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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电的帝国-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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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电报海线相连接。这一招“以退为进”极见功力，洋人们本以为专线已不可得，惊见丁竟然法外开恩，欢喜还来不及，哪里还愿意去煞风景抗议“禁接海线”，赶紧没口子答应下来。
这是中国电报史上极关键的一个原则，后来多少纷争，都是由它而起，影响极为深远。
不过必须要指出的一点是，这一原则始自丁日昌，真正落实到法律上，却是在5年以后。
1870年的时候，英使威妥玛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希望英国大东电报公司铺设香港至广东、以及从广州经上海至天津设置海线。清廷就把丁日昌这件事拿出来作先例，只允许他们海线到岸，却不可另接旱线。
威妥玛跟雷诺是同胞，约翰牛都个性倔，非要拧着来不可，死活要把电线接上陆地，这个举动惹怒了广东的一群贾界好汉——七十二行。
广东七十二行虽不及广东十虎那么有名气，但可比十虎厉害多了。那时候广东商界虽然还没有商会之名，可各行业之间已经懂得抱团联合，逐渐形成了联盟商会，号称七十二行。七十二行在广东战绩彪炳，力拒过来广东筹饷的大学士刚毅，让他空手而回；搞过大游行吓得广州驻军不敢出营，甚至组织过万人集会，几乎把粤督岑春煊轰下岗。这份能量任谁都不敢小觑。
1905年的时候，这个商会联盟改了名字，就是赫赫有名的广州总商会。
1870年那会儿七十二行还没成规模，但气势已在。他们虽然都是商人，爱国之心却比官员强多了。他们觉得英国人这个举动太过嚣张，要求总理衙门抵制，总理衙门若是不抵制，就让商人们自行筹款组建公司，肥水总不能流去外人田里。
英国人一见情势不妙，就退让了一步，说香港到九龙我们来修，九龙到广州你们想修就修吧。不料电线铺到增城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谁煽动的，老百姓又不干了。他们也不管是华线还是洋线，一视同仁，统统砸光，最后这两截线路一段也没修完。
这次争端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份总理衙门和诸国公使签署的法律文件，把丁日昌的构想正式写入条款中去：“电报海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以分华洋旱线界限。”
后来发生的“大北公司海旱事件”证明，丁日昌的这一约定是极有远见的，此系后话，咱们后面会详细讲讲。
丁日昌在上海胜了洋人一阵，从此也对电报产生了兴趣。他本来就是洋务派的干将，对于西方新式发明颇为敏感，电报的种种好处也看在心里，格外留意。
到了1875年，丁日昌调任福建巡抚。他对于在上海的电报争端一直耿耿于怀，到了福建以后，他立刻从海外礼聘了专业技师，在福建船政学堂附设了电报学堂，培养相关技术人员。这是中国第一个培养电报专门人才的学校，虽然只是个非正式的训练班，但影响极大。第一所正式的电报学校——北洋电报学堂还要等到5年以后才在天津被盛宣怀设立起来。接下来，丁日昌要作的事情，让福建全省都为之震惊。
他打算着手建一条从福建到台湾的电报线。
丁日昌如此举动，是有深刻原因的。就在丁日昌就任的前一年，也就是1874年。日本政府通过《台湾番地处分要略》，派遣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舰队和3000打着探险队旗号的陆军于四月入侵台湾。因为消息辗转迟钝之故，等到清廷收到消息派林则徐的侄子沈葆桢赴台援救的时候，当地居民牡丹社酋长阿实禄父子已然战死，日本的龟山都督府都修了一半了。
后来日本考虑到时机尚未成熟，逼着清廷签订了一个《北京专条》，勒索了一笔银子，方始撤军。两年以后，丁日昌去台湾考察，想到这段往事，觉得台湾通信不便，消息滞后，容易贻误战机，于是又想到了电报这玩意。
为什么要说“又”呢？因为在他之前，一代名臣沈葆桢曾经申请在台湾设立电报局，李鸿章和奕䜣也十分赞同。本来两宫太后也都点头了，但因为朝廷里的顽固派反对，最后终于未能成事。反对派里最强硬的一个人是工科给事中陈彝，他写的奏折拿现在的眼光来看特别可爱，不妨录上一段如下：
