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定陵-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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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二年闰十二月十七日，小皇帝讲读完毕，遂将自己亲自书写的“弼予一人，永保天命”8个大字赐给张居正。这八个大字虽然反映了万历对张的无比信赖之情，但张居正出于政治和治国方针上的考虑，对万历此举进行了劝谏。他说道：“赐臣之大书，笔力遒劲，体格庄严，虽前代人主善书者，无以复逾矣。但以臣愚见，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自尧舜以至唐宋，所称英贤之主，皆以其修德行政，治世安民著称。不闻其有技艺之巧也。梁武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皆能文章善绘画，然皆无救于乱亡。由此可见，君德之大，不在技艺之间也。今皇上圣聪日开，正宜及时讲求治理，留心政务，以古圣帝明主为法。书法一事，不过借以收心而已，即使殚精费神，直通钟王（钟繇、王羲之），亦有何益？”万历听罢，立即答应道：“先生说的是，朕知道了。”自此之后，在万历的功课之中，书法被取消，而只留下经史供这位小皇帝攻读了。

　　万历三年五月二十日，万历命中使捧出他母亲（李太后）所写的御书一帙，叫张居正看，并说自己的母亲不但每天在宫中看史书，还要坚持写字一幅。她不仅自己这样做，还令30岁以下的侍女都要读书写字。张居正听了之后，深以为然，并借此进行开导说：“圣母，母也，犹孜孜勤学如此。今皇上当英雄少年，将来有万几之重，何不锐精学问，讲究治理以副祖宗托付之重乎？伏望皇上仰体圣母爱育之心，及时典学无怠无荒。则睿智益升，聪明愈扩。”

　　万历当即答道：“先生言是也，朕当勉焉。”

　　万历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万历对张居正说：“朕于宫中默诵所讲书，多能记忆。间亦有遗忘者，温习未尝废也。”张居正听了自然大喜。

　　正当张居正为万历皇帝能按照自己设计的道路奋力前行而感到欣喜时，这位少年天子的幼小心灵因为受到刺痛而渐渐脱轨。书法课的取消以及经史的枯燥和讲读的紧张，使万历皇帝对所学功课日趋厌倦，便开始借故停辍。而张居正却一如既往地严格劝谏，毫不退让放松。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闰八月初三，小皇帝借故暑雨太多太大，口渝令朝讲暂歇。张居正得知后，立即前来谏阻，并趁势讲了一番古今中外的大道理。在张居正严厉、恳切的劝谏下，万历不得不收回口谕，重新进入功课的忙碌中。

　　早在此前，张居正还仿照唐太宗、明成祖和明仁宗的做法，绘制天下疆域和职官书屏，悬挂在文华殿的后墙上，让万历朝夕观阅。这幅疆域职官书屏画得十分精详，全屏共分九扇，中间三扇绘天下疆域图，左右各三扇分别列文武职官的姓名、贯址、出身、资历等，而每个职官的情况，均用浮贴，如有升迁改调，可以随时更换。如此布局，按张居正的理想应成为“四方道里险易、百司职务繁局，某某官员贤否，莫逃于圣鉴之下。”对如此苦心，万历皇帝并不热情，他在览阅之后，只轻轻说了句：“先生费心，联知道了。”算是对张居正这番苦心孤诣的回报。

　　此时的张居正并未因万历对功课的厌倦而醒悟，也未对这位小皇帝精神上表现出来的痛苦而深究，他依然按照自己的人生哲学和一个臣僚对朝廷效忠的责任，来训导这个只有十几岁的孩子，有时表现得十分严厉和刻薄，甚至达到了令成年人都难以忍让的程度。

　　有一次，万历在朗诵《论语》时，把“色勃如也”，读成了“色bèi（背）如也”。张居正听罢，当即厉声纠正道：“应当读bó（勃）！”这一声严厉得近似指责的叫喊，使万历极为惊恐和愤慨，尽管他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并称张居正为先生，但他又深知自己是当朝皇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臣民，都应该服从他的意志。张居正此时严厉而刻薄的责备，他认为这是对自己不尊不敬，有辱他作为一个皇帝的尊严和少年自负的自尊心。类似这些事情的不断出现，使少年万历在心灵深处渐渐生发起了反抗的欲望，同时也埋下了对张居正本人忌恨的祸端。多少年后，张居正举家获罪，其本人差点被开棺戮尸，与这时种下的恶果是分不开的。

