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骗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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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补充的是，唯心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过分强调信仰、道德、立场等等精神范畴的作用，忽视物质对人的巨大推动力。所以我们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少谈些主义，多弄些物质。
　　评语：论点明确，论据确凿，论证有力，论述清晰。优。

　　政府可以打瞌睡

　　往日在政府机关公干，经常听人感叹：真不想再干了，哪怕不下海，就算给企业当当顾问也好。发此感叹者，必是肩负一官半职、多少握有尺寸之权、自我感觉非常之好。
　　我闻得此言，嘴上不便多说，心里却忍不住暗笑。这类官人，不仅假作淡泊之相，而且有些忘乎所以。他们真以为自己是神仙，只消他动动嘴皮子，稍加点化，企业就会财源滚滚。他们平日也许到企业做过所谓调查研究，或是在自己办公室里听取过企业汇报，他们煞有
　　介事地说上几点意见，企业头头们都是如沐甘霖的样子；于是，他们就飘飘然了，总以为自己的指示无比正确。其实，这不过是场面上的逢场作戏，当真不得的。
　　企业家们非常明白，官员们大而无当的指示，莫说有害，至少无益。谁真傻得按政府官员的瞎指挥去办企业，只有死路一条。记得当初参加政府官员的决策会，常听首长们口口声声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结果提出的具体措施完全是老皇历，比方派工作队进驻企业，真把政府官员当天官天将了，似乎只要他们一下凡，如观音菩萨般拿出宝瓶洒几滴甘露，企业便逢凶化吉了，便遇难呈祥了。政府官员如此英明，何不干脆让他们直接去办企业呢？
　　有句老话：百无一用是书生。如今的官员们曾经都是书生，至少大学毕业，硕士、博士也不少。他们原本并非“百无一用”，而是学有专长，可一旦在政府机关打磨些时日，大脑内存就只剩几句官话了。久而久之，百无一用。一海归博士自京师来，相约叙话。饭局间，博士每每说自己是学者，而非官员。常人说自己是学者，有骄狂之嫌；官员说自己是学者，则谦虚了。暗中有个逻辑：官员谦虚，便成学者。可见，官员到底比学者高级。席间难免论及有关人事，但凡说到某某官员，博士必说这个人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吃过饭。其实，我觉得此君更愿意我们把他看作官员。于是想起一位前辈的调皮话，套用之：此博士必定在官人面前作学者状，在学人面前摆官员谱。此类书生，纵使出身哈佛、牛津，也枉然了。
　　听说最近派了些政府官员去美国进修，倘若得法，实乃善举。不知他们是去人家企业，还是去政府机关？我想他们应去美国的政府机关，看看人家政府是怎样办事的。他们不妨学学美国式的“官僚主义”：不深入企业调查研究，不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绞尽脑汁替任何经济法人想点子。政府只做自己该做的事，别狗咬耗子。有句话虽极而言之，却颇有道理：政府打瞌睡，经济就发展。