“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海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不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籍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遵君亲上乎？”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上纲上线到忠孝的高度，沈葆桢也只得徒叹奈何。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朝廷内还在为电报争执不休的时候，福建又爆发了一起与这条电报线有关的弊案，这让本来就风雨飘摇的福台线雪上加霜。
沈葆桢刚刚上书奏请铺设福台电报线，各国就听到了风声，纷纷跑来福建游说。当时沈葆桢的计划是修一条连接台湾和大陆的线路，福州将是大陆侧的登陆口。丹麦大北公司事先疏通了闽浙总督李鹤年，予以其大笔贿赂。李鹤年就指使福州通商局草签了合同，把整个工程从水线到陆线全包给了这家公司，搞得舆论大哗。
沈葆桢得知以后，一怒之下告去了朝廷，说咱们刚跟洋人作了海陆约定，李鹤年这么干，不是等于自己扇自己耳光么？结果朝廷责成李鹤年立刻收回陆线，大北公司出了钱，也揪着他不放。李鹤年左右为难，忽然想到了丁日昌的那段往事，也如法炮制，煽动当地农民把电报线全拆干净，对朝廷有了交代。而大北公司方面，李鹤年在1876年2月25日派了唐廷枢去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合同取消，但是工程费用照付，足足付出了15万两白银之巨。败国之臣，无能竟至如斯！
同样是以百姓制夷，丁日昌就玩得高风亮节，而李鹤年则玩得无耻之尤，两下比较，高下立判。
经陈彝、李鹤年这么一闹腾，朝廷也没了兴趣，沈葆桢也只好死了心，福台线终究没有建成。那些回收的设备全都扔在库房里，无人问津。等到一年后丁日昌打算修台湾电报线，打开库房调拨这批物资时，惊讶地发现已经全部锈蚀无法使用了。
丁日昌一心要建台湾电报，但他深知沈葆桢失败的原因，所以上奏折的时候避而不谈福台，而是建议修一条台湾岛内电报线。这样顽固派就没了口实，他们对台湾蛮荒之地没兴趣；而洋务派也心满意足——只要岛内网络修完，等到时机成熟时徐图缓进，接一条海底电缆过去，就能与大陆连通。此所谓拆屋开窗之计，沈葆桢拆屋不成，丁日昌再开窗子就容易多了。几经折冲，于是朝廷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
丁日昌派了电报学堂学生苏汝灼、陈平国主持设计，武官沈国先负责施工，自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初十正式开始建设，到九月初五完工。一共设立了两条电线，一路是从台南府城出去，到安平镇海口；一路从台南府城到旗后，也就是今天的高雄，全长40多公里，共设了3个电报局，分别位于台南府城内右营埔、安平镇鲲身和旗后。
这是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施工并掌管的电报线，建成的地点不在大陆，却在台湾，不能不说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唯一可惜的是，受制于顽固派的阻力和财力的限制，当时尚不能把台湾与大陆以电报相连，丁日昌对此引以为憾。他的遗憾一直到10年以后，才被台湾巡抚刘铭传实现：在后者的筹划下，从福州川石岛铺了一条“闽台海缆”直通淡水，全长达433里，创下另外一个中国第一，从此台湾与大陆联系日益紧密起来。
这一条闽台电缆用得相当久，日据时期也用，二战时期也用，二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以后，还曾经用这条线与福建外海的川石岛电信局进行通讯，一直到1949年把它截断。后来加拿大出了一位台湾史的研究专家史康迪，他从1982年开始就试图找到这条电缆，走遍台海两岸，爬梳资料，一直到今天仍旧没有放弃，前后近30年，其中波折不可历数——不过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所以说丁日昌是中国电报第一人，实在是当之无愧。光他一个人就占了3项电报第一：第一个建设中国国产电报线、第一个设立电报学堂，还有就是“暴力拆迁”了中国第一条专用电报线路。
