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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定陵-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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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陵，真是一处世间难得的好地方，不愧为皇家圣土。在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上，叠刻着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的印痕。每一座殿宇，每一座陵园，都是一部历史的画册，国家民族的兴亡盛衰，帝王将相的悲欢离合，黎民百姓的喜怒哀乐，都在这里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这是一个浓缩的帝国，大明帝国近三百年历史风情的总记录。
穿越在这琉璃飞檐、苍松翠柏组成的历史画廊里，我们的心情又分外沉重。一个曾经叱咤风云、呼风唤雨、改天换地的帝国，终于走向了衰亡；散落在这一隅之地，令人不禁心怀怆然。除长、定、昭三陵尚存之外，其余诸陵当年辉煌的殿宇、磅礴的明楼、宏伟的朱墙，已是残破不堪，满身疮痍，容貌全非。历史长河奔腾不息，飘荡跳跃的浪花总会消失。一切事物来自自然，最后的结局也只能是重新回归自然。这是永恒的真理。
黄昏隐去，夜幕降临。我们穿行在陵区的乡村采访。陵区一片寂静，漆黑的夜幕覆盖了壮丽的殿宇和苍郁的松林。秋风吹过，树叶飘零，在无垠的夜色中发出刷刷啦啦的声响。这响声使我们想起皇宫的鼓乐，万历无力的哀叹，郑贵妃痛苦的呻吟，张居正革新的诉说和愤怒的呐喊。
风越来越大，浓雾在山坳中升腾飘浮，前方一片迷蒙。在苍茫的山间小路上，如同走进远古的岁月，整个身心都和历史风云融为一体。作为个体的人，已成为那段史诗中的一个符号。我们早已忘却了自己的现实使命，似乎成为明帝国的一个士兵……李自成的马蹄声越来越清晰，努尔哈赤大军盔甲刀枪的碰撞声越发分明可辨。明帝国灭亡在即，历史从此开始改写。一种莫明奇妙的悲哀充溢着我们的胸臆，使我们感到透不过气来。
深夜，我们在定陵博物馆投宿。尽管楼下现代化的电视正播放流行歌曲，但我们的心仍在历史的长廊里徘徊。有人说，居庸关为蒙古高原通往北京的咽喉，天寿山则为北京北部的重要屏障。居庸关、天寿山与北京一存俱存，一亡俱亡，所以有人认为明帝国在军事上失利于北京守御分兵太散，从而失去了防御重点。因为天津要守，以保漕运、海运；通州要守，这是北京最重要的屯粮之地；涿州要守，这是北京南行的门户；西山要守，这是北方通往北京的咽喉；天寿山要守，这是北京的北部屏障，又是祖陵所在地；加之京师九门要守，皇宫要守，处处分兵，其结果为合兵来犯者击破，故遭败北。
实际上，明帝国的灭亡，不在军事上的失利，而在政治制度的衰落和颓丧。居庸关、十三陵与北京也非一亡俱亡。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后，大军从紫荆关进入天寿山，焚长、献二陵。虽抵北京城下，但北京未克。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俺答汗大军自古北口进入，犯十三陵，北京依然固守……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其君臣百姓的行动全凭一种简单粗浅和僵死的传统观念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统一性和原则性时，无论是皇帝励精图治还是庸庸碌碌；首辅独裁还是八面玲珑；高级将领富于创造还是苟且偷安；文官集团清正廉洁还是徇私舞弊；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不分善恶，难辨是非，个人无所建树，国家更谈不上兴旺发达。“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明帝国的灭亡乃势在必然。
