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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电的帝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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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这款机器因哈丁案曝得大名，却始终无法真正广泛流行起来。惠斯通曾经下过大力气进行过改进，可惜问题出在基础理论上，他的改进工作治标不治本，一直无法根除。
他为了寻求更好的技术与资金支持，曾在1844年向英国海军建议使用电报。然而英国海军拒绝使用惠斯通电报，他们对五针电报机的缺陷知之甚详，不放心把大英帝国的骄傲交到这么一个小玩艺儿手里。可惜的是，英国海军敏锐地洞悉到它的缺点，却无从觉察其中蕴藏的巨大潜力，结果他们仅仅只是生硬地给惠斯通回复说：“除了现有通信系统以外，我们不打算使用任何电报。”
失之英吉利东隅，收之美利坚桑榆，英国海军话音刚落，莫尔斯电码便在北美大陆呱呱坠地，不思进取的约翰牛就这样把发明电报的殊荣拱手让给了扬基佬莫尔斯。
说起莫尔斯这个人的发明经历，也颇有传奇色彩。此人在开始研制电报机之前，根本不是理工背景出身，而是一位地道的文科生，而且在艺术领域造诣非凡，已是美国一位小有名气的画家，他甚至在1826年到1842年还担任过美国美术协会主席这一职位。为了谋生，也为提高绘画水平，他于1829～1832年间携笔欧游，博得了旧大陆同行和收藏家的不少赞誉。正是在这次旅行的归国途中，他命运的指针悄然被发明之神拨动了。
那时候没有飞机，乘坐客轮横渡大西洋需要七八天时间，船上的生活枯燥且无聊。但是在莫尔斯乘坐的这艘“萨丽”号邮船上，恰巧有着一位狂热的电学研究爱好者——年轻的美国医生查尔斯·杰克逊。这位活力充沛的小青年在船上的餐厅里拼了两张桌子当实验台，通过一系列小试验向其他乘客演示和讲解电有多么神奇，一下子把那些根本不知道“电”为何物的土包子们惊呆了。
这些土包子中间，就有莫尔斯。感性丰富的他，一下子被“电”这个看不见摸得着的小精灵给狠狠地“电”到了，就好像听到许林格演讲的惠斯通一样，醍醐灌顶，大彻大悟。杰克逊在讲解的时候曾经说到，电流不管通过多长的导线都只是一瞬间的事。离家已久、近乡情切的莫尔斯很自然地联想到，如果能用电流来传递信息的话，那不就真能做到天涯若比邻，可以时刻和心爱的家人保持联系了吗？这个时候，莫尔斯根本还不了解已经有不少发明者在发明电报机的道路上前仆后继，但他已经被自己的迷人设想深深打动了，在速写本上重重写下了“电报”这个大字。当重新踏上阔别3年的美国土地时，莫尔斯已经下定决心，要自己研制出电报机来。
要知道，一名毫无科学基础的画家想去研制当时已经算是高精尖技术的电报，其难度绝对远远大于我们今天大学生文科转理科，更不要提莫尔斯那一年已经41岁了。但是成功者与凡庸者的区别，不在于他们智力上有多大的差距，而在于他们有没有勇气和毅力把自己的构想付诸实施。
拼命恶补基础知识，忍受妻子去世的巨大打击，由于无暇作画导致收入锐减、贫病交加……在8年的艰苦试验后，莫尔斯终于跳出了旧发明的窠臼，研制出了第一部可以真正实用的电报机。
在他之前的发明家们——比如许林格、惠更斯等人——都在试图找出一种通过电流传输，用导线或磁针的多种排列和位置改变来代表26个字母的方法。但是这样的实现方法技术难度大，工艺复杂，成本又高，很难进行商业推广。
莫尔斯或许是把他画家的感性运用到了研究中，他独辟蹊径，化具象为抽象，用信号点、划、空三种状态的组合来“表征”所有字母和数字，从而实现了只用两种电信号就能传递复杂信息的目的，大大简化了电报装置，可以通过被称为电子脉冲的连续波信号来传播，因此不管是有线还是无线电报，都能利用这一模式方便地发送和接收。1837年，莫尔斯造出了他的第一台电报机，并且正式申请了专利。
但是好事多磨，官僚和宗教机构永远是发明家们的最大敌人。虽然莫尔斯多次向美国国会提出申请，希望政府能够出资建立一条电报线路。但直到5年后的1842年，美国国会才批准了他的这一议案。那时候，可怜的电报先驱已经身无分文，只好向自己的学生借了50美元，才能购置一套像样的服装前去参加国会的听证会了。