说句题外话，后来丁日昌升任江苏任巡抚以后，他的儿子丁惠衡因为斗殴惹出了人命关系，潜逃不归。新到任的两江总督奏请朝廷合议此案。后来这案子还没等最后了结，这位两江总督就被一个前捻军将领刺杀而死。一时凶手的动机众说纷纭，有说是兄弟恩怨，有说是湘军内讧，有说是谋逆倾轧，还有人就怀疑这次刺杀案是丁日昌主使的。后来这个主张被主审官郑敦谨驳回，因为丁日昌一贯行事端正，这次儿子出事，他大义灭亲，亲自押着儿子来自首，说他买凶杀人根本没有证据。
这位两江总督的名字大家也许都能猜出来了，没错，叫作马新贻；而那位刺杀他的人，叫做张汶祥，这件案子就是赫赫有名的清代四大奇案之一刺马案。
电报教父盛宣怀
丁日昌是中国电报第一人，这一点史无疑义。但他只是占得一个“先”字，若是要谈到对中国电报的影响，有一个人比丁日昌更为举足轻重，他就是盛宣怀。
整个中国早期电报发展事业，正是和这位有“中国商父”之称的官商一体的巨子共为一体，根本撕掳不开的。
每逢乱世，总有一批风云人物乘雷上天，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莫不如是。虽然清朝末年已经是满清皇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绝响和余音，但也还是出了不少响当当的人物。但说起洋务派，人们多想到的是清朝地方督抚大员，如李鸿章、张之洞等；说到官商，张謇和胡雪岩已经写进了历史课本，论起播乱天下的猛人，有袁世凯、张作霖这样的剽悍枭雄……专业做研究和文史爱好者姑且不论，起码对于现在的百姓大众来说，盛宣怀这个名字实在不够响亮和熟悉。
虽然掩盖在历史的尘埃中，盛宣怀却实在是清季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他是中国最著名的第一代资本家，也是晚清朝廷炙手可热的大员。论政治，他从招商局会办、总办，做到天津海关道、芦汉铁路督办、会办商约大臣、邮传部尚书，可谓位高权重。
论功业，他一手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轮船招商局、中国第一家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中国第一家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总公司、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条南北铁路干线京汉铁路，还创设了中国红十字会、张裕葡萄酒厂。
论事迹，他玩弄手段，气死了鼎鼎大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慈禧昏了头向“天下万国”宣战的时候，他频频通电、居中奔走，利用电报串联了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四大总督“东南互保”，撕下了羸弱的清朝中央政府最后一块遮羞布；他策划的“保路运动”，直接成了压垮清朝这头欲倒巨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李鸿章称赞他说：“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又说他“欲办大事，兼作高官”。死后，他被称为中国的“商父”、“官僚资本第一人”。这样一个在中国近代化的建设中打下深重烙印的人物，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如今却盛名不彰，实在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盛宣怀，字杏荪、幼勖，1844年11月4日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是家中长子。他的祖父盛隆举人出身，当过浙江海宁州知州；父亲盛康是进士出身，曾经做到湖北盐法武昌道，跟当时的天下第一抚臣、北洋领袖李鸿章私交很好。
同治五年（1866年），22岁的盛宣怀和二弟一同考中秀才，一向以诗书持家的盛家自然欢天喜地。但是志得意满的盛宣怀未曾想到，他的科举之路已经于此断绝了——之后盛宣怀曾三次参加乡试，皆不第，相反，考场之外的另一片天地等着他去开辟。
