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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定陵-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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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四维继任首辅不到一年,父亲不幸病逝。张四维无法像张居正一样,再来一次“夺情”,只能离职守制,在此期间,申时行代理首辅。但是张四维在居丧将要期满之时又突然患病不起。恰在这时,比申时行资深望重的大学士马自强和吕调阳也先后病故。命运之神自然地把这位资历最浅的大学士推到了政治舞台的前边。
申时行和张四维不同,他以才干取得张居正的信任,而不是以谄媚奉迎见用。张居正死后,他承认张居正的过错,但并不借此夸大他的过失,作为自己上台的资本。他和张四维的差异为同僚所深知,也为皇帝所了解。
七月二十二日,万历皇帝谕令内阁首辅申时行、定国公徐文璧、司礼监太监张宏前去陵区核视。两天后,申时行等人回京。
八月二十四日,定国公徐文璧、大学士申时行呈奏:臣等谨于八月二十一日恭诣天寿山,将择过吉地逐一细加详视,尤恐灵区奥壤伏于幽侧,又将前所献地图自东往西遍行复阅,随据监副张邦垣等呈称,原择吉地三处,除石门沟山坐离朝坎,方向不宜、堂局稍隘、似难取用外,看得形龙山吉地一处,主山高耸,叠嶂层峦,金星肥员,木星落脉,取坐乙山辛向,兼卯酉二分,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凤阁,内外明堂开亮,左右辅弼森严,且龙虎重重包裹,水口曲曲关阑,诸山皆拱,众水来朝,诚为至尊至贵之地。又见大峪山吉地一处,主势尊严,重重起伏,水星行龙,金星结穴,左右四铺,拱顾周旋,云秀朝宗,明堂端正,砂水有情,取坐辛山乙向,兼戊辰一分。以上二处尽善尽美,毫无可议。
梁子琦得知此情后,恼羞成怒,认为这是首辅申时行与礼部尚书徐学谟故意与自己作对,盛怒之下,上疏皇帝攻击徐学谟,奏称申时行与徐学谟本是儿女亲家,“附势植党”,故意不给皇上选择最上“吉壤”。
万历见到梁子琦的奏疏后,大怒,立即将徐学谟罢职。申时行见此情景,感到形势严峻,大祸欲临,只得上疏奏辩,并联合礼、工二部及钦天监重臣,一起揭露梁子琦在踏勘过程中好刚使气,固执偏狭,自以为是,不顾吉凶等罪行。由于申时行的特殊地位和在朝廷的威望,他们的陈奏自然使万历皇帝坚信不疑。于是,当即谕旨:“子琦挟私渎奏,夺俸三个月。”
梁子琦的陈奏,使徐学谟被罢职的同时,自己也遭到了惩罚。然而,这个惩罚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信号,不久之后,还将有更大的灾难落到他的头上。既然他已触犯了这个强大的官僚集团,就必须付出终生代价。
九月六日,万历皇帝再次以行秋祭礼为名,率后、妃进行第三次谒陵。九月九日,万历亲登形龙山、大峪山主峰阅视,经过反复比较之后,谕旨内阁:“寿宫吉壤,用大峪山。”这里所指大峪山,原称小峪山,真正的大峪山在昭陵主峰。因万历忌讳“小”字,便不顾与父皇昭陵的大峪山重名,将“小”改“大”,小峪山变成大峪山。
九月十九日,礼部上疏,认为陵址既已选定,就应该钦定日期营建。但万历仍然不允,非要待两宫圣母看后才能确定。为此,御史朱应毂以谒陵耗费太巨,陈请两宫太后不必再去阅视,但仍未得到万历皇帝的允可。
十一月十三日,在首辅申时行的暗中指使下,贵州道试御史周之翰再次上疏弹劾梁子琦说,已奉皇上谕旨,寿宫定在大峪山下,可见徐学谟当初对皇上并未欺罔。徐学谟既已被罢职,梁子琦岂宜独留?
