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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骗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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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算老天有眼，正好有户殷实人家要请人纺鞋底绳，奶奶便接了人家的活计，带着我妈妈和姑妈纺了几天几夜。结果，娘儿三个赚的米比爷爷跑一趟生意赚的还多。爷爷准时回家了，照例先摸摸米缸。他见缸里还有大半缸米，不知是惊是喜，问道：“你们娘儿几个这几天没有吃饭？”奶奶闻声，冲着爷爷嚷道：“吃你个死！”
听奶奶嚷完，爷爷一屁股瘫坐在凳上，长叹着：“养儿不读书，等于养头猪啊！”奶奶同爷爷商量，再怎么苦，也要送我父亲去念书，不然长大了钱都认不得。我父亲因此因祸得福，当年就进学堂读书去了。
奶奶若是生在有钱人家，只怕是个识文断字的才女。老人家目不识丁，可我记得小时候听她说话，嘴边居然时常冒出些之乎者也来。她同人辩理，或是帮人劝架，满口四六八句，都能押上韵，总是说得人家心服口服。当年为了争水，我们王姓同邻村覃姓年年打架。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很是惨烈。有年，打完架后，官司打到县衙门。我们王姓却没有一个男丁敢当头上县里说理。想来想去，全族人公推我的奶奶。那是我奶奶这辈子最风光的一回，让男人们用轿子抬着去了县里，同覃姓头人对簿公堂。我奶奶巧舌如簧，谈锋如剑，驳得覃姓人张不开口，睁不开眼。一个女人家，真还把官司打赢了。自此，我奶奶有了“乡约老爷”的雅号，半是玩笑，半是敬重。
奶奶的掌故很多，都是妈妈和爸爸告诉我的。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奶奶似乎一直就是位瞎了眼睛的老太太，成天迈着双小脚，在老屋里转来转去，嘴巴总是动个不停，好像老在吃什么。我少不更事，总喜欢问奶奶您吃什么？奶奶便会笑着说，我在吃亏！我们家乡，大凡人生种种苦楚，都可归之为吃亏。现在想来，奶奶那一辈人，除了吃亏，还能有什么呢？
奶奶临终的情景，妈妈后来时常说起。奶奶已病得不行了。医生每天都说老人家熬不过今天了。可奶奶浑浊的眼睛老是睁着，就是不肯闭上。我妈妈说，你奶奶在盼她儿子。我爸爸外出几个月了，他不知道老母已经病重。这天，突然收到爸爸的一封信。果然，听妈妈念完爸爸的信，奶奶眼睛一闭喉头咕噜一声，就落气了。那年月，我爸爸戴罪在身，独自飘零天涯，奶奶怎么放心得下。
我的妈妈也早就做了奶奶，可她总是把老奶奶挂在嘴边。看着儿孙们都大了，妈妈总说，要是你奶奶还在，多好。妈妈说，你奶奶那坟眼啊，是五色土，村里人都说奇，到了冬天，别的坟头上草都黄了，只有你奶奶坟上的芭茅青油油的。
爷 爷
爷爷这辈子，不知总在思考什么经天纬地的大事。除非做事，他总是蜷在堂屋的长凳上抽旱烟。旱烟袋老长老长，戳在地上。爷爷不太说话，他有些结巴，嘴里就干脆衔着烟袋。他的眼睛总是望着某个地方出神。呛人的旱烟袅袅娜娜。爷爷到死都是这个样子，在浪漫的读书人看去，像位深邃的哲人。若是夏天，黄昏将近，爷爷早早地就在屋前的场院里烧上一堆浓烟，熏蚊子。天一断黑，吃了晚饭，爷爷就蹲在烟堆旁，旱烟袋伸进暗红的火灰里，一袋接一袋地抽烟。小孩子们嬉闹也罢，大人们拉家常也罢，都不管他的事。他