　　张居正当然不会理会这些。他在将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强加给万历的同时，也在企图让这位小皇帝相信这样一个道理：他之所以贵为天子乃是天意，天意能否长久保持不变则在人和。要使国家兴旺发达，百姓安居乐业，就应当审慎地选择称职的官吏，而要选择称职的官吏，就必须信任张居正本人。确切地说，张居正才是引导大明帝国在夜航中前行，并有能力渡过急流险滩的不灭的灯塔。

　　事实上，年轻的万历和张居正本人都按这个理想去做了，且确有将暮气沉沉，已是破帆朽木的大明帝国这艘古船，引出漩涡和险滩的迹象。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张居正的油干灯灭，这艘古船重又进入了迷茫的黑夜，并加速向另一个漩祸驶去，直至撞得粉碎。

　　当然，此时这个少年天子精神上的痛苦，不完全来自学业上的压力、枯燥和张居正本人的严厉刻薄。他那只有三十多岁、精力充沛又满怀希望与期待的母亲——李太后，也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了一个在儿子身上雪上加霜的角色。她一直和年轻的万历皇帝同住在乾清宫，并对这位亲生儿子能否尽心尽职和勤奋学习表现出了特殊的热情和关怀。她利用被称为小皇帝“大伴”的冯保，不断地向自己报告宫内外、包括皇帝本人的各种情况。由于这个太监兼特务的精明能干，使得她耳目灵通。也由于这个神秘莫测的特务，在不分白天黑夜地监视着她儿子的言行，使得万历皇帝渐生畏惧和厌恶。因为一旦母亲听到对皇帝不利的密报，这位年轻的太后盛怒之下，万历就会受到长跪的处罚，有时一跪就是几个时辰。这不仅使万历承受了肉体的折磨，更为重要的是让这位至高无上的天子感到了极端的难堪和精神的创痛。而这时的皇太后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自己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却认为自己做了既合乎祖训又不悖常理的极赋责任感的事。因为她的经历和思维方式无不在告诉自己：这样做是对的，不这样才是不可思议的。

　　明代开国之君朱元璋，怕自己百年之后子孙不肖，从而出现类似汉、唐那样外戚或母后专权的现象，所以明确规定后妃由良家挑选。李太后原出身贫寒之家，被选入宫后，在裕王府侍候那时还是裕王的朱载垕。她之所以没有像绝大多数宫女那样，在紫禁城中空虚寂寞了此一生，仅仅是一个偶然的契机，她与朱载垕在夜深人静时发生了一段情意缠绵、难以忘怀的爱情故事。就在她与他“私通”后的第二年，生下了儿子朱翊钧，并以“母以子贵”的缘故一跃成为皇贵妃。这位30多岁便守寡的女人，深知到达现在的地位是多么不易。她极爱儿子，是他给予了自己今天的荣耀和权势。但这并不妨碍她对儿子进行相当严格的管教。她年复一年地在每逢上朝的那天五更时分，推醒酣睡的儿子，带他去临朝听政。她这样不辞劳苦地培养儿子，当然是希望他成为一代贤君，自己也名垂青史。

　　1578年，年已16岁的万历皇帝已经到了大婚的年龄。为了广延子嗣，必须先册立皇后，然后再立妃嫔。对万历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当然，他暗自庆幸的不是大婚，而是严慈的母亲将不再陪他住在乾清宫而搬回慈宁宫，他将有可能在日后的生活中成为一个自由的君主，一个独立的人。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大婚后的万历从表面上看似乎和这位年轻貌美的皇后是天生的一对，但万历皇帝的内心却极不喜欢这位总讨母后欢心的女人，并不时地给她冷淡的脸色，这种做法万历保持了一生都没有改变。这位母仪天下的王皇后愤懑之极，只得拿宫女发泄怨气。史料载，毙在她杖下的宫女就有数十人。王皇后为什么一生从未得宠，史料尚无确切记载，世人也无处捉摸。或许，爱与不爱本身就无明确的因果，它只是存于人类本体的一种飘渺的感觉。但无论如何解释，有一点是明确的，大婚后的万历皇帝认为他已经从母亲严格束缚下摆脱出来，这件事给予他无聊的同时，也给了他打破这单调和空虚的绝好机会。他完全可以获得一种比较有趣的生活。但是，他想错了。