经过一夜痛苦的沉思，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在旭日东升中随着昂奋的人流走进定陵地下玄宫。这是明帝国向后人敞开的第一本《百科全书》。阴森、神秘、恐怖、苍凉、辉煌、热烈、悲壮……各种情绪召唤着我们去寻究这个已经消失了的帝国之谜，去一睹帝国主人昔日的风采英姿。可惜的是他却早已香消玉殒，无法见到了。不甘心的游客用指甲在朱漆的棺椁上用力抠挖，致使棺椁露出一个个白色的深窝，不知道是出于好奇，还是发泄心中的愤懑，或是两者具在其中。
对发掘这座皇陵的得失，现在做出结论恐怕还为时过早。但它留下的诸多事实，又不能不令我们静心反思。历史中确有属于未来的东西。
2100年前，阿房宫和秦始皇陵相继升起冲天烈焰；20个世纪后，明定陵园内又燃起了大火。悲剧总是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不断地上演，中国的文明几经兴衰沉浮，变得残缺不全，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无法弥补的遗憾。当定陵园内烈火升腾、万历帝后的尸骨化为灰烬时，也许我们并不知道拿破仑皇帝的一根头发在西方竟以五百万法郎的价值拍卖。我们最早地拥有了火药，却不能有效地保卫国家，而备受洋枪炮舰的袭击。我们拥有灿烂的敦煌瑰宝，却眼看着外国人一车车运走。直至今天，尚有人不惜一切代价，将祖国珍宝偷运出境，以牟取暴利。在世界的每一家博物馆里，几乎都有中国的文物，而我们却很少有外国文物的收藏与展出。破坏与出卖，几乎形成一个独特的文化怪圈，困惑着我们的身心。不知何时才能冲破这个怪圈，重新认识和保护我们的文明，并以热情与责任构筑起民族文化的大厦，使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再展昔日的盖世雄风。
凯罗·纪伯伦说过：“当你们中间有人跌倒的时候，他是为后面的人跌倒的，是一块绊脚石的警告。”这极富哲理的箴言，对于定陵的发掘和今天的我们，都是一个深刻的启示。
失去的，永不再有。
现存的，应该珍视。
让我们肩负起中华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同我们的祖国一同走向二十一世纪新的征程。
1990．10—12．29一稿于北京魏公村
1995．10二稿于圆明园画家村
1996．12三稿于北京花园村
往事如烟（代跋）
赵其昌
往事如烟！
定陵发掘，已经四十多年过去了，面对着文稿，那些悠悠往事一齐踊来，千头万绪。随着时光的流逝，有些事已经记忆不清，有些事也确实有意无意地不再去想它；那些终生难忘的，再度浮现时却又乱糟糟如一团麻絮，真不知从何说起。
文稿中写了万历皇帝、皇后、妃嫔、文臣武将，也写了明朝历史、考古学史、考古工程，还涉及一系列历史事件、人物，方方面面，影影踪踪，就像是乱麻中又洒上一杯胶水，使我越发择不出个头绪来。掩卷之后，我在屋子里来回踱步，苦苦思索。
“啊，原来我是在读一部报告文学！”我倏然顿悟。
考古总要去考证历史，多年的考古生涯，使我的脑筋禁锢了，思想僵化了。文学史学，虽然同源，却不同流，文稿是文学，又何必非像考古那样，桩桩件件、点点滴滴去作详尽的考证呢？一部《红楼梦》，本来是文学，又是历史，对曹雪芹来说，不过是顽石一“梦”，如果非去考证大观园处所，宴会的座次，真宝玉假宝玉，岂不真的陷入“繁琐哲学”，这样的考证又有何益？更何况文稿已经清清楚楚地说明，这只是定陵发掘的一个侧面记录。定陵发掘已经过去很多年，地下宫殿经年开放，它本身也在阐述着历史，现在又添了个文学，有文有史，源流俱在，还有什么可讲？如果非讲它的是非得失，那就请广大的读者去评说吧。想到这里，我的思想也豁然开朗了。
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用以研究人类古代历史。古代人有意无意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很多，古城古堡、洞穴废墟、居住村落、建筑遗址等等是一类，而更多的则是墓葬。人总是要死的，古今皆然。按照一般习惯，人死去要埋葬，一代一代的死去，又一代一代的埋葬，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坟丘。社会向前进，各个时代的埋葬形式也随之发展演变，葬制、习俗、随葬器物也就千差万别。如果把它们一个个完整地挖出来，按照时代、地区加以排列比较，先民们所走过的脚步，也就成了看得见摸得到的形象逼真的历史。