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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绝杀: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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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松原毕竟有过三次诺门罕战役的经验，尽管已感到形势不利，局势紧张，但并未陷入一筹莫展或手足无措的境地。他一面严令各部队依托阵地进行固守，一面决定从8月20日夜间起，就着手组织对苏军的反击，具体方案是，首先打破苏军进攻的一路，从内线进行反击。
既然744高地比较紧张，那就先打击这一路的苏军，顺便为第71联队解围。
反击需要兵力，小松原是有预备队的，只是不多，所以先前一直舍不得拿出来用。现在事急矣，看来无论如何得大方一下了。
这个预备队是第26联队的两个大队，此时就驻扎于师团司令部附近。深更半夜，小松原紧急召见了第26联队长须见新一郎大佐。
须见在明白师团长的用意后，一脸酸苦：“师团长是不是以为我们联队还有两个大队的建制？”
小松原不明所以。须见解释说，经过这两个星期的战斗，第26联队满员兵力连一个大队都没有了。
小松原莫名惊诧：“那有多少？”
须见叠出两个指头：“两个中队！”
小松原傻了，这才想起来，自己前前后后，七抽八抽，已经快把这个联队给抽光了。
两个中队就两个中队吧，总比没有强，如果运用得当，内外夹击，也能给苏军的南部集群造成一定压力。
小松原是这么筹划的，但诺门罕地区的作战指挥权，已不在他手上，这事得荻洲准了才行。
在同样被惊了那么一下后，远在海拉尔的荻洲忽然显得出奇镇静和乐观起来，他不同意小松原的方案，认为太悲观太被动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
荻洲要进行全线反击，反击战术延续小松原过去的思维，即派兵绕至苏军侧后，与正面的固守部队一起，把苏军夹成一烧饼。预定反击的日期不变，还是“第四次诺门罕战役”的发起时间，即8月24日。
小松原吃过了无数苦头，所以行事变得比《西游记》里的沙僧还小心，荻洲初来乍到，一样苦处没尝过，就愣把自己当成了刀枪不入的石猴子。
官大一级压死人，明知道荻洲的决策相当不实事求是，小松原也只有执行的份儿。
全线反击可以，但是部队呢？
没有出处。这让小松原伤透了脑筋，他只能从正在进行战斗的阵地上抽调。
原有内线反击计划随之取消，第26联队的两个中队被拆开来，分别去各个阵地进行掩护，以便使被列入反击兵团的部队能够抽身而出，就连驻守于744高地的第71联队，也被要求加入反击，因为荻洲选定的反击突破口，正在南翼。
除了反击兵团，就是固守部队，其中包括据守北翼的搜索队、位于中央的山县联队，本来还应包括一支伪军部队，但正是他们，又在关键时候朝“皇军”的胸口猛捅了一刀。
这支伪军是伪满军独立第一旅，因旅长为石兰斌，所以代号为“石兰部队”。
“满洲国”军队分为兴安军和伪满军，前者是蒙族部队，后者是汉人部队。七七事变后，曾屡次发生伪满士兵刺杀日本军官事件，那些派驻伪满军的日本顾问们人心惶惶，都说：“满军太糟糕了，既不能作战，又不能信任，不过起个仪仗队的作用罢了。”
关东军本来没打算在诺门罕使用“仪仗队”，只是前方兵员吃紧，兴安师又掉了链子，不得已才让石兰部队顶了兴安师的缺，调到侧翼来进行掩护。
就在8月20日夜间，苏军举行大反攻之时，石兰部队的步兵第14团突然哗变。
无论溃散还是哗变，都不是毫无预兆的。日本人认为汉人“狡猾”，蒙古人“淳朴”，但兴安军中的蒙族官兵其实早就不那么“淳朴”了。
不同于那个惹事的二杆子贡布扎布，大部分蒙族官兵都认为自己与蒙古人属于同一民族，没必要刀兵相见。据说在去前线途中，部分蒙族士兵趁日本军官不在，偷偷交谈，曾说道：“如果碰上蒙古兵，喊一声‘我是蒙古人’，对方是不会难为你的，蒙古人怎么会把枪口对准自己人呢？”当时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
