个小时,对吗?”
“大约早上7点完工。”
“不过,你们离开橄榄公园附近以后,实际上你并不直接知道那儿发生了什么,无论是公园里还是湖岸上?”
“反对!”
“反对无效!证人必须回答问题。”
我盯着双脚。“是。”
瑞安朝向陪审团,面带微笑,似乎他解开了一个重大的秘密。“好啦,福尔曼小姐,咱们来谈谈磁带损坏的问题。你声称是射频干扰?”
我紧张得咽了一下口水。
“磁带上的损坏真的是由于无线电频率干扰,你有什么证据?”
“没有——我不大理解这个问题。”
“我来说得更明白些。你拿着磁带去做过技术分析吗?”
“没有,但我并不——”
“因此,你并没有独立方的证据,证实射频干扰是磁带问题的真正原因。”
“导演也说是射频干扰,我们以前见过这种情况。”
“但你并没有寻求任何独立的证据来证明。”
“不需要;我们本来就知道这种情况。”
“依据你的经验?”
“对;还有导演的经验。”
“好吧;假定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你依然从未发现问题来自何处,对吗?”
“对。”
“可是,由于受损过于严重,即使该项目未被取消,你的最终产品里也不会使用这盒磁带。”
“对。”
“那么,你明明知道这盒磁带的问题所在,却解释不清楚它为何存在、又从何而来;对吗?”
“对。”
“非常专业,福尔曼小姐。”
“反对!”布拉谢尔斯发出了尖叫。
“陪审团将忽略最后那句评论。”法官说道。
“我道歉,”瑞安一脸微笑,门牙尽露。“现在咱们不妨回到橄榄公园,模拟一下当时你们拿着摄影机的场景。可以复制你在磁带上看到的损坏吗?”
这家伙穷追猛打,冷酷至极。“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我迟疑了一下。“射频干扰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来源;而且最初磁带并未受损。”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拍摄后我播放过一次,当时都是好的。”
眼角的余光一扫,只见布拉谢尔斯全身僵硬,瑞安则笑逐颜开,似乎早已知道胜券在握。“现在咱们来想一想。磁带在你播放以后还是好的,可是现在,一年以后,就有了严重的损坏;你作证说是锁在你的导演的影视公司的一间屋子里长达一年多;对吗?”
“对。”我底气不足地说——已经知道结果了。
“那么,你并不知道问题来自何处,而且你看了后已经过了一年;你却依然坚持认为磁带不可能被人做过手脚。”他并不等我回应,猛然转身面向陪审团。“谢谢,福尔曼小姐。我问完了。”
我早已晕头转向,只好在证人席呆坐了片刻。然后环顾审判室;几张脸充满同情地回望着我,多数人则很好奇,差不多期盼着这个结果,似乎等着我当场瘫倒。毕竟,我刚刚遭遇了一场奇袭——“铁锤”猛击,名誉扫地!
老爸猛地站起,走向门口;就在他刚才坐的地方,我瞥见一个男人坐在他后面一排。年轻,黑发,二十多岁,五官清秀,颧骨高耸。卷曲的黑色胸毛从衬衫开领处伸出来。即使我当时羞愧难当,也看得出来他具有那种深色皮肤的地中海沿岸高加索人种的风情。
我看着他,希望得到一个同情的点头或微笑。他回看着我,但他脸上的某种东西——一只眉毛轻快地跳了一下,另一只则收紧——让我感觉他能看穿我,并且断定我没有多少内涵。一阵局促不安传遍我全身。我移开视线,走下了证人席。
第10章
周三我出庭作证,周四案子就到了陪审团那里。瑞安在结束性辩论中将我折磨得死去活来,暗示我是全世界最愚蠢、最幼稚的纪录片制片人。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儿站出来?我怎么知道录像带没有篡改?为什么我对录像带所受损坏不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我在技术上就那么烂吗?他说,如果不是由于这些,那就是还有别的、更险恶的原因。
最后他以嘲笑的口吻宣布,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能算作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我也许在橄榄公园看到了桑托罗,但有什么能阻止他在此之前或之后到卡柳梅特公园呢?那盘录像带只能描述桑托罗在某个具体时间点的所处位置。确实,要是把指甲抓挠的碎屑、这对恋人的争吵,以及在他汽车旁边发现玛丽·乔的尸体这一连串事实放在一起,12名聪明的陪审员怎么可能相信我的说法呢?
他们当然没有相信。星期五那天,桑托罗被判有罪。
整个下午,电话响个不停——大部分是记者,想从我这里搞到一个原声片断,以便能在10秒钟内概括这起冲突,结论是让我承担后果。我断定,要是他们得逞,我就死定了。电话密雨般打来,我礼貌地表示无可奉告;但他们显然不肯罢休,我就试了一个新办法。
“是艾利·福尔曼吗?”一个声音问道。
“Sí1?”
“你是艾利·福尔曼吗?”
“Sí?”我故意将单词的声音拉长。
“呃——我找影视制片人艾利·福尔曼。她在吗?”
“Meesus2不在家。”在一连串流利的西班牙语还没向我袭来之前,我猛然摔下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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