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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震撼 --南越王墓发现之谜 岳南-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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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织造的丝、麻原料，可能属于本地自产，尤其是比较粗糙的麻布，产于南越国境内的可能性较大。除织物外，在西耳室中还出土一筒丝绵，证明当时的工匠已知利用埠丝后的碎乱蚕丝制绵，同时也说明南越国很可能有缥丝工匠及作坊，如此才能将缴丝后的碎丝集中并加以梳理、打制成绵。
汉代是中国纺织工业大发展的时代，从纺织原料的练制、缀丝并捻，以至平纹织作、提花、染色、徐层、定型整理等各种工艺技术来看，都已发展到空前的高度。在织作机器方面，出现了生产率较高的斜织机、多综多摄纹织机，并诞生了提花机的雏形。因此，汉代能够生产多种多样的织物，从一般的绢类平纹组织到高级的菱纹罗、绒圈锦均能织造。在染色方面，以朱砂涂染的织物色泽鲜艳，经久不变，故颇为流行，而且成为贵重的织物。上述汉代常见的织物，如绢、纱、绮、锦、纹罗，及编织物“组”，在象岗古墓中均有出土，连工艺颇为复杂的绒圈锦也有发现。这些织物的制作，除一般织机外，还需要有提花装置。从这些织物的工艺来看，与中原所出织物十分相似，但史籍中没有汉廷向南越国赐丝帛的记载，仅《汉书·南粤传》有汉文帝赐衣“百褚”一句，面象岗古墓中出土织物不仅品种多而且数量大，以绢作各式器皿的包装，其耗费尤为惊人，简直已经有视绢帛如草筒的气势。就南越国而言，如果当时没有自己的织造业，如此大量用绢是难以想象的。由此推测，当时南越国至少已经有了官营的织物制作作坊。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土丝织品最多的西耳室中发现了两件青铜印花凸版，其纹样与长沙马王堆一号墓的金银色印花纱相似，尺寸稍大。这套印版的发现，说明南越国宫廷作坊中已有印花工艺，墓中的印花纱应是当地印染的。
象岗古墓出土织物的原料、色泽、图案、工艺等，有很大一部分与中国同期织物十分相似，它们有可能是汉王朝赐给南越国的礼品。但是，也有一些织物，如超细绢、黑油绢、云母研光绢、绣纱等，尚未见于其他地区，故此也不能排除这一部分织物是在当地制作的可能。从墓中用绢数量之大、耗费之多来看，如果没有当地的织作，如此糜费滥用是不可思议的。《汉书·地理志》也曾说，岭南南端海南居民亦“桑蚕织绩”，而且是苎麻的产地之一。由此看来，汉代南越国完全有可能拥有自己的织造作坊。如果这个推断成立，对于研究汉代岭南的手工业经济，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又一个重要信息
在西耳室众多的青铜器之中，除鼎、钟、提筒等器物外，还发现了11件青铜制成的匝，其中有2件较大。匝通体呈方形，直口，小平底，中间窄两头宽，底部平坦，体通长27厘米、宽24厘米、高11；5厘米。出土时两匝重叠套放，中间填以纤维质的衬垫物，表面有丝绢及竹筒残片。两匝的衬垫物色泽微黄，质地细密，极薄，成片状并带有铜锈绿斑，部分碎片卷曲折叠，发现时，考古人员惟恐弄坏而没有展开。从外形上看，各碎片厚薄不均，较厚的为多层叠压所形成。面对这些形状特别的碎片，现场的考古人员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纸，如果真的是纸，那就是一个重要发现。为此，发掘队决定将少量样品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通过文物专家顾铁符鉴别，并转交中国社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吉星作技术鉴别。潘吉星受领任务后，先用4…倍放大镜对其表面结构作了观察记录，而后亲赴广州了解样品出土的具体情况，并以和先前同样的方法对纸状物作了现场观察。观察结果表明，纸状物的基本成分是排列方向不规则的纤维，绝大部分纤维处于分散状态，但纤维分布不甚均匀，各处疏密不等，因而厚度不一。从表面上看，纤维上有铜锈绿斑，各碎片均呈灰黄色，而厚的碎片由若干层压叠面成。