一些蒙族军官私底下也彼此告诫：“战场上对日本人要谨慎，不要为他们卖命，别忘了我们都是圣祖成吉思汗的后代！”
石兰部队是另外一种情况。旅长石兰斌原为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的部下，这个旅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也多为东北军旧部，曾参加过著名的江桥抗战，后来因抗战失利，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随石兰斌投降了日军。
成为伪军之后，中上级职位全被日本军官所把持，士兵们饱受歧视和不平等对待，早就心怀怨气。看到时机成熟，步兵第14团便率先揭竿而起，拿日本军官做了“血祭”，然后全体投向苏军。
受其影响，石兰部队整连整营地加以效仿，这个旅很快就名存实亡了，光杆旅长石兰斌本人落荒而逃，最后被气恼不已的关东军送上了军事法庭。
屋漏偏逢连夜雨，石兰部队哗变事件使已经捉襟见肘的日军防线更加不堪，但丝毫没能改变荻洲那没一点来由的自信，他仍然在让人埋头编制反击计划，全不管形势已经发展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要紧的不是如何反击，而是如何解困。
1939年8月21日，苏军发起大反攻的第二天，从南北两翼到中央阵地，日军各阵地都被初步分割包围起来。相对于两翼，中央阵地的日子要略微好过一些，因为苏军中央集群采取的是缓步推进方式。
不过也就只是好上一点。
炮火一停，2号阵地的指挥官发下信纸，传来命令：写遗书。松本一口予以拒绝：“遗书我早就写好了，没必要再写。”
不过当他看清战场状况时，忽然意识到，也许是该再写一遍遗书：苏军已经穿插到2号阵地后方，他们的后路被掐断了。
2号阵地的阵前阵后，全都是苏军。开始见到尘土滚滚，显示对方正在进行大部队调动，接着声音距离2号阵地越来越近，隐隐约约能听到呼喊声，到最后，苏军士兵甚至可以大声吆喝着在阵地周围来来去去，而日军除了干瞪眼，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
一辆苏军坦克逼近2号阵地，这是一辆指挥坦克，看样子，坦克部队要来了。松本十分害怕，因为2号阵地上没多少战斗兵，根本吃不消坦克的冲击。
进入诺门罕战场以来，有一个东西曾救过松本多次，危急时刻，他赶紧拿了出来。
这就是红十字旗。自从两次靠它脱险后，松本就知道了红十字旗的独特妙用。原先的旗已经没有了，在后方休整期间，他就地取材，用红药水在包扎伤口用的白毛巾上涂上“十”字，又重新做了两面，当宝贝一样放在贴身的背包里，走到哪带到哪。
松本把红十字旗举过头顶，拼命地挥舞。苏军坦克部队在看到这面旗帜后，判明2号阵地为卫生队驻地，马上就来了个大调头，朝山县联队集中的巴尔夏嘎尔高地去了。
巴尔夏嘎尔高地也早就陷入了包围。在雷鸣般的炮击中，阵阵硝烟伴随着死尸臭味，从那里一直飘到卫生兵所处的位置，令人喘不过气来。松本抬头望去，整个高地已被淹没在滚滚黑烟之中，除了黑烟，什么也看不见，仿佛是黑色地狱。
判断上的错误
经历一个多小时的炮击后，浓烟消散，但是山县联队的炼狱并没有结束，苏军的喷火兵上来了，开始对防御工事展开火攻。
苏军采用的是pokc…2喷火器，带有类似于步枪的喷枪，喷射距离可达35米。卫生兵们从未见识过大规模喷火部队攻击的场面，当看到无数蓝色火焰呈直线喷射而出时，他们都呆住了。
巴尔夏嘎尔高地与2号高地相距仅四公里，凭借望远镜，松本可以对那里的一些战争细节看得清清楚楚。有两个士兵被烟雾呛得受不了，忍不住冲出战壕，要跟喷火兵拼命。
可惜的是，他们根本就得不到这个机会，火焰正好喷一身，两个士兵被烧迷糊了，忽然掉转身，呀呀怪叫着冲向了山顶……
松本看得满脸是泪，好像火焰也正烧炙着自己的肉体。
日军感觉难以承受，朱可夫这时却也暗暗吃惊，因为对方抵抗的顽强程度，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特别是北翼的弗依高地，俨然已成为最难啃的一块骨头，战斗打得十分艰苦，每个火力点都要靠强攻之后才能夺取。
