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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店街-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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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上的一块银字招牌上：“德·卢伊扎…达尔巴尼中学。。
那边，在草坪妁尽头有一个网球场。右边，有一行白桦树和—个已经放掉了水的游泳池。跳水台有一半已经倒塌了。
他在一个窗洞前面赶上了我。
“啊……先生，我很抱歉……中学的全部档案都烧掉了……什么也没有剩下……”
说话的是一位六十岁上下的男人，戴着一副浅色玳瑁架子的眼镜，穿着一件苏格兰花呢上农。
“况且，不管怎么说，让斯密特夫人也没有同意啊……自从她丈夫死了以后，她就再也不愿意听到有关德·卢伊扎中学的事了……”
“在杂物中还有没有一些班级的集体的旧照片？”我问他。
“没有，先生，我对您再说一遍，一切都烧光了……”
“您很久以前就在这里工作了吗？”
“德·卢伊扎中学的最后两年，我是在这里的。后来，我们的校长让斯密特先生去世了……于是，这所中学也就面目全非了……’
他眼睛望着窗外，陷入了沉思。
“我作为一个老校友，很想找到几件纪念品，”我对他说。
“这我能理解，但遗憾的是……”
“这所中学将来怎么办呢？”
“啊，所有的东西都要被他们拍卖掉了。”
他没精打采地冲着我们前面的草坪，网球场和游泳池，扬了扬胳膊；
“您要不要最后看一眼宿舍和教室？”
“不必了。”
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烟斗，把它塞到嘴里。他一直站在窗洞前面。
“左边的那幢木房子现在干什么用了？”
“更衣室，先生。人们在那里先换换衣服，然后去进行体育活动……”
“啊，是的……”
他装满烟斗。
“我都忘了……当年我们是不是要穿校服的啊？”
“不要的，先生。只是在吃晚饭时和节假日，才必须穿上海军蓝的阔条法兰绒外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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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种宽松的外衣，所用的颜色有时系代表某一会社、学校等。
我走近窗子，前额几乎紧贴在玻璃上。在下面的那幢白色建筑物的前面，有一块铺着砂砾的空地，已经杂草丛生了。我仿佛看到弗雷迪和我，我们正穿着阔条法兰绒外衣哩。我竭力想象着在那天放学时开车来接我们，下了车便向我们走来的那位男子——也就是我父亲——的相貌。
三十六
E·卡嫒夫人
尼斯
皮十尔迪街22号①
应于特先生的要求，我向您写这封信，谈
谈我所知道的那个叫做“奥列格·德·弗雷
戴”的人的全部情况，尽管回忆过去的这些
事情，使我非常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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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私人信笺的笺头。
有一天，我走进一家座落在弗朗索瓦一
世大街上的叫做“阿尔加迪”的俄国餐馆，
它是一位俄国先生开的。老板的名字我已经
忘记了。餐馆很简朴，顾客不多。老板是个
未老先衰的人，那天神情显得十分悲痛，站
在一张摆着俄式冷盘的桌子了面……——这
大概是一九三七年前后的事。
我留意到餐馆里有一十二十岁左右的青
年人，他的举止就象在家里一样随便。他穿
着很讲究：西服，衬衣等等，完美元缺。
他的外表给人以强烈的印象：看上去显
得意志很坚强。深蓝色的眼辅，眼角上已经
有了皱纹，笑起来露着牙齿，没完没了。硅 …
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他狐狸般的狡猾。
他就坐在我的邻座。我第二次到那里去的时
候，他指着餐馆的老板对我说：
“您相信我就是这位先生的儿子吗？”
