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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刑架下的报告-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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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堡垒，那么这个统治还能支撑多久呢？
当然，这些人是经过一番挑选的，说不定比那些被习惯势力腐蚀和对胜利缺乏信心的德国看守更坏，但是捷克人出现在这里的事实本身，却是敌人就要完蛋的确实标记。
我们就是这样想的。
但这件事的实际意义却远比我们最初想到的要大得多。
因为这个纳粹统治制度已经挑选不出自己的人，而且已经没有人可挑选了。
二月十一日我们第一次看见了捷克警察制服。
第二天我们就和那些人认识了。
来了第一个人，他朝牢房里瞧了瞧，还有些不好意思似地在门边犹豫了一下，然后——仿佛一只憋足了劲用四只蹄子猛一下跳起来的小山羊——他忽然鼓足勇气说：〃喂，过得怎么样，先生们？〃
我们回答了他一个微笑。他也笑了笑，然后又露出窘迫的样子：〃别生我们的气。请相信我说的话：我们情愿去逛马路，也比待在这儿监视你们强。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也许……也许这样并不坏……〃当我们把对这件事的看法和对他们的看法向他谈了之后，他高兴起来。这样，我们一见面就成了朋友。他叫维特克，是一个朴实而心地善良的小伙子，那天早上在我们牢房门口一闪而过的就是他。
第二个叫图马，一个地地道道的捷克老狱卒。有点粗鲁，喜欢大喊大叫，但本质好，就像我们从前在共和国监狱里常称作〃大叔〃的那种人。他没感到自己处境特殊，相反，他很快就像在自己家里那样干起来了。他说话总带点辛辣的戏谑，他维持秩序和破坏秩序一般多：悄悄往这个牢房里塞块面包，往那个牢房里递支香烟，然后又在别的牢房里扯扯闲话（只是避而不谈政治）。他干这一切都极其自然，他对看守的职务就是这样理解的，他不隐瞒这一点。他为这些活动受到了第一次申斥，于是谨慎了一些，但并没有多大改变。仍旧不失为一个〃狱卒大叔〃。你别要求他做什么重大的事情。
但在他跟前能舒畅地呼吸。
第三个人常常带着忧郁、沉默、冷漠的神情沿着牢房踱步。我们小心地试图同他拉上关系，但他却毫无反应。
〃别对这家伙抱多大希望，〃老爹观察了他一个星期之后说。〃这是他们中间最不怎么样的一个。〃
〃也许是最机灵的一个。〃我故意提出相反的看法，因为在一些小事上有两种对立的意见而互相争辩，会调剂一下牢房的生活。
两个星期以后，有一次我仿佛觉得这个沉默的人在向我眨眼睛。我也向他做了一下这个在狱中具有千百种含义的动作。但再也没有什么反应。也许是我弄错了。
一个月后，一切都弄明白了。一切是那样的意外，就像蛹忽然变成了蛾子一般。这个阴郁的〃茧壳〃裂开了，露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东西。这不是蛾子，而是一个人。
〃你在立纪念碑吧，〃老爹见到我在写这些人物时常常这样说。
是的，我愿意立这些纪念碑，使狱内外那些曾忠诚、勇敢地战斗而牺牲了的同志们不至于被遗忘。我愿意立这样的纪念碑，使那些还活着的、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以极大的忠诚和勇气帮助我们的人不至于被忘掉。但愿像科林斯基和这个捷克警察这样的人物，能够从庞克拉茨监狱的阴暗的走廊走向光明的生活。不是为了颂扬他们，而是为了给别人树立榜样。因为做人的义务并不随着这次战争而告终，在人们还没有完全变成人以前，要想做一个人是需要有一颗英雄的心的。
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篇简短的传记，捷克警察雅罗斯拉夫·霍拉的传记。但是你能从这里找到一个人的全部历史。
他出生在拉德尼茨科。那是我国的一个偏僻的角落。秀丽、凄凉而贫瘠的边区。父亲是个玻璃工人。生活艰难。有工作的时候，是疲劳；失业的时候，是贫困；而失业在这里是经常发生的。这种生活如果不是使你屈膝，就会使你抬起头来，去追求那梦寐以求的理想世界，信仰它，为实现它而奋斗。父亲选择了后一条道路。成了一个共产党员。
