蜘蛛精错爱唐僧-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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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等毛山装好面，一摸装钱的口袋，傻了，钱不见了。顿时，四十多岁的一个男人，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引来了一圈人围着观看。正哭得伤心，一个穿着入时的小伙子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大叔，你是不是把钱放错地方了？你再翻翻看嘛！”毛山估计也哭傻了，神差鬼使地又摸了摸口袋，嗬，奇怪了，钱又在里面了。顿时破涕为笑。

　　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三百多人的小村庄度过的。村前有大水塘，村后有小河流。小时候水里面鱼虾很多，一到夏天就成了我们的乐园。我曾经见过一只金黄色的青蛙，在阳光下，她有一种令我眩目的美。我发誓任何人再也不会见到她了，因为在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我就相信她一定来自天外的世界。果然，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在书本上还是在电视里，我都没有能够再见到她。我是那样的想念她，所以她又会偶尔出现在我的梦中，飘飘渺渺，宛若空灵，令我一梦醒来心痛不已。

　　再回到老家，发现水塘与河流均已接近干涸。别说鱼虾，连水草都找不到了。

　　我低着头，心碎的行走在曲曲折折的河边，那些五颜六色或者说是五彩斑斓的美丽蝴蝶也已经看不见了，只剩下一些白色的同伴，飞来飞去，仿佛在唱着凄凉的挽歌，仿佛在祭奠这个死于非命的自然。

　　我的长生天啊，为什么要这样报应啊！

　　印象中，从小到大都是收公粮和提留款的村镇干部们在村里串来串去的。一千多年残留下来的契丹人的后裔统治了我的家乡整个白杨镇。时间长了，人们忘记了他们只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后代。走在前面的是书记耶律马香，紧跟着的是镇长耶律吕香，中间是武装部长耶律拍道里和派出所所长耶律呆依里，最后是汉奸村支书连木兰兰里。他们允许自家人生两个，大汉民族只能生一个。看到阿狗阿猫都有自由生育的权利，张毛山进行了顽强的反抗。只是太过火了，一下子生了四个儿子，结果弄得四十多岁头发就已经全白了。

　　突然有一天，一群国家干部来到了我的五叔家。三言两语之后，他们就动手去扒我五叔家的小麦。当时只有我五婶在家，五婶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劳动果实要被带走却无可奈何；于是就哭了，哭着喊着跑向村前的大水塘去投水自杀。被大家七手八脚的救上来之后，耶律马香气得满脸通红，瞪着眼睛训斥道：“少来这套，这一套老子见得多了！”一群人把小麦装上有专人拉的架子车怒气冲冲的走了。

　　计划生育小分队更厉害，牵牲口，拉家具，扒房子，打村民。瞧瞧这些所谓的国家干部们吧，我们的老乡，勤劳而淳朴，他们不是国家农民了吗？他们不是你们的阶级兄弟了吗？夫何至于此？夫何至于无所不用其极也，使我们看不到一丁点美好生活的希望！

　　即使这样，依然不能满足镇政府一百多号人的吃喝欲望。耶律马香在春节过后的第一场会上训斥道：“今后谁也不能再凶酒了，谁再凶让他到派出所凶去！一年到底，各大饭店都有我们的欠条，弄得整个镇政府像十八个大闺女推磨一圈子都是窟窿！”有个老干部悄悄提醒他，那个字不念“凶”，念“酗”，马香一语不发，脸色异常难看。

　　如今，偶尔回到老家，看到小学学校的墙外，当年刷的那些标语依然存在：宁可少吃两个菜，不能苦了下一代。看到这些，马香当年的训话真是言犹在耳。我只有，冷笑，无语，狂晕。

　　后来，大水塘里的水渐渐少了起来，投水自杀已经不能使这些干部们略微的吃惊了。女人们就改成了喝农药。听说白杨镇医院抢救喝农药的特别拿手，这都是喝药的太多了，都积累出经验来了。

　　八十年代，我父亲是最早走出张美庄去城里当民工的第一人。因为城乡二元分治，我父亲每年必须向队里交七百多元钱的误工费，这样才能买到自由。即使这样，我父亲依然坚持离开；因为他看到，全村人的小麦打下来卖掉，也不够买辆小轿车的。要想过好一点点的日子，除了去城市打工，别无他方。直到今天，我终于给我们中原地区开出了一个能够迅速崛起致富的良方，那就是，把首都迁到洛阳。可这种事情至少要等到二00八年奥运会办完之后才能提上日程。