万历皇帝览奏之后,立降梁子琦为右参议,令其闲住,永远不许起用。
梁子琦接到圣旨,悲愤交集。落到今天这般地步,是他始料不及的。也只有在此时,他才真正知道面对这个强大的文官集团,他所要做的是什么。
1584年9月13日,万历皇帝奉两宫太后并率后、妃进行第四次谒陵。16日,万历与两宫太后亲登大峪山主峰阅视。两宫太后也一致认为大峪山最“吉”。
至此,近两年的“吉壤”纷争,总算告一段落。
破土大峪山
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月初六卯时,大明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寿宫,正式在大峪山下破土动工。
兴建陵寝是本朝头等大事,有司职责所系,组成了一个专门机构。成员有尚书三人,司礼监太监和高级军官数人,定国公徐文璧、内阁首辅申时行总营建造事宜。军官之所以参加这个机构,是由于大量的土木工程需要兵士的体力。徐文璧是开国勋臣徐达之后,各种重要的礼仪都少不了由他领衔指点,而全部的筹划经营无疑还要由申时行一人承担。
在这之前,礼部曾按照万历皇帝的意图上疏奏请:山陵依永陵规制营建,“规制尽美,福祚无疆”。
所谓依照永陵规制,就是占地面积要宽广;地下玄宫仿九重法宫之制;明楼用预制石件构成;宝城垛口,殿堂、方城、地面等处,均用花斑石铺砌;宝城之外,再筑一道外罗城;大木、砖石等物料,必须按照标准严格选验。
永陵为万历祖父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寿宫。他在位长达45年,陵寝也在生前预建,规模较大,建筑也比其他陵墓华丽壮观。永陵陵院长度为289.2米,宽149米;宝城坟冢面积为51,687.2平方米;陵院面积为41,170.8平方米;不计外罗城内的总面积为92,858平方米。而定陵陵院长度为317.5米,宽150.3米;宝城坟冢面积为41,526.5平方米;陵院面积为42,935.9平方米;不计外罗城内的总面积为84,462,4平方米。
永陵的总面积虽比定陵大8,395.6平方米,但定陵的陵院面积却比永陵陵院大1,765.1平方米。因而,今天的观光者,假如有心把永、定二陵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定陵比永陵显得更为宽大深邃,这充分反映出万历皇帝对自己寿宫建造要求,也显示出定陵设计者匠心独具的聪明才智。假如把定陵和仅隔一里的万历父亲穆宗的昭陵相比,就更显出定陵的博大宏伟与昭陵的渺小拘谨。这一点,在定陵预建初期就为群臣所察觉,并引起一阵争议。当时的侍读讲官朱赓曾向万历谏奏:“昭陵在望,制过之,非所安。”对于这个忠恳之谏,万历未予理睬,依然谕令工部按原计划修建。
所谓九重法宫之制,是指我国古代帝王居住和祭祀的宫殿规制。它以纵横各三,形成一个棋盘型的九宫平面图。在九宫当中,中央一宫称太庙太室,中上称玄堂太庙,中下称明堂太庙,中左称总章太庙,中右称青阳太庙,四角四殿称作个室。定陵建成的三百年后,从发掘的地下宫殿看,虽然它的个室已经省略,但其基本规制依然是九重法宫的格局。
十三陵除永、定二陵以外,其余诸陵明楼的楼顶部分全是木质结构,因此经不起风雨剥蚀,都已严重损坏。今天看到的长、景、献三陵明楼,则于1935年和解放初期修缮而成;而唯独永、定二明楼,虽历经四百余年而安然无恙。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明楼顶部,包括额枋、斗拱、飞子、檐椽以及又宽又长的角柱,全是由全白石所雕琢的预制石件组成。这种由预制石件建造的明楼,在明朝的所有陵墓中,仅此两座。
既然按照永陵建制,花斑纹石自不可少,宝城垛口,明楼地面,都是花斑石。此石由多种颜色的鹅卵石经过地壳变动,受到高温高压以后,再生而成,当时仅在河南的浚县能够采到,不远千里,运来应用。这种岩石,虽然五颜六色光彩灼目,但却没有纹理,质地坚硬,雕琢十分困难。开采时,只能按最大尺寸开成毛材,然后用手工反复研磨,其费工耗时,可以想象。据(帝陵图说》载,定陵所用的花斑纹石做工极细,“滑泽如新,微尘不能染”、“光焰灼人”。
明朝诸陵,在永陵之前都没有外罗城而只设宝城。永陵建成后,嘉靖皇帝前去巡察,对陵园建筑不太满意,便问工部尚书:“此陵完工否?”工部尚书领悟皇帝的用心,随机应变道:“尚有外罗城一道未建。”嘉靖走后,工部立即命人在宝城之外又补加一道外罗城。于是这道外罗城便为他的皇孙万历所效仿。定陵的外罗城和永陵一样,略呈椭圆形,城墙高厚而坚固。三百年后,从城墙的遗址仍然可以看到当初的雄姿风采。
