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电的帝国-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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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才得以施行。李鸿章作为和左宗棠斗了一辈子的老对手，非常明白“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的道理。主宾两人都觉咽不下这口气，跃跃欲试地想要找回这个场子。

在遏制了电报总局进军长江流域后，胡雪岩派人混进盛宣怀开办的电报学堂学习知识，基本弄清了架设电报的工作流程，还搞了几套密码出来。左宗棠随即上书朝廷，并获得独立建设长江电报支路的批准。

盛宣怀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约见了丹麦大北、英国大东两家公司的代表，并和他们私下达成密议，电报总局可以以3倍的价格买下这两家公司的电报线路和器材，条件是他们不准与胡雪岩进行任何交易。当时的中国国内根本没有生产这些东西的能力，只能靠从国外进口，胡雪岩无奈，只好不断提高收购价格。盛宣怀见此情况，又生一计。

经过反复谈判磋商，大北公司终于答应卖给胡雪岩一批电线和器材，但又拖了整整一个月才姗姗运到。心急火燎的胡雪岩立刻安排开始安装，但工程开始没多久，胡雪岩就发现这批器材的质量根本不过关，工程被迫立刻停工。

就在此时，李鸿章的折子已经递到了北京城，指责胡雪岩庸碌无能，徒糜国币，并强烈要求国内电报统一管理，长江支线应交由电报总局进行建设。在李鸿章的暗中策动下，许多大臣也纷纷上书，要求撤换胡雪岩。慈禧见群情汹汹，而且胡雪岩施政确有失当之处，于是应了李鸿章所请，左宗棠只好拱手把长江电线架设一事交给盛宣怀。

时间拿捏得如此准确，打击把握得如此狠辣，胡雪岩这时怎会还不明白？从一开始，他就掉进了盛宣怀设的局中。这一仗，又是盛宣怀胜了。

盛、胡两人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随后的两年里，虽然两人明面上没有大的冲突，但双方都攒着一股劲。在胡雪岩这方面，是敌人势大，不得不暂时避其锋芒；在盛宣怀，是在耐心地等待一个最佳的机会，准备一击决定最后的胜负。

这个机会，终于被盛宣怀等到了。

说道丝绣，江南从明代起就是全国四大产区之一，到了清朝，南京、苏州、杭州已形成全国生产中心，品种丰富，织造精美。胡雪岩利用左宗棠担任两江总督的便利条件，二十余年来努力经营，基本上已经垄断了蚕丝市场，别人很难插得进脚去。

1884年，中法战争开始，73岁的左宗棠奉召入京，复任军机大臣，主持对法战事。此时胡雪岩作为左宗棠的大管家，当然是殚精竭虑，搜刮各方面的财源来支持恩主了。而盛宣怀就是抓住了这个时机，挥舞着电报这一天下利器，在蚕丝这个胡雪岩的主场上给了他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击。

胡雪岩与左宗棠往来磋商，与各地分号联系收购事宜，在在都需通过方便快捷的电报。利用对电报的监控，胡雪岩买进卖出的情况被控制了电报网络的盛宣怀完全一手掌握。他频频发出电报，指挥属下对胡雪岩的蚕丝生意进行狙击，并利用私人关系致电各外国商行，请他们暂时不要购买胡雪岩的蚕丝。这些外国商行平素一贯是在胡雪岩的强势面前吃瘪的，这个时候当然热烈响应。这样一来，胡雪岩的大笔流动资金就积压在蚕丝上，再加上还要支持前线战事，财政状况顿时变得捉襟见肘起来。

恰好这个时候，胡雪岩向汇丰银行所借的一笔款项到期，需要偿还本息共80万两。这笔钱本不是胡雪岩私人所用，而是由他做中间人向外国银行所借，还款的时候也是由他出面为国家先行垫付，再由各地财政给他补上。若在平时，这80万两银子还不在胡雪岩眼里，随手就垫上了，但无奈此时青黄不接，他也只好眼巴巴地盼着上海的协饷能尽快到账了。

盛宣怀手握电报资源，对胡雪岩的财务状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他敏锐地意识到，最佳的时机已经到来，和这个老对手斗了近十年，这场战争已经到了最后一次进攻的时候了。于是他亲自来到上海，利用李鸿章的官威使上海道台邵友濂答应，将这笔协饷往后拖20天。