其实，爷爷一辈子只做过三桩事：种田、种西瓜、当小贩。爷爷的西瓜种在离村子三里以外的河滩上。那河滩没主的，谁家愿意种，就去开垦一片。爸爸说起过小时候帮爷爷守西瓜的事。爷爷在河中间的沙洲上开了一片地，爷爷和爸爸每次都得涉过浅浅的河水，才能去瓜地里。爸爸说那时的西瓜很大很大，一个足有二三十斤。爸爸嘴馋了想偷吃，一个又吃不完，只有干着急。我说那么好的西瓜，是不是很赚钱爸爸说，哪里赚钱？亩产也不高，又不好卖，挑着两个西瓜四邻八乡的转上一天都卖不完。田里只种稻子，那时候禾栽得稀，田里还养鱼。要吃鱼了，拿个竹罩子去罩，一罩一个。猪吃叫，鱼吃跳啊。爸爸说得我都神往起来，可他马上又说，田少了，产量又低，爷爷还得在农闲的时候跑武冈，做些小本生意。那生意做得苦啊，来去都得走两百多里山路，还挑着百把斤担子。有回路上遇上强盗，把货担抢了，还里里外外搜身。爷爷有块光洋，幸好事先缝在腋下的衣缝里，才没有被搜走。可怜爷爷双腿叉开，双手举着，任人上上下下搜个遍，身上的汗就像黄豆样地滚下来。据说，奶奶后来只要说起这事，就怪爷爷不该把光洋藏着，老老实实送给强盗好了，让他们花了这钱绝子绝孙去。万一要是搜到那块光洋，散财还是小事，那强盗还会把你耳朵割掉。奶奶一辈子都在后怕这事。
爷爷闷着头抽烟，他能想些什么大事呢？他在想西瓜怎么不好卖？怎么就不能多置几亩田？能做些什么更赚钱的生意？遭强盗抢劫的事他兴许只是偶尔想起，他在那条路上跑过无数回，毕竟只碰过一回强盗。可就是这些问题，爷爷也许到死也想不明白。这其实是关于他这一生命运的大问题，爷爷注定是想不清楚的。
也许爷爷这辈子什么大事都没想过。他只是一声不响地劳作。饿了，就得吃饭；要吃，就得做事。哪样事情该做，也都是不需要思考的，手和脚就是他的脑袋。有年冬天，爷爷从地里做事回来，见一个乞丐裤子破得像渔网，人冻得全身发紫，缩在稻草堆里嗷嗷叫。爷爷回来，跟奶奶说了声，就给那乞丐送了条裤子去。其实，爷爷奶奶老两口儿总共才三条裤子，轮着换洗。不知爷爷奶奶又要节衣缩食多少日子，才能重新缝上一条裤子。
终于，爷爷身体渐渐虚弱了。先是腿弯儿发酸，后来脚发肿。于是一病不起，撒手西去了。他老人家只活了六十三岁。妈妈说，爷爷是累死的，穷死的。爷爷去世的时候，是否已穿上一条新裤子？
爷爷去得早，那会儿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上。爷爷在我脑子里的那些模糊印象，都是我根据爸爸妈妈断断续续的讲述，虚构出来的。爷爷的那些故事，我理不清时间先后，也弄不准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但却是真实的。不像那些线装书里记载的历史，看上去言之凿凿，实则大多是谎话。其实，不管二十四史何其洋洋，老百姓是另有一部史书的。他们更相信口碑相传的祖宗故事，时间长了，祖宗也许就在传说中封神登仙了。民间传说不理会正统，不讲究为尊者讳，也不为谁隐恶扬善，只认天地良心，便往往同正史相悖。
爷爷就葬在老屋对门的太平垴。上山的路很陡，顶上却平得像跑马场。满山千奇百怪的枞树，夜半风起，林涛凄厉，很吓人的。风清月朗的秋夜，山里的杜鹃叫得人们鼻腔儿忍不住发酸。那是我们王家祖祖辈辈的坟场。有年清明，爸爸带着全家老小上山扫墓。我们在枞树林里钻了好久，才找到爷爷的坟。坟不大，只是一个扁平的土堆，也没有墓碑。爸爸是凭着坟前的一块石头认准的。我顿时眼睛有些发涩。这就是我爷爷啊他老人家也算过了一辈子啊！我甚至怀疑爸爸是否真的认准了爷爷的坟墓，说不定我们祭奠的只是一堆没了后人的荒冢。
爆竹噼噼吧吧地响起来，我想爷爷是听不见这喧闹声的，他再也不会闷着头想什么大事情。老人家已经安安静静四十多个春秋了。
我的云南朋友
那年盛夏，昆明新知图书城邀请我签名售书，我立马想到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便欣然应允了。我很喜欢三联书店出版的书。再说昆明我还没去过，走走也好。长沙正热得要命。