经过8月21日、22日两天的围攻，弗依高地等于被“犁”了一遍，整个高地寸草不见，变成了一座光秃秃的焦土堆，驻守高地的第23师团搜索队以及配属部队也达到了伤亡的极限，可是高地仍然拿不下来。
朱可夫颇受触动，承认自己在这方面对日军有所低估，犯了判断上的错误。他还由此认为在日军中，“中级军官盲目自信，高级军官昏庸无能”，但是下级军官和野战兵训练有素，勇猛顽强，特别是在近距离作战中更为突出。
南翼这时也未能取得突破，如果北翼再久拖不决，整个大反攻就要搁浅，也势必难以在预期内完成对日军的大包围，朱可夫紧张起来，他被迫亡羊补牢，将预备队中装甲旅提前调到了北部集群。
1939年8月23日晨，苏军对弗依高地展开了更大规模的进攻，朱可夫也对北部集群的指挥官们提出更为严厉的要求。
某师在进攻时损失很大，而且还被山县联队的步兵压得动弹不得。师长打电话向朱可夫报告作战困难，并请求新的指示。
朱可夫二话不说，命令他再次发起进攻。
过了一会儿，朱可夫亲自拿起听筒，指名要这位师长接电话。得知该师还没有拉上去，朱可夫问他：“你到底能不能开始进攻？”
师长犹犹豫豫，说他还没有把握。朱可夫很干脆地说：“我现在解除你的师长职务，叫你的参谋长接电话。”
朱可夫对参谋长提了相同的问题：“你能不能开始进攻？”
参谋长说可以，朱可夫马上表示：“我现在任命你担任师长。”
参谋长答应归答应，其实也没有把握，所以也没有即刻发起进攻，只是向朱可夫报告了他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
朱可夫的回答是：“我解除你的师长职务。等待新师长的到达！”
在大战进行当中，根本没有讲客气、拍肩膀的余地，朱可夫绝不容许他的部下絮絮叨叨、婆婆妈妈，他要的是结果。
朱可夫向这个指挥官空缺的师派去了一名参谋，由参谋进行指挥，同时增强了该师的炮兵和空中支援。
有了榜样，北部集团各部一个也不敢懈怠。苏军以坦克群、地面炮火、空中轰炸对弗依高地展开新的立体打击，火力最密集的时候，每分钟约有120发炮弹落在高地上，每一平方米阵地就可以分到一发。
一般认为一平方米阵地，如果每秒有两发炮弹通过，那里将不会再存在任何生命的痕迹，弗依高地虽还未达到此等酷烈的程度，但已接近了这一状态。
搜索队几乎所有的战壕都被炸平，由于前几天下了大雨，他们曾把弹药放到战壕里进行储存，伤员也在里面进行包扎，在炮击中，这些伤员和弹药都被埋进了土里。
搜索队原有七个中队计八百多名官兵，几天激战后，仅剩不足三分之一的人员。此外，配属大炮也已全部被毁，无一能够使用。
在反复攻坚下，苏军终于攻克外围阵地，把搜索队残部压缩到了最小范围。
t…130喷火坦克随即上阵，把搜索队包得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可以说连蚂蚁爬出来的空隙都没有了。
日军并不是特别惧怕一般坦克，士兵只要躲在“章鱼罐”战壕里不出来，履带就压不着，但是喷火坦克例外。
坦克上面的火龙喷过来，喷在人身上就是一个火球。当喷火坦克逼近时，日军士兵连头都不敢抬起来，更不用说开枪了。
阵地在继续缩小，弗依高地好像是一盏风中的残灯，随时面临着熄灭的危险。
岂知又遇罩鱼人
8月23日，是一个让日本人感到特别郁闷的日子。
这一天，德国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对日本小兄弟，德国人也不是一点没交代。签约仪式的前一天，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给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打了个电话，专门告知了此事。
大岛浩马上晕了，语无伦次地说了一串诸如“我要抗议”“这是为什么”等一类废话。
里宾特洛甫对这些废话充耳不闻，道声晚安后便把电话给放下了。
德苏签约的消息震惊日本军政两界——苏联一直是日德两国共同的假想敌，起码日本人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一个日本学者在日记中记下了感想：“今天对政界来说，无疑一个晴天霹雳。”才成立半年多一点的平沼内阁因此咣当一声倒了下去，只留下一张“欧洲政治局势错综复杂”的声明。