他对那位可怜的老人——确实就是他的父亲
——，流露出一种轻蔑的神情。
接着，他给我看了一支表明他身份的手
镯，上头刻着他的姓名：“路易·德·弗雷
戴，蒙庞西埃伯爵” （在餐馆里，大家都叫
他“奥列格”，这是一个俄国名字）。我问
他，他的母亲在哪里。他对我说她已经过世
了。我又问他她是在什么地方碰到了一个姓
蒙庞西埃的人的（看来，这个姓是奥尔良家
族的一个小支系），他回答说是在西伯利
亚。所有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我认为
这是一个小无赖，大概是由一些男人和女人
供养的。不知他究竟是干什么的，在我的追
问之下，他说是弹钢琴的。
然后，他对我和盘托出他与上流社全的
关系：连迪泽斯公爵夫人都要对他行屈膝礼，
他和德·温得索尔公爵交情很深……我发现
他所叙述的有真有假。“上流社会”的人们
听到他的“姓氏”，看到他的微笑和那种缺
乏感情而又似是真诚的殷勤，也许会上当的。
战争期间——我想是在一九四一年至一
九四二年期间——，一天我在胡安莱皤①的
海滩上，看到有个人跑过来，他就是那个叫
做“奥列格·德·弗雷戴”的人。同以往一
样，他精力充沛，高声笑着。他告诉我他曾
经当过俘虏，当时看守他的是一个德国的高
级军官。目前，他暂且在战时代母②亨利·
迪韦尔努瓦孀妇家里住几天。但是他说：
“她非常小气，什么钱也不给我。”
________________
①法国阿尔卑斯滨海省的一个海水浴疗养地。
②负责在战争期间向一个士兵写信慰问，寄递包裹的妇女。
他对我宣布说，他将要到巴黎去，“以
更跟德国人一道工作”。我问：“干什么？”
他答：“卖给他们汽丰、”
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他究竟怎样了
就不清楚了。好了，亲爱的先生，这就是我
所能告诉您的关于这个人的全部情况。
请接受我的敬意。
E·卡嫒
196511月12日于尼斯
三十七
现在，只需闭上眼睛想一想就可以了。我们大家一起动身到麦热夫去以前的那些往事，此刻在我脑际一幕幕地映现出来：奥什林荫大道上从前那幢萨哈罗夫宾馆的那些灯火辉煌的大窗子；维尔德梅尔的片言只语，那些姓名，如绯红而又闪闪发光的“鲁维罗萨”①，平平淡淡的“奥列格·德·弗雷戴”等；还有其他一些细微末节——以至维尔德梅尔那嘶哑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所有这些事情对我来说，都是阿莉阿德尼线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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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鲁维罗萨（Rubirosa），由两个西班牙语字组成，前一个字的意思是“红宝石”，后一个字的意思是“玫瑰花”或“玫瑰红色的”，因此可以说它是“绯红而又闪闪发光的”。
②见希腊神话，阿莉阿德尼用小线团帮助提修斯逃出迷宫。借喻能搞清复杂问题的线索。
前一天的傍晚，我正好在奥什林荫大道上，从前那幢萨哈罗夫宾馆的二楼上。那里有很多人。象往常一样，他们穿着大衣。我没有穿长大衣。我穿过主要的一间房子，大约有十五个人正围着那里的电话机，坐在皮扶手椅子里，他们正在谈生意。然后，我溜进一间小办公室，进去后把门随手关上。我要见的那个男子已经在那里了。他把我拉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我们在两张扶手椅上坐下，它们之间摆着一张低矮的茶几。我把用报纸包着的金路易放在茶几上。他立即递给我几捆钞票，我数也没数就鞋进口袋去了。他呢，他对首饰不感兴趣。我们一起离开办公室，又穿过那间大屋子。那里谈话的嘈杂声，以及人们穿着大衣走来走去的样子，使人感到他们正在干着什么紧迫的事情。在人行道上，他给了我一个女买主的地址，这个可能向我购买首饰的女买主住在马尔泽布尔广场那边，他要我告诉她是他介绍我去的。当时正下着雪，但我仍决定步行到那里去。想当初，德尼兹和我，我们是常常走这条路的。现在气候当然不同了。雪花飞舞着，树木光秃秃的，再加上这些楼房里都关着灯，因此我几乎认不出这条林荫大道了。在蒙索公园栅栏前面走过的时候，已闻不到那股女贞树的芳香，而只是湿土和腐烂物的味道了。