不管故去的先民承认不承认，也不论他们留给我们的是石器、青铜、金银、碑刻、陶瓷等等，抑或坛坛罐罐，一抹丹青、半爪鸿泥，甚至一堆遗弃的废物垃圾，但是，其中却无不积淀着他们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包涵了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等，再加上多种部落、民族、地区相互交往、学习渗透、取长补短所构成的物质文化——现实人们常叫它文物，莫不正是我们今天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源呢？如果说考古是在“寻根”，寻人类的根、民族的根，寻我们文明之根、文化之根，那些书写考古的文学之作又是什么？时下社会上有“寻根文学”一说，要说它是真正的“寻根文学”，该是名实相符吧。
考古、历史工作者的历史寻根，常以文物展出或论文、专著的形式展现出来，普及不免受到影响。而文学工作者用生花之笔去寻根，以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表现，影响所及，使人们对先辈的历史文明作更进一步的理解与认识，其作用也许要远远超过前者。我们的民族之根很深，根深必叶茂；文史同源，文明之源很远，源远流长。祝愿老树新枝，让文明之花开得更艳。
定陵是帝王陵墓，封建帝王以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营建陵墓，埋葬自己，其规模之宏大可以想见。就建筑讲，地上的、地下的构成一个整体，它包括了对生与死的认识，对周围环境——所谓“风水”的理解、运用，同时涉及选址、布局、设计、测量、施工等诸多实际问题；就出土器物讲，又联系到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水平等。一个地下宫殿，不只是皇帝生前生活的再现，实际上应该视为明代社会的一个缩影。皇帝生前可以建陵埋葬，但现在的陵墓已经不再为他所有，而是祖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如果把它完整地揭示出来，对出土器物进行修复整理、妥善保存并展示出来，再进行多方面的研究阐述，无疑对祖国文化是一大贡献。定陵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四十多年以后，如果回顾这一历程，值得反思的地方的确不少，有些也不能说不是教训。
考古发掘，是要把埋没在地下的遗迹遗物揭露出来，在揭露过程中，遗迹遗物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发掘都是对遗迹遗物的破坏，古今中外皆如此。考古工作者的责任在于采取最妥当最严密的方法，使这种损坏降低到最低程度，从这一原则出发来检验定陵发掘，年青的工作队经受住了考验。按照考古常规，发掘工作完毕，只是完成了全部工程的一半，最重要的工作是将出土器物进行整理，然后写出全面的发掘报告，这才是全部工程的最后结束。但定陵的发掘却不是这样，发掘工作完成后，工作队解散了，各自回到原单位或下放劳动。工作队解散，定陵博物馆建立，开放参观，但是并没有继续工作队未完的工作。20多年之后，再到定陵整理器物、编写报告时，有些器物已经面目全非了。损坏没有发生在发掘之初，而是发生在发掘之后，这是万万没有料到的，痛心遗憾之余，而损失已无法弥补。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运动的冲击、人为的破坏，也许主要还与认识或当时当地当权者责任有关。一个文化工作者，如果对祖国的历史文化没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与认识甚至起码的热爱，损失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30多年以后，夏鼐所长说了句不无遗憾的话：“如果现在挖，后果会好些，再推迟30年也许更好。”至此，我才理解他与郑振铎当初一再反对发掘的含义和后来上书国务院请求制止再挖皇陵的良苦用心。
