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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药-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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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认错只会有这么一次；这类事情绝对不会见之于文字。但至少，安德鲁劝慰自己，总算吸取了一点教训——这包括他自己、斯威廷、古尔德还有另一些人。可惜他们吸取得太晚了，既帮助不了汤森，也没能让怀拉齐克免于一死。
安德鲁问自己说，那么从现在起，他向何处去呢？回答似乎是：哪儿也不去。
古尔德刚才讲的话，总的说来很有道理。没有要安德鲁撒谎也是事实；虽然从要求他不去声张这一点看，他是参与了掩盖行为。而从另一方面看，还有什么人可告诉的呢？告诉了又有什么好处呢？不管发生什么事，库尔特·怀拉齐克不会重返人间，而诺亚·汤森已不得不被悲惨地撤离医疗岗位，再也不会危及任何人的生命了。
“好吧，”安德鲁对内科主任说，“我不再有任何行动了。”
“谢谢你，”古尔德表示了谢意。他看看表。“这一天真长呀，我该回家了。”
第二天下午，安德鲁去看望希尔达·汤森。
汤森六十三，希尔达比他小四岁。以她这样的年龄来说，她还是风韵犹存的。她身材保养得很好；脸上皮肤不松弛；头发虽全部灰白，却剪得短短的，样式很时新。今天她穿得很潇洒，上身是蓝绸外衣，配着白亚麻布的便裤。脖子上戴有细细的金项链。
安德鲁原以为她会显出紧张不安或是哭过的迹象，但什么也看不出来。
汤森夫妇在莫里斯城希尔大街上的住宅，是一幢小巧而舒适的两层楼房。离埃尔姆路和富兰克林路路口的诊所不远，在天气好的日子，诺亚·汤森往往走着去。家里没有仆人，希尔达自己开了门，把安德鲁领到起居室里。
室内的家具都是淡棕色和米色的，从室内可以眺望花园。
两人就座以后，希尔达干巴巴地问，“你要来点什么吗，安德鲁？要酒还是要茶？”
他摇摇头。“谢谢，不用了。”接着他说，“希尔达，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除了说——我非常非常难过。”
她点点头，仿佛这话不出她所料，接着问道，“你是不是害怕？害怕到这里来见我？”
“有一点儿，”他承认。
“我猜是这样。其实没有必要。也不要吃惊和奇怪，就因为我现在没像那些易动感情的女人一样哭泣呀，扭绞双手呀，或做一些其他显示出悲哀的事情。”
他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只简单地应了声，“嗯。”
希尔达·汤森像没听见似的接着说，“事实上，那些事我都做过了，做得那么频繁，那么长久，现在那些事都已远远抛在后面了。多年来我流了多少眼泪，泪泉都干涸了。我总在想，当我眼看着诺亚毁掉他自己时，我的这颗心就在破碎。只是当我不能使他明白，甚至不能使他听听我的话时，我才渐渐认为我已经没有心了，里面只剩下一块石头。我说的这些有道理吗？”
“我认为有道理，”安德鲁一边说一边在想：我们每个人是多么不了解别人的痛苦呀！多年来希尔达·汤森一定生活在一堵墙后面，这是一堵忠实地为诺亚打掩护的墙，过去安德鲁从来不知道也从没怀疑到有这堵墙。他也记起古尔德头天晚上说的话。“她没讲多少话……我有个印象，她一直估摸着要出点事情，但又从来不知道究竟要出什么事。”
“你过去知道诺亚服用麻醉剂的事，”希尔达说，“对吗？”
“对。”
她的语气有点责怪的意思。“你是医生，怎么不采取任何措施呢？”
“我四年前在医院里试过。”
“那里没有人肯听你的话吗？”
“差不多是那样吧。”
“你当时可不可以使把劲儿再试试呢？”
“可以的，”他说。“现在回头看，我想当时是可以的。”
她叹了一口气。“或许你使了劲也不会成功。”突然她换了话题。“今天上午我看诺亚去了，不如说试图去看看他。他在发狂。他不认得我。他谁也不认得了。”
“希尔达，”安德鲁轻柔地说，“有什么我可以帮你做的吗？任何事情都行。”