　　不可思议

　　耳闻目睹很多荒唐事，见怪不怪。能忍就忍，忍不住就在茶余饭后说说；今天实在手痒，写篇短文，随意列举几桩。
　　报载，某人才招聘市场，求职大学生纷纷填写《入党志愿书》。原来，据说很多用人单位愿意招聘党员学生。新闻是讲究导向的，我不明白这条新闻想说明什么问题。战争年代，有战士在枪林弹雨中火线入党。听说这种党员的党性，成色最足，差不多是三个九的纯金。
　　后来很多艰苦条件下的突击入党，都沿用着火线入党的说法。人才招聘市场上的入党，该叫什么入党呢？难道叫饭碗入党？这种叫法自然准确，却与共产党的宗旨相违背。共产党员需是先人后己的，可是这些饭碗入党的人，却在同普通群众争饭碗。又据说，新闻都是有新闻内幕或新闻背景的，我不知道这条饭碗入党的新闻背后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东西。如果是有关部门特意在人才招聘市场现场发展党员，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有年北京“两会”，某日本朋友来长沙访问我，说他永远弄不清中国的十万个为什么。因问其故，他说在机场、车站乃至别的服务场所都贴上了“两会代表、委员优先”的标语。这位日本朋友纳闷的是：“两会”代表、委员，应是人民中间的优秀分子，他们应处处让普通群众优先，怎么自己倒要优先呢？我说，他们得赶去开会，参政议政，很是重要，耽误不得。日本朋友说，普通群众的工作比他们开会更重要。比方说吧，耽搁了电厂工人的工作，开会就得黑灯瞎火；耽搁了自来水厂工人的工作，他们开会时大小便就没水冲厕所；耽搁了厨师的工作，他们开完会就得饿肚皮。我闻之哑然失语。
　　意识是有形态的。可我长到这么大，从来还没有见到个任何类型的意识形态。也许正是看不见摸不着，就方便某些专门人士故弄玄虚。意识形态也就被研究得五花八门。拿意识形态吓人，是项伟大的发明。此玩意儿之所以具有杀伤力，全在其虚无缥缈。看不见的东西总是很吓人的，比方鬼怪。据说新加坡政府提倡优雅的文化、创造优雅的生活，我闻之心有戚戚。所谓优雅的文化和优雅的生活，用不着拿什么伟大的理论去阐述，不存在意识形态问题，却是最务实和最人性的。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总听人说向领导汇报思想。可我见到的却是有些人到领导那里讲假话、拍马屁或打小报告。我便一直拒绝向任何人汇报思想。思想谁见过？没谁看见过。所以汇报思想的时候，便可以顺着领导的意图，随心所欲地捧出自己的思想。而领导需要的思想，无非是看你对他是否俯首贴耳。即便是这种玩意儿的思想汇报，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事了。如今似乎不太流行思想汇报一说，革命形势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既然汇报思想，不管讲真话讲假话，总得讲得堂而皇之。比方说：领导哪，您是最廉洁的，我一定向您学习，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干事。可是，你分明刚送了个红包给领导，这些话怎么说得出口呢？不是拿领导开涮吗？所以，下级去领导那里，不再是汇报思想，而是句流行的广东话：搞掂。

　　所谓德政

　　某市高层英明决策：推行德政。我闻之愕然。人类都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居然还煞有介事地提出要推行德政！设若暴秦时代，秦二世幡然觉悟了，提出德政大计，那就是先进举措。可如今都什么时候了？还把所谓德政当作新花样，自诩为伟大创举，这几乎就像今天恩准人们出门可以穿衣服一样，荒唐可笑。
　　某市的德政都是些什么呢？无非是安居工程、城市亮化工程、小区美化工程、街道整治
　　工程、供水工程、供电工程等等，都被冠以德政工程。似乎不搞德政，老百姓就不要衣食住行，就不过日子了。嚷着要搞德政的人，也许并不懂得古人德政之真义，只是想从字面上赋于新意，即所谓时代特色。这时代特色也许被人在大会小会上阐述得博大深远，又被机关秀才们整理出的文件敷衍得冠冕堂皇，但被种种具体的德政工程诠释之后，立即就缩水了。德政工程所作的任何努力，只能缩小所谓德政的内涵。这看上去是概念上的逻辑毛病，其实是所谓德政之说，秋行夏令，不合时宜。退回一两百年，轻徭薄赋就算是德政了；现在呢？一切人道的、人本的、人性的、人权的法律和政策，都应是正常社会所必备的，而不是谁发了善心施行的什么狗屁德政。最近萨达姆为了感谢伊拉克人民对他连任总统的百分之百的支持，大赦天下，并推行多项安民政策，应该是大施德政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猜想，只要萨达姆有幸躲过此难，他今后想怎么着还会怎么着的。再说了，德政是相对暴政而言的，莫非某市过去推行的是暴政不成？显然更加荒唐了。
　　说到底，脑子里装着德政的人，仍是把自己当作统治者，百姓是他们治下的子民。他们做了几件份内的事，就沾沾自喜，俨然父母官。百姓永远是儿子、孙子，必须作揖叩头才能表达他们对父母官的感戴之情。亲生父母多有含辛茹苦的、默默奉献的，却未必把自己如何操劳挂在嘴上。而那些自封父母官的人，唯恐自己做了事子民们不知道，出门就得记者们前呼后拥，记录下他们的日理万机，乃至举手投足。于是，大小官员都是电视名星。某老人意欲教育三岁的小孙子，手指电视里的领导人问道：你知道这位爷爷是干什么的吗？小孙子头也不抬，信口答道：知道，演新闻的！
　　德政向来不是来自百姓意愿或呼声，而是统治者良心发现。如此一来，我们似乎就应感谢高高在上的大人们了？但是且慢，既然德政是人家发了善心才施行的，今后是否能继续一以贯之，还得看人家的心情。好在如今我们的政府毕竟叫做人民政府，容不得个别人随便使性子。但有个道理是明摆着的：既然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人民同政府之间还客气什么？都是自家人嘛！政府做得好，是应该做的，用不着人民点头哈腰表示感谢；人民倒是有权表扬政府，而不是感恩戴德。如果政府做得不好，人民就有权批评。当然，我知道自己这番话纯属迂阔之论，很幼稚的。
　　话又说回来了，德政虽是帝王之术，但不管用心如何，如果真能施行，百姓也可受益。我关心的倒是这旧酒瓶里到底有多少新酒。