在象那些被人们叫做“小公园”或者“别墅”的死胡同深处的一幢房子里，底层有一个套间。她在里面接待我的这个套间没有什么别的家具，只有一张长沙发，我们就坐在上面，还有一架电话机，也放在沙发上。她是一位四十岁上下，红棕色头发、有些神经质的女人。电话铃不停地响着，但她总是不去接。后来，在她按听的时候，她把听到的事都写在记事本上。我绐她看了首饰。我可以半价让出首饰别针和钻石手镯，但有个条件，那就是她必须当场付现款。她接受了。
在大街上，当我向库尔塞尔地铁车站走去的时候，我想起了几个月以前到卡斯蒂耶旅馆我们房间里来的那个青年人。他很快地卖掉了一颗蓝宝石和两枚首饰别针，还慷慨地要把多卖得的钱同我平分。他确实很大方。我推心置腹地向他交了底，对他淡了出发的计划，甚至还讲了那种有时阻碍我出去的恐惧心理。他对我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奇怪的时代。
晚些时候，我到爱德华七世花园街去找德尼兹，她的朋友、荷兰人范·阿轮在她的套间里开办了一个女式时装店，她住在一幢房子的二楼，正好在辛特拉酒吧间的楼上。我之所以能回忆起来，是由于德尼兹和我，我们以前经常到那个酒吧间去，那里的地下餐厅另有一扇门可以溜出，不必走正门。巴黎所有的公共场所和建筑物，凡是有两个出口的，我相信我都熟悉。
在这个很小的女式时装店里，人们象奥什林荫大道那幢房子里的商人一样忙碌着，也许还要更加焦急不安。范·阿伦在准备夏季用的时装成套式样，他是那样的努力、那样的乐观，确实使我感到很惊奇。我思忖着：女式时装店还能坚持几个夏季？他在一个棕发女人的身上试着一件用又薄又白的料子做的连衣裙。与此同时，别的模特儿在更衣室里进进出出。有几个人围着一张路易十五式的写字台议论着，台上散乱地放着时装设计草图和一块块的料子。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德尼兹同一个五十上下的金发女人和一个头发棕褐而卷曲的青年男子在说话，我也参加了进去。她和他，他们要去科特达祖尔。在一片嘈杂声中，人们什么也听不见。打开的香槟酒在人群中传递着，也不知道是为的什么。
德尼兹和我挤出一条路，走到前厅。范·阿伦陪着我们。当他把脑袋从门缝里探出来，用手绐我们送了一个飞吻，祝福我们交上好运的时候，我再一次看到了他那浅蓝色的眼睛和笑容。
德尼兹和我，我们最后一次经过康巴塞雷斯街。我们的行李已经准备好了，那是一只手提箱和两只皮包，己放在客厅尽头的一张大桌子前。德尼兹拉上百叶窗，放下窗布。地把缝纫机重新放进柜子里，取下了别在人体模型上身的一块白帆布料子。我想起了我们一起在这里度过的晚上。他照着范·阿伦给她的纸样裁剪，或者缝着，我躺在长沙发上读一本回忆录或她非常喜爱的侦探小说——《面具》丛书。那些夜晚，是我所经历过的仅有的可以暂时休息一下的任晚，仅有的我可以幻想能在一个平静的世界上过着无忧无虑生活的夜晚。
我打开手提箱，将那些把我的口袋撑得鼓鼓的一捆捆钞票，塞进我的粗毛线衫和衬衣里，塞边一双靴子里。德尼兹正检查一个旅行袋，看看有没有忘记什么。我顺着走廊一直走到房间里。我没有开灯，站在窗前。雪仍在下个不停。在对面人行道上值勤的警察也钻进岗亭里去了，那个岗亭也是因为冬季天冷，在几天前刚刚修起来的。从索赛广场走来一个警察，他也三步井作两步地向岗亭走去。他和他的同伴握手，递给他一个保温瓶，两人用平底大口杯轮流地喝起来。
德尼兹进来了。她也站到窗前我的身边来。她穿着皮大衣，紧紧地偎着我。她身上散发着一股浓郁刺鼻的香水味道。她在皮大衣里面，穿了一件长袖衬衫，我们重新回到那张只剩下床绷的床上。
里昂火车站，嘉·奥尔罗夫和弗雷迪在发车站台的入口处等着我们。他们那许多手提箱，就堆放在他们身旁的一辆四轮运货车上。嘉·奥尔罗夫有一只大箱子。弗雷迪一面和搬运工人讨价还价，一面请他抽烟。德尼兹和嘉·奥尔罗夫在说话，德尼兹问地，他们这些人到了弗雷迪租的那幢瑞士山区木屋里，能不能住下。车站上一片昏暗，只有我们站着的那个月台上，照着黄色的灯光。维尔德梅尔也来了，他穿着骆驼毛大衣，这大衣象往常那样拍打着他的腿肚子。一顶毡帽盖住了他的前额。我们叫人把行李搬到我们各自的卧车里。我们站住车厢前的月台上等待着开车的信号。嘉·奥尔罗夫在那些乘这趟列车的旅客中认出一个熟人来，弗雷迪叫她不要同任何人说话，以免引起别人对我们的注意，