同时在纸状物碎片上，还可看到少数未松解的小股绳头或线头。播吉星将纸状物样品与已知植物纤维，在放大镜下作对比观察，发现测试的出土物样品与已知植物纤维纸在表面纤维分布和交结方面有同样的物理结构。当他把测试样品与已知植物纤维纸同在显微镜下分析对比时，所得结果与低倍放大镜下的观察结果相同。这个结果表明，出土的纸状物测试样品表面由分散的纤维构成，它们按不规则的方式和方向作密集的交织，其表面物理结构与纸完全一致。这一点，在高倍显微镜下所看到的情景更为清晰：遗憾的是，由于象岗古墓室内曾长期为地下水所浸泡，墓内壁上仍可见有明显的水线，墓内铜器、丝麻织物、玉衣和玻璃等，都因地卜水的长期浸泡而遭腐蚀和破坏，因而使潘吉星难以判断纸状出土物植物纤维细胞的微细结构，也无法测量其单个纤维的长宽度：：尽管后来播吉星还一度动用电子显微镜，但仍没有找到有效方法和手段具体判断样品中的纤维属于植物纤维中的哪个种类，只有那线分散的纤维交织在一起的未松解的小股绳头或线头，可判断为麻纤维。这是惟一可辨别出的一种纤维种类。
不过潘吉星对样品纤维的宏观结构，在放大镜和显微镜下，甚至通过用肉眼观察，仍作出了如下技术判断：（1）样品不是任何纤维的纺织品，因其表面没有纺织品所特有的成股纤维之纵横交织的规则经纬纹，而同墓出土的丝绢和麻布虽已腐烂，却仍明显可见其成股纤维的规则经纬交织；（2）样品的植物纤维是分散的纤维，作密集的不规则交织，不见有同向排列现象。通过高倍显微镜分析可以初步判断，样品中的植物纤维不是单纯一种，而是由一种以上的植物纤维组成，或者是以某一种植物纤维为主，而杂以别的植物纤维。
既然样品为纤维组成，又排除其为纺织物，那么，按照潘吉星的推断，样品的属性只有两种可能：它或者是纤维堆积物，或者是纸。但就潘吉星在象岗古墓所看到的纤维堆积物而言，它与纸状物同出于西耳室内，不过纤维堆积物放在平板玻璃铜牌饰上，而不是与铜匝在一起。通过对这些纤维堆积物的标本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发现纤维堆积物是丝绢残迹和动物质毛类，较厚，多作单向排列，没有层次，与纸状物样品呈现分散的纤维有明显不同之处。除此之外，潘吉星还在该墓内看到堆放在一起的粗麻绳，这些麻绳虽已被水泡烂，仍可见其明显的绳纹，而不是分散的麻纤维，与同墓内的纸状物也不相同。由此可见，象岗古墓出土的纸状物由植物分散的纤维组成，作密集的不规则异向排列交织，有若干层叠压在一起，可逐步逐层揭开。它既非纺织品，亦非纤维堆积物或仟何其他自然纤维构成物，但却与纸的表面有同样的纤维物理结构。因此，潘吉星把它判断为早期的植物纤维纸。这类纸与1957年西安溺桥出土的西汉纸有不少相同处，属于同一个技术等级。
根据文献记载，中国造纸是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由中常侍蔡伦发明，这个说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学界所公认。但是，到1957年时，考古学家在陕酉酉安骊桥的一座古墓里发现了西汉古纸，其制造时间比蔡伦造纸说提前了100多年，这说明纸的出现应在东汉之前就已存在。1974年在甘肃居延也发掘出西汉时代的麻纸，1978年在陕西扶风县太白乡又发现西汉古纸。这些考古发掘中发现西汉时代的纸，证明了蔡伦的发明是在这些早期纸的基础上所创造出来的。据专家考证，中国南方虽然至少在晋代已经能造纸，但与中国南方毗邻的林邑、交趾（越南）、真腊等地，_直至宋、元、明时代尚不会制纸。而东南亚的李泥、爪哇、满刺加到郑和时代尚不用纸。由此可见，中国纸是沿陆路而非海路传到印度去的。至于造纸法何时传人印度，学界尚有争论。但巧世纪郑和下西洋时，随行的马欢在榜葛刺（孟加拉）已经看到当地用树皮制成的白纸，光滑细腻，“如鹿皮一般了”。
溺桥纸出土于西北，象岗纸发掘于岭南，两者类似，又属一个时期‘，因保存条件不同，象岗纸受到地下水的长期浸泡而使强度大减，纤维细胞组织遭到破坏，但它与镶桥纸一样不容置疑。浓桥纸和象岗纸同属汉武帝时期，它们有可能是各自独立发明的，也可能是通过技术传递，一方受另一方的影响而完成的。到底哪一种更具历史的真实，这除了需要对它们继续进行技术分析以外，当然还要了解汉武帝在位前后中央政权与南越赵氏地方政权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当时的南北经济与文化交流情况，才能予以辨明。