其实也没什么复杂的，德国之所以会下决心跟苏联签约，在诺门罕观战的观察团也起了很大作用：既然你干不了你的敌人，那我就选择跟你的敌人站一边儿。
这就叫权术外交，可怜的日本人被耍了。
对关东军来说，他们也终于明白，为什么这次苏军在诺门罕发起的大反攻会如此不留余地。
因为不用再顾虑来自欧洲方面德军的威胁。
关东军由此变得格外紧张起来。综合前线传来的各种情报，参谋们判断，第6军所面对的苏军兵力至少在三到四个摩托化步兵师，外加四到五个机械化旅。
就在这时，司令部收到了第6军司令官荻洲发来的电报。上面除了报告8月24日预定全线反击外，还洋洋洒洒地提供了一堆“好消息”。
如果关东军不是已经得到情报，他们从中得到的印象就是这样：在诺门罕战场上，苏军的进攻有气无力，而且行将结束，日军方面，指挥如意，士气旺盛，除了北翼稍微退了那么半步外，其余阵地皆固若金汤。
植田司令官急得把电报往桌子上一扔，这荻洲到底有没有上战场指挥，是不是还在海拉尔的房间里空想呢？
这都什么时候了，植田烦的是荻洲身上那股不当一回事的狂劲，他对发起反击并无疑义，因为在关东军司令官的脑子里，就没有撤退两个字，只是如何进攻的问题。
植田曾考虑增调关东军其他师团参战，但不管哪个步兵师团，机动化程度都很低，要集结到诺门罕，最近的需一周，远的就得半个月，远水难解近渴，恐怕第6军已撑不到那个时候了。
只好让荻洲自给自足地组织反击兵团了。植田就怕荻洲按照“好消息”布兵，反击兵团兵力不足，从而导致功亏一篑。
1939年8月23日下午，经植田委派，矢野和辻政信坐着飞机紧急赶往海拉尔，以审看作战计划。
荻洲不在海拉尔，已经去了将军庙。两人商量了一下，就由辻政信换乘侦察机跟了过去。
辻政信千不该万不该，这时候还偷懒乘飞机，诺门罕的制空权完全由人家苏军掌控着，“燕子”“黄莺”们正愁没猎物可叼，看到辻政信的这架膏药旗立刻亢奋起来，都抢着要来干它。
路上这个艰险，尽管飞行员左避右闪，还是中了弹，最后迫降于草原。辻政信到底是机关里混出来的，脑子转得贼快，没飞机他就拦了一辆卡车，并让驾驶员蛇行前进，一边躲避苏军战斗机的扫射追击，一边继续开往目的地。
祸不单行，路上又被远处渗透进来的苏军坦克给瞄上了，咚咚几炮，把卡车给炸坏了。这真是“脱身要跳黄丝网，岂知又遇罩鱼人”，还好，车毁了，人没事，辻政信倒也有一股激情，索性靠两只脚跑进了位于将军庙的第6军司令部。
见到张皇失措的辻政信，荻洲还挺乐呵：“你来得正好，明天我们就要举行全线反击，歼灭苏军了。”
辻政信把作战计划要过去翻了翻，发现计划订得还行，没有极品到以为派两个中队，就能抄苏军的后路。唯一让辻政信看不惯的，大概也就是这份计划并非出自他本人之手，所以怎么看，都觉得那是“缺乏实战经验的人编出来的”。
经过辻政信的略加修改，预定中的反击兵团达到14个步兵大队，一万五千人，不少了。
两个半
1939年8月23日下午2点，荻洲按照作战计划，向固守部队和反攻兵团分别传达命令，无非是固守的要死守，反攻的则向预守地域集结。
从荻洲，再到植田、辻政信，其实这时都在走着纸上谈兵的路线。荻洲的命令不下还好，一下可露了馅。首先是右翼战斗异常激烈，派去的传令兵在外层就被打死了。
反击部队方面，接到命令早一点的还好点。比如原据守733高地的酒井联队，因部队编制保存得相对完整，第一个被小松原看中，21日拂晓就撤出了733高地。那时战斗刚刚开始不久，撤也好撤一些。
苦的是后来才被添加进反击名单的部队，这些部队早已处于苏军火力包围之中，哪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撤出来的，而且基层指挥官对眼前的困境看得最为真切，好多人对荻洲的反击行动并不认可。
大家都在质疑，一线部队白天作战，晚上抢修工事，本身已缺吃少喝，疲惫不堪。要是凭借工事死守，或许还能守得几日，现在忽然要跑出去跟苏军玩冲锋，这不是“老虎口里夺脆骨，蛟龙背上揭生鳞”，自己上门找死吗？