　　九五年的时候我考上了大学，成为我们村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四年后我妹妹也考上了大学，成为第二个大学生。

　　看到我家这样的成就，村里人仿佛也明白了外面世界的精彩，开始大规模陆陆续续的走出去了。事到如今，整个村庄剩下的不到五十个人了，并且大都低于十六岁或高于六十岁。有时我就不禁替老家担心，这万一有七八个匪徒冲进我们村抢粮食，不很快就把全村给占领了吗？

　　但是我不能回去。尽管在老家很悠闲很自在，但衣食的匮乏还是令我不愿回去。想起在大学时，我和淮州县城优秀青年的代表李春华玩的很好。他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表露过那种身在县城的优越意识。两年的大学，我们在一起看了几百部影碟。有时我们在街上转悠，他喜欢吃烤地瓜，就是那种乡下也叫做红薯的东西。他老是花一块半钱买两块，为的是要给我一块。不要吧，难为他一番好心意；接受吧，我真的真的不想吃，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他只是不知道，我在老家生活了十几年，能够残留在记忆里的，在八十年代的那些日子里，本来物质匮乏，加上我妈妈又不善做饭，于是有些年头的冬天，早晨中午晚上，熬的蒸的烤的，顿顿都是红薯。结果造成的那个反胃，这一辈子不吃红薯我都不稀罕。

　　九七年毕业以后，我这张美庄第一个大学生的日子依然并不快乐。那时我还在白杨高中，月工资二百九十元。这些钱并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多么大的变化。不过感谢父母给了我一副好身材，虽说有点黑，但稍一打扮基本上也算是玉树临风一表人材了吧；所以毕业的第一年第二年也分别谈了两个媳妇。但均遭到了女方父亲的反对。理由，不外乎把本文开头的那句话改一改，也就是，张阳阳好是好，就是太穷了。

　　经历过两次惨痛的失败之后我就灰心了，本着饥不择食贫不择妻的原则就和现在的妻子结婚了。她叫李金莎，在白杨一中教书。别担心我以这样的开场白提到我的妻子，李金莎上学时最头疼最厌倦的就是语文，所以她从来不看我的小说。

　　看到了吗？这就是真实的农村生活。无论我走到哪里，身在何方，我都不能忘记自己少年时卖冰棍的情景。我清楚的记得，当时冰棍批发着是五分钱一根，我零卖时卖一毛。我每次批发四十根，满打满算可以赚两块钱。有时卖完再折回去一趟，就只敢批发二十根；因为怕卖不出去，隔夜就全化了，那我的损失就大了。我瘦小的身子骑着一辆大自行车，车子破得一路上哗啦哗啦的响。由于我的父母都不是那种心思细腻的人，所以我那盛冰棍的箱子看上去比别人的笨重而且难看，并且有时候生意不好，卖得不及时，融化掉的冰棍也比别人的要快要多。于是我看到那些化得还剩一半的冰棍，估计肯定是卖不出去了，我就赶快拿出来全部吃掉，这样尽量减少这种损失给我心灵上造成的伤害。

　　有一天，在炎热的午后我遇到了两个穿得很干净整洁的年轻人，一人骑一辆自行车，在寂静的黄土大道上潇洒的叫住了我，让我给他们拿两个冰棍。只见他们都一手扶着自行车，一手拿着冰棍，很悠然自得的吃起来。看到他们快吃完了，还没有掏钱的意思，我不禁大声的问道：“钱呢？钱呢？”只见他们相视着笑了笑，一句话也不说，骑着车子走了。望着他们远去的高大的背影，看看空无一人的大路，我不敢骂他们，有道是光棍不吃眼前亏，我显然害怕他们听见了再回来，我肯定会挨打。