可怜胡雪岩这时还没有看出此事是盛宣怀在后面捣鬼，他左等上海协饷不来，右等还是不来，而这时候汇丰银行在盛宣怀的鼓动下，已经开始催逼债款了。无奈之下，胡雪岩只好从自己的私产阜康银行里抽出80万两，先还了汇丰银行。

通过电报，胡雪岩的每一次大笔调款活动都逃不过盛宣怀的眼睛。当胡雪岩支付完毕，阜康银行库内乏银之际，盛宣怀立刻发动了总攻。一方面，他托相熟豪绅大商到阜康银行提款挤兑；另一方面他又通过电报的传播力，以上海为中心，在各地散布“胡雪岩蚕丝生意大赔，阜康银行已面临倒闭”的谣言。一时间人心惶惶，取款的人踏破了阜康银行的门槛。

胡雪岩眼看挤兑风潮即将形成，急忙赶往上海坐催协饷，同时还向北京发电报，恳求坐镇军机的左宗棠援手相助。但邵友濂得到风声，已经躲了出去。而胡雪岩发出的求援电报，却被盛宣怀严令扣下，根本一个字都没有发出去，在北京忙于军务的左宗棠又怎可能知晓江南这边已经要翻天覆地？

此时挤兑风潮愈演愈烈，胡雪岩只好把自己的地契和房产都抵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熬过这一难关。无奈大势已成，无力回天，一代商圣胡雪岩，此时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赖以起家的阜康银行轰然倒闭。胡雪岩这时才得知，幕后的黑手竟然又是那个盛宣怀，狂怒之下，呕血升余，昏了过去。

第二年，忧愤中的胡雪岩病死。年迈的左宗棠眼见自己失势，北洋的气焰大张，不堪打击，也在同年逝世。

到了20世纪70年代，3位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尔洛夫和迈克尔·斯彭斯提出了“信息不对称”理论。这一理论明确指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这一理论为股市升降、商品销售等很多市场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很快成为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

盛宣怀打赢胡雪岩的这最终一战，非常完美地诠释了信息不对称理论。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胜负的战争。撇开盛、胡二人道义上的孰是孰非先不讨论，单从对时局的把握和对通讯技术的利用上来讲，事态的整个发展走向基本完全按照盛宣怀的设想进行，几乎每一次打击都落在了胡雪岩的七寸上，可以算得上是完胜了。

在这场以“天下第一官商”的头衔为奖品的战斗中，盛宣怀始终牢牢握紧了电报这个最有力的武器，利用垄断资源精确地掌握对手的情况，贯彻实施自己的意图，判断出手的时机和力度，还扼制了对手的信息传递，一鼓而下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虽然作为一名旧时代的官僚加商人，盛宣怀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水平来总结出自己这一胜利的意义和理论基础，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他却凭着商人的本能，将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这一战，也就随之隐隐有着20世纪现代信息化商战的神韵了。

介绍完了盛宣怀和胡雪岩围绕着电报展开的这一场龙争虎斗，我们掉回头来重新梳理一下盛宣怀在电报事业中的助力和重要地位。

话说从头，盛宣怀当年挫败胡雪岩染指电报事业的意图，并得到清廷的允许后，开始着手建立电报总局，并拟定《开办自津至沪设立陆线电线大略章程二十条》，委托大北电报公司向国外订购电信器材，为建设津沪电报线路作准备。光绪七年（1881年）冬，津沪陆线竣工，李鸿章奏派盛宣怀为天津电报总局总办，并任郑观应为电报上海分局总办。

一开始的时候，电报总局是“官本官办”，也就是说，是绝对的国资企业。但盛宣怀认为这样发展下去，对电报事业弊大于利。在津沪陆线竣工之后，他向李鸿章申请，将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照轮船招商局办法招集商股。对于李鸿章的质疑，盛宣怀认为“中国兴造电线，固以传递军报为第一要务，而其本则尤在厚利商民，力图久计”。意思是说电报虽然有传递军事情报和政府命令的重要职能，然而它毕竟是商业化的产物，为了这项事业的长远发展，还是应该放到市场上去，让商人来管理和经营。应该说，盛宣怀的判断是准确的，也是超前于那个时代的。