定陵发掘完成后，地下宫殿开放，陈列一些出土器物，并不能满足多方面研究工作的需要，因而全面地系统地详细地反映陵墓发掘与出土文物的“报告”就显得特别重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中外学术界对它的盼望、催促与责难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遗憾的是，报告问世，已经30多年过去了。对人类历史来说，30年不算个大数字，对一个人来说，一生之中又能有几个30年？发掘工作于1958年完成，再回定陵整理器物、编写报告已是1979年底，而1991年新年前夕我才看到发掘报告的样书。我久久地望着几十万文字、几百幅图像、拓片、照片、厚厚的八开版两大册，心潮起伏，又勾起许多往事。
编写的曲折过程不必再提，而发掘委员们关心发掘报告的一些零星琐事，却难以忘怀，怎么也排遣不开。
郑振铎当时是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主管全国图书馆、博物馆与文物考古事业，又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时夏鼐为副所长），关心定陵发掘是必然的。有一次他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他解决，我说，有一部明代抄本（万历起居注》，现藏天津图书馆善本部，它是《明实录·万历实录》的底本，保存定陵材料当然比现行《明实录》更多，但属特藏善本，不外借，我们很需要但看不到。他当即答应“这事我来办”。五天之后，他专程派人借来，送到定陵，还附了一张纸条：“确是明抄，海内孤本，十分宝贵，保存好，速看速还。郑”。几十大本，几百万字，我连夜阅读、摘记，又立即组织人重抄一部，原书送还。重抄本数十册现存定陵。
发掘工作刚完，在故宫神武门举办了“定陵出土文物展览”。布展期中，《人民日报》约他写稿介绍，他来到现场，一见我开口便说：”发掘工作完成了，要立即着手写发掘报告，要快，不能拖。”又说他藏有明代帝后服饰图片数十张（他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著名的古籍版本收藏家），十分宝贵，有彩色，比《三才图会》的要准确，写报告可作参考，次日他便把图片交夏所长转给我。展览开幕后，他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刊出（1958年8月31日，题为《朱翊钧的地下宫殿》），定陵发掘的消息一经公布，轰动中外。我下放时，在农村新闻广播中听到他出访阿富汗、阿联等国飞机失事的消息，心中十分悲痛。若干年后回定陵写发掘报告，他的图片真的成为复原帝后服饰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事毕送还，主人却归道山了。他去世后，全部藏书捐赠北京图书馆，入特藏部，馆方为他的赠书编印了厚厚一部（西谛书目》（郑字西谛），那些图片久借不归，未能列入书目，我有责任，至今引为憾事。然而略感慰藉的是，利用定陵资料写出文章的，在发掘委员中他是惟一的一位。
发掘委员会的委员中，郭沫若最关心发掘，经常到现场看看，有时还带几本明人笔记要我阅读，坐下来谈考古、谈明史，一坐就是半天。郭老早年学医，打开地宫之前，他一再嘱咐，人死放久了，有一种“尸毒”，千万要小心。帝后的尸骨，将来要作多方面检验，提供病理或医药方面研究，请专家写专题，附在发掘报告上。他关心工作队的健康、安全，尽可能做了些防护设备，没有出现事故也没有染上“尸毒”，但是，尸骨却被烧毁了，连一点骨渣也没有找到。
地宫打开之后，他来得更多了。一天下午他突然来要看一下皇后的“谥册”——死后晋封的册文。他坐在木板房内用放大镜仔细阅读，夫人于立群却张罗着为我介绍女友。郭老听觉不敏，拍拍助听器仍听不清我们的谈话，站起来大声问：“你们在谈什么？”于立群附耳大声说：“皇后问题。”我在纸上写了“对象”二字，朝他眼前一展，他笑了：“噢，对象！我看你的对象就是发掘报告，这比结婚重要啊，你结婚时立群可以参加，不过，我可希望你在结婚之前就把报告拿给我看！”说罢哈哈大笑。今天，发掘报告终于出版，他却溘然而逝。我往哪里去送呢？
邓拓对定陵发掘十分关心，也经常来工地现场。他说：“我在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万历一朝是关键。”他翻阅我平时摘录的有关明代史料的卡片，并希望我借给他，我答应了。临上车他又嘱咐我：“开棺要告诉我，我要看，出土器物我要一件一件仔细看，发掘报告我更要看。”并一再说明，写报告时，史料卡片一定送还。“文革”之中，他被抄家，卡片不知去向，多少年的心血丢失了，我并不介意，而现在，发掘报告出版了，作为发掘委员，他却无缘过目了，我深感不安。