少年的亚尔达参加了五一节示威游行的自行车队，在他车子的轮辐上系了一根红布条。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没有忘记这根红布条。当学徒、车工以及在什科达工厂工作的时候，他都不知不觉地把红布条保存在自己的心里。
后来来了经济危机，失业，战争，找工作，于是当上了警察。我不知道在这期间，他心上的那根红布条怎么样了。也许被卷起来搁在了一边，或许忘掉了一半，但是没有被丢掉。
有一天，他被派到庞克拉茨监狱来服务。他不像科林斯基那样带着预定的任务自愿来到这里，但是当他头一次到牢房里看了一眼时，他就意识到了自己的任务。红布条展开了。
他侦察自己的战场，估计自己的力量。他的脸紧绷着，深沉地思索着从什么地方着手，最好怎样开始工作。他不是一个职业的政治家。他仅仅是人民的一个普通儿子。但是他吸取了父亲的经验。他本质好，意志坚定，这个意志在他心中日益增强他的坚决性。于是他下定决心，从一个阴郁的蛹蜕变成了人。
这是一个内心优美而纯洁的人。他敏锐、谨慎而又勇敢。
敢于去做这里所需要他做的一切。不论事情大小，需要他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他工作起来不露锋芒，稳稳当当，深思熟虑，但是毫不胆怯。他觉得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他心里有一道绝对的命令：一切都应当这样，——那还用得着说吗。
说实在的，一切就是这样。这就是一个人的全部历史，现在几个人的生命得到了拯救都要归功于他。这些人在狱外活着，工作着，就因为在庞克拉茨监狱里有个人尽到了自己做人的义务。他不认识他所拯救的人，他们也不认识他。就像他们不认识科林斯基一样。我希望人们至少能认识他们俩。这两个人很快就在这里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于是加倍地发挥了他们的才能。
把他们当做榜样记住吧。当做人的榜样记住吧。他们的头脑长得正。当然首先是他们的心长得正。
斯科舍帕大叔
当你偶然看到他们三个人——穿灰绿色党卫队制服的看守科林斯基，穿黑色制服的捷克警察霍拉和穿着颜色鲜明但并不悦目的制服的监狱杂役斯科舍帕大叔——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好像看到了一幅兄弟友爱的生动画面。但很少看到他们聚在一起。这样做是合适的。
按监狱的规定，走廊上的杂事：扫地、打饭等只能由〃特别可靠、严守纪律并和其余的人绝无牵连的犯人〃担当。
这仅仅是文字上的规定，仅仅是死的条文。要知道这样的杂役是没有的，从来就没有，尤其在盖世太保的监狱里更是没有。相反，这里的杂役却是从牢房的〃监狱集体〃伸出去的〃触须〃，是为了去接近自由的世界，使集体能生存，相互通气，彼此了解。有多少杂役由于执行任务或传递一张字条被抓住而送了性命啊但监狱集体的纪律无情地要求那些来接替牺牲者的人们，继续做这种危险的工作。你去干吧，不管你是勇于承担或是胆怯怕事，反正你是回避不了的。胆怯只能坏事，就像每一件地下工作一样，胆怯会使一切都毁灭。
而这里做地下工作是加倍的危险：你直接被捏在那些一心想消灭地下工作的人们手里，只能在看守们的眼皮底下，在他们所规定的范围内，在他们所指定的时间里，在他们所允许的条件下进行工作。你在外面学会的一套本领在这里不够用，而要求你的却不见得少。
狱外有一批地下工作的能手。在杂役中也有做这种工作的能手。斯科舍帕大叔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谦虚、朴实，看上去挺沉静，实际上却像鱼一样灵活。看守们都夸奖他：〃瞧，这个人多勤快，多可靠，只想着自己的职责，什么犯禁的事都不沾边。杂役们都应以他为学习榜样。〃
是的，杂役们都应以他为学习榜样。他确是犯人心目中的那种杂役的典范。他是我们监狱集体里最坚定、最机敏的〃触须〃。
他了解所有牢房的居住者，每来一个新犯人，他都能立刻弄清楚需要知道的一切：他为什么被捕，谁是他的同案人，他的态度怎么样，他们的态度又怎么样。他研究许多〃案件〃，并极力弄清楚这些案件。这样做很重要，只有这样他才能去劝告别人，才能正确地执行任务。
他也了解敌人。他谨慎地考察每一个看守，研究他的习惯，研究他坚强的一面和软弱的一面，要特别提防他什么，怎样利用他，怎样麻痹他，怎样愚弄他。我在这里所描写的许多人的特性，都是斯科舍帕大叔告诉我的。他熟悉所有的看守，还能详尽地描述他们每一个人。假如他想在走廊上自由活动并确保工作顺利进行，这点是很重要的。