她不理会这个问题。“西莉亚对于发生的事有没有一点内疚？”
这问题使他吃惊。“我还没告诉她。今晚我要谈的。至于内疚嘛——”
“她应该内疚！”这几个字是用狂怒的语气说出来的。希尔达用同样语气继续说，“西莉亚是那贪婪、残忍、牟取暴利、极力推销产品的制药行业中的一份子。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只要能卖出他们的药，只要医生的处方上开他们的药，只要人们服用他们的药，哪怕这些药人家根本不需要。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安德鲁平静地说，“没有医药公司强迫诺亚服用那种药。”
“也许不是直接地。”希尔达的声音高了。“但正因为各公司用麻醉剂把医生们包围起来，所以诺亚和别人才服用麻醉剂！他们使麻醉剂泛滥成灾！
让卑劣的、‘真不错啊’的滥肆吹嘘的广告在医生必读的医学杂志上占了一页又一页；用雪片般飞来的邮件、免费旅游、酒宴款待——这一切都为了使医生们想着麻醉剂，总是想着麻醉剂，多多地想着麻醉剂！所有的医药公司，家家都一样，用免费的麻醉药样品将医生们淹没，他们告诉医生，他可以要任何一种麻醉药，要多少给多少，只需开口就行！毫无限制，从来不提任何问题！你知道这些的，安德鲁。”她停了一下。“我要问你件事。”
他告诉她，“只要我能回答，一定回答。”
“许许多多推销员——新药推销员——到诊所里来。诺亚一直会见这些人。你不认为他们中的一些人，说不定他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吃了多少麻醉药吗？都已清楚他是个服用麻醉药上瘾的人吗？”
安德鲁在回想。他想起诺亚的诊室里，大量杂乱无章的各种厂家包装的药品。“嗯，”他回答说。“嗯，我认为他们很可能知道。”
“但这也拦不住他们，拦住了吗？混帐东西！他们还是照送不误。诺亚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帮诺亚毁掉他自己。这就是你妻子干的肮脏而腐败的行业，安德鲁，我恨它！”
“你刚才说的有道理，希尔达，”他承认说。“也许很有道理。而且尽管你说的并不是事情的全貌，我希望你能知道这一点：我理解你的心情。”
“你理解？”希尔达·汤森的声音既侮慢又痛苦。“那你什么时候对西莉亚谈谈。说不定她会考虑改行。”
随后，仿佛一股被抑制的力量终于解放了出来，她把头埋在两只手里哭了。
五
在六十年代的中期和后期，妇女解放成了许多人挂在嘴上的话，成了新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一九六三年，贝蒂·弗里丹发表了《女性的奥秘》一书，这是对“妇女是二等公民”论的宣战文告。她这书成了妇女运动的指南，她的主张也时有所闻。杰曼·格里尔和凯特·米利特参加了这运动，给运动增添了文学和艺术的风格。格洛莉亚·斯坦内姆有效地利用新闻工作和女权政治来替妇女说话。
也有嘲笑妇女解放的人。当时反主流文化派的知名人士阿比·霍夫曼宣称，“我只在一处地方愿意与妇女解放运动结成联盟，那是在床上。”有些历史学家提醒世人说：天下本无新鲜事。他们指出，在一七九二年，英国有一位叫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人就勇敢地发表过一本《维护妇女的权利》，她争辩说，“暴君和好色之徒……力图使妇女百事不懂，因为前者只需要奴隶，而后者只需要玩物。”
但六十年代有许多人认真对待这运动，体谅妇女的男子在审视自己的良知。
西莉亚对妇女解放的态度是赞成并同情的。她买了些《女性的奥秘》，送给费尔丁·罗思的几位男主管。其中一位是文森特·洛德，他把书退还，还附了草草写成的便条，“我要这胡扯的东西没用。”萨姆·霍索恩的妻子莉莲本人也是妇女解放的热诚拥护者。在她的影响下，萨姆的态度比较同情，他对西莉亚说，“本公司从不歧视妇女，你就是证明。”
她摇头不同意。“我是靠一点一点爬，才到达现在这地位的，萨姆——还靠你的帮助呢，但也要和男人的偏见斗争，这点你是清楚的。”
“但现在你不必再那样做了。”
“那是因为我已证明自己是个能出点子的人，而且我有用。这就使我成为反常现象，成为例外。你也知道，每当我力争在新药推销人员中多招几名妇女时，简直没什么人支持。”