　　就在万历皇帝在这种新生活的海洋里尽情荡漾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有一个名叫孙海的宦官，引导皇帝在皇城别墅“西内”举行了一次极尽欢乐的夜宴。这里湖波荡漾，宝塔高耸，风景秀丽，喇嘛寺旁所蓄养的上千只白鹤点缀其间，使得在礼教之中和太后的严格管教之下长大的皇帝恍如置身蓬莱仙境。新的生活天地已经打开，万历皇帝越发厌倦紫禁城的岁月，向往这旖旎的自然风光。从此，在“西内”的夜游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他身穿紧袖衫，腰悬宝刀，在群宦的簇拥下，经常带着酒意在园中横冲直撞。一次宴会上，他醉眼朦胧地叫身边一个小宫女唱他喜爱的新曲，不料这个宫女奏称不会，万历立即龙颜大怒，抽出身上宝刀欲砍。孙海等人急忙上前劝说，万历欲杀不能，便灵机一动说：“不效当年曹孟德割发代首，何显朕无戏言？”其结果是截去了宫女的长发象征斩首。当时一个随从上前劝谏，被万历下令拖出去责打一顿。

　　对万历的行为冯保大为不满，便将此事悄悄地告诉了太后。太后知晓大为吃惊，并表示了极大的悲痛和悔恨。她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对皇帝的督导教育之责，盛怒之下，她除去簪环，准备祭告祖庙，废掉这个失德之君而代之以皇弟潞王。多少年后，有史学家认为，假如她真的这样去做，这个帝国的历史或许会重新改写。但历史的长河在掀起了一个波澜之后，瞬间便平静了。万历皇帝跪下恳请母后开恩息怒。他虽然曾因读书被罚长跪，但领略的只是母后那严厉目光的逼视。今天，他第一次看到母亲那悲愤的目光中，含有一种万念俱灰的哀怨神色。或许，惊慌失措的皇帝这时尚不能理解太后深为辜负祖宗愿望和夫君遗托而自责的心情。

　　对万历来说，他从未领教过慈圣太后如此绝情的训斥：

　　“先帝弥留之际，尝内嘱你两母教育，外托张先生等辅导，可谓用心良苦。孰知你如此不肖，到处游荡，将来必玷辱祖宗功名。我顾社稷要紧，难道非要你做皇帝不成？”

　　万历知道自己这次惹祸非同小可，便急求张居正和冯保讲情。经过张居正和冯保的极力劝说，万历皇帝再痛哭流涕地表示悔改，并写了“罪己诏”即今天的“检讨书”之后，太后才答应给他一个自新的机会。

　　这次事件，在使万历胆战心惊的同时，也明显地给张居正敲了一个警钟，他再也不敢马虎大意了。为避免再出麻烦，张居正大批斥退皇帝的近侍，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活跃分子。他还自告奋勇承担起对皇帝私生活的照料，每天派遣四名翰林，在皇帝燕居时以经史文墨娱悦圣情。

　　也正是由于这件事的发生，万历才明白自己仍是一个既不独立，更不自由的人，他冥冥中感到有一条无形的锁链套在自己身上，使他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动、去生活。他能够做的，只有在这条锁链的捆绑下，沿着一条古老得生锈的轨道走下去，尽管前方是一片迷茫的征途。

　　这种严密的监视和精神上的捆绑，并未立即使万历屈服，他在设法予以反抗。以后的岁月，万历要干每一件“出轨”的事，总编造出几条理由以备盘问。与此同时，他的心灵深处已恨上了两个人：告密的冯保和为自己代草“罪己诏”的张居正。因为“罪己诏”中的言辞竟鄙夷到使皇上无地自容的程度。可惜当时的张居正和冯保都没有意识到万历心灵这个变化日后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可怕的恶果。

　　一天，万历听课完毕，一时兴起，便开始书大字赐予辅臣，冯保立在一旁，边逢迎边喝采。这时万历心中蓦然涌起一种厌恶的情绪。他怀着极大的仇恨把饱醮浓墨的大笔掷在冯保穿的大红袍上，淋漓尽染。冯保惊恐异常，即使在旁的张居正也手足失措。但万历的报复此刻也仅能到此为止。既然锁链还捆在身上，就势必付出行动上的代价。