我在德尼兹和嘉·与尔罗夫的包房里呆了一会。窗帘已经拉上一半，通过玻璃窗向下看去，我看到我们正在穿过郊区。雪还在下。我拥抱了德尼兹和嘉·奥尔罗夫，回到了自己的包房，弗雷迪已经安顿下来了。过了一会儿，维尔德梅尔来看我们。此刻，他的包房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希望在他下车之前，不会再有别的人去。的确，他很担心有人把他认出来，因为几年以前他在奥特伊尔赛马场出事时，耶些马术运动报上都登过他的照片。我们尽力安慰他，对他说人们对赛马骑师的面扎，是过目就忘的。
弗雷迪和我，我们躺在铺位上。火车在疾驰。我们让通宵灯亮着，弗雷迪烦躁地抽着烟。他有些惶恐不安，因为随时都可能有人来检查的。我也是这样，但我竭力掩饰着自己。我们，弗雷迪、嘉·奥尔罗夫、维尔德梅尔和我，拿的都是鲁维罗萨弄来的多米尼加护照，但这些护照是否管用，我们并没有十分的把握。鲁维罗萨本人也这样告诉过我。我们的命运全掌握在警察，或者比别人更留意细节的检查员手里了。唯独德尼兹人没有任何危险。她是真正的法国人。
列车第一次停下，第戎①车站到了。在大雪中，车站上高音喇叭的声音显得很沉闷。我们听见过道上有人走动，一间包房的门被打开了，也许有人进了维尔德梅尔的包房吧，于是，弗雷迪和我，我们发出了神经质的狂笑。
列车在索恩河畔夏龙②车站停了半个小时。弗雷迪睡着了，我关上包房里的通宵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觉得在黑暗中可以更放心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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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科多尔省的省会。
②法国索恩…卢瓦尔专区政府所在地。
我竭力想些别的事情，而不去听在过道里回响着的那些脚步声。月台上，有些人在说活，我能听清几个字。他们大概就在我的窗前。其中一个人在咳嗽，一种带浓痰的咳嗽。另外一个人在轻轻地吹着口哨。一道列车驶过．车轮碰撞铁轨的有节奏的声响吞没了他们说话的声音。
我们包房的门突然打开了，过道的灯光照见了一个穿大衣的男人的身影。他的手电把包房从上到下照了一遍，看看我们有几个人。弗雷迪惊醒了。
“你们的证件……”
我们把我们的多米尼加护照递绐他。他漫不经心地看了看，然后把护照交给了身旁的一个人，这人被包房的门拦看，我们肴不见他。我闭上眼睛。他们说了几句，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他一步跨进包房，手里拿着我们的护照，
“你们是外交官吗？”
“是的，”我机械地回答。
几秒钟后，我才想起鲁维罗萨给我们弄的是外交护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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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照国际惯例，外交护照为红色封皮。
他一句话也没说，就把护照还给了我们，然后把门关上。
我们在黑暗中屏住呼吸。我们缄默不语，一直等待火车重新开动。火车开动了。我听到了弗雷迪的笑声。他把灯打开。
“要不要去看看其他人？”他对我说。
他们没有去检查德尼兹和嘉·奥尔罗夫的包房。我们叫醒了她们。她们还不清楚我们为什么这样激动。接着，维尔兹梅尔也来了，他色阴沉，还在哆嗦。刚才，当他把护照交给他们验看的时候，他们也问他是不是“多米尼加的外交官”，但他没敢回答，因为害怕便衣譬察和检查员中间，可能会有某个赛马的爱好者把他给认出来。
列车在茫茫的雪原上穿行。这里的景色多么亲切和友善啊。望着沉睡中的那些房屋，我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狂喜和信心。