首先他明白自己的责任。他是这样的一个共产党员：他知道，他在任何地方都不能放弃党员的责任而袖手旁观或〃停止活动〃。我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在这里，在极端危险、极其残酷地受迫害的环境里，他才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岗位。他在这里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他灵活机智。每天每小时都会发生新的情况，都要求采取新的方法来解决。他能敏捷地找到新的方法。他所能支配的只有那么几秒钟的工夫。他轻轻地敲牢房的门，倾听预先准备好的委托，趁新来换班的人还没有踏上二楼楼梯之前，他已简明地将这个口信传递到走廊那头的牢房去了。他谨慎而机智。几百张字条经过他的手而没有一次被抓住，——甚至没引起任何怀疑。
他知道哪儿有痛苦，哪儿需要鼓舞，哪儿需要得到外面准确的情报，哪儿需要他那真正慈父般的目光，它能给滋长失望情绪的人以力量；他知道哪儿需要多添一个小面包或一勺汤，就能帮助新来的犯人挨过那不习惯〃狱中饥饿〃的难关。这一切他都知道，都是凭他那细致的感觉和实际的体验得来的，而他也就根据这一切去行动。
一个顽强无畏的战士。一个纯粹的人。这就是斯科舍帕大叔。
我希望，将来你们读到这个报告的时候，从他身上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杂役的优秀典范，他善于把压迫者要他干的事，变成为被压迫者服务。斯科舍帕大叔只是这类人中间的一个，还有其他很多外貌各不相同而执行着同样重大任务的人们。在庞克拉茨监狱和佩切克宫都有这种人。我愿意一一描绘出他们的形象，然而遗憾得很，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甚至连〃快快地歌唱出生活中形成得缓慢的事儿〃，也来不及了。
但这里至少总算有了一些名字，一些榜样，虽然还不是所有不该被忘却的人的名字：米洛什·涅德维特医生。一个英竣高尚的青年，他每天都帮助被监禁的同志们，最后自己在奥斯维辛牺牲了。
阿诺什塔·洛伦泽因为拒绝出卖同志，他的妻子被处死。
一年后，他为了拯救自己的同志们，拯救〃四○○号〃的杂役们和整个监狱集体，也被处死了。
聪明的、永远闪耀着机智的瓦舍克；在戒严时期被处决的沉静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安卡·维科娃；精力充沛的……永远快乐、敏捷而不断创新的〃图书馆员〃斯普林盖尔；腼腆的青年比列克……仅仅是一些榜样，一些榜样。一些大大小小的雕像。但他们永远是雕像，而绝不是木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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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契克/著 蒋承俊/译
第八章 一小段历史
一九四三年六月九日。在我的牢房门前挂着一根吊裤带。那是我的吊裤带。这是押解的标记。今天夜里他们就要把我押送到帝国法庭去听候判决了……事情就是这样，在我生命的边缘上，时光正在贪婪地啃嚼着最后的几口。在庞克拉茨监狱度过的四百一十一天快得不可思议。还剩下多少天呢？我将在什么地方度过这些日子呢？又将怎样度过呢？
在这些日子里，我将很难再有写作的机会。那么，这就是最后的叙述了。对于这一小段历史，我显然是最后一个活的见证。
……
一九四一年二月，捷克共产党的全部中央委员以及准备万一出事时接替他们的领导人全部被捕了。党为什么会遭到这样严重的打击，现在还没有得到准确的证据。关于这个，有一天盖世太保的头头们在受审时也许会供出来的。我也像佩切克宫的杂役一样想仔细弄明白这事的真相，但是白费工夫。
当然这事少不了有奸细的破坏，但多半是由于不谨慎。两年来地下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有些同志的警惕性多少有些放松。地下组织扩大了，经常有新同志参加到工作中来，有些人本来应该暂时作为候补人员在一边等待一下的。机构扩大了，庞大得难以控制。敌人对党中央的袭击显然蓄谋已久，在他们快要进攻苏联的时候就向我们下手了。
