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长烨回忆录-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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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同僚们纷纷过来向我敬酒，我闭紧了嘴，不让他们灌我。　结果酒撒在衣服上，衣服都湿
　　了。同僚们退去，金敬姬上来了，我和她有一定的关系，当着大家的面拒绝她不太好，就稍
　　微喝了一些。金正日看到后说，“所有人都住手，敬姬劝酒，喝一点就可以了。”我只好喝了
　　下去，却发现是白开水。　我猜是金正日知道我不喝酒，就把我的酒杯里换成了水，当然干部
　　们是不知道的。酒宴是金正日个人生活的一部分，那里很开放，大家可以开开玩笑。但是，
　　金正日是个独裁者，是个顽固的封建主义者，他的私生活放荡，喜爱西方式的宴会，却丝毫
　　没有现代意识。如果因为金正日喜欢宴会就说他是现代主义者就大错特错了，他的放荡是封
　　建帝王式的。　金正日不止一次希望我到他身边工作，专心帮助他。但是，我是个知识分子，
　　我要以知识分子的方式为他服务。他最后说没关系。　1984年，我陪同金日成访问中国，同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元老邓小平举行了会谈。这次金日成并没有要求中国提供特别援助，
　　而是分析了北朝鲜的情势和对韩国的政策，另外还有美国的太平洋政策。邓小平思路清晰，
　　但是耳朵已经听不请，胡耀邦就靠在他耳边大声说给他听。金日成向中国的干部们介绍了我
　　（以新任国际书记的身份）。我对中国抱有很好的感情，担任国际书记后也为了巩固中朝友谊
　　而努力，这些金日成都很清楚。这次陪同金日成面见了中国的党政要人，第二年我以国际书
　　记的身份单独访问了中国。我与胡耀邦总书记举行了正式会谈，还参加了他为我举办的宴会，
　　但是，我更关心的还是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我与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乔石很熟悉，
　　他对我说，五年后再来中国，将会看到更大的变化。不用五年后，我当时已经亲眼见到了中
　　国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人有了自信，而且充满活力。回到朝鲜后，关于中国的改革开
　　放我只字未提，因为金氏父子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持否定态度的。　我当时产生一种冲动，企
　　望朝鲜也尽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对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以及邓小平的伟大功绩深信不疑。
　　我悄悄的给国际部干部们介绍了中国的变化，他们的精神也为之一振。我为了更好的宣传主
　　题思想，向金正日建议建立新的办公场所，我已经提前选定了一处地方，就离留学生宿舍所
　　在地不远。　

　　但是，金日成去现场进行“现场指导12”后认为不合适。“不知道为什么黄长烨会选定
　　这个地方，选个更好的地方吧”。后来我选了另外一处地方。那里景　

　　12译注：这个词是朝鲜新闻用语，类似于天朝新闻稿中的“考察调研。。”　

　　色秀丽，附近有不少中央的办公厅，最后金日成同意了，金正日也给了很多帮助。1987
　　年末工程完工，竣工仪式金日成也参加了，之后又给了不少资助。　在新办公场所办公之后的
　　一天，金正日让写一篇关于现代资本主义本质的文章。　金正日有自己的文献整理室，还有秘
　　书室，我想可能是觉得他们对国际形势不太熟悉，才让我动笔吧。我写了一篇文章，讲了二
　　次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的变化、发展，以及新的特征，还有资本主义对阶级关系的调整，资本
　　主义列强的合作，用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他还询问了日本的阶级构造，我说日本的体力
　　劳动者不到劳动人口总数的4％。　那些知识是我与日本学者的交流中得知的，金正日看后似
　　乎有了新的认识，还询问在新环境下该采取什么样的革命战略。金正日热情很高，几乎是催
　　促着我。金正日不喜欢唯物论、辩证法之类的东西，他反对用理论指导政治。我写的文章他
　　没有修改就采纳了。之后，有一次，金正日对我说，　现在学者们不能自由讨论。各级党组织
　　管制这样的自由讨论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为了将来的变化，为了了解世界局势，还是要培
　　养学者。所以，黄书记最好向我打个报告，不管出身，要选出优秀的人才，研究理论工作。　听
　　到金正日的这个提议我很高兴。当时在宣传部门的支持下，一些学者还在反对我关于主体思
　　想的内容，趁这个机会可以正好对优秀的学者们进行思想改造。我给最激烈的反对我的7、8
　　个人发了传票，后来院长楊亨燮找到组织部说我再这样干下去，社会科学院要完蛋了。　但是