　　在我少年的商业活动中，这是我唯一遇到的两个恶人。

　　还有，我老是不能忘记，上高中时，由于我父亲常年在外，有时家里钱接不上了，我母亲就毫不犹豫的拉起架车，装上小麦，我妹妹在后面推着，一起到集上卖掉为我筹措生活费的情景。所以多年以后，我开始讨厌山本照了，因为山本照在他后来的电视剧和小品里，歪曲了农民的形象。在他那里，农民要么蠢不可及，连一加一等于几都不知道，要么就是一副暴发户的嘴脸。什么叫暴发户？那就是，素质低下，没有文凭，却赚了很多钱。

　　如果你见了山本照，你不妨告诉他：农民不是这样的，现实生活不是这个样子的。农民都不笨，但生活很辛苦。你虽然来自黑土地，但显然早已脱离了你所在的阶级队伍。只有我，我，我张阳阳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虽然披了一道教师的外衣。

　　其实，为了谋生，每一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而我们的电视剧，却往往想把一切都趋向于大众化。

　　比如民国十五年，白杨镇的东门和西门唱起了对台大戏。结果东门的败了下来。东门饰演秦香莲的姑娘叫李挪（其实应该写作“娜”，但我想让大家明白读音），她急了，突然把上衣全部脱了下来，暴露着一对白花花的乳房唱了起来。顿时，西门的观众呼啦一下全涌了过来。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一直到今天，我们那儿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赵家（本地赵楼的戏最好）戏，罗家（本地罗庄的花枪耍的最好，自诩为罗成之后）枪，不胜（意为比不上）挪的光脊梁。

　　看来孙中山那些解放妇女思想的教育还是蛮有效果的。

　　时隔六十年后，我们会看到一个叫《颖河故事》的电视剧，那里面有个吹唢呐的姑娘，因为赛不过男人了，急得把上衣脱了。但她穿着一个红肚兜，实际上只相当于露出两只玉臂。很显然这样的方式没有丝毫的震撼力。

　　这就是所谓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文学。看到了吗？它只是一只丑陋而笨拙的乌鸦，而真实的世界却是一只金凤凰。

　　很多时候，我都有这样的体会：很多事情，做了，不如不做。就像文学要去改编现实生活，不如不去改编。比如在我刚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淮州县人民政府斥资数百万发动人民建的“万亩韭菜园”工程刚刚失败。几百万打了水漂，农民的损失更是无法估算。像这样的事情，怎能不让我更加坚信自己的这一观点？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老子的“有用不如无用”的学说还真有一定的道理。孔子也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说，你看看，上天什么话也不说，四时照样运行，万物生长不息；上天还需要说什么话吗？我们作为天地间的一粒尘埃，还需要说什么话吗？更不要说去做了。

　　所以很多个安静下来的夜晚，我都被两种思想折磨着。那就是：既想出名，又想隐居。最后我终于想通了，我应该先想办法出名，至少能够保障我过一种简单的日子，然后再隐居起来，做一个循山隐修士。去哀牢山，中阿山，那阿山。这些上古的山名今天已经在地图上找不到了，但山，还在那里，无言的等待着我。

　　从小到大，我总是常常做两种梦。一种，是梦见自己在攀援一个很陡峭的悬崖，或者是又窄又陡的楼梯。有时候山崖或楼梯甚至是笔直的。而我，必须爬上去。

　　这样的梦常常令我醒来后有想哭的感觉。

　　还有一种梦，就是梦见自己凭空的飞了起来。飞啊飞啊飞啊，飞过平原，飞向大海。而这回，是飞向茫茫的沙漠。你瞧，遍地黄沙轻轻飞过，辽远的天地间背着手走来了一个人。等他走近了，看着他那刚毅的面孔，我想起来了，他是彭久木。我见过他的照片。他在一九八0年带着科考队来到了沙漠腹地罗布泊。他一个人去寻找水，却被罗布泊的流沙埋没了。他曾经在炙热的流沙中同大自然顽强的抗争过，但还是一点点一步步的往下落。直到地下王国的洞天石门轰然中开，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清平祥和的世界：惠风和畅，鸟语花香。街道上绿树成荫店铺林立。男人显得富足而优雅，女人一个个美丽而清纯。

　　老彭被带到了楼兰的公主如哥那里。如哥的背后站着两个女子，一个叫步非烟，一个叫王娇鸾。她们的名字都曾在世俗的小说中出现过。我不知道如哥会不会把其中的一个嫁作彭久木的妻子。这时如哥的侍卫于德克大声的说道：“远方来的客人，跪下！”