皇权与相权的结合

　　无疑，张居正算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卓越的政治家和改革者，是明朝最著名的首辅。他以不计毁誉、勇于献身的精神，锐意变革，厘剔宿弊，终于使危机四伏的大明帝国在万历初年又焕发了生机，取得了“海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库寺积金四百余万”的辉煌业绩。而这业绩的取得，自然是与李太后的支持和万历皇帝的敬畏分不开的。

　　早在隆庆二年，当内阁辅臣徐阶和高拱不和，徐阶告老退位，回到松江华亭之时，年轻气盛的张居正，曾不失时机地给皇帝上了《陈六事疏》，提出了需要变革的六件大事：

　　一、省议论。凡事不要无用的虚词，而讲求实际的功效。做一件事，开初要慎审，既行之后便要决断，用一个人，用前要慎察，既用之后便要信任。

　　二、振纲纪。近年来纲纪不肃，错误地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求全谓之“善处”。应该公道地进行刑赏予夺，而不曲循私情。

　　三、重诏令。近来朝廷诏旨，多格废不行，有的竟十余年犹未完成。文件积压，年月既久，失去时效，致使漏网的终于逃脱，而国法不得申张，这样是非怎能明断？赏罚如何得当？因此应敕下各司，办事应严立限期，违者查参。

　　四、较名实。器械必须试用之后才知道利钝，马匹必须乘驾之后才知道驽良。现在用人却不然，官不久住，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资格太拘，毁誉失实。因此希望皇上慎重名器，爱惜爵赏，令吏部认真考课官员，使其名实相符。

　　五、固邦本。眼下风俗侈靡，豪强兼并，赋役不均，官吏们耍弄诡奇花招，吃亏的还是百姓。因此要敕令有司，尽心清理。

　　六、饰武备。精选将领边吏，加强军队训练，举行大阅之礼，严申军纪，注重武备，整饬戎事，国防自会巩固。

　　我们不惜篇幅，列举《陈六事疏》的大意，意在让读者更进一步了解张居正其人。作为一个胸怀大志的政治家，面对飘摇欲坠的大明帝国，是以怎样的胆识和策略，谋划他的变革事业的。

　　如果说那时的张居正由于朝中的复杂多变，而无力实施自己的改革计划，那么，今天这个时机已经来临了。身处首辅兼皇帝老师双重地位的他，借助李太后和万历的声明，顺利地贯彻了当年他给已故的穆宗皇帝提出的（陈六事疏》，并一步步地实行着他的变革。

　　张居正首先要做的就是整顿吏治。他认为当时朝廷奢贿成风，民不聊生，主要原因就是“吏治不清”。于是他规定了严格的考察制度，裁汰贪官污吏，采取“立贤无方，唯才是用”的原则。这一点，从他推举重用戚继光等名将，使多年扰攘不宁的北部边疆和海域得以安定来看，当是很好的例证。

　　万历登基之初，由于土地的兼并，全国应当纳税的田亩数目不准。许多豪强大户掠夺了农民的土地，赋税却仍要失地的农民负担，造成大批的农民逃亡。于是，张居正下令在全国重新丈量土地，清查漏税的田产。到万历八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7，013，976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朝廷的赋税收入也增加了。以至出现了：“自正德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的效果。

　　张居正推行的改革势如破竹，战果辉煌。万历九年，他又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把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合起来，折合成银两，分摊在田亩上，按田亩数量交税，实行赋税制度的大改革。同时，在水利、边防等方面也做了极大的革新。

　　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10年，即1572到1582年，是明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10年。北方的“虏患”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已绝迹，国家的府库日见充实，这些超出预计的成就，凝聚了张居正无数的心血。这一点，年轻的万历皇帝是心中有数的，他以实际行动感激这位先生用铁的手腕赋予这个帝国的繁荣富强。当张先生偶感腹痛，年轻的皇帝便亲手调制椒汤面给先生食用。就连名位显赫的李太后对张先生也倍加感激，言听计从。这位李太后是一个虔诚的奉神拜佛的女人，有一次曾准备用自己的积蓄修筑涿州娘娘庙，后来听从了张居正的劝告，把这笔钱改用于修建北京城外的桥梁。万历大婚时，张居正因为父丧在内阁“青衣角带”守制丧事。按照明朝祖制，大臣在守制期间，不准参予皇帝的一切吉礼。但李太后却不避忌讳，定要让张居正暂易吉服主持万历的婚礼。这种既违背祖制又不吉利的做法，对于一个在封建社会中笃信佛教的妇人来说，没有对张居正的无比信任，是绝对做不到的。有好几次，李太后想在秋决前举行大赦，但张居正坚持以为不可，太后也只好被迫放弃原来的意图……

