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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定陵-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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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都博物馆举办“吴晗纪念展览”。布展期间,我从定陵取来几张照片,放大展出。开幕前夕,吴晗的胞妹吴浦月来了,面对照片,问我当时情况,我极力按捺住激动的情感,尽量把话题扯开:大约在1957年前后,吴晗要出访埃及,特地来到定陵,问我要不要带回一点关于发掘金字塔的资料。我告诉他这类资料图书馆可以找到,从定陵出土器物看,急需一些国外对出土文物的修复、保存等书籍。此后不久,他陪同驻埃及大使陈家康夫妇到定陵参观,顺便将厚厚一本修复文物的英文书交给我。我试译了其中的重要章节供参考,挺费力,没译完就放下了。说到这里,我把吴晗与陈家康夫妇的合照指给吴浦月,她一直默然不语。我又讲述了一些多年来吴晗关心北京文物考古的事例,她仍然默默不语,后来我讲他关心定陵发掘报告以及多次指点我读书记笔记的情况。讲述之间,也许无意中流露了我的深切怀念之情,万万没有料到,她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紧紧抱住我嚎啕大哭起来,我一时茫然,不知所措。
事隔不久,《吴晗传》作者之一王宏志来找我,说要补充一点吴晗与北京文物和定陵发掘的史实。当时发掘报告正在编写,尚未完稿,一提定陵这块心病,我又哽咽起来,谈话无法进行。我们是先后同学,也许他不会怪我失态。没过多久,侯仁之教授介绍美国人马紫梅女士来访,她也要写一本英文本《吴晗传》。事先约好时间,我有了一点心理准备,谈了一些吴晗关心北京文物事业的例子,她满意地走了。然而就在送走马女士之后时间不长,吴浦月也带着无限悲伤和遗恨,寻找她的胞兄去了。我满怀悲痛之情参加了她的葬礼。
定陵发掘报告久久不能问世,师友们偶尔问及原因,我也讲述一些情况,做点解释,自然也流露一点情绪。有的同行知道一点内情,冲着我说几句歇后语发牢骚:你不就是拉磨的驴吗,报告写不写关你屁事,咸吃罗卜淡操心。他的意思很清楚,安排不安排整理发掘报告,有领导在,你,小干部,是“小驴拉磨”,听吆喝的。有的师长劝我:既如此,你可以考虑写一篇“备忘录”,在《考古》杂志上刊出,至少可以取得国内外同行的谅解。发掘期间,工作记录之外,我也零星地记了些日记,以备查考。但“文革”中大都丢失了,时间、地点、人物记不大清,“备忘录”不好着笔,一直没有写。现在好了,发掘报告出版,一代皇陵工程终于最后结束,我如释重负,再也不用“备忘录”了。
行文至此,本可结束了,但猛地想起,热心的读者也许关心多少年前那支工作队的去向,所以应该再唠叨几句。
白万玉,据他讲,“卢沟桥事变”后曾在他的老家张家口尤关县干过一阵游击队,跟日本人狠打过几仗。除去这段时间,他一生都在干考古,大家尊称他“白老”。定陵发掘没有星期天,两年多他也就在探沟和地宫中度过。他田野经验丰富,尤其长于修复器物,可惜工作队结束过早,没有发挥他的专长。回到考古所,不久退休,北京大学的考古专业又请他去讲过器物修复课,也带过同学的野外学习。他无子嗣,记得螟蛉子在电车公司工作,我去找过,却无结果。对于中国早期的考古调查,河南、陕西、甘肃以及解放前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内蒙、新疆之行,他都有过详细的讲述,我也作过详细笔录,如能整理出来,对他应是个纪念。
于树功本是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秘书,工作队初建,他担负了一切行政事务,安排就绪后,又回到文物组。他是中共天津三位建党人之一于树德的弟弟(另二位是李锡九、江著元),青年时代与先烈李大钊有交往,送莫斯科学习,与乌兰夫、伍修权等同届。日本占领东北,回哈尔滨做情报工作,被告密入狱,判死刑,又改无期。几年之后,他竟说服了留学日本的青年狱医赵公民(解放后任吉林省卫生厅厅长,死于“文革”),结伴出逃,成为日本监狱内重犯逃脱仅有的一例。曾入煤窑,隐姓埋名做矿工。后回到北京,蹬三轮车为生,解放前接通关系。能说半句俄语,他却偏偏要做文物工作。“文革”中,为越狱一事又受冲击。晚年躺在病床上,我去看他,去一次哭一次,害得我不敢久待。只有一次,我们忆起当年有人曾以掘陵破坏“风水”为由,扬言要干掉我,他特地送我一把苏制匕首防身的事,两人不禁哈哈大笑。遗憾的是他去世时我在定陵写报告,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刘精义这位当年的文弱书生,今天已是文质彬彬的学者,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致力于北京史研究,写了几篇颇有见地的论文。他说并未放弃十三陵,正在作“明陵札记”,几十万言,不久即可成书。一提到健康,他总是说陵园中那日日夜夜的泥水生活锻炼了他,至今保持着熬夜的习惯。
