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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骗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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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孟子就可怜了。那位亲自去郊外迎接邹衍的梁惠王见了孟子，连先生都不愿叫，只叫他“叟”：老头儿，你不远千里到我这里来，不知你有什么办法为我国谋利？孟子得孔门真传，怎么会开口就是利？于是他回答说：为什么要讲利？有仁义就行了。孟子便把仁义之道说了一通，叫梁惠王但行仁义就够了。梁惠王哪里听得进这些东西？便以为孟子迂阔。
好在最后发言的是历史。受到万世尊崇的并不是邹衍，也不是苏秦，而是曾经落寞不堪的孟子。现世浮华与万世尊荣总是绞不到一起去，这似乎是条教人无奈的历史逻辑。现世总是势利的，只能让圣贤们备受苦难，正如唐玄宗感叹的：“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
孔子也罢，孟子也罢，他们不论生逢何世，命运永远不会好的。因为现实中的人们永远都是短视的。孔子的弟子子贡懂得经营之道，赚了不少钱，就连孔子晚年的生活也是靠他周济。于是就有人拍马屁，说子贡的学问比老师的还要好。好在子贡毕竟是孔子高足，太了解自己的老师了，就对人说：你们哪里知道，我好比小门小户的房子，院墙太矮，人们一眼就可以看清里面的家当，所以你们说我了不起，而我的老师，就像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宫墙太高，人们不知道里面是如何的豪华高贵，而且你围着宫墙绕一圈，连门都找不到。我怎么可以同我的老师比呢？
有时我恍惚间会觉得自己正身处孟子时代。身边冷不防就会冒出个神人，虽说他们斗大的字认不得几个（更别说有邹衍的学问了），可他们却是风光不让古人。他们能够呼风唤雨、左右逢源，全因为他们有一套再实用不过的谋生手段。但是否也有人全然不顾现实的冷酷，在追求一种他们认为是高尚的东西呢？我想一定是有的。只是这种人不仅没有现世的荣华，还会被些自命不凡的庸人看作傻子。
但历史自有它幸运的一面，总会有些人不在乎过眼烟云，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只是为了天下苍生。譬如宋代大儒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人类也因此而总有光明。
越写越偏题
忽然想起那年在黄州赤壁见到的东坡老梅石刻，就像着了魔似的。那梅枝亦如东坡书法，用墨极满，很得神韵。也许是哪个月白风清之夜，东坡喝了几口黄酒，畅快淋漓，就画了这老梅。
黄州是东坡贬谪生涯的起点，之后他便越贬越远，直被流放到远离帝都的海南岛。想当初，他高中进士，乐坏了皇帝老子和皇太后，以为得此栋梁，天助大宋。欧阳修料定东坡必
成大器，对这位后生极为推崇，还特嘱自己的子侄多同东坡交游，可以长进些。东坡本是写策论之类官样文章的大手笔，可他却手痒，喜欢业余搞点儿文学创作。其实即便是搞点儿创作也无妨，写些什么“东海扬波，皇恩浩荡”之类，朝廷自会高兴。可他却是心里有什么就写什么，被人揪住了小辫子，闹了个谤讪朝廷的乌台诗案。官便升不上去了。我景仰东坡，多半是因了他可爱的性情。官不当就不当罢，诗照写，梅照画，酒照喝。其实据我见到的史料，东坡本不擅饮的，只是常在诗文中过过干瘾罢了。喝酒是喝心情，东坡要的也就是酒能赋予的那份豪迈与狂放。读了东坡，便再瞧不起那类哀叹怀才不遇的愤世文字。