定陵自1584年10月6日开工,每天直接进入现场施工的军民夫役和瓦木石匠达二、三万人。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陵园工程已有相当进展。但到1585年8月初,太仆寺少卿李植、光禄寺少卿江东之、尚宝司少卿羊可立三位大臣,突然上奏万历皇帝:
“大峪非吉壤。时行与已故尚书徐学谟亲昵,故赞其成。憾尚书陈经邦异议,故致其去。”
三位少卿素与申时行不合,想借此机会,给申时行难堪,并替因反对申时行而被贬职的陈经邦鸣冤。面对此情,老谋深算的申时行自然不会相让,立即向皇帝陈疏自己的观点,使刚要偏向于三位少卿的皇帝,不得不作出另一种选择:“阁臣职在佐理,岂责以堪舆伎耶!夺三臣俸半年。传谕内阁:大峪佳美毓秀,出朕亲定,又奉两宫圣母阅视,原无与卿事。李植等亦在扈行,初无一言,今吉典方兴,辄敢狂肆诬诟。朕志已定,不必另择,卿其安心辅理。”
此前,少卿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曾在参奏张居正和冯保中受到万历皇帝的宠幸,并得到首辅张四维的青睐。正当他们青云直上之时,却遇到了以前的劲敌申时行。他们每个人心中都十分清楚,不扳倒申时行,不但前程无望,后果也不堪设想。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们才冒险进谏,想不到制敌未成反遭敌击。对于这次的失败,他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既然阵势已公然摆开,就必须杀个鱼死网破。他们在悄悄等待时机。
时机终于来到了。
8月27日,在宝城西北角的地下发现了大石块。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如果说上次的疏奏过于直白,那么现在证据在握,正是扳倒申时行的绝好时机。于是,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会同钦天监张邦垣立即向皇帝陈奏实情“寿宫有石数十丈如屏风,其下皆石,恐宝座将置于石上”。并提议宝城地址前移,以躲过石块。
万历阅奏,大为震惊,急令徐文璧、申时行前去察看。8月29日,二人看毕回京,向万历陈奏:“宝城西北地下确有石头,陵址是否前移请皇上酌定。”
万历心急如火,这次他再也不以行秋祭礼为借口去天寿山了,而是直接了当地传旨说:“朕闰九月初六日再阅寿宫。”
闰九月初八日,万历皇帝草率拜谒完长、永、昭三陵以后,即去大峪山阅视自己的寿宫。
此时定陵兴工已整整一年,除重要的物料堆存在昭陵神马房和西井两庑之外,其他砖石物料,在寿宫现场堆积如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万历在闪念间谕令更改陵址,将会造成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更为严重的是,山陵选在大峪山,徐文璧和申时行起了关键作用,如果更改陵址,意味着他们严重失职,也进一步给李植等人提供把柄,后果可想而知。徐文璧、申时行不愧是政坛老手,在这紧急关头,立即串通礼、工二部尚书,一齐向万历陈请不必再更改陵址。但万历对此却不予理睬,形势进一步恶化。
第二天,万历皇帝在黄山岭、宝山、平岗地、大峪山之间亲自往返阅视两次,仍下不了决心。在这紧急关头,申时行拿出看家本领,再次向皇帝陈请不必再改陵址,并针对三人上疏中的“青白顽石”的词句辩驳道:“李植等说青白顽石,大不是。大凡石也,麻顽或带黄黑者,方为之顽。若色青白滋润,便有生气,不得谓之顽矣。”万历琢磨再三,终于同意了申时行的申请,并传谕旨:
“朕遍览诸山,惟宝山与大峪山相等。但宝山在二祖(明英宗裕陵、明宪宗茂陵)之间,朕不敢僭越,还用大裕山。传与所司,兴工事无辄改。”
徐文璧等人一听“无辄改”,紧张的心情才平静下来。由于申时行力挽狂澜,才使他和他的官僚集团,再次站稳了脚跟。
李植等人见皇帝“无辄改”陵址之意,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决定孤注一掷,冒死再向皇帝陈请。说“宫后凿石数十丈如屏风,其下便如石地。今欲用之,则宝座安彻石上,实不吉利。”
而御史柯挺等人见大势已去,急忙见风使舵,由先前上疏宝山最吉,立即改为:“大峪之山万马奔腾,四势完美。殆天秘真龙以待陛下”
这纷繁的角逐以及反复无常前后不一的态度,搞得万历心烦意乱十分恼火。即召申时行至行殿问道:
“兹事朕自主张,而纷纷者何?”