就在象岗纸出土不久，考古人员又在一件铜伞柄饰旁和一个铜压之内，先后发现了两枚上有“帝印”字样的封泥。这两枚封泥的出土，再次为考古人员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帝印”当指皇帝之印，这种直书“帝印”的封泥，在此之前的中国考古史上从未发现过。按常规推断，封泥是缄封随葬品的信物，此墓中发现“帝印”的缄封，说明墓中的主人曾僧号称帝，而部分随葬品也是这位称帝的墓主生前亲自缄封的。那么，这位潜号称帝的人到底是赵佗还是赵昧呢？
第五章
秦汉兴替
秦朝暴政，黔首饮泣。始皇帝死，胡亥登基。焚书坑儒灰未冷，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秦大军出四方，各路豪杰竞逐鹿。刘、项结盟与分裂，楚河汉界响虞鼓。四面楚歌动坟下，大汉一统，刘邦称霸主……
平地起惊雷
就在秦王朝统一天下，安定四方，消除各种威胁力量的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如，放弃了国家的授田制，通过“使黔首自实田”的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而后在较短的时间内采取了统一文字的措施，对汉字的演变及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除此之外，在一系列拓边政策全面胜利后确立的王朝版图，又为历代王朝的疆域奠定r基础。其所建立的统一的封建专制集权制度，成为以后历代封建统治机构的基本形式。
当然，秦始皇在创造辉煌伟业的同时，其残酷的暴政也为秦的灭亡埋下了伏笔。在秦始皇统一后的短短十几年内，他不惜一切代价大肆征发兵役摇役，北伐匈奴，筑长城；南平百越，戍五岭；修哪山陵，建阿房宫；开“直道”，从咸阳经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修“驰道”，以咸阳为中心通往全国各地，东穷燕齐，南极吴楚；周边卫戍，潜粮转运。据后来的研究者估计，这个时期所动用的民力总计不下三百万人次，约占当时全国总人（约为二千万）的百分之十五以上，真可谓征发如雨，役比溪涧。从一个方面来看，这些举措虽不乏利国利民的国防性建设，但秦始皇不顾统一后百姓民力疲惫，物资匾乏等现实，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从而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农民的“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三十倍于古”，可见秦王朝对人民的压榨已到了异常残酷的程度。秦律曾明文规定，每个男子在满15岁时“傅籍，’，以备官府指派兵差与劳役，从此，直到满60岁时才能“免老”，即解除承担的摇役、兵役。摇役、兵役之多之繁，为历代王朝所罕见、〕如“北筑长城四i一余万，南戍五岭五十余万，阿房骊山七十余万”，这种大肆征伐的结果直接造成了“丁男被甲，丁女运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的惨象。秦法的日益繁苛，用刑严酷，使天下百姓因触法收监的人数越来越多。就秦国而言，早在商鞍变法以后，秦法就以酷烈昭著于世，法律条文繁密如茶。商鞍还首创了“什伍连坐”之律，即一人犯法，举家连坐，邻里蒙难。从1975年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来看，秦法之烈，中外罕见。如有律文规定：“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止，有（又）默以为城旦。”就是说，如果有五人共同行盗，赃物超过一钱，就要断去左脚，并在脸上刺字，判为城旦（刑罚名，刑期四年）。甚至有人偷摘别人的桑叶，赃物不到一钱，也要被罚服摇役三十天。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更是过分迷信法律的作用，“事皆决于法”，并“专任狱吏”，把战国时期法家学派主张的法治思想推向极端，其苛法有增无减，族诛连坐，使人民稍有反抗，即遭残酷镇压，有时甚至清白之室也闭户受祸。在这种情况下，蒙冤定罪的囚犯多得数不胜数，走在大街上的行人有一半穿着罪人的囚衣，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本来，秦王朝建立后，曾饱受战乱之苦，热切渴望统一的广大人民，对秦朝抱有很高的期望，正所谓“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只要秦朝统治者略加安抚，则天下不难出现升平的景象。但秦朝统治者恰恰相反，滥用民力，施行苛政，终于成为逆历史潮流的反动势力。