下了飞机，远远地见位敦实的汉子，捧着束鲜花，小跑着过来了。寒喧间，知道他叫李勇，新知图书城的老总。我印象中的云南人正是这个样子，个子不高，能爬山，能吃苦。据
说当年身怀绝技，威震武林的龙云先生也是这种身材。
我平生头一次接受朋友的鲜花，居然有些拘谨。那是些百合花和黄玫瑰，清凉而芳香。上了车，听李勇一说，方知昆明新知并非三联新知，而是家规模颇大的民营书店。我向来对民营企业家多怀几分敬意，他们创业太不容易了。
我俩没聊上几句，就像是老朋友了。李勇说了个掌故，很好玩的。有次在飞机上，他巧遇一位著名笑星。这位笑星望见他，忍不住笑了起来，说：我演小品，就是您这套行头。原来，李勇穿着皱巴巴的西装，脚上居然还是波鞋。
李勇身上惟一显得豪华的，大概是他的肚子，腆得老高。我同他开玩笑，说中国人的皮带大抵上有三种系法：系在肚脐眼以上的是领导干部；系在肚脐眼以下的是企业家；正对着肚脐眼系着的是老百姓。李勇听罢，拊掌大笑。
那次我签售的是本旧作，小说集《没这回事》，不可能有火爆场面。李勇却总是说，昆明读者很喜欢您的小说，会排着长队的。我心里有底，笑而不语。
没想到签名售书那天，倒也来了不少人。一位老者说他步行几十里山路，大清早就等在书店外面了。老人想同我多聊几句，可后面还排着长长的队，我只好匆匆同他道了再见。心里歉歉的。
李勇一直站在我身后。我好几次回头，请他坐下，他总憨憨地笑，就是不坐下来。我正飞快地签着名，李勇低头轻声招呼道，王老师，您慢点儿签，喝口水吧，别太辛苦了。过会儿，他又低头说，王老师，人太多了，您就签个名字吧。后来我又见书店的营业员抱着大撂的书，站在读者队伍里。
其实，我早看明白了。李勇先是怕我很快就签完了，干坐着冷场，弄得我没面子。后来见排队的读者太多了，又怕真的辛苦了我，只让我签个名字了事。等我手脚快起来了，他又怕排队的人渐渐少了，场面不好看，就让营业员自己来排队签名。这个李勇，可真是个好人。
当时，我还有公职在身，签名活动完了，立即得返回长沙。李勇却太热情了，我只好在昆明勾留几日。他陪我去了抚仙湖。那湖里有种很好吃的鱼，可惜我记不得名儿了。抚仙湖正如它的名字，果然是沾着仙气的。比方说，抚仙湖同另一个湖毗连，由一河沟通着。可两个湖里的鱼不相往来，总是游到河中有个叫猫鱼石的地方，各自掉头回去。我不曾去猫鱼石看过，可我相信李勇是不会哄人的。后来从电视里知道，抚仙湖底居然还有座神秘的古城。
那次同行的还有贾平凹先生。平凹先生很有意思，哪里只要有他在，似乎就有了神秘的气场，况味就格外不同。抚仙湖边有座笔架山，平凹说，既然叫笔架山，我辈是要上去的。众人应和，拾级而上。快上极顶了，平凹从路旁树丛里捡起个瓦当，瞧了瞧，仍放回原处。我问，算个文物吗？平凹说，有些年代了。
下了山，平凹突然驻足，回望古寺，道，拿着就好了。原来，他还惦记着那个瓦当。我说，再上去一趟？平凹说，都是缘份，算了吧。
次日，我不能再耽搁，匆匆返回长沙。李勇又陪着平凹往大理去了。大理也是我神往已久的地方，好生遗憾。
从那以后，李勇会常打电话给我，邀我有空就去昆明玩玩。可我身不由已，总是走不开。我想念他了，就打电话过去聊几句。今年正月初，突然接到李勇电话，邀我去云南走走。我不好再推辞了，马上买了机票，飞抵昆明。李勇见面就说，这次没有活动安排，只是玩，一定要尽兴。
我已是自由写作者了，了无牵挂，正可担风袖月，云游天下。我们一道去了大理、丽江、建水。可我到底有些过意不去，怕误了李勇的正事。他却说，您来了，陪您就是正事。
大理的风花雪月，丽江的纳西风情，我是卧游已久的。没想到我从未听说过的建水，竟也别有情致。那里有保存完好的明清民居朱家花园、张家花园，有雄镇西南的古城楼，有土司衙门，有亚洲第一大溶洞燕子洞。最叫我难忘的是建水的哈尼族。李勇和建水的朋友陪我在哈尼山寨过了一天。正逢哈尼族最隆重的节日铓鼓节。家家户户都把酒席端出来，沿巷子摆成长龙，叫长街宴。头人举杯祭祀，祷告如仪，宣布宴会开始，全寨人齐声高喊阿毛坳姆！意思是过年好。席间，土坪里青年男女身着节日盛装，欢快地跳着铓鼓舞。男女老少兴致来了，随时站起来，抢过话筒唱山歌。可惜我不会记谱，那歌真好听。