最左翼的第71联队这时只剩1800人，大队长以下军官全部战死，但按照荻洲的命令，仍然要抽调两个大队参加反击。诺门罕战役以来，第71联队已三换联队长，现任联队长森田彻向师团参谋长冈本连连叫苦：“两个大队都抽走了，还能剩下几个人？
又怎么守得住防线。就算出去反击，恐怕前进不了多少米，也要全军覆灭的。”
冈本就是第71联队的首任联队长，但如今处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他对森田彻的唱衰甚为反感：“就是全体玉碎也要进攻，为了皇军的荣誉，哪怕前进两三米也好。”
森田彻被说得哑口无言。
其实这就叫坐哪个山头唱哪个山头的歌。森田彻曾经也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极品程度，最喜欢做的就是欺负弱者，最擅长的勾当，是在看似不可能的部位，硬生生地切下一块肉来。他是七七事变的元凶和谈判代表之一，对待中国人的态度极为凶恶蛮横，当时没有哪一个中国人不讨厌他。
白天根本动弹不了，除非晚上还有机会。事实上，荻洲能够投入的反击部队都是趁晚上才陆续到达集结区域，尽管如此，在撤出过程中，他们还是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损伤。
荻洲任命第23师团长小松原为前敌总指挥。1939年8月23日夜，小松原将师团指挥部由将军庙推进至752高地附近，此时离攻击目标只有7公里左右。
小松原将反击兵团分成左右两翼，左翼以第7师团为主，由第7师团第14旅团长森田范正少将掌握，右翼以第23师团为主，由步兵团长小林恒一少将掌握。预定为四个联队，但直到反击开始，仍有部队未能到达，最后只凑齐了两个半。
1939年8月24日上午9时30分，这两个半联队向苏军南翼集群发起反击攻势。
此前朱可夫正在河西碉堡里接受记者们的采访，这位体格健壮、方头大脸的将军洗了个澡，看上去红光满面，精神焕发，情绪好极了。
就在朱可夫对着记者们侃侃而谈的时候，两名侦察兵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向朱可夫报告说，日军正在集结大部队，显然是在准备反击。记者们一听，既紧张又激动，有料啊，赶紧拿起笔，竖起耳朵，以便记下朱可夫发布命令时那种果敢和有力的神态。
可是他们想错了，朱可夫未发布任何新的命令，他只是语气平淡地告诉侦察兵：你们看错了，日本人已经没有力量发动有效攻击了。
侦察兵愣住了，因为确实亲眼见到日军在整军待发，记者们也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朱可夫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没有人怀疑朱可夫在判断和决策上的正确性。
朱可夫不是不知道日军将发动反击，只是他早已看穿了对手的五脏六腑，在双方兵刃还未碰到一起时，便料知对手必败无疑。
必败的攻击，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评论它吗？
确实完了
这天早上前线刮起了大风，大风卷起沙土漫天飞舞，吹得人睁不开眼。在一片肃杀的氛围中，日军反击兵团的右翼率先启动，并由编制相对完整的酒井联队充当先锋。
朱可夫用不着增加任何命令。他的南部集群已经以两座高地为中心，构筑了宽度达10公里的铁丝网纵深阵地。
在苏军阵地上，正面为轻重机枪，左右两侧是二十辆坦克，机枪打，坦克轰，其火力的凶猛程度，比风沙还要厉害得多。冲锋中的日军像狂风中的竹竿一样，一批批地倒下去。
这还只是最前沿看到的景象，其实当天南部集群仅坦克装甲车就汇集了200辆，后面还有榴弹炮群支援，仅铺天盖地的炮弹，就足以构成“火制”地带，酒井联队出现大量伤亡，是件毫不意外的事。
对于日军的“猪突冲锋”，日后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国大兵有一句经典评论：“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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