传说东坡降世，家山皆童。因为东坡占尽天地灵气，连山上的树都长不起来了。这自然是民间演义。可东坡的确太杰出了。就因他太杰出，便注定他终身颠沛流离，受尽苦难。东坡的主要政敌是王安石。王安石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早已定论，那么东坡的形象似乎就应打点儿折扣了。可历史也罢，人生也罢，并不是用如此简单的两分法就能说清楚的。其实东坡不但诗文好，政声同样好。如今人们都还在凭吊他的杭州苏堤哩！他同政敌的过节，不过是政见不同罢了。东坡的所谓不同政见，其实就是主张不同的治国方略，同样都是为了国泰民安。可王安石就是容不下他。乌台诗案只是王安石们为整治东坡而蓄意搜罗的口实罢了。话到这里，不能不说到另一位历史名人沈括，王安石的铁哥们儿。我真不愿意相信这位令人尊重的科学家，在生活中恰恰是个地道的小人。他曾是东坡的朋友和同事，却设下圈套陷害东坡。东坡任杭州通判时，沈括奉旨前往察访。临行前，神宗皇帝还特意交待他：东坡在杭州任通判，你要好好待他。可沈括对皇上也阳奉阴违。他见了东坡，做出老朋友的样子，喝酒叙旧，称兄道弟，硬要东坡送近作一首，作个纪念。东坡是个真性情人，哪想那么多？于是欣然命笔，录诗一首。沈括回到驿馆，挑灯展卷，甚是快意。因为凭他科学家的聪明脑袋，立即发现苏诗中有讥讽朝政之意。也许他不得不暗自佩服东坡的好诗好字，脸上却阴险地笑着。于是，一个牵连到苏东坡近四十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乌台诗案”，因沈括的告密而震惊朝野。东坡便大难临头了，下狱近五个月。幸好仁宗皇太后和神宗皇帝开恩，东坡才捡回了性命。不然，依那帮办案人员的意思，早被问斩了。那些爪牙们搜索枯肠，罗织东坡罪名若干，条条都是死罪。通常恶人只是双手叉腰作横蛮状，而他牵着的那条狗却是要咬人的。走狗看上去往往比它的主人更凶恶，这既是生活常识，也是历史规律。
如果不做严谨的考据，我真怀疑王安石他们真的就把自己的政治抱负看得那么重要。将自己脸上贴上堂皇的政治标签，其实满脑子私心杂念，此类人古今都不鲜见。也许嫉妒或忌讳东坡的才华，才是他们打压东坡的真实原因。东坡一路南流，诗文誉满天下。据野史记载，当时不管文武官员，还是白衣书生，都以能吟苏词为雅事。包括那些生怕东坡回京都做官的重臣们，也乐于收集东坡诗文，做着些令自己也难堪的事。当年文坛巨擘欧阳修，早在东坡刚刚崭露头角时，就坦言自己读东坡文，不觉冒汗。欧阳修是位难得的仁厚长者。但那些位居要津的二流、三流或不入流的文字匠们，越是喜欢苏文，就越是嫉妒苏才，当然不会让他回到皇帝身边了。因为当年东坡兄弟双双中了进士，仁宗皇太后欢喜得不得了，说为子孙找到了两个当宰相的料子。这话真是害死了东坡。暗地里等着想做宰相的人多得很哩，这里却明放着个宰相料子苏东坡，他不被大伙儿齐心拉下来才怪！东坡兄弟谁也做不成宰相，这是自然的了。仁宗皇太后说那样的话，整个儿就是政治上不成熟。他们老赵家重文倒是传统，政治上却总不成熟，不然赵宋天下怎么总是个半壁江山呢？
读书人总会怀念宋朝，因为赵姓皇帝对文人墨客实在太客气了。东坡最终未能得到重用，也不能全怪皇帝。皇帝不是一个人就能当得下的，总得大家帮着才行。皇帝有求于手下的重臣们，于是明知下面人的心思，有时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了。下面的人也看出了皇帝的心思，沈括们才敢告密。皇帝耳朵越软，告密的人就越多。自古就有很多人靠告密荣华富贵，也有很多人因为被人告密而祸从天降。更可叹的是，告密者总会不断告密的，一个卑鄙小人往往会陷害很多忠良。所以，从来都是荣华富贵的少，受苦受难的多。
想起了一个告密未成的例子，可惜是外国的。当年法国作家萨特总是激烈地批评政府当局，有人就私下建议应该把这个狂妄的作家投入监狱。总统戴高乐却说：没有人把伏尔泰投入监狱，萨特也不该进监狱。
其实，戴高乐只说对了一半。伏尔泰年轻时因为思想激进，曾被关进巴士底狱。只是后来，他依然故我，却再也没有进过监狱，尽管他的一些著作被政府列为禁书。伏尔泰的年代，在中国正好是清康嘉年间。那年头文字狱闹得中国天昏地暗。伏尔泰倘若生在中国，只怕早被砍了头，哪能让他成为声名赫赫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那年代中国倒是出了个曹雪芹，聊可安慰。但曹雪芹只好用他中国式的智慧，苦心孤诣，在《红楼梦》中“忽南忽北，非秦非汉”地捉迷藏，玩玩“原应叹息”、“假语村言”的智力游戏，不可能像伏尔泰那样奔走呼号，启迪民众于蒙昧。中国终究诞生了曹雪芹，这是我们的幸运；但我们毕竟缺少伏尔泰，这又是我们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于是，中国只能按照中国的逻辑向前走。中国的历史逻辑都包含在浩如烟海的史书里了。中国的皇帝是一代比一代聪明，只读过二十三史的皇帝不如读过二十四史的聪明，读了二十五史的皇帝自然又比前朝所有的皇帝都聪明。想那梁惠王没读过什么史书，就比较幼稚，居然在孟子面前承认自己有个毛病，就是好色。梁惠王明知道孟子是个读书人，就不怕他把自己写进书里去？果然这位国王的好色之德就流芳百世了。我见过一位清朝皇帝选美的诏书，满纸“普选秀女，以广皇嗣”云云，皇帝老子好色，不再是毛病，倒成了国家大事。而这个时候的皇帝，孟子也罢，东坡也罢，只怕都容不下了，尽管他们也吟着苏词，仍然称孟子为亚圣。