我不善饮，平时在兄弟民族家做客，都不敢端酒杯。哈尼族人却是最善解人意的，你不喝可以，只是不要拒绝他们给你斟酒。你的碗本是满满的，仍不断有人过来斟酒，一轮又一轮。白酒、红酒、啤酒、饮料全往你碗里倒。我开玩笑说，这是哈尼鸡尾酒。多喝少喝随你，他们甚至可以替你喝掉大半碗，再同你碰杯，决不为难你。
我们要走了，全村人都放下碗筷，载歌载舞，夹道相送，一直送到村外的公路上。我们上了车，哈尼人扶老携幼，还在那里唱着祝福的歌。我眼窝子浅，忍不住潸然泪下。
可我没能登上玉龙雪山，终究是个遗事。去丽江那天，正好大风，上雪山的索道停开了。我们只好站在云杉坪，遥盼雪山云雾呼啸。那是座神山，想必是人们生来死去灵魂必经的通道吧。
有天，李勇专门打电话告诉我，他已登上玉龙雪山了。他知道我一直惦记着那座神圣的雪山，就说下次您来，我再陪您上去。
朋友和啤酒
那时，我还在湘西某市做小公务员。一日，《湖南文学》编辑黄斌先生突然去了我那里。于是呼朋唤友，举杯豪饮。敝乡酒风甚悍，非醉不能解瘾。自然要喝白酒。通常先是连喝三杯，热热肚子。酒桌上总要说些好话的，并无规矩，随意道来。就说这三杯酒，有人会说三生万物，有人会说三生有幸。那回相聚的都是些文人，就说文章总得三段才是回事儿，无三不成文，先干了三杯罢。接着就是各自举杯，囫囵敬一圈。一一碰过，这叫见面酒。再就是各自找人喝了。酒桌上没有道理，却尽是道理。比方我小你三岁，敬兄长三杯；比方你我
两年没见面了，至少要同饮两杯。席间不是七八人，就是上十人。喝到这会儿，每人多少也是十来杯酒下肚了。吓人的却是那酒杯，不是那种剔透玲珑的高脚玻璃杯，而是白瓷茶缸。酒量小些的，没干几杯，就天转地转眼珠子不转了。
我们都喝得差不多了，又嘻嘻哈哈，朝歌厅呼啸而去。侍应生过来，问喝什么茶。有朋友大手一摇：喝什么茶？啤酒！喝什么啤酒呢？我问黄斌，他是客人。黄斌说，金威吧。侍应生愣了愣说，金威？没有。我也没听说过金威啤酒，调侃道，我们这里是山区，好啤酒进不来。黄斌说，金威是新品牌，上市不久，估计你们这里还没见过。
我们只好喝青岛。我酒量本不大，只是年轻，什么酒都能喝上几杯。黄斌却说我海量，事后还写了篇印象记，说我喝酒是三不主义：酒杯不论大小，度数不论高低，颜色不论深浅。此文流毒甚广，贻害无穷，可把我整苦了。每逢酒席，我都推辞不喝。可不管是否见过面的朋友，都会引经据典，黄斌如何如何说，指认我本有喝酒前科，而且酒量不小。
当时我写小说只是业余爱好，并不知道自己将走怎样的路。多喝了几杯白酒，又来喝啤酒，我很快就醉眼朦胧了。包厢装修得有些像湘西吊脚楼，极有情致。我坐在吊脚楼里，望着朋友们在舞池里飘飘欲仙。我没下去，只是枯坐发呆。黄斌陪着我聊天，啤酒杯没有离开过我们手。迪士科舞曲响起来，黄斌招呼我下去蹦几下。我仍是不动身，黄斌自个儿出去了。舞曲激烈，震耳欲聋，灯光明灭很是眩目。一种幻灭感没来由地流过心头。我鼻腔有些发酸，便猛喝一口啤酒，把什么都咽下去了。
两年之后，我调到长沙。那是盛夏，热得难受。黄斌替我接风。我俩在临街的一家酒吧靠窗对坐着。酒吧里倒是清凉。这回喝的就是金威啤酒了。黄斌是个认牌子的人，抽烟多半抽三五，啤酒就认准了金威。我先闷了一大口，感觉真不错。黄斌话不多，总是低头喝酒，一副沉思状。我同黄斌交往很深，有话就说，没话就沉默着。我俩整个下午就呆在酒吧里，东扯西扯，不知说了些什么。只是身旁的空啤酒瓶慢慢多起来，足有十几个。黄斌突然笑道，好好干吧，看哪天混辆车子，混部大哥大。那会儿手机还很奢侈。我摇头笑笑，心里很茫然。