同治九年（1870年），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将盛宣怀招入幕府。一来是故人之子，二来沉稳务实的盛宣怀确有才干，因此深得李鸿章的欣赏器重。终李一生，都对这个小自己20多岁的子侄关爱备至、力加提携，因此还有传言说李鸿章收了盛宣怀当干儿子。不管此事是真是假，李鸿章一路的提拔关照，绝对是盛宣怀飞黄腾达，乃至跃上天下官商首领之位的最最重要的原因。
进入北洋系统之后，盛宣怀被李鸿章委任为派委行营内文案，兼任营务处会办，相当于李的机要秘书。在这个位置上，盛宣怀干得很出色，他的文笔既快且好，传说一日可达万言。人事也处得不错，和李鸿章麾下淮军大将郭松林、周盛传等人关系很好。一年多后，盛宣怀被保升知府，升道员，赏二品花翎顶戴，升迁的速度可以说是相当惊人了。
随着地位一步步地提高，盛宣怀在实业方面的干才也如锥处囊中，脱颖而出。同治十一年（1872年），他向李鸿章建议设立轮船招商局，以商贸航运来养北洋水师，这个意见被李鸿章欣然接受，当即任命盛宣怀总办此事。光绪元年（1875年）秋，转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会同湖广总督李翰章、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又委任盛宣怀督办开采湖北煤、铁矿务，仍兼理招商局。可以说，刚刚28岁的盛宣怀，已经成为晚清政坛的一颗政治新星和有分量的方面干员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盛宣怀把目光投向了正在欧洲和新大陆方兴未艾、蒸腾日上的电报事业。
世人皆知，洋务运动在清朝中央的倡导者是恭亲王奕䜣，而在地方官员的代表人物则是李鸿章。也正因此，行六的奕䜣被保守派骂作“鬼子六”，而行二的李鸿章，则被讥讽为“李二先生是汉奸”。不管是汉奸也罢，还是洋务领袖也罢，也不管是出自公心还是私意，李鸿章在发展“洋务”方面，的确还是不遗余力的。
光绪五年（1879年），李鸿章苦于发展洋务以自强并无头绪，于是招来已经被他倚为左膀右臂的盛宣怀进行商议。盛宣怀认为，要办洋务必须以兴办铁路、电报为先。但建设铁路在当时愚昧腐朽的政治环境下非常不易，可以稍缓，而兴办电报事业则应“急起图功”。不愧是在实业领域已浸淫多年的老手，一下子就抓住了交通和通讯这两个工业近代化的核心命题。
对此金玉良言，李鸿章深以为然，大悦之下，当即便欲按照轮船招商的成例，责成盛宣怀督办电报事业。殊不知，这一席对谈，却引出了盛宣怀和胡雪岩两位官商界大佬的世纪华丽对决。
说起盛宣怀和胡雪岩，实在也是宿命中的对手。这两位都是红顶商人，以官员之身担任企业老板，一脚踏在政坛，一脚踏在商界，又都对洋务和实业感兴趣。但是胡雪岩背后站的是以左宗棠为代表人物的楚军势力，盛宣怀依靠的却是李鸿章、淮军、北洋这三位一体的参天大树。在当时慈禧太后挑动地方督抚互相倾轧，以维持地方势力微妙平衡的大政治背景下，盛、胡两个人既是政敌，又是商业竞争者，简直就是天然的冤家对头了。
盛胡二人，一个被称为“商父”，一个被称为“商圣”，在性格上，两个人也正好是相映成趣。盛宣怀生平不苟言笑，严肃深沉；胡雪岩却是为人温和，善于倾听。平常我们说“瑜亮之争”，这两位之间的关系还真是与周瑜和诸葛亮相差仿佛。只可惜，胡雪岩虽然比盛宣怀年长20多岁，扮演的却是周瑜的角色。
这两位中国商业巨子的斗法以争设国内首条电报线路为发端，错综复杂，精彩好看，延续数年后，以胡雪岩的败亡而告终，电报在这出好戏当中，恰恰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
就在盛宣怀为李鸿章暗暗筹划，意图建立电报线路的时候，胡雪岩也向左宗棠提出了极其相似的提案。
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以军功起家，是清末继曾国藩之后最著名的大臣。他们的意见，甚至可以影响到清朝中枢的具体决策，可谓是地方督抚大员中数一数二的人物。但在政见上，李鸿章主和，左宗棠主战，再加上慈禧似有意若无意地搞政治平衡，故而两个人并不相得。
当时胡雪岩探知盛宣怀的举动后，抓住左宗棠正从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行走转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的良好时机，向左提出应该抢先设立电报，压一压李鸿章的风头。胡雪岩还进一步备细说明电报的政治、经济意义，认为如果开设电报，一定能形成源源不断的创收新途。
一可以做点实事开创财源，二可以顺便打击一下老对手，这样的好事哪个不肯做？左宗棠立刻具折上奏，备言设办电报、自强兴国之利，希望朝廷能允许他在两江境内架设电报线路，开展电报业务。