开始我不知道逮捕的范围有多大。我还等着我平日的联络员，但他没有来。一个月后，我才知道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不允许这样傻等下去。我只好独自去寻找关系，别的同志也这样做。
我首先找到了洪扎·维斯科奇尔，他是捷克中部地区的领导人。他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人。他搜集了一些材料准备出版《红色权利报》，党没有中央机关报是不行的。我写了一篇社论，但是我们俩又决定把全部材料（我还没有看过这些材料）印成五一节的传单，而不作为《红色权利报》，因为另外一些同志已经在别处出版了《红色权利报》，尽管印得相当简陋。
我们进行了几个月游击式的工作。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这个打击不能置它于死地。几百个新同志决心接替牺牲了的领导人的岗位，担负起他们留下的未完成的工作，使这个组织的基础不致被瓦解或陷于瘫痪。但仍然没有中央的领导，游击式的工作中蕴藏着极大的危险：因为在这最紧要的关头——德寇准备进攻苏联时——我们的步调可能会不一致。
在我所收到的几期以游击方式出版的《红色权利报》上，我认出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的手笔。而别的一些同志也从我们出版的、可惜并不十分成功的五一节传单上，看出有可信赖的人存在。于是我们开始相互寻找。
好像在密林里相互寻找一样。我们一听到声音就跟踪追迹，但却从另一边传来了呼唤声。沉重的损失，使得全党更加谨慎、更加警惕，如果党中央机关的两个同志要碰头，就必须通过他们双方以及其他负责联系的人所设下的试探或暗号的重重障碍。这一回就更困难了，因为我不知道那〃另一边〃的人是谁，而他也同我一样，不知道对方是谁。
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联系人。就是优秀的青年米洛什·涅德维特医生，他成了我们的第一个联络员。这事也有偶然性。一九四一年六月中旬，我病倒了，打发丽达去请他来给我看玻他立即来到巴克萨家里，我们就在那儿把事情谈妥了。原来他就是受了委托来寻找〃另一边〃的人，他根本没有想到那〃另一边〃就是我。相反地，他也像那一边所有的人一样，以为我被捕了，并且很可能已经牺牲了。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向苏联进犯。就在那天晚上，我们还同洪扎·维斯科奇尔一起印发了一份传单，阐明这次进攻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六月三十日，我和我寻找了这么久的那个人会面了。他来到了我约定的联络点，因为他已经知道将同谁会面。而我那时还不知道将同谁会面。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从敞开的窗口飘进来槐花的清香，这正是情人幽会的美妙时刻。而我们却拉下窗幔，打开了灯，互相拥抱起来。原来他就是洪扎·齐卡。
原来一九四一年二月里，并不是全部中央委员都被捕了。
中委之一的齐卡得以幸免。我早就认识他，并且早就爱戴他了。但只是现在，当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才真正认识了他。圆圆的脸，总是笑眯眯的，像个慈祥的大伯，而在党的工作中却表现出坚决果断，毫不妥协，有信心，有决心。他不知道，而且也不愿知道还有比党交给他的任务更重要的事。
为了完成党的任务，他可以放弃一切。他爱人们，人们也爱他，但他从来不以无原则的宽大博取别人的爱。
只用几分钟我们就把事情商量好了。过了几天我认识了第三个新的领导成员，这就是洪扎·切尔尼，他早在五月间就同齐卡取得了联系。他是一个身材魁梧、风度潇洒的小伙子，同群众关系很融洽。他在西班牙打过仗，大战开始后，他带着一叶被打穿了的肺，经过纳粹德国回到了祖国，还留着几分军人的气质，具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是一个有才干、有首创精神的人。