　　老彭笑道：“远方来的客人？你知道有多远？千年后的世界已经不存在下跪的礼节了。”

　　那些宽厚的楼兰人并没有再逼迫他，而是让他随心所欲的留了下来；他留下来防风固沙，延缓了那个古老王国的灭亡。

　　而现在，我们竟然在这真假难辨的梦中见面了。

　　我说：“彭久木老师，是你吗？”

　　彭久木说：“没有你，谁还会想起我？”

　　我说：“彭老师，回去吧，文化大革命都不会再发生了。”

　　彭久木摇了摇头。

　　我说：“我们要活得轻松点，不要再对过去的伤害耿耿于怀了。你可能还不知道吧，现在农业税都已经全免了，还实现真正的义务教育了呢！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跟我回去看看我们自己的国家吧！”

　　彭久木笑了笑，突然又消失了。

　　唤不回老彭我心里好难过。心情郁闷的时候就让我唱歌吧，长歌当哭，歌以咏志。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我高声的唱道：

　　公社领导使着硬，驻队干部起着哄；

　　大队支书下命令，小队会计掂着秤；

　　自治民警跑的兴，见了粮食只管弄！

第四章：刀尖上跳舞
　　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

　　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

　　李白

　　我的班主任职务被组织上撤掉了。

　　金元高中南北两个校区相隔有一公里。在二000年的秋天，我从南院调到了北院，开始担任班主任。高一，然后高二。仅仅当了两年，到个高三时，就被撤掉了。

　　原因很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我想最大的问题应该是经济问题。

　　大致说来，敛财的方式有三种。从当上班主任的第一天起，我就已经无师自通的驾轻就熟了。

　　第一种方式，比如张铁生在中招时只考了440分，想上北院，按规定应该交2860元；如果他或他的父母有一点头脑的话，他们就会找到我，我告诉他们可以少500元。他们感激涕零的交给我2300元，我找到领导，说道说道，1860元就报上名了。你可千万别去找张俊哥老师，张俊哥只会给你便宜二百元。

　　第二种方式，比如田佩斯中途辍学了，他悄悄的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时另一个乡下高中的学生潘长河想转来，而学校规定转学费是一千五百元；他来到我这里，给我一千元就行了。学校每个级段都有一千多人，领导不可能把每个学生都记住。以后考试时我再找个机会，把田佩斯的名字改成潘长河，这事就算过去了。我们应该给每一个人受教育的机会，不管他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这和我的终极追求并不矛盾，所以在处理这样的事情时我是非常的心安理得。

　　第三种方式，说起来话长。我在高二负责的是素质班，是由学校最优秀的学生组成的；于是街上有钱有势的人便来通过我找学生，找学生替他们的孩子参加高考。他们的孩子往往不学无术，再上十年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我想，如果这些富家子弟只是高中毕业就到社会上混，他们成为街头混混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倒不如让他们都接受接受大学教育，将来跑到大城市找一份安定的工作老老实实的过日子，估计犯罪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对于我的学生来说，除了能弄点小钱之外，这也是一次参加实战得以锻炼的机会。因为他们只是高二的优秀学生嘛，一般也能考上个不怎么好的大专什么的，极个别的有时也能挂个本科线，客观上也提高了我县的升学率。既然有钱人愿意玩这样的游戏，我们何不奉陪到底？

　　其实这些事情领导心知肚明。让你捞你就捞，不让你捞你一分钱也捞不成。选择了让你当班主任，自然就会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你不去私立学校代课，只要你不拉帮结派和领导对着干，你捞点钱根本就无所谓。只是别太过分了。比如在高二时，我们班统共只有七十多人，我安排了而十多人替考。重温当年的情景，我现在都还有点提心吊胆。

　　当年梁武帝萧衍怀疑临川王萧宏谋反；因为有人举报说萧宏造屋百间，后房门户紧闭，藏的可能是兵器和仪仗。武帝于是来到了萧宏家喝酒，借着酒劲执意要到后房看一看；萧宏吓得脸都白了，极力的拦阻。武帝更加怀疑，于是砸开了大门，一个屋一个屋的检查。发现全都是金银珠宝，并没有什么兵器和仪仗。武帝心中顿时大悦，亲切的对萧宏说：“老六，你真会过日子啊！”