　　屁说

　　西班牙电影大师阿莫多瓦的《乳房与月亮》里，那位美丽乳房艾丝的男人，人称屁仙喷火王，靠表演放屁，博人一笑，挣些碎银子糊口。这大概可以称之为行为艺术吧。我没有深究阿莫多瓦宏旨何在，却于影片中观众的笑声里觉出些苦涩。由此我想到自己在小说中写到的几个有关放屁的故事。那都是生活中真真实实发生的事，我只是稍加敷衍而已。
　　我如果告诉你，有人因为放了个屁，便陷牢狱之灾，被判有期徒刑三年，你肯定不相信
　　。不过我向你保证：这绝非虚构。“文革”期间，一个炎热的夏日，某县机关全体干部下农村劳动。大家都累得汗流浃背，腰酸腿痛。是时，某干部忽觉腹中气流滚动，乃放屁之兆。此君生性滑稽如东方氏，每有妙语。只见他哈腰蹶臀，洪喧一屁，声隆如雷。立时，社员及机关干部掩鼻笑骂，其乐融融。本来都在俯身劳作，此刻都直了腰，停下手中活计，放声大笑，浑身轻松了许多。那放屁者仍不解瘾，想给阶级兄弟们带来更多的快乐，便振臂高呼：同志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顿时，同志们脸上的笑容消失殆尽，四野鸦雀无声，只觉得日头更毒了。沉默片刻，忽听得有人厉声喊道：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揪出来！发出喊声的是县机关来的头头儿。那位不识时务的东方氏还没反应过来，就立即被人踢了一脚，跪在了泥田里。烈日之下，现场批判会开始了。就在当天，县公安局来人，将这位“现行反革命”五花大绑，喝斥着押上了警车。社员们都被吓坏了，私下里说，这个干部其实很和善的，没想到一个臭屁，就把自己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只怕要判死刑。没过多久，社员们从墙上贴着的布告知道，那人被判三年徒刑。都说还算好，脑袋保住了。
　　自小就听过一个放屁的段子，总以为是民间演义。村里人却说，真有这回事，说的就是谁谁的爷爷。说是那老爷子最好放屁，有日往镇上赶集，来回十华里，一步一屁，硬是没歇过气。有回要出门做客，场面有些讲究。怕放屁失了体面，就带上小孙子。事先交待好了：爷爷若是放屁，就赖孙子。待要入席，爷爷人未坐定，屁先响了。便道：这小东西，就是喜欢放屁！宾客皆笑：打屁嗵嗵，不是好种。敝乡调侃别人放屁，常说此话，并无半点儿恶意，反倒显得亲密无间。大人喝酒猜拳，攀亲讲古，久久不得散席。小孩子三扒两咽，就吃饱了。那小孙子等得不耐烦了，高声问道：爷爷，你还放屁吗？我想玩去了。爷爷举起筷子就要打人。人们哄堂大笑，自此便有这乡村掌故传世。
　　敝乡有句俗话：打屁人，自申更。申更，说的是旧时深夜敲更，引申为报信的意思。这句俗话大致义同贼喊捉贼，只是没有那么刻薄和贬义。众人围坐，忽闻臭气弥漫，都会掩鼻皱眉，环顾四周：谁放的屁？最先发问的，十有八九就是放屁人。城里人凡事讲究得体，要放屁了，若有可能，尽量走开些，上策是卫生间里暂避。实在情有不堪，就调息匀和，免得放出声来。别人觉出有不良气息袭来，也只屏住呼吸，谁也不会点破。倘若猜出是某位尊贵者放的屁，更要面带微笑，如沐春风的样子。乡里人率真些，闻得臭屁，硬是要说出来。记得敝乡有年稻谷收成不好，红薯却丰收了。吃红薯最易放屁。那年月生产队三天两头开会。队部被称作仓库，有间屋子专门用作会议室。吃过晚饭，生产队长吹着哨子，扯长了嗓子，高声叫喊：十二队社员，吃过晚饭到仓库开会！男女老少都塞了满肚子红薯，酿着一肚子气。队长高声念重要文件，社员们就高声放屁。没人在意屁声，也没人说谁的屁臭。偶遇一屁奇臭，有男人就会笑道：哪个黄花闺女放的屁？薰得蚊虫死！黄花闺女们个个若无其事，没谁敢拿手去捂鼻子。她们怕人说打屁人自申更。男人们戏言黄花闺女的屁格外臭些，自有一番理论。她们毕竟怕羞，想放屁了，死死忍着。直等到忍不住了，才慢慢放将出来。酝酿时间过长，质量自然不同凡响。生产队长见下面笑声屁声哗然一片，越发提高嗓门念着文件。此等场景，喜欢玩西洋概念的先生们倘若得见，必定惊叹贫下中农个个都是解构大师。
　　我奶奶有句口头禅：高声说话，大声放屁。意思是说人要直率豪爽，不要那么多弯弯肠子。我小时候由奶奶带着睡。临睡前，奶奶都是坐在床头，欠着身子吹灯。奶奶牙齿掉得没几颗了，嘴巴不怎么关风，总得吹上好多次，煤油灯才熄灭。有回奶奶吹灯时，吹一口气，放一响屁，灯火却顽固地摇曳着。最后奶奶用了最大的力气吹，放了个最响的屁，灯才终于黑了。我格格地笑，说，奶奶，灯不是你吹熄的，是屁吹熄的。奶奶在黑暗中就敲我的头，笑着说，响屁不臭，臭屁不响。不响的屁，乡里人称之蔫屁。敝乡说那种暗地里使坏的人，叫做好放蔫屁。我痴长若许年，没增进见识，却见过各色嘴脸。遇着那类表面温文尔雅，背地里什么都做得出的人，我就想起那个乡野名词：蔫屁。