终于，1844年5月24日到了，这是一个注定要载入人类史册的日子。这一天，莫尔斯来到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大厦，用自己发明的电报机拍给了离华盛顿64公里之远的巴尔的摩一封名垂千古的电报：“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这是历史上第一封真正意义上的电报，被誉为“思想的瞬时大道”的电报时代于焉始之。而第一封新闻电报则是在同年5月25日，华盛顿记者发给《鲍尔齐莫亚爱国者》报主编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是：“一点钟，关于俄勒冈议案应提交给会议全体人员的动议被提出。动议被否决。赞成的79票，反对的86票。”
莫尔斯的发明很快便风靡整个美国。虽然次年惠斯通的五针电报在伦敦引起轰动，但已经无法动摇莫尔斯的优势。旧大陆的人们通过五针电报领略到了电报的种种优点，很快却选择了更具实用性的莫尔斯电报，不知当年惠更斯看到自己给莫尔斯作了嫁衣，心中作何感想。发明家之间的恩怨姑且不论，总之莫尔斯电码以其简洁、快速、清晰的优点，很快便横扫新、旧大陆，取得了不可动摇的优势。到了19世纪后半叶，莫尔斯电报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应用。汤姆·斯坦奇说：“在19世纪晚期，西联汇款的电报网络成为了美国经济的神经系统，就像当今的互联网一样。”
其实莫尔斯在电报机上的造诣，并不出色，技术含量也远不及科班出身的惠更斯，还得靠另外一位技师阿尔弗雷德·崴尔的帮忙，才制造出可以实用的设备。但莫尔斯真正的贡献在于，让电报信息由空间组合变为时间序列，解决了电报技术实用化中最大的难题。
后来，人们把他发明的这种代表字母和数字的点线组合称为“莫尔斯电码”。这是人类在早期电力驱动通信中运用得最成功的软件技术，直到今天，世界许多地方仍在使用它。比如尽人皆知的国际救援信号“SOS”，就使用的是莫尔斯电码。1997年法国海军停止使用莫尔斯电码，发送的最后一条消息是：“大家请注意，在永恒的沉默之前，我们发出了最后一声呐喊。”
说到这个，不得不顺便提一下那起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海难——“泰坦尼克号”沉船事故。话说当初国际无线电报公约组织之所以选择SOS这3个字母作为国际救援信号，并不是因为有像有些人所猜测的，是Save Our Souls（拯救我们的生命！），Save Our Ship（拯救我们的船只！），Stop Other Signals（停止发送任何其他信号！），Sure Of Sinking（船就要沉了！）这些词组的缩写。只是因为这三个字母的电码“。。。………。。。”（三个圆点，三个横线，然后再加三个圆点）在莫尔斯电码中是发报方最容易发出，接报方最容易辨识的电码。
1912年，豪华客轮“泰坦尼克号”撞到冰山后，船上报务员焦急地发出了求救电报：“SOS，速来，我们撞上了冰山。”这时美国客轮“加利福尼亚号”就在几英里之外，但是这条船上的报务员正好不在电报机旁，因此没有收到这条信息，本来很有可能获救的上千人为此白白丧命。经过这场惨剧的刺激，从此全世界所有的轮船都开始执行全天候的无线电信号监听制度。
不知是纯粹的巧合，还是命运的捉弄，“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消息也是由电报首先记录下来的。泰坦尼克号所属的英国白星航运公司的高级职员布鲁斯·伊士曼是“泰坦尼克号”的设计者之一，他当时也参与了救援工作，并向该公司的纽约办事处发出了电报：“深感遗憾地告知您泰坦尼克号今晨撞冰山后遭严重损毁，有人丧生。布鲁斯·伊士曼。”泰坦尼克，这条和电报结下了说不清道不明孽缘的梦幻之船至今仍躺在冰冷的北大西洋下面。85年后，一名名叫詹姆斯·卡梅隆的导演将沉眠在海底的幽灵们唤醒，演绎了一出赚足了全球人眼泪的凄美爱情悲剧。