为了规范经营，也为了打消李鸿章的疑虑，盛宣怀还亲自拟出了《电报局招商章程》，后增为《详定大略章程二十条》，上呈于李鸿章，其中就电报局已存的官股与商股的关系、国家的利益作了详实可行的说明，最后强调电报局内部的管理一律按商业原则，政府不得干预，并且提出除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衙门、各国出使大臣所寄洋务军务电信，区别对待地记帐结总作为归还官款外，其他所有各省官府电信一律收取现金，并要先付钱后发电。其他的关于各局用人、洋员的使用和严格要求、巡警沿途保护电杆电线的制度、电码的规格和使用法等等，盛宣怀都作了周密的规定和安排。至此，李鸿章终于对电报总局的改制完全放心，痛快地批准了盛宣怀的建议。

在建立电报总局的同时，盛宣怀还在天津开办电报学堂，聘请丹麦人博尔森和克利钦生为教师。一开始的时候，电报学堂是由电报总局这个企业负担其费用的。为了提高学堂的政治地位，鼓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盛宣怀提议学堂应由朝廷的名义开办，由朝廷提供办学经费。他对李鸿章说：“学生俟到局派事之后，薪水由本局开支，所有设立学堂经费系为国家造人才起见，应在军饷内开支，免在商本内归还”，也得到了李鸿章的首肯。这一举措，变电报学堂的性质由原来的民办为官办、私设为正式，吸引了更多的好苗子前来进修。后来，电报学堂还在上海等地开枝散叶，着实培养出了一批人才，比如曾设计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的广州起义烈士陆皓东、民国驻英公使刘玉麟都是从电报学堂毕业的。

1881年，盛宣怀家中有事，请假回南方。恰巧此时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政府命在籍守制的李鸿章赴天津部署军事，李鸿章也急招盛宣怀销假回津。由于牵涉到中日两国在朝鲜利权的争夺，各国对此事都很关注。壬午兵变期间，由于现有的通讯方式效率太低，英、法、德、美各国纷纷要求清廷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还要求添设由上海至广东各口及宁波、福州、厦门、汕头的海线。

盛宣怀作为民族企业家的精明和立场在这个时候显露出来了，他与李鸿章商议，认为外资进入电报业绝非好事，并向李建议，要求“劝谕华商自设以争先”。李鸿章答应了他的要求，派盛宣怀至上海总揽此事。在盛宣怀的主持下，1882年建成苏、浙、闽、粤等省陆线；1883年从左宗棠手中夺了长江线；1884～1885年因海防吃紧，为战事赶设了济南至烟台线，随后添至威海、刘公岛等地方；1887年因郑州黄河决口需要“筹办工赈事宜”，由济宁设线至开封；1888年由江西九江设起到赣州以达瘐岭入南雄与广东官线相接；1889年因东三省边防需要，由奉天加接吉林至珲春陆线；1890年，“因襄樊地方为入京数省通衢，楚北门户边境要冲”，所以从沙市设线起以达襄阳；1893年又由襄阳加铺至老河口；1895年由西安起设电线与老河口相接；1896年设线武昌至长沙，1898年又由长沙设至湘潭、萍乡等地……除了以上这一系列干线的敷设外，盛宣怀还主持设立了许多电报支线。

盛宣怀身为天下豪商，眼光独到，也因此始终对电报有一份特殊的关爱。1883年前后，盛宣怀兼任金州矿务局总督办，负责对辽宁金州铁矿的勘探和开采。但金州的矿务工作进展缓慢，难以短期投入生产，正巧在此时，闽、粤两省电线铺设费用告急，面临停工的危险，盛宣怀当即决定，将“暂挪金州矿款十余万金以济急需”，把金州矿务局的款项挪到电报线路建设上去了。这件事被查出后，清廷认为盛宣怀“办理含混，铺张失实”，差点被降职调用，幸好左宗棠虽然和李鸿章不对付，但也知道盛宣怀是个难得的洋务人才，上疏为他开脱。再加上负责调查此事的曾国藩之弟曾国荃认为“挪矿股归入电股，皆据一再禀详，移缓就急，亦尚非有意含混。且苏、浙、闽电线之成，皆得该道移矿就电之力，于军务裨益犹大”，不但无过，而且有功。因此盛宣怀降二级留任，没有被调职。