　　
　　组织部的干部们知道其实这个指示是金正日下达的，就对楊亨燮（。。。）威胁说，如果表示反对
　　后果会很严重。最后我选择了20名已经获得学位的人才，他们不再属于任何机构，只属于我
　　这个国际书记。为了保持机密，就命名为党中央委员会资料研究室，分为哲学、经济学、政
　　治学三个分室。他们也享有中央会员会职员的待遇，作为学者还有特别优待，不用参加劳动
　　动员。　一个月之后他们的思想就完全转变了，于是社会科学院开始批判他们是变节者。学者
　　们的水平在急速提高，他们不仅接受金正日的要求进行研究，还提高了主体科学院的学者们
　　的水平。特别是对韩国事物的机构人员一旦遇到理论问题，都会请资料研究室的学者们来解
　　决。　被发配到地方劳改的容淳1年6个月之后重新回来，担任国际部副部长，他虽然在矿山
　　劳动，但是得到了金敬姬的支持，所以能够回来。二人关系依旧，结果国际部就分成了我的
　　人马，金敬姬和金容淳的人马，还有第一副部长（代理部长）的人马。在党中央开始传言，
　　国际部有三驾马车。　

　　在我与第一副部长的实力斗争中，金容淳是最后的赢家。金正日任命金容淳为部长，主
　　管一切事物，建议我只是给出政治指导。金正日对我说，“（你）自己心里清楚就好了，领袖
　　不喜欢金容淳，领袖认为金容淳太会拍马屁，所以不相信他，重要的事情不要让他做”。我很
　　清楚，实权在金正日手中，一切取决于金　

　　正日是否想用金容淳。　我知道金敬姬和金容淳觊觎我的国际书记职位，我想，与其让他
　　们想办法把我取而代之，还不如我直接推荐他们，我曾向金正日推荐过好几次。举荐他们的
　　那一年，1987年，我又以金正日的名义发表了好几篇重要的文章，金正日又好几次劝我离开
　　主体思想研究所，专心伺奉他。　但是，我的期待是离开国际部，专门进行哲学研究，所以一
　　直没有答应。而且，我是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人，北朝鲜不愿意变化，我对北朝鲜的权力
　　层不再有期待。我倒更愿意毕生致力于我的哲学研究。金正日对许耽的信任与日俱增。许耽
　　从不缺席金正日举办的宴会，并在宴会上附和金正日。许耽自认为获得了金正日的信任，就
　　提议说，“日本的朝总联支持‘对韩事业’，可以通过朝总联将国际部剥离，将所有工作都并
　　入统一宣传部，否则大家的工作重复进行，效果也不好。”　许耽不断向金正日提出类似建议，
　　最后金正日同意了。但是许耽对与日本共产党打交道没有自信，而且认为利用日本共产党也
　　不容易。金正日不断听信许耽的话，而且有许耽在，对我展开工作也有颇多不便，我就干脆
　　向金正日建议对日工作交给许耽来负责。国际部的职员知道后都说我无能，丢掉了饭碗，但
　　是他们有所不知。　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是与许耽相比，我还是有信心竞争的。我认为要保
　　留国际部，需要与日本共产党改善关系，在与日本共产党关系变坏的过程中，责任全在北朝
　　鲜，虽然日本共产党为了改善与朝鲜劳动党的关系作出许多努力，但是当时的国际书记无能，
　　未能抓住机会。我从担任国际书记第一天就开始努力改善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有一次金日
　　成问我，“黄书记，以主体思想为指导在日本恐怕不能新组织共产党吧。”　“日本共产党历史
　　悠久，而且根基很深，于它之外另建一个不是容易的事。而且现在日本共产党对主体思想有
　　所误会，只要将误会的部分解释清楚，还是能将日本共产党拉到我们这一边的。”　不仅越南
　　和古巴，欧洲所有的共产党都与日本共产党关系很好，只有朝鲜劳动党除外。所以我向金正
　　日提议改善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不是示弱，而是向日本共产党介绍主体思想的优越性，说
　　服他们。金正日说，“那就试一次吧”。　我一直与日本的一所大学副校长（实际上的校长）关
　　系很好。他是一位很有良心的学者，1986年日本东京大学的坂本義和教授访问朝鲜，他也随
　　行。1987年末，我接到信，将在日本举办有关人类安全保障问题的研讨会，邀请我参加。访
　　问朝鲜期间，坂本義和教授已经谈到，他回到日本后会努力促成我访日的机会。　