“文革”后期，在灯市口马路上突然遇到夏鼐所长——我的业师。他说刚从“五七干校”回来，要筹备一个全国文物展。随后问我情况，我如实以对：“我还没有解放，正在单位挖防空洞，劳动改造。”他说：“很好嘛！还在挖土，没离开老本行呀。”问我定陵情况，我摆摆手说：“这一行不干了！我现在练就了一把好手艺，设计、画图、起券垒墙，样样能干，以后改做瓦匠了！”他笑着说：“按古希腊的谚语，你能盖房子，再种些树，我看还是个好公民嘛。”看得出他是有意在安慰我。
夏所长有个习惯，平时同他谈话，他总是随走随说，在办公室里，也是我坐着说，他来回走动，边听边说。这一次却一反常态，我们在马路边相对站立，足足二十分钟，没说上几句话。我把他提着的一捆蔬菜放在自行车筐内，并肩而行，一直走到干面胡同他的宿舍，路上我们竟没说一句话。事后，他把询问定陵发掘报告的信函递给我，有国内的，更多是国外的，厚厚一叠。有询问，也有讥讽、挖苦，甚至口出不逊，令人难以忍受。我也把收到的询问信送他看。他不再走动，静静地坐着，一语不发。我已经理解，为了这未完成的皇陵工程，他所承受的压力该有多大。没想到一部发掘报告的分量，竟是这般沉重！
王岩和我把整理定陵发掘报告的工作计划、编写提纲拟好之后，送夏所长过目，顺便讲了个意见：定陵出土器物中丝织品最多，多年没作整理，保存又不好，这一次想仔细整理，留下个详细记录，绘出细致图样，使今后的研究工作不再去触动原物，以减少损坏。他很同意。请他估计个时间，以便掌握进度。他沉思很久说：“定陵挖了两年，那是日夜赶工的，照那样干法，几千件东西整理起来，也许比两年要长些，你们看两年半行不行？”临行时，他又补充说：“所内的技术力量你们随时用，下田野的可以调回来。我只希望能快点完成。”实际情况比我们共同估计的要复杂得多，夜以继日，足足干了五年才完稿，送他过目时，时间超出了一倍。我们很感不安，而他却平静地说：“我了解，实物腐朽严重，不容易整理，你们尽力了。”稿子交到他手不久，谁又想到，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身兼国外六国院士的一代考古巨匠，却与世长辞了。
定陵发掘之初，他并不赞成，确定发掘之后，他却是具体指导者，无论是初期的发掘工作还是最后的发掘报告，都凝聚着他的心血。在和他的遗体告别之后，归途中我默默地想：与其他发掘委员相比，也许他还算幸运的，虽然没有看到发掘报告最后成书，总算看到了完稿，自始全终，在发掘委员中他是仅有的一位。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吴晗当时是北京市副市长兼北京市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主管文教事业，我的原单位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为他直接领导（后属文化局）。他又是历史学家，明陵发掘的发起人之一、发掘委员，对发掘当然关心备至。1958年初秋，我下放前夕，《考古通讯》要公布“定陵发掘简要报告”，责任编辑徐元邦坐等索稿，我连夜赶写“简报”上半部，打电话报告吴晗，问他是否过目。回答很干脆：“简报稿子我不看，我只望你抓紧时间早日完成正式报告，我要看正式发掘报告。”我低声答应。他哪里知道，我第二天就要离开定陵，下放劳动，我不愿告诉他。此一去何时回京，能否回来，不能预料，正式报告的事我却冒然答应下来，真是糊涂之至，心中十分不安。
吴晗逝世10年之后，即1979年，“三家村”冤案平反。1984年是吴晗诞辰75周年、逝世15周年，生前他曾任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学会事前筹备开纪念大会、出版《吴晗史学论著选集》，他原为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建“晗亭”届时揭幕（邓小平题字），学会理事分工，我承担在首都博物馆举办“吴晗纪念展览”。布展期间，我从定陵取来几张照片，放大展出。开幕前夕，吴晗的胞妹吴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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