也幸亏如此，否则如果盛宣怀从电报局总办的位置上被调离，在接下来中国和大东、大北公司的交锋中，能不能像历史上一样大胜，就很难说了。

“暗渡陈仓”与“定军山”——大北公司海旱事件

故事跳回到同治四年，1865年。前面已经说了，利富洋行私设电报线路不成，被丁日昌整得灰头土脸，吃尽了哑巴亏，策划者雷诺黯然回国。雷诺当初还曾经进了一批电报线材料，这回全砸在了洋行手里，成了鸡肋。东西是好东西，也挺值钱，就是没人买。就算有人想买，光运输费也喝一壶的。这些东西只好存在上海码头的货栈里，空使蒙尘。

而丁日昌借着这个案例，跟诸国公使作了一个约定：你想设置专线，好商量，在海里随便你怎么扑腾，但就是不准你把线接上岸来。这个旱线约定后来在同治九年也就是1870年正式形成了法规。这些前面都已经说过了。

1867年，美国旗昌洋行想起了这档子事，就把利富洋行的那些压货低价买了下来。他们这一次循正规途径申请，事先报备架设地点是从虹口区到法租借金利源码头，全长4公里，大部分在租界范围内。这条线不外接海线，只是一个封闭的专用回路，没有违反约定，遂被默许。

洋人惯会得陇望蜀，这个口子一开，就再也合不上了。借着旗昌洋行专线的东风，上海的洋行纷纷也申请架设，逐渐形成了一个租界内的小小网络。这个网络已经相当成熟，只消从外面接一根线进来，整个上海租界就立刻能与世界电报接轨。世界，真的变得触手可及。

但因为有丁日昌这尊大神镇在那里，洋鬼子们谁也不敢造次，这层窗户纸一直到了三年以后才被捅破。

1871年，在洋行们的策动之下，由英、俄、丹麦政府背后推手，丹麦大北电信公司出面操作，搞了一个宏大的计划。

这个丹麦大北公司（Great　Northern　Telegraph　Co）是由丹挪英电报公司、丹俄电报公司和挪英电报公司在1869年合并而成，总部设在哥本哈根，主要经营陆地和海底电缆业务。这家公司的背后支持者是俄国沙皇本人，财力和政治影响力都十分强大。

大北公司和英国的大东公司早有约定：大北公司不得涉及香港以南，大东公司不得涉及上海以北，沪港两地之间则是利益均摊，各行其是，这是为了照顾英、俄两国的利益。大家应该还记得，恰好就在前一年，大东公司计划修的港粤线被广州七十二行搅黄了，还把“海线禁止上陆”的约定变成了一纸条文。

这一回大北公司见大东受挫，认为这是个机会，趁机提出一个宏大的计划，要抢占沪港之间的大片市场。

他们的计划是拉出一南一北两条海线，南线从香港、厦门接到上海，从而与新加坡和槟榔屿的电报网络相通，抵达欧洲；北线则是从海参崴接到上海，以和俄罗斯建立起联系——还有一条连接到日本长崎的支线——南北两线在上海吴淞口外合二为一，形成一个香港、海参崴和上海的电报三角形。

要说这计划还是相当有魄力的，整个新增电缆的长度高达2237海里。这两条线如果建成了，就等于把中国纳入了世界电报网络，免去长途书信往来之苦。客观上是好事——但其主使者的用意不言自明。

可是它却欠缺临门一脚，上海方面可从来没说过允许这玩意接进来。大北公司有点雷诺的脾气，喜欢造个既成事实。他们先一口气把外接海缆铺完了——反正公海你管不着，至于近海，当时的清朝官员觉得只要不经陆地就对中国主权无损——然后一手掐着一个线头找上海的官员来申请登陆。

丁日昌当时适逢母亲丁忧，在家守孝不能理事。上海道的官员虽然对于洋人在海面上的工程无可奈何，却坚决拒绝电报线上岸，并援引丁日昌当日立下的约定，让前来抗议的洋人哑口无言。

饶是百般交涉，中国人就是咬着死理不松口，这可苦了投资方。

当时的海底电缆外面包裹的是英国人发明的钢丝铠装，可以有效地杜绝海水腐蚀，就是成本奇高。只能是通过政府投资或者公司联营，靠私人是绝对负担不起的。大东公司在这之前也接了一条从香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接到上海的电报线，但在吴淞口被堵住死活上不了岸，让它的母公司英商东方电报损失不小。