　　可见，古往今来的领导都是这样。只要你不造反，别威胁到他的位子，你想怎么贪污都行。

　　刚刚当班主任时，就有一位叫蒋鸿的老教师告诫我，贪一点没什么，但不要吃独食；上面送一点，请担任本班课的其他老师吃一点，就可以保住万世基业了。现在回头想想，我也真的这样做了。当然，给上司送礼是一件很难为情的事情；请一些他们认为你理所当然的应该请他们的人吃饭，也是一件很违心的事情。但我还是强作欢颜的做了。可最后，机关算尽，费尽心机，还是被撤了。

　　现在想想好没意思。或许我本来就不该去当班主任，本来就不该去做这一切。我真的好后悔。这段经历也让我彻底的认清了我自己，那就是，我根本就不是做官的料。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我本来就只是个坐在书斋中静静的写艳情小说的命！

　　当初，也许是我根本没有把握好赃款的分配比例，给自己留的太多了。

　　留下的有多少呢？两年的疯狂和冒险加上我以前的积蓄，我买了一套六十平方米的二手楼房，三万四千块。房子虽小，好在是一楼，前面还有一个四十多个平方的小院，可以载几棵蕙草，晒几件衣服。再说，它毕竟结束了我住学校单身宿舍的生涯。每逢星期日，我和妻儿便在这里其乐融融。到了星期一的早晨，我妻子又带着儿子去白集一中上班去了，只到星期五的傍晚再回来。所以每周我有五天的时间是独自呆在这小小的三室一厅的居室里的。我就像一个躲在破庙里的穷书生，宠辱不惊，闲听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笑看远山云卷云舒。我喜欢独自品味那种孤独和自由的感觉。看看书，听听音乐。我喜欢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梭罗的《瓦尔登湖》，杜拉斯的《情人》，萨冈的《你好，忧愁》。听的，却都是世俗之乐。有时也看一些好莱坞大片的盗版影碟。

　　在乔迁之后的第一个教师节，我的摩托车被偷走了。

　　我只好像祥林嫂讲阿毛的故事那样不停的说：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小偷是在夜间偷东西的，没想到大白天也偷。那天有客人来，中午我们一家三口陪客人在饭店里吃饭回来，随手就把车锁在了门外。后来客人走了，我们就午睡了。等醒来走到门外一看，坏了，摩托车不见了。我忙喊：“车呢？车呢？”可怜俺们的摩托车，不知道被哪个王八蛋给偷走了。地上还散落着被撬坏的大锁。

　　我知道，这是上天对我曾经作恶的报应来了。可这小偷也真不长眼，你在别的日子里偷走它我心里也好受些，偏偏赶在教师节！这不是存心侮辱我吗？

　　第二天天刚亮，妻子就开始唠叨；然后就哭。大清早的好不让人心烦。我对她说：“如果你能把车哭回来，你就使劲的哭吧！”

　　在以后的日子里，丢车带给我的不方便开始呈几何级的增长，每增长一分，我对小偷的恨就增加一分。最终，我改变了对小偷的看法。原来我以为，小偷都是贫苦人家对生活无奈的孩子，所以都是劫富济贫盗亦有道的梁上君子，现在看来，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连我这个穷教师都不会放过。听人说，小偷连他爹都偷，这话也许是真的。

　　我四岁的儿子，在和小伙伴玩耍的时候，偶尔看见摩托车从身边经过，便停止玩耍，站在那里面色凝重，怅然若失，对远去的摩托车无限的向往，自言自语道：“摩托车，我爸也有，带着我玩被人家偷走了”

　　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我都好不心酸。我暗下决心，再买一辆，一定要再买一辆。几个月后，我积攒了两千多元钱，回到老家，让母亲把多余的小麦卖了，又买了一辆。

　　直到现在，我还在盼望着小偷能把我放在老摩托车内的驾驶证和行车证寄还给我。重办太麻烦了，还要花很多钱。小偷留着也不能用嘛，何必做损人不利己的事？

　　即使发生了这件事情，我对搬出学校，依然从不后悔。

　　其实我早就该从学校搬出来了。本来我只是在南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