既然一个王朝的统治者已成为广大民众的对立面，那么这样的残暴统治就自然会激起人民的反抗。早在秦王朝建立的初期，就出现了如英布、彭越等所谓的“群盗”，并敢于与前来镇压的秦军对抗。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民众也开始或明或暗地以各种方式开始反抗。历史上曾流传着这样一个奇特的故事：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忽有一块大陨石坠落在东郡（今河南淮阳县西南）。有人因痛恨秦始皇专横跋息，穷奢极欲，给天下百姓带来无尽苦难，就借此机会偷偷在这块大陨石上刻了七个大字：“始皇帝死而地分。”此事一出，很快在百姓间传开，人们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争相目睹这块“神石”的风采。东郡郡守得知此事，不得不立即呈报朝廷，秦始皇闻奏大怒道：“什么奇石怪石神石，定是那里的黔首刁民诅咒联，故意在石上刻字。”于是下令御史前往东郡严加查办，因当地无人承认在石上刻字，秦始皇索性发一道命令，将那陨石附近的人全部抓起来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杀掉，然后又派官兵将那颗大陨石扔到火中焚毁。
秦始皇这样做的结果，未能镇压住人民的反抗，反而更加激怒了广大民众。就在这一年秋天，又出现了一件奇事：秦始皇的一位使臣从关东来，经过华阴，出平舒道（今陕西省华阴县附近），忽有一人上前说道：“今年祖龙死。”使臣感到莫名其妙，再想细问，那人已钻人了道边的树林不见踪影。使臣在回都城咸阳的路上反复琢磨这句话，并渐有所悟。原来“祖”字应作始字解，“龙”为君象，那么“今年祖龙死”的寓意应是“今年始皇帝死”。看来这又是百姓们对秦始皇帝的诅咒。
面对人心思变的局面，秦始皇仍不知反省，依然我行我素，推行他的暴虐政策，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种残酷的制度没有推行多久，他自己就命赴黄泉了。
史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带着左承相李斯和小儿子胡亥，在近侍中车府令赵高等臣僚、太监的簇拥下，开始了第五次、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巡、
大队人马伴着初升的旭日从都城咸阳起程。在和风丽日下出武关，过丹汉两水域，沿长江东下分别到达虎丘山和会稽岭。秦始皇在会稽岭祭奠大禹，刻石颂功，并针对东南地区存在的氏族社会婚姻习俗和男女淫乱的现状，提出了“要大治灌俗，天下承教化之风，使民俗清廉”的新型封建思想，并刻石宣示，以醒时势臣民。
离开会稽岭，秦始皇率队沿水路到达琅邪。在方士徐福的诱说下，秦始皇亲率弩手进人东海寻找蛟鱼作战，将一条巨鳞可辨、若沉若浮的大鱼用连弩射死。
当秦始皇满怀胜利的喜悦，在琅邪台饮酒作歌人东海时，忽感身体不适，只好下诏西还。当车驾到达平原津时，秦始皇竟一病不起。左承相李斯见状，急令车驾速返咸阳。
时值盛夏，如火的烈日灼烤着这支车队，大路上弥漫升腾着黑黄色烟尘。李斯、胡亥心急如焚，秦始皇痛苦不堪，不时发出阵阵呻吟，死神在一步步向他逼近。
当车队到达河北境内的沙丘时，病人膏育的秦始皇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弥留之际，他强撑身体，把李斯和中车府令赵高叫到跟前，让他俩草拟诏命，传诏在北疆防御匈奴的长子扶苏速回咸阳守丧。
李斯、赵高匆匆把诏书拟好，秦始皇过目后，用颤抖的手把玉玺递给李斯，有气无力地说道：“速派使者送达扶苏……”余下的话尚未说出，便撒手归天了。
这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翻云覆雨、改天换地的始皇帝，终于走完了他那辉煌的人生旅程。死时年仅50岁，从他自称始皇帝算起仅为12年。
秦始皇撒手归天，在赵高的威逼和诱劝下，李斯终于被迫同意篡改秦始皇的遗诏，派使者赐剑给电守北疆的公子扶苏，命其自杀，改立胡亥为皇帝。
胡亥登基称帝后，赵高随之升为郎中令，李斯仍为承相。