他笑了。“得，我承认你说的，但别人的态度正在改变。此外，你一直是最好的例子，让男人可以把妇女看成不比自己差的人。”
尽管西莉亚私下替妇女说话，她并不积极参与妇女解放这运动。她认定——她暗自承认这是自私的——第一，她本人并不需要这运动；第二，她没有时间参加进去。
西莉亚的工作时间仍用于布雷联营公司的门市产品。尽管萨姆曾答应把她调到另外的岗位上，但似乎没有什么新任命等待着西莉亚，他说的“再耐心地等几个月”的话已被证明是估计不足。
在家的时间里，西莉亚分担着安德鲁因诺亚·汤森发疯被关进精神病院而带来的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古尔德大夫所作的诺亚将永远出不来的预言似乎不幸而言中。
希尔达·汤森就医药公司以及过量免费样品药所发的激烈言论，安德鲁已经都告诉了西莉亚，却吃惊地发现她居然还表示同情。“希尔达是对的，”
西莉亚说。“免费分送药品的量是大得荒唐，而且我想我们大家都清楚这一点。但竞争造成了这一局面。眼下，任何一家公司如果削减赠送量，必然要处于不利地位。”
安德鲁争辩说，“各医药公司谅必可以聚在一起，就削减数量达成某种协议吧！”
“不行，”西莉亚说。“即使他们想这样，也办不到。这叫做通同作弊，是违法的。”
“那么诺亚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早先，医药公司的推销人员一定知道，至少清楚地意识到：诺亚在大量地服用麻醉药。他们应该像他们做的那样继续供药，让他过瘾吗？”
“诺亚虽然已上瘾了，但他仍是个医生，”西莉亚指出。“你知道得非常清楚，安德鲁，医生们可以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取得他们想要的任何药品。
如果诺亚没有从新药推销人员那里得到他要的东西，他早就开处方去弄了；没准儿他既拿样品药，又开处方弄药。”她有点儿激烈地又说，“此外，连医学界对服麻醉剂上瘾的医生们都不采取任何措施，为什么指望医药公司会有所不同呢？”
“问得好，”安德鲁让步说，“对这一点我无话可答。”
接着，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份，西莉亚的新任命下来了。
那以前，在接近一九六六年的年尾时，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萨姆·霍索恩被提升为常务副总经理，这就说明，除非有什么意外的事干扰，萨姆将成为费尔丁·罗思公司首脑一事已指日可待。因而，十年前西莉亚在公司里物色靠山时所作的判断似乎快被证明为正确了。
到底又是萨姆把她找来，微笑地告诉她，“好啦，你在门市产品那边的苦差结束了。”
萨姆现在的办公室富丽堂皇，有着舒适的会议室。他的新职位使他办公室外的秘书由一个变成两个。在这次以前他与西莉亚见面时，曾向她吐露，“真见鬼，我不知道怎么会使她们那么忙的。我猜想，她们准是交替着口授书信。”
此刻萨姆宣称，“我提供给你的职位是，拉丁美洲区药品部主任。如果你接受，你将从这里发号施令，当然你也得出点门，经常得旅行。”他带着询问的神情注视着她。“安德鲁对这一点会怎么看？你对离开孩子们又怎么看？”
西莉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会作出安排的。”
萨姆赞赏地点点头。“我料到你会这样说的。”
这消息使西莉亚既高兴又激动，她非常清楚国际药品交易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机会太棒了，甚至比她原来向往的还要好。
萨姆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他说，“将来的销售就靠国际市场了。迄今我们还没做过什么深入的研究，对拉丁美洲尤其如此。”他挥挥手让她走。
“现在回家去吧。把这消息和安德鲁谈谈。明天我们再着手研究细节。”