　　告别道德神话

　　中国人道德理想国的梦想，似乎早在孔圣人时代就破灭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夫子这话岂止是对周代道德神话的向往？实在也是对道德失落的无奈叹惋。从此以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在感叹今不如昔，人心不古。可是，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也这么活过来了，而且只要不碰着太混蛋的皇帝，或是不遇上战乱、河患或蝗灾，总是一代比一代活得好。
　　记得八十年代初，总听人抱怨社会风气每况愈下，而延安时期如何的好，五十年代又如
　　何的好。当时我刚参加工作，不晓世事，只是懵懵懂懂感觉这话好没道理。且不说延安时期或五十年代到底如何，其实八十年代初，主导社会风气的正是人们向而往之的那两个时代的人物。年长者批评了我的看法，他们认为搞不正之风最厉害的是年轻人。我想即便如此，年轻人也是上一辈人教导出来的。这五十多年我们国家可是没有一天放松过思想道德教育啊！可是，就在“道德滑坡”这句时髦牢骚诞生的八十年代，中国老百姓感觉日子过得比任何时候都舒坦多了。
　　到了九十年代，人们的道德惶恐再度加剧。看惯官场腐败、商场欺诈、人情沦落、公德失范等等道德悲剧之后，人们几乎麻木起来，甚至懒得激愤了。可是，日子还是照样过着，而且在歌舞升平中跨越了2000年。
　　我们似乎也不能把道德理想寄托在新的世纪。人心并没有因新千年的到来而自新，因腐败而栽倒的官员，级别一个比一个高，赃款一个比一个多。官场腐败无疑是目前中国最为严重的道德灾难，腐蚀着整个社会的道德理想。我们不能指望中国的道德状况会突然发生奇迹，而中国的经济却绝不会因此而停滞不前。
　　我是崇尚道德理想的，只是觉得虚构道德神话的历史应该结束了。某位高官因受贿几千万元而倒台，据电视新闻报道，此官员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是因为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忘记了党的宗旨，贪图享受、生活腐化等等。说了一大堆，没有一条说到点子上。“改造”云云，一言以蔽之，就是道德自律。似乎只要官员们做到道德自律，就政风廉洁、天下清平了，何其天真！
　　过于沉溺道德神话，会让人们忽略法治。道德是最高形态的社会约束，却也是软约束。幻想道德治国，除非神州尽舜尧。而最基础、最根本的社会约束是法律。只有加强法治，才能确保社会公正与公平，才能维护良心和正义，也才能最终维系道德理想。否则，我们民族永远走不出道德理想与道德噩梦冲突的千年怪圈。