黄斌后来去了北京，仍是做编辑。有回我去北京签名售书，黄斌请我领略京城夜生活。我们去了家据说很有名的酒吧，可惜我记不得它叫什么了。我早已戒酒了，而且因为失眠连茶都不敢喝，只要了杯酸奶。黄斌并不勉强我，他自己要了啤酒。居然又是金威啤酒。我莞尔一笑。黄斌看出我的意思，便说，我是个恋旧的人。他无意间说的这句借题发挥的话，竟让我很是感慨。这十多年，很多朋友离我而去。我走了同他们不同的路，而他们也忙着自己的前程去了。我并不觉得沮丧，因为总有真正的朋友陪伴着我。每到春节，都有很多从未谋面的朋友，发来贺卡，为我祝福。有段时间，外界流传着很多关于我的谣言，有些话还很吓人。一位朋友居然匿名发来电报，对我表示声援。我有太多这种也许终身不可能见面的朋友，我感谢他们。酒吧昏暗的灯光掩饰着我的走神，而黄斌正沉醉在啤酒里。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去了金威啤酒公司做客。我原是应深圳国基地产公司邀请，参加漾日湾畔笔会。金威啤酒公司副总经理陈鹏飞先生半路间杀出，生拉硬拽把我掳了去。原来我们是湖南老乡，见面就没有生分。鹏飞先生读过我所有小说，玩笑说谈谈读后感。一聊开，方知他也是从官场上走出来的，难怪他的感慨那么深刻。他抱来收罗到的我所有作品，请我签名。其中有本《王跃文作品》集，原是非法出版的黑书。鹏飞很不好意思，抓耳挠腮的。我笑道，读者并不知道真假，怪不得你。鹏飞便把这本黑书送给了我，也算是特殊的纪念。我随鹏飞参观了啤酒生产流程，喝了杯刚出锅的生杯。我禁口多年，这回因为鹏飞先生，又破戒了。
孩子，你快乐吗？
儿子上初三了，眼看着就要考高中。他每天清早七点出门，晚上七点才能归家。匆匆吃过晚饭，又得做作业。总要忙到深夜，才能上床。见孩子如此辛苦，我干着急。我只能嘱咐孩子他妈，多给孩子弄些好吃的，别让他身体垮下去。
有次，我同孩子讲我的童年和少年，他很是神往。我小时候很苦，但是快乐。我没好吃的，没好穿的，但是有好玩的。我有很多小伙伴，我们爬树抓鸟，下河游泳，上山采蘑菇；
我们夜里同邻村孩子两军对垒打仗，或是悄悄钻进甘蔗地里大饱口福；我们正月十三晚上摸黑偷别人家蔬菜煮年粑吃，那是我们老家最古怪最浪漫的乡俗。据说那是贼的节日。大人小孩都兴冲冲地当回贼，图个好玩。那天晚上谁家蔬菜被偷了，不会生气。
我小时候连贼都是有节日的，可我的孩子没有。他只有永远做不完的作业！只有没完没了的考试！
我们没有耐心等待孩子慢慢长大，我们不允许孩子自由成长，我们不给孩子失败的机会，我们不切实际地希望孩子总是最好的，我们用自己的梦想取代孩子的理想，我们甚至不让孩子有自己的向往。
我们没想过孩子还是童年或少年，急切地把很多大而无当的成人智慧塞给孩子。我们忘记了自己也有过童真和玩劣，过早地要孩子为未来预支烦恼。我们把未来描述成地狱，告诫孩子练就十八般武艺应付劫难。我们也许因为自己卑微而饱受冷遇，便想把孩子培养成高贵的种类又去轻贱别人的卑微。
我们对孩子的爱心不容怀疑，但也许我们只是把孩子当作资本在经营，希望获取高额回报。有人对中日儿童作过对比调查。很多日本儿童说长大后想当名出色的工程师、教师、会计师甚至服装师、理发师；而我们中国孩子志向大得很，希望自己长大后成为市长、总经理或科学家。但毕竟更多的人会成为普通劳动者，当市长和总经理的永远只能是少数。那么，我们在向孩子灌输美好希望的时候，其实早就为他们预备好了失望。于是更多的孩子便只能带着失望走向社会，他们也许终生都摆脱不了盘旋在头顶的劣等公民的阴影。
可是我们又不得不这样教育孩子。没有好的学业，就上不了好的大学，就不可能出人头地。我们担心孩子面临的依旧是个势利的社会，我们担心孩子遭遇的将是更激烈的生存竞争。我真希望自己的儿子像野草一样自己去长，却又怕他真的成了野草，被人踩在脚下。
我真想问问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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