事实证明，由此开始的五年时间是她整个生涯中的卢比孔河（意大利北部河名，公元前49年恺撒越过此河同罗马执政庞培决战。译者注）。而且，这份工作不但没给乔丹一家的生活带来什么不便，反而无法估量地丰富了他们的生活。正像后来西莉亚在给她妹妹珍妮特的信中所写的，“我们一家都从中得益，而得益的各种方式我们原来根本没想到过。安德鲁和我得益于：他陪我旅行时，我们比在家里时更真正地在一起，因为在家里我们都忙于各自的工作。孩子们得益于：他们随我们旅行时，扩大了见识，能从国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西莉亚把这新职务的消息一带回家，安德鲁就替她高兴并支持她。他为她终于摆脱门市产品方面的工作而松了口气，即使对于她的新工作将使家人经常分离有所疑虑，他也闷在心里不讲出来。他的态度和西莉亚一样：我们能行。
进一步考虑这问题以后，安德鲁决定：只要办得到，他将利用这机会陪西莉亚旅行，让自己有时能摆脱一下医务工作的压力。安德鲁再过一年就四十岁了，他决心要从诺亚·汤森的事件中吸取教训。他认为诺亚垮掉的起因是工作过度，压力太大。安德鲁观察过其他一些医生，也都是因医务缠身，而渐渐顾不上其他一切事情，这样对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庭都很不利。
在医疗业务上，十一年以前——也就是他和西莉亚相遇、结婚的前一年——安德鲁就被认为是内科医生中的一名后起之秀了，他如今在诊所里是头牌医生。名列第二的奥斯卡·阿伦斯是个加拿大人，他粗壮结实，欢快活跃，忙个不停，还非常有幽默感，安德鲁对他十分信任，把他当成一个宝，两人的友谊也日益加深。第三位内科医生是二十八岁的本顿·福克斯，他有着颇不寻常的证书，来诊所才一个月，工作已很顺手了。
当安德鲁告诉西莉亚，他打算偶尔陪她旅行时，她高兴万分；后来他们果真安排好，他一年里可以陪西莉亚到南美洲去几次。根据学校的安排，他们有时带一个或两个孩子旅行。
以上这些旅行得以顺利实现，都因为家里的事来得凑巧。他们家身兼管家和厨子的英国女郎温妮·奥古斯特早就放弃了去澳大利亚的计划，在干了七年以后，事实上已成为乔丹家庭的一员。她在一九六七年春天结了婚。说来叫人不相信，她丈夫姓马奇。正如温妮说的，“如果他姓别的月份，只要不姓十二月我就很高兴了。”（奥古斯特和马奇在英语中为八月和三月之意。译者注）
汉克·马奇精力旺盛、讨人喜欢，干过多种户外的杂活。当安德鲁得知他想找固定的工作时，便提出要雇他，让他兼作司机、园丁和干杂活。因为雇他就包括住到家里来的待遇，温妮和汉克都很感激地接受了。从安德鲁这一方来说，他一直佩服西莉亚的先见之明。因为他俩刚结婚时，她就坚持说他们得买一座大房子。
不多时，看来汉克和现名温妮·马奇的妻子一样，成了乔丹家必不可少的一员了。
这样安德鲁和西莉亚就可以离家外出，既可带上孩子们，也可不带，因为他们深信自己外出时，家里的一切有人照看。
这一段时间受到一次丧亲之痛的干扰。西莉亚的母亲米尔德里德在一次严重的哮喘病发作时，一口气上不来而去世，当时她六十一岁。
母亲的去世对西莉亚影响很大。尽管有安德鲁及孩子们的慰藉和支持，她还是感受到一种“孤独”。这感觉持续了很久，虽然安德鲁开导她说，有这种感觉是完全正常的。
“我在病人身上见过这种事情，”他说。“当已失去配偶的父亲或母亲又去世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同过去之间的脐带被割断了。不管我们长得多么大，多么老，只要有个父亲或母亲还活着，就总觉得还有人可以依靠。而一旦双亲都亡故，我们就知道我们真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西莉亚的妹妹珍妮特飞到费城来参加葬礼，把她那忙碌的石油商丈夫和两个年岁尚小的孩子留在中东。葬礼过后，珍妮特和西莉亚在莫里斯城小聚了几天。两人都答应对方：将来彼此要尽量走动得勤一些。
六