制夷“鬼奴”——丁日昌
19世纪的欧美活力十足，一旦有价值的新发明被提出来，立刻就会推广到四面八方，各国都狂热上马立项。短短二十年间，电报线已经象铁路一样，爬满了欧美各国。这个时候，远在亚洲的老大帝国才刚刚睁开眼睛，半是惊讶半是不屑地望着这个崭新世界。电报，不过是诸多奇技淫巧其中的一种罢了。
早在1859年，法国钦差回国后就曾经寄送给清廷一部电报机作为礼品，恭亲王奕䜣却“以为无用相却”，又送还了人家。到了1863年，英、法公使就向清廷建议引入电报，法国人李梅还为清廷开列清单，详估开办电报所需费用，电报线路架设、局所的数目位置，电报价目等等。可惜清廷对于电报毫无兴趣，更不准许铺设电报线路。当时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就认为电报这玩意“于中国毫无益处，而贻害于无穷”。那时候中国还十分封闭，连修一条铁路都惹得怨声载道，遑论电报。最离谱儿的谣言甚至说那一根一根杆子戳在地上，专门吸地气和死人魂魄，然后顺着线给传到英吉利、法兰西之类的地方去，供洋人吸食。洋人之食地气，如我民之吸鸦片，是上瘾的。
这可就苦了那些在中国作生意的外国人。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以前大家都没电报，日子也就凑合着过来；现在欧洲大陆电报密布，偏偏这个老大帝国不进盐酱，让习惯了现代文明的西洋商人们大为不满。
当时远东的电报事业刚刚起步，只有新加坡－长崎、新加坡－香港两路电报。他们想跟国内联系的话，要么还是走传统的邮船，要么就托人把消息捎去香港或者日本，再转发国内，既贵又麻烦。
尤其是在上海居住的商行们，对于此种困窘感触最深。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作为5个通商口岸之一，最为繁忙，商机纵横，商人们对于电报业务的需求日渐增加。这些需求反馈到了各国政府，于是各国政府责成驻上海的领事们来促成上海至吴淞、川沙的电报线路。可惜清政府在这一方面表现出了罕有的强硬作风，谁来说都坚决不准，连一贯与清政府关系良好的江海关税务司狄妥玛都碰了一鼻子灰。
上海的洋商们都在私下里嘀咕，说清政府根本就是在国境线上又筑起一道长城，看来惟有通过外交手段才能翻越这段障碍，让东亚与欧美联为一体。各国公使也各施手段，都设法想作吃螃蟹的第一人。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列强都忙着钻营游说的时候，第一个在中国土地上戳起电线杆子的，居然是一家名不见经传、也没政府背景的英国小公司——利富洋行。
利富洋行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英国公司之一，在上海混的一直不错。同治四年，也就是1865年，利富洋行为了提高竞争能力，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他们为了解竞争对手情况，打算在上海吴淞口设立几个观察点，随时报告各国海轮进出情况。吴淞口离租界有很长一段距离，这就非得用电报不可，否则等你观察完再驰马回报，人家早就进港卸货了。
可是呢，上海政府对电报的态度很明确，绝计不允许这种申请。利富洋行先请当时的英国总领事巴夏礼出面申请，被坚决拒绝。利富公司驻上海的头头雷诺是个富有冒险精神的英国人，他觉得反正中国人软弱好欺，不妨搏上一搏，先造个既成事实。于是雷诺横下一条心，拍出一万两白银，从英国进了一批电报材料，找来两个德国技师，外加雇来的二十几个中国民夫，都集结到了上海租界与吴淞口之间的地段。
开工之前，他既不向官府申请，也不请示英国领事，而是自己甩开膀子，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沿着川沙厅（今上海浦东）小岬到黄浦江口金塘灯塔间偷偷摸摸建起了一条专用电报线路，长达21公里，光是电线杆就立了227根。
那时候洋人嚣张，寻常百姓见了都绕着走；而官府的人呢？他们一见这些工人有恃无恐地当道挖坑载杆扯线，以为必有后台，也不敢上前询问，谁也没想到是洋鬼子偷偷上马的项目。结果民不究，官不查，上海乃至全中国第一条电报线就这样生生被胆大包天的雷诺给建起来了。