　　从历史的角度看，张居正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和主张出于维护大明王朝统治的目的，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又不可避免地触动了一些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再加上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欠缺豁达宽容的风度，自己又无法做到清廉公正。这就不免给反对派留下了把柄。因此，在万历十年他病逝之后，不但所推行的变革全部被推翻，自己死后也闹得身败名裂。这个悲惨结局的导火索，就起于他推行改革的时期，而明显的标志则是万历五年，张居正父亲死后的“夺情”事件。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秋天，张居正的父亲在湖广江陵去世。按照当时盛行的“父母三年之丧”的习俗，张居正应当立即停职，回家按照四书所说去“守孝三年”（又叫做“丁忧”）。不过时间可缩短到27个月。倘军政要务紧急，离他不得，皇上也可以采取“强迫”的办法，将其留在位上。这个做法叫做“夺情”。这种做法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偶一为之。此时的张居正权倾天下，怕一旦离去之后被人谋算。而且由他主持的全国性的改革也已到了关键时刻，他又怕因此而前功尽弃，便萌发了恋栈之心。怀着这样一种目的，他暗示吏部尚书张翰，想让他强留自己在朝。而张翰不但佯作不知，反而上疏请万历皇帝准允张居正“丁忧”回家，幸亏冯保见此，怕张居正回家自己失去屏障，便代为操作。于是，在冯保的鼎力协助下，万历在和皇太后商量后，决定慰留张居正，并以半恳请半命令的语气要求张居正在职居丧。这个命令自然正合张居正的心意，为了掩人耳目，他还是再三奏请回乡。万历也深知张居正的苦衷，便将一次次奏章又一次次批回，并命令送午门的六科廊房发抄，使大小官员得以阅读原文，了解事情的真相。

　　尽管如此，朝廷的官员们还是不相信张居正请求离职回乡守丧的诚意，进而怀疑“夺情”一事是张居正故意耍的一个花招，以遮掩众人之口。翰林院中负责记述本朝历史的各位编修均感自身责任重大，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在记述中体现本朝按照圣贤教诲办事之精神。许多翰林来自民间，他们知道法治力量的限度，但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大节，他自然就会正直而守法。现在要是皇帝的老师不遵守这些原则，居然把父母之丧看得无足轻重，这如何能使亿万小民心悦诚服！

　　在万历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翰林院几十名官员联合请求吏部尚书张瀚和他们一起去张居正私邸，向他当面提出劝告，让他放弃伪装，回乡守丧。但劝说毫无结果。

　　对于张居正的态度，官员们极为愤怒，他们不肯就此罢休，而是下定决心采取另一种方式，直接向万历参奏张居正。按照当朝的制度，翰林编修奏疏是一种超越职权的行为，尤其是面对张居正这个重权在握的政治人物更是如此，且遭到反击的机会极大。但既然弓已满弦，利箭必须要发出去。尽管有射不着老虎反会被虎伤的可能……

　　果然，上疏之后，万历与太后和冯保秘商，决定对上疏4人给予处罚，以免有人再度效尤。与此同时，皇帝诏谕群臣严厉地指出：奸邪小人，藐朕冲年，忌惮元辅。借纲常之说，肆为谬论，欲使朕孤立，得以任意自恣，兹已薄处，如再有党奸怀邪，必罪不有。”其结果是上书的艾穆和沈思孝各挨八十大板，然后发戍边疆充军。在这严厉的高压之下，纷纷扬扬的“夺情”事件便告结束。当然，这个结束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收尾，更大的仇恨和较量还在后头。

　　第二年是张居正父亲死去的一周年。这位首辅再向皇帝请假，要回原籍安葬父亲。万历考虑再三，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

　　张居正向皇帝辞行。那天，万历在平台接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