　　我给他回复了一封信，说我不是一个自由的学者，而是政府高级官员，需要一个名分。
　　他在回信中说，不仅有南韩的牧师，还有日本、中国、美国、俄罗斯的著名学者参加。解放
　　前被日本兵强制押解回朝鲜搬到之后这是我第一次回到日本，我很想看看日本发生了什么变

　　
　　化，而且我也想与日本的学者见面。于是我向金正日提议，这次会议的规格很高，我可以趁
　　此机会访问日本，顺便与日本共产党高级干部们会谈，改善两党关系。　这次出访最终得以实
　　现。离开平壤，乘坐飞机，途径北京，飞往东京。但是，从教授那里发来了紧急联络。内容
　　是因为KAL空难，日本政府拒绝朝鲜劳动党高级干部入境。虽然这次研讨会非官方，但是日
　　本政府拒绝其它一切活动。　我紧急联络平壤请求指示，但是到底去不去日本需要我自己拿主
　　意。与中国方面和大使馆同志商议的结果是虽然日本政府已经发表声明，但是真的进入日本，
　　也不会受太大的影响。我想既然已经出来了，就坚持到底。朝鲜劳动党书记级别的干部访问
　　日本这还是第一次，所以日本政府的戒备很严，再加上空难，警戒程度更高。　我的房间外有
　　7…8名日本警察在守着，就酒店到会议中心不过100米，警察却一个挨着一个。许多人为了
　　见我而来，他们也为我鸣不平，但是无可奈何，在会议上见到学者们我应该已经感到满足了。
　　与日本共产党改善关系方面毫无建树的情况下，12月下旬，返回平壤。　回到平壤我才知道，
　　因为没有中途从北京返回平壤，金日成很生气。现在看来，我当时选择是日本到底是对是错
　　仍旧不准。但是至少在当时，以我的身份做这件事是太冒险了。虽然我自认为负责主体思想
　　对外宣传工作成果很显著，但是金日成生气是应该的。　将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是金正日。　
　　很意外，金正日向父亲表示，这次事件中他的错误比黄长烨更大。金正日让我帮他赶紧编写
　　新年贺词，第二年我仍旧编写了金日成的新年贺词。金正日和金日成批准下来的第二天，金
　　正日给我来了电话。　“无论如何黄老师不能在继续担任国际书记了，直接到文献整理室来吧。
　　金永勋已经升任部长，原来的代理部长现在是劳动新闻的主笔。但是，不能将国际部完全交
　　给金永勋，要将能够管住他的人提升为书记。”那个人就是许耽。许耽想担任国际书记已经很
　　久了，我开始负责主题思想研究所，文献整理室，还有党历史研究所。统一宣传部由尹基福
　　任部长，兼任书记。　家人对我解任国际书记感到遗憾，但是我反而很高兴。有了学习的时间，
　　最重要的是离开了权力斗争的中心。我到了距离党中央很近却山水秀丽的一个地方为金日成
　　父子编撰文集。一周回家一次。我还经常去主体思想研究所，主体科学院也有很多人经常来
　　找我。　这段时间我的主要经历集中在改革开放，我认为改革开放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修正
　　了社会主义的问题，导入了资本主义的优越之处。不仅如此，还从根本上修正了社会主义理
　　论，我努力阐明以改革开放为方向的理论。　