　　千古赌场

　　因为老是失眠，往乡下老家调养了些日子。记忆中的乡下是宁静的，晚上更是万籁俱寂。可我仍是睡不着，通霄群狗狂叫。乡村没有警察巡逻，家家户户都养着看家狗。只要有人走动，狗就会叫起来。一狗领衔，众狗唱和。我问母亲：怎么整夜都有人来来往往？母亲说：赌博的。我每夜都得熬到天亮，才朦胧有些睡意。乡邻们却已笑声四起：昨晚你赢了吗？哦，输了。输了？总听你说输了，赢了钱不认账！自然，乡邻们的笑谈中总会夹着些粗话。妈妈知道我夜里还是没睡好，叹道：乡下一年到头都在打牌。日里打，夜里打，没个了断！
　　我说：城里也一样。
　　我的朋友都知道王某人不会打牌，三缺一肯定不来叫我。有时他们整天玩牌，只是临吃饭了，才叫我过去。待吃过饭，他们又调侃道：你回去搞你的精神文明吧，我们要搞物质文明了。我便嘴巴一抹，打拱走人。
　　同胞们喜欢麻将或扑克，我不想褒贬。只是有些事会让我联想，心里难免有些不安。早年西方基督徒向中国人传播主的福音，中国人教会了西方基督徒打麻将。据说麻将曾在美国风靡过，但很快就消声匿迹了。如今往美国居住区走过，碰巧也许仍会听见麻将牌撞击的脆响，但那屋内的主人肯定不是基督徒，而是黄皮黑眼的唐人。同样，基督也没在中国沾着便宜，他的中国信徒实在寥寥。
　　自信的中国人不愿皈依基督，更不屑于别的西方理念。他们依然无限热忱地守着四方桌，稀里哗啦打麻将。农民闲工夫实在多，有什么好干呢？打麻将吧；工人闲工夫尤其多，有什么好干呢？打麻将吧；干部闲工夫特别多，有什么好干呢？打麻将吧；小资们闲工夫格外多，有什么好干呢？打麻将吧。
　　工人同胞有意见了：我们领不到几个工资，难道要我们去打高尔夫？何况我们还有下岗的，手气好还会小有进项。再说了，怎么把我们同农民相题并论呢？农民们脚上泥巴都没洗干净，就往牌桌上坐了，不讲卫生。
　　干部同志有意见了：思想政治工作不能总是老一套，国家体委都把麻将列为体育运动了。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摸摸麻将，联络联络感情，有何不好？再说了，怎么把我们同工人农民混为一谈呢？我们输赢只在小范围见分晓，老百姓又不知道，不影响社会稳定。
　　小资男女有意见了：总说我们小资自命不凡，不是在星巴克，就是在去星巴克的路上。如今我们也走群众路线，打打麻将，就让人说了，何苦来也！再说了，怎么把我们同广大俗众放在一起鱼目混珠呢？我们摸麻将之前不是刚听过音乐，也是才喝过咖啡的。
　　最老实的农民也有意见了：我们农民伯伯成天牛一样辛苦，还嫌不够累？难道我们去跑步？打球？跳高？俯卧撑？放松放松，不打麻将，谁出个更好的主意？再说了，怎么把我们同城里人打比？我们的钱是自己口咬黄土背朝天挣来的，又不领国家工资，输赢都是自己的，管别人鸟事！
　　时下人们言必称文化，酗酒是酒文化，嫖娼是青楼文化，那么赌博就称之麻将文化吧，谓之赌博文化实在不雅。但“赌博”二字，着实点出了麻将文化的精髓。赌博在中国，冠以文化，当之无愧。
　　中国人自古机会很多。没有世袭贵族，也没有种姓制度。真有些自由民主世界的意思。只要愿意发奋，平头百姓也可以晋身三公九卿。很多西方学者对此大加褒扬，古代中国仿佛天堂。弄得我这现代中国人，都恨不生在汉唐时。冷静想想，古人所以自强不息，奥妙全在一个“赌”字。只要敢赌，总有赢的希望。
　　先人们只要肯读书，就有希望出人头地。家里供得起，八九十岁还能考状元。考试制度比现代中国还要人性，如今我们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