几个月的紧张战斗和纯洁的友谊把我们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这三个人的性格和能力是相互补充的。齐卡是一个干练的组织家，认真而精细，办事严谨，不会被任何一句圆滑的话弄糊涂。他深究每一则消息，刨根问底，从多方面分析研究每一个建议，热诚却又铁面无私地监督每一项决议的执行。领导怠工和准备武装斗争的切尔尼，用军人的方式思考问题，机敏而有魄力。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总能成功地找到新的工作方法和新的群众。而我呢，是一个宣传鼓动者，一个新闻记者，会凭自己的嗅觉工作，有点幻想家的气质，为了平衡也兼有点批评家的气质。
职务的划分与其说是分工，倒不如说是分头负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全部工作，哪儿需要就分头上哪儿去。
工作是不轻的。党在二月份受到的创伤还没有复原。所有的联系都中断了，有些地方的组织全部被破坏了，有的虽然保存下来，但接不上关系。一些组织、一些工厂，甚至整个地区几个月都跟中央断了关系。在关系接上之前，我们只好依靠中央的机关报，希望它能到达他们手中来代替领导。我们没有联络点，也不能利用过去的联络点，怕有人监视着这些地方。最初我们还缺少活动的经费，粮食给养也十分困难，许多事情都得从头做起……这一切恰恰出现在党已经不能只做恢复和准备工作的时期。在德寇进攻苏联的日子里，党应该直接参加战斗，组织反对占领者的后方战线，在敌后发动小规模的战斗，这不仅要靠党组织本身的力量，而且要动员起全民的力量来进行。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的准备时期，党不仅对德国警察，就是对于人民也是极其隐秘的。现在，党受到创伤，它在占领者面前应该更加秘密，更加改进自己的工作，但是在人民面前它却应当从隐秘转向公开，应当同党外人士建立联系，应该向全国人民和每一个决心为自由而战的人开门，同他们结成同盟，用直接的行动把那些还在犹豫的人引向斗争。
到一九四一年九月初，我们初步能够这样说：虽然还不能说已经把严重破坏的组织恢复起来——我们离这个还远着呢，但是我们却有了一个组织得牢固的核心，这个核心本身已经能够，至少部分地能够完成一些重大的任务。党的活动明显地恢复了。各个工厂的怠工和罢工的次数在增加，——九月底，他们派了亨德里希来对付我们。
第一次戒严并没有摧毁那正在增长起来的积极反抗，但是把它削弱了，党受到了新的打击。特别是布拉格地区的党组织和青年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批党的宝贵的干部：扬·克雷依奇、什坦茨尔、米洛什·克拉斯尼和别的许多人都牺牲了。
每次遭到打击之后，都可以看到党是多么不可摧毁。一个战士倒下了，——如果另一个人代替不了他的话，就会有两个或三个人站到他的岗位上去。一九四二年初，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坚强的组织，虽然它还没有包括所有的部门，也远没有达到一九四一年二月的规模，但是它有能力在决定性的战斗中完成党的任务了。虽然我们大家都分担了这项工作，但主要应归功于洪扎·齐卡。
关于我们在出版方面所做的工作，将来可以从同志们秘密保存在地下室或阁楼上的文献资料中找到足够的证据，我在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我们的报纸传播得很广，不仅党内的同志读，而且党外人士也读。它大部分是在许多各自独立而相互严格隔离的秘密〃印刷所〃里用复印机印出来的。根据形势的需要，经常出版很快。比如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斯大林同志给苏联军队的命令，二月二十四日夜晚就已经传到第一批读者的手中了。印刷人员出色地工作着，如医生组，特别是〃富克斯——洛伦兹〃这个组，他们除了出版报纸，还出版了全世界反希特勒的情况报道。为了节省人力，其余的工作都由我亲自承担。还准备了一个万一我出事时可以代替我工作的人。在我被捕后，他就接替了我的工作，一直干到现在。
我们建立了极其简单的机构，这样在执行任务时，就可以尽量少用人。我们缩减了一长串的联络点，因为一九四一年二月的经验证明，过多的联络点不但不能保护党的机构，反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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