雷诺是个洋人，不曾想到为自己算上一命。他不知道就在自己架线的同时，一位本来在南京“遇缺即补”的道员已经领了苏松太道的职衔，悄然赴沪了。而这一位道员，将会是他命中的一位大克星。
电报线建成之初，利富洋行掌情报先机，屡屡得手。雷诺铺线有功，大是春风得意，不免有些头脑发昏。别人每每恭维几句，他免不了吹嘘几句电报的功劳，一来二去，利富洋行私设电报的事就传到了那位新任苏松太道的耳朵里。
其实雷诺也不十分怕官府知道自己私建电报。反正线路已是既成事实，只消喂些银子，拿着英国的威名吓唬一番，那些胆小庸碌的中国官员谁还敢追究？
可惜他这一次如意算盘打错了。这一位太道，不是凡人，却是个晚清官场上出了名的辣手刺头、洋务派的山岳之镇——丁日昌。
丁日昌是个天生的耿直汉，眼睛里揉不得沙子。他20岁那年考中秀才，补了一个廪生。按照道理，廪生应该是由朝廷供养，可当地官员手握钱粮就是不发。丁日昌气急了，一个人跑到县衙门口击鼓大骂：“青天白日，饿死廪生！”直骂得县太爷缩在后堂不敢出来，其个性可想而知。
等到后来涉足官场，他作风不改，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上条陈整顿吏治。在安徽也上、在上海也上、在福建也上，汰虚去冗毫不手软，贪官污吏一个也不放过，搞得“官不聊生”，称得上是晚清官僚里少有的能员。以至于连慈禧太后都不得不感叹：“尔在江苏，官场虽恨你，然百姓却感激尔，我也知道。”据说丁日昌在福建去职以后，福建巡抚王凯泰有一次请假回籍，路上看到一个流氓端着一碗红糖水，故意等着人撞翻，然后强行讹诈。旁边一个老人摇头叹息：“若丁抚台在此，尔何敢如此！”
丁日昌为人正派，作风强硬，理所当然地招致了其他颟顸官员的排斥。那些官员面上不敢说什么，私下里都骂他是“丁鬼奴”。这个外号是有原因的，因为丁除了会内治以外，还熟悉洋务，跟江南造船厂等洋务企业渊源颇深，经常跟洋人打交道。恭亲王奕䜣就因为支持洋务，被人骂成是鬼子六，这次丁日昌更惨，连鬼子都算不上，只是一个鬼奴。
可惜这个外号完全名不副实——这个“丁鬼奴”非但不是洋鬼子的奴仆，恰好相反，他最擅长收拾洋鬼子，专克外国人。
他甫一就任苏松太道，就先干了件大事。当时太平天国已经灭亡，戈登率领的常胜军无所事事，在上海整天晃悠。朝廷怕尾大不掉，让他设法遣裁。丁日昌二话不说，捋起袖子就上，跟英国折冲几次，竟说服了英国人发出遣裁文书，调戈登回国。可裁撤在英国总领事巴夏礼这里碰了钉子。
巴夏礼是什么人？那是个头上长角、眼珠发蓝的狠角色，曾经一手策划了亚罗号事件，直接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他在通州代表英国跟清廷谈判，结果走到张家湾的时候，被逼急了的僧格林沁抓住当人质，利刃加颈依然谈笑风生。
这么一头约翰牛，哪里会把丁日昌放在眼里！下巴一抬，借口说根本没收到这种文书。丁日昌几次交涉未果，牛劲也上来了。他二话不说，立刻宣布裁遣文件失窃，英国领事馆需要戒严，把领事馆围了一个水泄不通。巴夏礼几次要出门都被挡了回来，最后他在领事馆困守数日，缺衣少食，不得以只好通知丁日昌，说那份文件找到了。丁日昌盯着他把字给签了，这才撤了围。
紧接着，新官上任三把火，丁日昌挟着压制巴夏礼的余勇，呼啦啦啦一口气全烧到了洋人头上。他先把本来驻扎城内的英国兵撵到了城外，然后巧使手段，要回了吴淞口的炮台控制权，还搂草打兔子，顺手撤销了会防营向英法兵支付的军费。最后丁日昌抓了100多个在上海胡作非为的英国流氓，公开示众羞辱一番，挨个儿踢回英吉利去也。
这场火烧连营的好戏演得干净利落，挑不出一点毛病，让英国人想抗议都没地儿诉苦。生生气得英国总领事巴夏礼吹胡子瞪眼睛，也徒叹奈何。
可见丁日昌有勇有谋，惯于用洋人的规矩压迫洋人，整了你还让你说不出话来。碰上这么一号内外通吃的强人，巴夏礼尚且走不过几回合，雷诺一介小小洋行的经理，下场可想而知。
丁日昌接到关于利富洋行私设电报的报告之后，起初勃然大怒，随即又冷静下来。这事儿虽然小，牵涉却大。就在前一年，上海刚刚设立了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就是会审公廨的前身——由中外互派官员共同审理华洋之间案件，这起案子不是他一个人能作得了主。