左宗棠的奏折内容，很快被李鸿章在内廷中的奥援李莲英传递给了李鸿章。李鸿章得信后自然是冲冲大怒，大骂左宗棠和胡雪岩想必也不在话下。被人抢了头功的盛宣怀也是一肚皮无名火，但他不愧是李鸿章的小管仲，冷静下来一想，便转怒为喜，并为李鸿章讲出一番道理来。
盛宣怀以为，左宗棠这次上书，表面上是先拔头筹，夺了李鸿章的面子。但实际上，当时不管是百姓还是官场，对于电报这种新发明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当时有不少王公大臣和各地督抚都认为电报将会“惊民扰众，变乱风俗”，特别是大清朝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更是对这种洋鬼子的玩意深恶痛绝。国人爱讲“利不百，不变法”，尤其在当时那昏庸愚昧、一潭死水的官场气氛中，敢为天下先的先驱往往变成先烈。左宗棠跳出来这么一大声疾呼，守旧派肯定会大加攻讦，短时间内必不能成事。
盛宣怀于是为李鸿章谋划：不妨就让左宗棠去当这个先锋，趟这摊混水，我们只管做好基础建设的准备。等到左宗棠和守旧派斗得两败俱伤、师老兵疲之际，我们再拿出更可行的方案收拾局面，前人种树，后人摘果，岂不快哉！
李鸿章是何等样人，在官场里摸爬滚打一辈子，已经老成了精的人物，听了盛宣怀有理有据的分析，自然连声称妙。于是便命盛宣怀暗中主持准备工作，并写下亲笔书信，吩咐盛宣怀执此信悄然奔赴上海，请李的老友、时任太古轮船公司总经理的郑观应共襄此事，一同筹划办理电报建设。
后来的事态发展，完全证明了盛宣怀的判断。左宗棠和反对派在朝堂之上各执一词，争执不下，而慈禧太后的心思当时正放在如何从日本手中夺回藩国琉球一事上，被这些人吵得烦了，索性各打五十大板，将电报一事搁置不议。左宗棠一场辛苦毫无所获，怏怏地奔赴两江上任。胡雪岩经此挫折，也只好偃旗息鼓，将精力转回他的老本行——钱庄和茶叶、蚕丝生意上去了。
而盛宣怀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先是邀请郑观应出山——这位曾写出惊世著作《盛世危言》的郑观应也是位大大的牛人，他的事迹容后再叙——北洋添一干才，盛宣怀得一强力臂助。接着购买电报器材，并在李鸿章的势力范围内，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之间架设了一条短途电报线进行试运营，这也是在中国大陆境内，由中国人正式设立的第一条电报线路。
在盛宣怀和郑观应的妥善安排下，这条线路铺设和运行的过程相当顺利。建设完毕后，李鸿章还动用他的影响力，邀请了光绪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奕譞等宗室、大臣来现场观看。这些人哪里见过这么“尔发彼得，倏忽而至”的通讯方式，不禁纷纷赞叹不已。李鸿章于是乘势上书，要求开设电报局和电报学堂，并保举盛宣怀为电报局总办。在李鸿章的强力推动下，此折很快被奏准。李鸿章和盛宣怀先抑后扬，谋定而后动，干净漂亮地赢得了“电报开设”这一战役的胜利。
左、胡两人得知此消息后，憾恨不已。但即便位高如左宗棠、老练如胡雪岩这个时候也没有意识到，盛宣怀入主电报局以后，将会给他们造成多么沉痛的打击。
话说胡雪岩和盛宣怀的斗争，可算是由来已久了。盛宣怀早年在主持轮船招商局时，就因胡雪岩的暗施手段而遭到弹劾，丢掉了督办之职。1878年盛宣怀到湖北勘查铁矿，开办荆门矿务总局，又遭到胡雪岩暗中诋毁，中途被调回京城。在这次创办电报局的交锋中，胡雪岩虽然败了一阵，但也让左宗棠利用手中权力为盛宣怀设置了重重障碍。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后，盛宣怀任总办，任命郑观应为会办，着手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等7处设分局，其他几处都很顺利，唯独架设长江电报支路的时候，却被左宗棠阻碍，没有获得批准。
积怨新仇加在一起，盛宣怀自然是对胡雪岩切齿痛恨，恨不得置其于死地了。再加上胡雪岩是左宗棠的财神爷，左的多项施政都靠着胡筹集粮饷、开辟财源才得以施行。李鸿章作为和左宗棠斗了一辈子的老对手，非常明白“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的道理。主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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