本来只想写写东坡的，却越写越偏题，成了这么一篇四不像的文章。
中国天天感恩节
中国大概是最懂得感恩的国度，虽不皈依基督，却好像天天都在过感恩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做个中国人，特别是在古代，一辈子都在感恩：从皇恩、养育之恩到知遇之恩，等等，真是感不尽的恩。似乎中国从来就是天堂，人们一生下来就沐浴在无边的恩泽里，一生一世只用感恩就得了。
皇恩是至高无上的，百姓终身都需感恩戴德。杜甫在安史之乱中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落
迫途中却“每饭必思君恩”。老杜这话若不矫情，真的比任何宗教信徒的祈祷或功课都要虔诚。我就想不通，那位夜夜“绣鸾帐里度春宵”的李隆基对他杜某人何恩之有。又不知老杜在写“三吏”、“三别”时想到的是皇上的恩典，还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白居易作《长恨歌》是多年以后的事，那么，老杜当年想的肯定只是皇帝老儿的好。想必这位郁愤满腹的诗人“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的时候，愤恨的也只是官军无力抗敌，只知扰民，相信皇上仍是英明的。我倒是很赞赏清人袁枚的高论：“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明眼人一看便知，正是皇帝老儿醉生梦死，荒疏朝政，方才祸生安史之乱，招致生灵涂炭。同天下千万对夫妻生离死别相比，他李隆基一个人长生殿上的凄惶又算得了什么？简直活该！如此皇帝，恩典何在？！
但千百年下来，皇恩自是无所不在。古代那些文臣武将，尽管都知道死并不好玩，可若有幸被皇帝老儿亲口赐死，临死仍要谢主龙恩，好像遵皇命而死，简直就是几生几世修来的福气。若能让皇上赐给三尺白练或一杯药酒以全尸首，那真真是皇恩齐天了。叫你去死你都得感恩，天底下还有什么不是恩典呢？！所以，那些幸福地被皇上赐死的人，临死前讲的话总是千遍一律：来生来世，当牛作马，肝脑涂地！难怪嵇康被司马氏杀了，他的儿子嵇绍却忠心耿耿做着司马氏封的官，而且最终为皇帝护驾丧了性命，尽了人臣之大忠。想那嵇绍也许很得意自己的父亲是被皇帝老儿杀掉的，皇恩如此浩荡，哪有不尽忠的道理？！那岳飞在风波亭前慷慨赴死，痛恨的也许只是秦桧之流，想来对大宋天子也应该是感恩不尽吧！叹只叹此生君臣缘尽，更待后世报效皇上吧！
从什么时候起，中国人只知道感恩了？想天下混沌初开，蒙昧未启，人与人谁也不欠谁的，可谓众生平等，当然也用不着老想着去感谢别人的恩典。可突然有一天，某个最强悍的人变得凶神恶煞，用屠刀征服了芸芸众生，将天下万物包括所有人的性命都记在他个人名下，据为己有。所谓“打天下”、“坐江山”，真的说破了历代强人的霸道。中国从来没有不是打出来的天下；既然天下是那些强人打出来的，强人也就可以把江山放在屁股下面坐着了。不管如何改朝换代，无非是天下或者江山被人抢来抢去，无非是百姓头上的屁股换来换去。年月久了，被强人坐在屁股下面的人，将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全部忘记了，甚至连性命都忘了是自己的了。这大概就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说的所谓群体遗忘吧！