不过他对付洋人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巴夏礼都被气得吐血，你雷诺算哪根葱？
于是丁日昌不动声色，一边派心腹去搜集利富洋行的情报，一边让人给沿线当地农民制造舆论，说这电报线路吸人魂魄，破人风水，同时暗示他们如果出了什么事官府绝不追究。当地农民本来就对这些电线杆看不顺眼，只是出于对官府的敬畏不敢妄自生事，如今既然官老爷都发话了，那还有什么可怕的？
五月二十八日，群情激昂的农民兄弟们在策动之下，一夜之间就把227根铜线电杆——那时候老百姓尚不知电报之名，都称为“铜线”或者“电线”——拔得干干净净。连木杆带电线就地瓜分，各自扛回家去。效率之高，令人咋舌。
丁日昌冷笑，你雷诺不是想造成既成事实吗？那我就再给你“既成”一回！经商赢利我不行，暴力拆迁，嘿嘿，你不行。
如果只是单纯煽动农民掀杆拔线，那不过是莽夫所为。“丁鬼奴”不是义和团，暴力拆迁只是个前奏，他早埋下了一记极厉害的杀招，等着雷诺上门。
雷诺听说了电报线路被毁，大吃一惊，二话没说急忙去找英国领事麦华佗诉苦。他嘴还没张，麦华佗苦笑着拿出一封文书来，说人家丁日昌早就先一步把利富洋行给告了，告它未经核准，擅行兴造营建，要理事衙门介入审理。
理事衙门名义上是由上海道的官员担任主审，外国人担任陪审，实际情况恰好颠倒过来：只要是涉及到华洋争议的，都是外国人把持着大权。所以丁日昌特意致函负责理事衙门业务的麦华佗，要求开审此案。
雷诺拿着那封文书，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如果出面作无罪抗辩，必须得申明自己没建过这条线路，正中丁日昌下怀。你说没建是吧？好啊，那些农民也从来没拆过什么电报线，从法律角度来说，我们不能拆毁并不存在的设施。
如果不出面辩诉，那就是承认自己非法建线，这种官司就算打到女王面前也是输定了。千错万错，就错在自己谁也没告诉，到头来哪国法律也帮不上忙。
别说雷诺，就连麦华陀都没料到这位中国官员玩起西洋法律比伦敦的律师们还熟。
丁日昌随信送来的，还有一大堆证据，不过这些证据都是分开另外一个信封装的。麦华佗是个老油条，知道丁日昌的微妙暗示。若是真提起诉讼，你们稳输，只是诉讼旷日持久，两边面子都不好看；现在证据我给你了，却不附在起诉书里，意思是我也不想闹大，你知道理亏，把苦主压住，这事就当没发生过算了。
麦华佗这回知道为什么巴夏礼会败在这个中国官员的手里了。他赶走雷诺，回了一封公文给丁日昌，说利富洋行一贯奉公守法，贵府指责实无证据云云。丁日昌又回一封说经查川沙确无电杆，恐系误会，不予追究云云。两人官面上往返了几道文书，彼此心照不宣。
整个风波就此平息，各方皆大欢喜，只有雷诺一个人诉苦无门，饮恨回国。他本来进了一批新的电报线路材料，打算扩大规模，这回也全打了水漂，扔在库房无人问津。
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就此结束了它短暂的一生——它甚至还没满月。这一事件从此也让那些洋行商人们收敛了许多骄横之气，知道在中国到底还是不能太乱来的。
此事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洋人们见识到这位丁大人的手腕儿，纷纷诚惶诚恐跑来致意，顺便探探口风。丁日昌敏锐地洞察道“商者逐利”是天性，今天赶走了一个雷诺，明天可能还有另外几十个雷诺。电报是时代大势所趋，不能一味消极避让。唯有未雨绸缪，早作打算，才能给后人留出一片可争的余地。
丁日昌思忖再三，决定趁热打铁，跟各国领事和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作了一个约定，表示只要手续完备，可以有原则地允许他们设置埠内专线，但绝不允许他们把专线与国境外的国际电报海线相连接。这一招“以退为进”极见功力，洋人们本以为专线已不可得，惊见丁竟然法外开恩，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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