申时行趁机以解释为名,在反对派的背后猛刺了一刀:“以陵址选于己,沽名钓誉,以示于后。”
万历一气之下,渝令李植调外地任职,柯挺夺俸三个月,张邦垣因对地下有石块大惊小怪,夺俸四个月。
为避免群臣再度纷争,万历传渝:
“今廷臣争言堪舆。彼秦始皇葬骊山,亦求吉地,未几遭祸。由此观之,选择何益?朕志定矣,当不为群言所惑。”
从1583年2月4日,祠祭署员外郎陈述岭等人开始踏勘,到1585年闰九月初九,万历谕令陵址“无辄改”为止,历经两年半的时间才把陵址最后确定下来。
辉煌的陵园
四百年后的今天,人们走进这座陵园,所得到的第一感觉依然是它的辉煌与壮丽。面对一块块雕刻精美的巨石和华丽壮观的地下宫殿,感叹之余,不免对当初的建造者有如此精湛的技艺而感到惊诧。因为它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建筑风格与艺术之精髓。这是中华建筑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
兴建定陵的建筑物料,主要是城砖、巨石、楠木和琉璃制品。由于陵墓规模宏大,工艺要求十分精细,所以对建筑物料的选验就显得格外严格。
定陵用料最多的当属城砖,其产地主要是山东的临清。这里地处黄河下游,又是京杭大运河的必经之路,土质优良丰厚,交通便利,是制砖和运输最为理想的地方。自黄土高原流失下来的粘土,经过千里浪淘淤积到临清以后,已经变得质纯无沙、细腻无比。制砖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将泥土挖出,经过冬季冷冻,春天化开晾晒,然后过滤,长期浆泡、摔打、制坯等多种工序,最后才烧制成砖。这种砖长0.49米,宽0。24米,厚0.12米,重24公斤,抗压系数大,质量极好。为便于检验,每块砖上都打有窑户、作头匠人、年月等标记。查验不合格者,一看标记便知出自何窑何人之手。因为此砖色灰稍白,故称“白城砖”。早在万历二年(1574年)四月,此时虽然没有大的工程项目,但已开始谕令临清各窑,每年为皇家烧造白城砖120万块。
除临清外,河北省武清县也曾烧制白城砖。武清县烧制白城砖始于万历二年(1574年)九月,宛大县民王勇上奏说:“今有武清地方,土脉坚胶不异临清。去京仅一百三十余里,较临清近两千余里,一改兴作,不但粮船、民船不苦烦劳,抑且为国节省,生财实效。”经工部校议,令武清每年烧造30万块。自定陵动工后,两地的烧造数量又有大幅度增加。
除白城砖以外,还有供殿堂铺地用的铺地方砖。它只产在江南苏州。其烧造工艺,比之白城砖更为复杂。泥土必须久经浆泡、筛箩,犹如河中淘金,故有“金砖”之称。其质地之细腻,砖面之光滑,为世之少有。可惜因工艺失传,今天再也无法烧制了。
砖料的运输,多采用囚犯专职从事。这种运输,文献记载最早见于永乐七年(1409)六月。连绵的出征漠北,俘虏了大量的瓦刺军人,他们被带到关内之后,大多做搬运之类的苦力。城砖的运输便是一项重要内容。除此之外,来往于大运河中的粮船、商船也义务为工地带运。在当时的京杭大运河内,无论是专职为皇家运粮的漕船,还是商贾民人的私船,只要通过苏州和临清,都要为皇家带运一定数量的砖料。到达京东通州以后,再由车户走旱路运往天寿山。1584年12月,工部郎中何起鸣,陈请在夏季水涨季节,将砖料直接运往小汤山以南或沙河朝宗桥以东。由此以来,船队运输就将京杭大运河的北端一直伸延到了沙河巩华城下。
定陵的兴建,给京杭大运河中的船工商贾带来沉重的负担,从而引起这些人的怨恨与不满。纷纷要求停止无偿运输城砖。一五八七年,也就是定陵动工三年之后,工部陈奏万历皇帝,请求船只减免载砖事宜。万历没有允可,只是作了一些补充规定:
“至于带砖一节,寿宫用砖方急,理应照旧,待落成之日,每船量减四十块,以二百块著为定例。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各有白银,其免税带砖及减派船价。”
事实上,定陵完工后,这种载砖方式还没有取消,并一直为后来的大清帝国所沿用。