人们早就忘记了自己，就只记得感恩了。老百姓的一切远在祖先的祖先那里就被人没收了，现在人家高兴了就给你一点儿，否则就不给，说不定还会把给了你的又收回去，而你却不知那被收了去的原本就属于你，也因此不懂得生气；不知道现在获得的原本就是你自己的，便感恩不尽。譬如，偶尔有位皇上敞开言路，甚至恩准百姓可以上奏万民折，大家就感激得不得了，欣喜生逢盛世，天下归心，非要上个歌功颂德的奏章不可，却不知自己长着一张嘴巴，本来就是应该讲话的。更可叹的是些读书人，见皇帝老儿允许自己说话了，就忘乎所以起来，却不知世上没有不杀人的皇帝，结果误了卿卿性命。书生们枉送了性命之后，在阴间里或许还会因为自己“文死谏”而趾高气扬，从骨子里瞧不起那些“武死战”的，似乎书生比武夫死得体面，因而更蒙皇恩。再比方，哪位皇帝轻徭薄赋，人们更是欢天喜地，非齐声山呼万岁不可，殊不知，这无非就是多榨少榨你的血汗而已。恰恰最没记性的是皇帝老儿，没准哪天他想起库银是否丰盈，又会一道圣旨下来收这收那，反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是皇帝老儿自家的菜园子，人家高兴扯葱就扯葱，高兴扯蒜就扯蒜。老百姓不必多管，但知感念皇恩就行了。
总听人感叹人心不古，可我见感恩美德却一如古风。有人自是快慰，我却讨厌。我并不是叫人们都去做白眼狼。知恩图报，不可谓不善。只是有些所谓的恩，分明是没来由的。比如说，中国很难找出一位官员不知道自己的后台是谁，应该对谁唯命是从。一旦有谁坏了游戏规则，不但恩人再不见待你，只怕也不会再有别的人提携你，因为你忘恩负义，且不管你负的是义还是不义。当然，如今再没人公然标榜自己是某公门生，但谁是谁的人，大家心知肚明。如果谁真的以为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那就很迂腐可笑了。当然真要堂而皇之起来，还得把人民抬出来。我头上的领导是人民选举的，我这官位是人民选举的领导给的，那么，我的权力当然也是人民给的。我管这类理论叫报纸理论，圆也圆得，扁也扁得。
我知道自己这番言论是见不得大方的，衮衮诸公一定不快。饱学之士都说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会使用工具，而动物只有本能；我却固执地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嘴巴除了用来吃饭还要说话，而动物的嘴巴除了用来觅食只会鸣叫。
君子与圣训
孔夫子郁郁乎文哉，满口君子小人云云。于是漫漫两千多年，国人大多争做君子，或者冒充君子；鄙薄别人为小人，或诬陷别人为小人。一部民族史，似乎便由众多君子和小人纠缠着向前演进。尽管小人从未绝种，君子却一直是这个民族猎猎作响的人文旗帜。千年古国也因为这面旗帜而增添着些鲜亮的色彩。试问如果没有孔子，如果孔子不动辄君子小人如何，今天会是怎样一番景象？真的会像朱熹说的那样，“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吗？
然而，仲尼毕竟诞生过了，而且自孔子以降，圣贤们谁都要捻着胡须说一通，就有了许多关于君子或小人的训诫。自古君子们又是最信奉圣贤之言的。比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那些想当君子的人就去虚怀若谷，襟怀坦白；比方“君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便引出些想当君子的人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比方“君子喻于义，小人近乎利”，就有许多愣头愣脑的人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比方“君子修身立德，不因困穷而改节”，又惹得些瘦骨伶仃的读书人去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君子们出尽了风头，终于有些人不自在了。这些人或许官至极品、权倾天下，或许怀才不遇、郁愤满腹，或许落草为寇、打家劫舍，但他们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都觉得堂堂正正做君子太难受，却又怕被别人指为小人。好在他们都读过几句书，便遍翻圣贤之言，看看有无一字半句是替他们这些不想当君子的人说的。可是圣贤们在世时虽尊不及王侯、贵不及将相，说话却是金口玉牙，为小人撑腰的话居然半个字也没说。