　　第九章　金日成之死　

　　1993年；　我解任国际书记。金正日任命金基南为宣传书记，之前宣传书记一职一直由金
　　正日亲自担任。我建议由金基南接替我担任思想理论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挽留我说，我是
　　主管思想理论的书记，应该继续保留委员长职务。考虑到宣传书记的威信，我又建议任命金
　　基南为副委员长，同时将与理论问题有关的国内宣传管理权转到宣传部，将主体思想研究所
　　与国际部合并，行使对外宣传的管理权。　另外在党中央内部又设立了一个“对外宣传理论问
　　题委员会”，由我担任委员长，宣传书记和统一宣传部书记担任副委员长。各个部门都有自己
　　的利益，管理起来非常困难。一旦与其它部门发生冲突，我往往不愿意行使权力，这个机构
　　后来变成了有名无实的部门。北朝鲜的经济状况一日不如一日，各个机关为了挣外汇纷纷成
　　立外贸公司，赚钱的过程中，腐败以及逃亡的现象也多了起来。金正日宣布整顿贸易公司，
　　并限制海外旅行。在党中央设立了“派遣审查委员会”，公安担当书记任委员长，国际书记是
　　副委员长，委员由军需工业担当书记、经济担当书记、科学教育书记、干部担当书记等六人
　　担任。委员会每周召开一次审查会议，金正日亲自批准的代表团之外，所有的出国人员都要
　　经过委员会审查同意。我主张尽可能多的派人员出国，但是公安担当书记主张尽可能不派代
　　表团出国。　1993年3月，由于核问题，朝鲜与美国分歧加大，北朝鲜宣布进入准战时状态。　
　　核问题最后得以协商解决，金正日对内宣称是自己“绝壁战术”的胜利。在我看来，是美国
　　为避免战争而采取的理智之举。　当时，北朝鲜许多高官因为参加金正日的酒会而死掉。酒会

　　
　　通常在夜里举行，高官们喝的醉醺醺的开车回家，出事故在所难免（因为是秘密酒会，没有
　　让司机跟着）。　这样的消息金日成是不可能知道的，进入90年代，金日成已经丧失领导力了。
　　有一次却发生了一件大事，金正日自己出了事故，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露面。金正日没法
　　工作，重要的事情就需要向金日成请示。不过，真相一直瞒着他，金日成被告知金正日在治
　　疗身体疾病。金正日出事不久，已经处于绝交状态很久的金敬姬哭着给妻子打了一通电话，
　　说因为哥哥很伤心。我猜想可能是害怕哥哥万一死掉，自己没有依靠。那次金正日真的很久
　　没有再露面，好像很严重。1994年，金日成虽然还能与我们见面聊天，但是连放屁都不能自
　　行控制了，我们都猜测他的日子不多了。　

　　当时金日成听力已经出了问题，五月份做了眼睛手术。手术是秘密进行的，到底什么手
　　术不得而知，术后本来需要休息，但是恰好赶上卡特访问朝鲜，金日成过度疲劳，病情更加
　　严重了。与卡特会面时，金日成抖的厉害，为了博得卡特的好感，金日成强忍着装出镇定的
　　样子，非常辛苦。接待卡特属于外交部的工作范畴，我和金永淳只参加了金日成举办的午餐
　　会。　1994年7月25日，半岛南北双方进行正常会谈，金日成更加兴奋起来。我陪同他会见
　　外国客人，金正日表现的很兴奋，沉浸在祖国统一的幻想中。我猜想应该是金正日给他呈送
　　了假的报告，说南部人民热烈盼望着他。　1994年7月8日，我在古巴机场听到了金日成去
　　世的消息。7月13日，我回到平壤。妻子看起来比自己的父亲去世还要悲伤。儿子们认为金
　　日成的死都是医生的过错，骂他们该死。我这个人，兴奋了会掉眼泪，但是伤心时反倒眼泪
　　很少，因为我觉得伤心而哭是一种感性的表现。但党全国齐哭之时，如若我不哭就太危险了。
　　孩子们通过电视看到葬礼后，责怪我哭的太少了，我真是无话可说。　站在我的立场，金日成
　　是对我最好的一个人，甚至可以说是我的大恩人。然而，金日成是个斯大林式的人物，对社
　　会发展有太多的非进步作用，难以评价。　无论怎么说，金日成去世，我内心深处并不太伤心，
　　反而更加憎恨他，是极端独裁造就了今日的朝鲜。7月20日上午，金日成的葬礼结束，我回
　　到办公室。突然接到了金正日的电话，“黄书记，新时代到来了，我们要在新时代好好做事”。
　　我有点惊讶，对金正日来说，比我更加亲近的人大有人在，为何先给我打电话，这是没有道
　　理的。　金正日偶尔遇到问题会给我打电话，通常我都会奉承他，金正日听后会说，“在所有
　　书记中，黄书记是老大，应该多问问黄书记。。”，之前金敬姬曾经说过，“虽然近臣很多，但
　　是并没有可以真心信赖的人，哥哥很孤独。”我想到了刘备托孤，但是，此时我的思想已经变
　　了。未来如何，我无法想象。7月20日，我将金正日在电话中提到的理论问题整理成一篇文
　　章，金正日批准后以他的名义发表。　金日成死了，但我并不企望金正日的想法会有什么变化。　
　　金正日的权力继承很顺利的结束了。　