大北公司这条海线若是上不了吴淞口的岸，就等于完全作废，重蹈大东公司的复辙。眼见铺了2000多海里的海底电缆真要打了水漂，出钱的和干活的都急红了眼。最后英国、俄罗斯、丹麦三国的臭皮匠凑到一起，真给他们想出一个气死诸葛亮的计策。这次又是大北公司出的主意，这主意也不新鲜，叫做暗渡陈仓。

大北公司先跟租界工部局申请修一条租界专线，而且完全按照欧洲标准，不用现成的5。49米电线杆，而是自己架设4。88米的新电报杆，打好前期埋伏。然后他们把海线接到吴淞口外大戢山岛，设置了一个电报房，一来迷惑清廷，二来作为中转站。

当这一切工作都准备就绪以后，大北把几条工程船伪装成趸船，白天停泊在出海口，夜里抓紧施工，偷偷把海线引入长江，顺着黄埔江直接架进上海水域，在张华浜对岸的浦东红庙设置了第二个电报房，并于1871年6月3日正式开始通报。

清朝官员不是傻子，南洋大臣李宗羲派人来责问，洋人们振振有词：我们没违反终端上陆的规定啊，你看这线还在水里泡着呢，还算海线！中方官员心想，别扯淡了，这江南水系都是纵横相连，要按你们那标准见水就算，电报线能一口气修进阳澄湖去，以后我们大闸蟹还吃不吃了？

但人家字面上又确实挑不出什么毛病，两边争吵了许久也没个结果。李宗羲觉得中国权威实在不够，就找英美两国斡旋。可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胳膊肘朝欧洲拐，乐见丹麦人敢为天下先，都肯出力气。

既成事实一经造成，再加上各国政府压力，官司打到公审公廨也没个结果。后来到了1873年，大北公司借口海线经常被过往船只碰断，公然又架设了一条16公里长的旱线，从张华浜接到了外滩南京路12号，设立了一个电报房。从此上海租界与外界正式建立了电报联通。

当时担任上海道沈秉成是个文人，金石书法他很精通，折樽冲俎却非其所长。他听说丹麦人蹬鼻子上脸，居然连电报房都建起来了，十分生气，立刻把英国领事麦华佗与美国领事西华找来，要求他们给丹麦人施压。两国领事还是装聋作哑，不肯帮忙。沈秉成没办法，只能直接去与丹麦交涉，可没想到丹麦人玩了一手空城计，说丹麦公使回国叙职，没人能作主，这一空，就从19873年10月“空”到了1874年10月，整整一年！

在这一年里，丹麦的电报房运转正常，已经成为了一个既成事实。弱国无外交，沈秉成无可奈何，至此已经无法管束制约。这个电报房后来搬到了中山东一路7号，那栋建筑就是如今外滩上的盘古银行大楼。

从此以后，洋商们可方便多了。利用这条电报线，欧洲人只要拍一个电报，就能在六个星期后接到本国的订货单，效率比邮船快得多。

清廷从中唯一得到的好处，就是凡经大北公司线路传递的政府公文、外交文书等等，全都予以免费。那会儿电报费用很贵，这项免费倒着实能省下一笔银子，但跟中国的损失相比，还是不成比例。

有人说倘若丁公在的话，不会让丹麦人如此嚣张。其实纵然丁日昌有通天的本事，也未免能奏功。因为这一回不比寻常，是列强政府在背后撑腰。民间纠纷，尚有法律可依，政府若是耍起流氓，可不是个人可以解决的。

自从大北公司开了这个不好的先例以后，大东公司和其他列强公司也纷纷开始效仿。一晃数十年过去，大北公司在厦门如法炮制，从香港－上海线接出一条支路旱线。紧接着大东公司也在香港和上海之间设置专线，顺便打算福州也一并捎上，一口气与印度连通。其他各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一涌而上，无不私接回路，暗上旱线。

南北二线的开通让大北公司财源滚滚，独享垄断之暴利。到了光绪八年（1882年），英、法、德、美四大强国坐不住了，希望利益均沾，联袂要求在上海成立万国电报公司，打算从上海拉海线到山头、宁波、温州等沿海各地区。李鸿章为了换取大北公司对中国电报业的基建支持，把沿海二十年的海线专利都转让了大北公司，所以回绝了这个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