他们正发着圣贤的脾气，忽然有个人眼睛一亮，不知在哪本书上读到一句话：“无度不丈夫，量小非君子。”此人肯定很有学问，一口咬定那个“度”字应是讹传，原本是个“毒”字！于是他们相视而笑，连连称是。“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就这么成了圣训。虽然从来没有去考证这是哪位圣人说的，却被许多做腻了君子的大丈夫遵从着。理一直，气便壮。所以，欺骗更加无情，阴谋更加凶险，杀戮更加血腥。难怪古人发明了个很有意思的成语：心安理得。凡要做事，先得寻着个理儿；且不管这理是正是歪，只要让人心安就行。于是，征伐讲究出师有名，万一没有名可以凭空捏造；盗窃讲究盗亦有道，万一没有道可以强词夺理；做小人则要看上去像君子，万一缺乏遮眼术就假托圣人之言，大家心照不宣。
有一种协约，叫君子协定。那是体面的君子们不用在书面上共同签字，只需凭口头承诺而订立的协定。这种协定全赖君子们的高尚人格做担保，当然最靠得住了。可惜世界上最脆弱的协定便是君子协定。撕毁书面协定还得动动手，废弃君子协定只需变化一下口形就成了。朱元璋九五之尊，不可谓不体面，单是个君子之名加在他头上倒还辱没他了。朱元璋的幸臣解缙官居翰林学士，才高八斗，大忠大义，自然是个君子。他们君臣之间就有过君子协定。协定是朱元璋提出的：“朕与你义为君臣，恩犹父子，朕有什么不周之处，你一定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是啊！朕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解缙感念皇恩浩荡，信守君子协定，恭恭敬敬地上了万言书，直言朱元璋政令多变，滥杀无辜；小人趋媚，贤者远避；贪者得升，廉者受刑；吏部无贤否之分，刑部无枉直之判，等等。朱元璋自然不舒服了，一直想发作，却碍着自己倡议的君子协定。终于读到了《孟子》上的一句话：“士诚小人也。”这原是齐人尹士愧言自己是小人的话，却被朱元璋断章取义了。于是解缙就大祸临头了。这话可有两种曲解：一是读书人诚实可靠就是小人；一是读书人确实是小人。不论依哪一说，解缙都是有罪的。偏偏有位更加聪明的读书人正给朱元璋讲《孟子》，把此话解释成“读书人诚实可靠就是小人”。解缙又是读书人，又诚实可靠，就百分之百是小人了。语出《孟子》，亚圣之言，还有错的道理？本来朱元璋不太喜欢孟子的，因为这老头儿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混帐话，但“士诚小人也”，不管这话怎么悖情悖理，这位皇帝老子还是信了。于是，解缙被罢了官。解缙毕竟才华卓越，在朱元璋之后他又侍奉过两代皇上。但他仍然执谜不悟地做着君子，所以屡被罢官，终于招致牢狱之灾，被活活冻死了。
不论哪一位皇帝，打天下的也好，坐江山的也好，他们同文臣武将也许都有过各种各样的君子协定。但皇帝们一个比一个聪明，因为越到后来他们越能集历代帝王术之大成；君子们却一直那么傻下去，因为他们一例地效法圣贤之道。所以，朱元璋就比李世民聪明，解缙却比魏征蠢。君子们多是斯文人，没有“武死战”的福份，就慨然宣言要“文死谏”。一代一代的君子就像飞蛾扑火般义无反顾。
可是如今，君子已经不君子，小人也不怕做小人了。十多年前，有些腋下夹着公文包的体面人私下传阅着一本书，有时还凑在一起叽哩咕噜，神秘兮兮。“真是一本好书啊，人在官场，不可不读！”原来那是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这就叫人奇怪了。李宗吾先生如果知道自己的著作居然成了人们学习厚黑的百科全书，只怕会气得从棺材里爬起来。《厚黑学》先是被人暗地里谈论，后来一会儿公开出版，一会儿又被禁了。这真是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再后来就放开了，一夜之间，书摊上便满是什么《商场厚黑学》、《交际厚黑学》、《情场厚黑学》，好像中国留一个人不厚黑就不心甘似的。不知厚黑者们还有兴趣玩君子这个古老的游戏吗？如果还有此雅兴的话，那么“无毒不丈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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