　　听说黄海南道农业搞的很好，干部们就过去参观。结果发现，农业耕作是不错，但是农
　　民们的生活真是惨极了。别说吃的，厨房里连做饭的锅碗都不够。干部们把农民召集到一起，
　　问，“有什么困难就说出来？”，农民们异口同声的回答，“没有”。我的心痛极了。党，不应
　　该只是讨论怎样永久保存金日成的尸身，讨论金日成铜像前应该放多少束花；在为这些问题
　　热烈讨论的时候，竞从来没有一个人为苦难的贫民提出议案。　

　　干部们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守护金日成铜像，我虽患感冒，还是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值
　　班。有的干部为表衷心，守灵到凌晨。后来才知道，这些事情都有专人调查，并上报金正日，
　　最后在党本部会议上公开。更让人无语的是，听到金日成去世的消息，正在住院却没有立即
　　出院的人。。等等类似毫无关系的人都受到了处罚。主题科学院的一位博士因为听到金日成去
　　世的消息后还在修理自行车而被处分。在金日成去世那一阵子，哭成了一种竞赛。　真哭的也
　　大有人在，很多人长久以来相信了党的宣传。金日成7月8日去世，为了纪念这一天，每个
　　月的8号都有人去铜像前献花。金日成去世百日那天，所有人都上街参加活动，街道一度被
　　堵。去外国出访的干部也要先去铜像前献花，外国客人到来，也要去献花。我认为实在是疯

　　
　　狂，别忘了此刻人民都填不饱肚子。人们对金正日的称呼从“亲爱的领袖同志”变成了“伟
　　大的将军”，在党内正式文件上也开始使用“最高司令官”。金日成70岁寿辰时，有人提议给
　　他“大元首”称号，我表示反对，当时金正日也在。当着金正日的面，我明确的说，“我认为，
　　与其给一个军事领袖的称呼，不如强调作为一名政治家的伟大，强调领袖德行的伟大。”金正
　　日听后，说，“等到解放南朝鲜的战争彻底胜利时再给大元首的称号吧”。　金日成80岁寿辰
　　时，有人又提议给金正日“元首”称号，我又反对。“给领袖‘大元首’的称号是不错，但是
　　以什么理由呢？元首是军事用语，最高司令官不仅是军事称号，而是表示是军队的首领，所
　　以更合适。最好的办法是给领袖做司令服，给领袖穿上最高司令官的帅服”。　但是，金正日
　　最后还是同意用“元首”称号。　封建主义是与军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北朝鲜的干部们都有
　　浓厚的封建思想。我当时说的话根本没用，过后我十分后悔。10月份，俄国自由民主党一行
　　十余人访问平壤，我之前在莫斯科就与他们见过面。金正日给这次访问赋予了重大意义，问
　　我与他们建立联系，让他们成为在俄罗斯支持朝鲜的主要力量如何？　这表示金正日要给他们
　　巨额卢布，我猜当时金正日外汇充裕，考虑到农民吃饭难和主管农业的书记受到非难，将辛
　　苦赚来的外汇就这样用掉太可惜，就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