遥远地方的见闻令安德鲁着迷。西莉亚在费尔丁·罗思公司的拉美推销点同当地人员处理事务时，他就去考察异国城市中五花八门的不寻常事物，或去野外领略农村风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科隆公园他现在熟悉了，阿根廷草原上大群大群放牧的牛他也见得多了。还有在大山包围中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那里有很陡的斜坡马路，安第斯山的冰水就在这些路上流淌，古老的骡车也在和现代化的汽车争地盘。在哥斯达黎加，安德鲁总算知道了这国家的中心地带——梅塞塔·森特拉尔，过了这地带就是阔叶树的密林，长着桃花心木和雪松。从蒙得维的亚老城狭窄而拥挤的街道，可以通向乌拉圭的河谷地带，空气中弥漫着马鞭草和灌木的芳香。在大悬崖的边上，有巴西生气勃勃的城市圣保罗；在大悬崖背后，有长满青草的广袤平原，肥沃的土壤呈红紫色，是为红土带。
如果孩子们在一起旅行，安德鲁就带着他们去寻山问水。另一些时候，他一人先去探路，让西莉亚抽得开身时再去和他会合。
安德鲁的乐趣之一就是逛当地商店，经过讨价还价买点东西。叫安德鲁着迷的是药店droguerias（西班牙语，是兼卖饮料、糖果的药店。译者注），那儿的东西把小小的货架挤得满满的。他和药店老板闲扯，偶尔还设法与当地的医生们交谈。他本就懂一点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通过实践，运用这两种语言的能力又有所长进。西莉亚也在学这两种语言；有时他们俩互相帮助。
尽管如此，并不是每次旅行都很成功。西莉亚的工作很辛苦。有时，在不熟悉背景情况的条件下，想解决当地的问题是一种负担。结果就使人疲劳不堪，还容易和别人有摩擦。有一次，这导致了安德鲁和西莉亚婚后最激烈、最痛苦的一次争吵，这是一次不同意志、不同观点之间的冲突，对此，他们两人都不大可能忘却。
那是在厄瓜多尔发生的。和大多数夫妻间吵架一样，开始时并不激烈。
当时他们带着莉萨和布鲁斯待在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这座高高的山城坐落在安第斯山围成杯状地带的中心处，是个对比强烈的地方——主要是在宗教和现实之间。一方面是众多华丽的教堂和修道院：金晃晃的圣坛、雕花的唱诗班座位、由银子和象牙制成的十字架和镶珠嵌玉后显得俗气的圣体匣。而另一面是肮脏和穿不起鞋袜的贫穷，其农民毫无疑问是拉丁美洲工资最低的人——如果他们走运能找到活儿干的话——大约一天才挣十美分。
与贫穷构成鲜明对比的还有基多饭店。在这非常豪华的旅馆里，乔丹一家租了一套房间。傍晚时分西莉亚回到饭店里。这天她和费尔丁·罗思在当地的经理安东尼奥·何塞·莫雷诺先生打了一天交道，心烦意乱。
肥胖而自负的莫雷诺清楚地表示，总公司派员前来不仅不受欢迎地侵扰了他的领地，而且侮辱了他办事的能力。再者，每当西莉亚建议改变一些传统做法时，他总给她来个拉丁美洲人的标准回答（她现在已知道这点了），“Enestepaís，asísehace，seora。”（西班牙语，意为：“在我们国家，事情就是这样干，太太。”译者注）西莉亚又提出“在我们国家，事情就是这样干”的态度使低效率正当化，这有时甚至违反了职业道德。但她遇到的还是无动于衷的同样回答，再就是耸耸肩膀。
西莉亚牵挂的一件事就是，没有把费尔丁·罗思的药品情况向厄瓜多尔的内科医生交待清楚，尤其没有讲明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她指出这一点时，莫雷诺争辩说，“别的公司这么干，我们也这么干。不一定发生的事讲得太多对我们不利。”
尽管西莉亚有权发号施令，但她知道，莫雷诺身在本地，又是一个成功的推销商，她走后他可以——又有语言不同为借口——任意解释她的规定。
此刻她在旅馆套间的起居室里，不快情绪还没消失，她问安德鲁，“孩子们呢？”
“上了床，睡着了，”他回答说。“是他们自己要早睡。我们今天够折腾的。”
没见到她指望见到的莉萨和布鲁斯，再加上安德鲁的语气似乎有点冷淡，这两点激怒了西莉亚，她冲着他说，“又不是你一个人今天过得糟糕。”
“我没有说糟糕，说的只是折腾，”他在叨叨。“尽管对我来讲，确实有不愉快的成分。”
他们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但基多的高度——海拔九千英尺以上——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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