我们到达萨洛金①时，还是夜里。一辆旅行车和一辆黑色大汽车已等在车站前了。弗雷迪、维尔德梅尔和我拿着手提箱子，同时另有两个搬运工抬着嘉·奥尔罗夫的大箱子。我们大约十来个旅客，上了去麦热夫的汽车，当司机和那两个搬运工正在把手提箱塞进汽车尾部时，一个金发男人向嘉·奥尔罗夫走来，他正是她头天晚上在里昂车站看到的那个人。他们说了几句法国活，然后，她向我们解释说这俄国人是她的一位点头之交，他的名字叫基里尔。黑色大汽车的司机已坐在发动机前等着了，基里尔指了指这辆车子，提议带我们到麦热夫去，但是弗雷迪谢绝了他的邀请，他说宁肯乘坐旅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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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上萨瓦省的一个城市，为旅游胜地。
雪不停地下着，旅行车走得很慢，黑色大汽车超过了我们。我们走的是上坡路，每加速一次，车身就颤动一下。我担心在我们到达麦热夫之前，它也许会抛锚的。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黑夜消逝了，棉絮般的白雾透过枞树的枝丛笼罩着大地，我思忖着在这样的时刻，还会有谁到这里来找我们呢。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我们渐渐地变得无影无踪了。维尔德梅尔穿着红棕色的大衣，戴着海军蓝的毡帽，嘉·奥尔罗夫穿的是件豹皮大衣，弗雷迪身着骆驼毛大衣，围着绿色的长围巾，脚蹬黑白两色的、宽大的高尔夫球鞋。本来我们这些城里人的打扮，是会引入注目的。但在浓雾中，什么也看不出来了。有谁知道呢？也许，我们就这样烟消云散了。或者，我们只是一些蒙在车窗玻璃上的水汽，它牢牢地附在上面，用手擦也擦不掉。司机是怎样辨别方向的呢？德尼兹睡着了．她的脑袋在我的肩上摇晃着。
汽车在市政府前面的广场中央停下来。弗雷迪让人把我们的行李放在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雪橇上，我们到教堂旁边的一家茶点铺去，想喝点热的东西。这家铺子刚开门，接待我们的那个女人显得非常惊奇，这也许是因为我们来得太早，或者是嘉·奥尔罗夫的口音和我们的一身城里人打扮引起了她的特别注意。维尔德梅尔对一切都赞叹不已。他连大山都没有见过，对冬季的体育运动更是一无所知了。他把前额贴在玻璃窗上，呆呆地看着雪花飘落在死者墓碑和麦热夫市政府的建筑物上。他在向那个女人打听，想知道缆车是怎杆运行的以及他可不可以报名到一个滑雪学校去学习。
那所瑞士式的山区水屋叫做“南方十字架”。它很高大，用深色木料建造，百叶窗是绿色的。我想它是弗雷迪从他在巴黎的一个朋友那里租来的。它俯视着一条公路的弯道，而在这条公路上却看不到它，因为它被一排枞树给挡住了，从那条公路上下来，要走过一条“之”字形的路，才能到达山区木屋，至于耶条公路，顺着上升的坡度，到底通到哪里，我从来也没有好奇地去打听过。德尼兹和我住的房间是在二楼上，在窗口从枞树顶上看出去，可以看到整个麦热夫村子。天气晴朗时，我就反复练习辨认教堂的钟楼、罗金布吕纳山脚下那座看上去象一个赭色斑点的旅馆、公路汽车站、溜冰场、墓地和远处的一切。弗雷迪和嘉·奥尔罗夫的房间在楼下，在起居室的隔壁。而要到维尔德梅尔的房间去，还得再下一层楼，因为他房间的半截子埋在地下，窗子象舷窗似的，刚好和地平面相齐。维尔德梅尔自己却偏偏看中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地下洞穴。
开始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有离开过木屋。我们住起居室里没完没了地玩着牌。我至今仍能相当准确地回忆起这间房子里的情形：一块羊毛地毯，一张皮的长沙发．一个嵌在长沙发后上方墙上的书架，一张矮小的桌子，朝着一个阳台开着的两扇窗子。住在附近的一个女人负责替我们到麦热夫去采买东西。德尼兹在读一本地从书架上找到的侦探小说。我也在读着。弗雷迪脸也不刮，嘉·奥尔罗夫每天晚上为我们做一个俄罗斯蒸菜浓汤。维尔镕梅尔请人定期地给他从村子里把《巴黎体育报》带给他。他读完之后，就藏在他的地下洞穴里。一天下午，当我们正在玩桥牌的时候，他手里挥舞着报纸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的脸色都变了，因为有一个专栏编辑回顾了最近十年来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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