在赵高的唆使下，胡亥登基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命人用毒酒将在北疆屯边的将军蒙恬赐死。然后将6位公子和10位公主捕捉，押往长安东南处一一杀死。紧接着又逮捕12位公子押往咸阳闹市斩首示众。其余皇室宗亲，有的被追自杀，有的则在出逃中被御林军截杀……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胡亥的帝位不受侵害。为彻底斩草除根，胡亥下令将朝廷中那些持有异议的臣僚一一处死。最后，曾为赵高所惑，帮助胡亥登上帝位的垂相李斯，也被腰斩于咸阳……
当这一幕幕杀戮的悲剧落幕之后，这年秋七月，秦二世胡亥仍然不顾天下民怨沸腾，强行下令征发“闾左”戍守边地。“闾左”是指住在闾里左边的贫苦农民，在秦代本来属于“复除者”，现在也要被征发服役。当时，从南阳郡（治今河南南阳）、陈郡（治今河南淮阳）一带强征了900余人到渔阳（今河北密云）去戍守。在这群戍卒中，有两个级然出身低微，但颇有雄心壮志，名为陈胜、吴广的人，由于不堪忍受秦王朝的残暴压迫，早就蓄意举行暴动。
当这900余人在两名将尉的押送下，行至薪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20公里的刘家集附近）时，突然遇到百年罕见的暴风雨，附近的道路几乎全被冲毁，使他们无法继续前进。按秦法规定：戍卒不能按期到达指定地点，就要杀头。在这生与死的紧要关头，陈胜、吴广利用“鱼腹帛书，簿火狐鸣”等手段，大造舆论，首先在戍卒中树立起陈胜的威信，然后借故杀死两名将尉，号召戍卒举行起义。此时戍卒们早就“苦秦久矣”，即使不造反也没有生路，遂“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以“大楚”为号，共推陈胜为将军，吴广为都尉，组成了一支手持木棍、衣衫槛楼的反秦起义武装。于是，统一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熊熊烈火，在大泽乡点燃了。
这个时候的秦王朝，如同坐在一个火药桶上，只要有人点燃引线，便会炸出惊天动地的爆响。现在，这根引线终于被陈胜、吴广点燃了，秦王朝的末日将要来临。当陈胜起义的大旗刚刚擎起，就得到四周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一时父送子、妻送夫，参加起义军的浪潮很快在河南一带掀起，农民起义军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陈胜、吴广率领起义军，首先攻占薪县，随后向西北挺进，连克金钮（今安徽宿县西南）、郊（今河南永城西南）、苦（今河南鹿邑东）、拓（今河南拓县）、礁（今安徽毫县）等地。当起义军攻占陈（旧楚都，今河南淮阳）时，已拥有战车六七百辆，骑兵一千多人，步兵数万人。
陈胜起义的消息不胫而走，各地贫苦群众奔走相告，并很快出现了“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的局面，秦王朝的丧钟敲响了。
猛士如云唱大风
就在投奔陈胜队伍的人群中，有一个叫刘邦的流氓无产者也裹挟了进来。刘邦字季，是泅水郡沛县丰乡（今江苏沛县西）人，其父在家务农，人称刘太公。刘邦自幼游手好闲，好吃徽做。当地有个卖狗肉的老汉每逢煮好狗肉推出叫卖时，刘邦便抢来白吃。他一边旁若无人地大口地吃着狗肉，一边还不断地说：“好吃！真香！”
几年后，刘邦做了泅水亭长（秦朝制度，十里一亭，十亭一乡，洒水亭就在沛县）。亭长一职，主要管理地方治安和民事调解之类的事，遇有大事，便向县里呈报。因此刘邦常与一班县吏互相往来，时间一长，熟谙法律的功曹（负责县里某项事务的主要吏员）萧何、狱椽（管理刑事的小吏）曹参及夏侯婴等人，还有一个吹鼓手周勃，都与刘邦结为好友。刘邦平时住在亭里值班，忙时则要回家种地。如有当差服投之事，他也得亲自前往。
有这么、天，县令家里来了一位贵客，当地的豪杰官绅都去道贺。刘邦心想：我何不趁此机会，前去认识认识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于是，他大摇大摆也来了。在县衙门口替主人收贺钱的萧何见刘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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