李树兴是开工不久才到定陵的,清理工作中搞登记、保管,工作队解散留在定陵,“文革”中焚毁尸骨,他是目击者,听他讲过一些别人不愿说的细节。现在颐和园管文物,偶去游园还谈谈往事。
曹国鉴、冼自强、王杰仍在考古所工作,曹练得一手瘦金书、写意画,成了书画家;冼在实验室搞C14,整日足不出户;王杰却天天出差去发掘现场画图。
“文革”中我正本单位挖防空洞,劳动改造,有人告诉我一位公安人员在等我,带着盒子枪。一听说枪,吓了一身冷汗。满身泥污跑出防空洞,看到他远远地向我敬礼,走近一看,是庞中威。看到我这一身装束,泥泥水水,他感叹不已。他说回考古所不久,下放河北省某县,当了一名干警,干得挺不错。多年不见,凭了他的精明强干,也许当上局长了。还有一位时桂山,回考古所后去了青岛博物馆,虽未见过面,但有信函,刊物上也见到他的文章。清理工作最紧张时,人手不足,我去请考古所的同学好友支援,刘观民、黄展岳他们是自己背了行李去到定陵的,现在是所里的研究员,各自领导着一摊子。
如果前后联系起来,二十年后编写报告者自然也属工作队成员。
王岩这位六十年代初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文革”中去保定满城发掘那知名中外的“金缕玉衣”,发掘报告刚一完成便转到定陵。整理器物等细致繁琐而艰巨的工作是他和王秀玲完成的,几年的时间,把他累坏了,明显地看出两鬓增添了几缕白发,刚一结束,又远去洛阳了。人在洛阳,心系定陵,仍要关心那本报告稿,排图、修改、校样,一稿一稿与责任编辑楼宇栋折腾了七次,京洛路上他往返至少七趟。五年编写,两年复核校订,一本报告耗去他七年时间。现在他是考古所洛阳队队长,又在那里挖汉唐城址,消息传来,很有收获。
王秀玲是“文革”期中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十三陵生人,研究乡土,当然最合适,现在担任讲课任务,培养解说员。
魏玉清是十三陵特区文物科长,编写报告期间承担着繁重的后勤行政事务,做得井井有条。又潜心于业务,写书还担任着十三陵的全部陈列工作。
吴平,是从苏州特邀来的,六十年代初北京工艺美术学院染织系的高材生,在定陵一住近三年,丝织品匹料、龙袍、靴帽等全部图案纹饰是她一人完成。在大案子上把破损的碎片拼凑起来,初稿画完,誊成清稿,一稿一稿、一张一张,足足几百张,一个放大镜磨得模模糊糊。有一次她举着放大镜却斜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呀,你呀!把我的青春磨完了!”回苏州不久,又离别相依为命的老父远渡重洋去美国进修。不久前接到来信,询问发掘报告的事,我真想回信不提“报告”二字,只写个“祝你青春永驻”,也回敬她一个玩笑。
定陵开放之后,观众人山人海,天天如此。有一次我陪外宾去参观,走出陵园大门,在广场上看到一位农民装束的白发老者,站在一块石头上高声讲解,观众围得水泄不通。侧耳听听,定陵的历史、发掘和意义、过程,讲得清楚明白,真实而生动,语气中还带着几分得意。定陵的人我几乎都熟悉,但不认得他,哪里来的一位义务解说员?仔细一看,原来是三十多年前参加发掘的一位民工,模样还记得,但忘了姓名。我不愿打扰他,悄悄地走开了。三十多年前疑神疑鬼的山民,今天高高地站在广场上对着众多的观众讲得绘声绘色、头头是道,又是什么使他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前后判若两人?噢!我突然明白,是文化,文化显示力量了。
直接与定陵发掘有关的人讲完,该轮到我自己上场了。我嘛,四十多年前的毛头小伙子,已经退休,齿摇摇、发苍苍,垂垂老矣。田野跑不动,只能关在斗室中爬格子。定陵发掘之初,吴晗要求我搜集明代北京的历史资料,“文革”前作过一部分送他过目,他被抄家,资料散失了。“文革”后重新再作,日夜不息,二百万言已经脱稿。吴晗是我的领导、师长,生前交给我两件事,定陵发掘他没有看到最后完成,也没能利用发掘报告写出一篇文章,过早地逝去了。今天,发掘报告已经出版,还获得两个奖项,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个夏鼐考古学基金会的考古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明实录北京史料》业已完成,得此消息,九泉有知,当可瞑目了。老师,安息吧!
写到这里,我感到很累,很疲乏。站起身来,直直腰、挺挺胸,推开窗子想换换空气,扭开收音机听听香港回归的消息,不想却传来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明天 晴
温度 零上2度至零下9度
风力二三级
北部山区有小雨雪
噢!明天,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年青的考古队又该出发了,一点小雨雪挡不住他们的去路。
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太多了,埋藏得很深,需要他们去苦苦地寻、深深地挖。我依稀看到他们的身影又在凄冷的荒野上一步一步地探索、寻觅,一铲一铲地发掘。他们肩上的担子够重的。祝他们成功。
一九九六年冬,于北京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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