定陵之所以构成如此辉煌的整体,与它所采用的巨石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些天然巨石的存在,才使定陵陵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磅礴非凡的艺术造型。它在给人以艺术享受的同时,不禁使人回归自然的画廊之中,既漂浮于尘世之外,又仿佛进入生命本体的境地。
定陵所用巨石,大部分来自房山县大石窟,主要有青石、白石、汉白玉等数种,在几十万块大石中,最重的可达上百吨。如此大的巨石,给运输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为石源来自大石窝,只能采取旱路运输。定陵修建时,巨石全由旱冰船进行人工拽运。其方法是每隔一里之遥,在地下凿一深井,冬天到来时,将水打出,泼在路面冻成冰被,巨石沿冰路滑行,到达天寿山。当时从大石窝往京师运送长三丈、宽一丈、厚五尺的一块巨石,就需要民夫二万人,用时二十八天,耗银十一万两。如果运往天寿山,其人力、时间、耗资还需再加一倍。嘉靖十六年(1537年),工部尚书毛伯温,针对旱冰船拽运耗财、费时、费力,又受季节和气温限制的弱点,特地令工匠试制出八轮马车。此车不仅可以用骡马代替人力,节省财力和时间,而且相当安全可靠。到万历年间,工部郎中贺盛瑞又在八轮大车的基础上,进一步研制出十六轮大车,运输效率进一步提高。但尽管如此,就其开采运输之艰难,仍为世之罕见。
由于定陵屡遭焚烧,大殿荡然无存。今天的观光者已无法从中领略木料的珍贵与风采。但从长陵祾恩殿现存的60根楠木柱中,仍可想象定陵初建之时,所用木料该是何等气度。
定陵大殿多采用金丝楠木,主要产地在湖广、云贵和四川诸省。此木料质地坚硬,耐腐蚀且有香味,是明代皇家建造宫殿的主要用料。皇宫大殿的主要木料,大多来自这里。楠木的贵重除这些特点外,主要还在于它的稀少和成长的缓慢。在朝廷大量采伐之初,这种树木零星地散见于原始森林,随着采伐量的逐渐增加,能够利用的楠木大都只剩在“穷崖绝壑,人迹罕至之地”了。定陵所用木料大都在此种地段开采。这些地方不仅难于攀登,而且有毒蛇猛兽、瘴气蚊虫,砍伐极为困难。
万历年间的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和御史况上进,就曾对四川人民的采木之苦,有过这样一段详细的陈奏:
“采运之夫,历险而渡泸(水),触瘴死者积尸遍野。”“木夫就道,子妇啼哭,畏死贪生如赴汤火。”“风岚烟瘴地区,木夫一触,辄僵沟壑,尸流水塞,积骨成山。其偷生而回者,又皆黄胆臃肿之夫。”“一县计木夫之死,约近千人,合省不下十万。”
陵园所需用的楠材大木,共计万余根,最粗的直径可达1.4米以上。要采伐一根大木,所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
当木夫将楠木砍倒之后,便沿着行进路线先行修路,然后由人工将巨木拖到江河之滨,待水涨季节,将木掀于江河,让其漂流而下。在这漩涡急流、惊涛骇浪之中,又不知有多少人为之丧生。明嘉靖二十年(1546年)五月,当时的礼部尚书严嵩,就曾对大木的运输情况作过如此陈奏:
“今独材木为难。盖巨木产自湖广、四川穷崖绝壑,人迹罕至之地。斧斤伐之,凡几转历,而后可达水次,又溯江万里而后达京师。水陆运转岁月难计。”
从严嵩的陈奏中,足见采伐之难,运输之险,民夫之不易。正如当时民谣谓:伐木者“入山一千,出山五百。”
和砖石木料相比,琉璃品的制作和运输最为省力和方便。定陵所需用的琉璃制品,比其他陵墓的数量都多。出于建筑艺术的需要,城墙与殿宇除常用的琉璃瓦、脊兽等以外,陵门、享殿等重要建筑,全部用带有山水、花卉、龙凤、麒麟、海马、龟蛇等图案的琉璃砖进行装饰,不仅辉煌壮观,而且比其他陵园又增添了一份瑰丽和华美。
这些琉璃制品主要产在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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