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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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つ潞蹦隆に信担八樟�60年取得的一切成就，在阿富汗用5年时间就可以实现”。我们都看到了，这种极端的试验是如何结束的——20年的内战和塔利班宗教狂热分子的专制统治。今天开始听到了要按照西方模式尽快在阿富汗建立民主制度的声音。
可以这样说，阿富汗在西方、新俄罗斯和邻近的中国的共同帮助下，能够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某些初步结论和经验教训
2001年9月之后，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年秋冬季节所发生的事件，既难以预料，又非常迅猛。如果把这些变化说成是俄罗斯转向西方，或者西方转向俄罗斯，或者文明与愚昧的斗争，或者各种文明之间的斗争都是非常错误的。所有这些因素都存在于今天的世界政治之中，但只是作为巨大而复杂画面的一部分而已。
我们都看到了国际恐怖主义新的可能、危险和增长规模。但我们不应该忘记，恐怖主义本身只是实施某种特定政策的工具，在它后面还有巨大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恐怖主义是作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军事组成部分出现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既向西方世界，也向穆斯林世界发出挑战。
可以肯定，在21世纪初，与世界发生碰撞的不仅有非常秘密的国际恐怖组织，而且还有新的全球性的意识形态的挑战，甚至还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最极端派别想要建立新的世界统治和重新划分世界的企图。这种危险不能低估，但也不能夸大。伊斯兰极端主义并不代表整个伊斯兰世界，而且本身也分成几个相互敌视的派别。
2001年之秋……俄联邦与美利坚合众国（23）
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战争所取得的胜利证明，这些极端组织完全被国际社会所孤立，就是在阿富汗国内也没有得到当地老百姓的支持。伊拉克和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局势要复杂得多，美国总统布什提出了横穿伊拉克、伊朗、朝鲜等国家的“邪恶轴心”概念，而且有意将这一轴心消灭掉。确定性小一些，但准确性和理智性大些的概念，是普京提出的“不稳定弧”。布什所说的那个地区的局势实在太复杂，而且还存在着多样性，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概念或者一个道德标准来理解它。
无论在近代历史，还是中世纪历史，也包括基督教历史，极端主义都不是什么新鲜事。20世纪的世界经历并战胜了全球意识形态扩张的几次轮回。我们没有依据断定，应该把本·拉登抓起来还是把他消灭掉——这样的可能以后也不会有。
20世纪初，放纵的殖民主义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动荡。首先受到伤害的就是如今生活富足的欧洲。意识形态扩张的回应波是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20世纪30～40年代，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波浪席卷世界，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是这种思潮最危险的发源地，就是这些当今很平静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以侵略者的面目出现。
苏联在20世纪50～70年代建立的社会主义，本身也包含很多全球性意识形态扩张的痕迹。但是，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那几十年里也不是普通的空想，它们也包含着危险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扩张。
我们应该客观地看问题。各种类型的穆斯林极端主义是世界新的重大威胁，但美国的霸权主义和以色列社会的某些极端主义也并非不伤人的。
很多人把现代世界的极端主义和南部或者第三世界人民群众的贫穷、绝望联系在一起。贫穷和绝望是产生狂热者、极端主义者的合适土壤，但它们不是出现这种结果的必然土壤。极端主义并非总是和贫穷联系在一起，而贫穷也不一定就是产生极端主义者的原因。
统治世界的欲望多半不会在贫穷国家出现，也不会来自被压迫民族。引发政治极端主义的根源不仅可能是反对欺辱和压榨的斗争，也可能是保护、增加不正当渠道获得的财富、特权的斗争。很富有的美国人中也有极端主义者，本·拉登就出自沙特阿拉伯最富有的一个家庭。瓦哈比作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一个派别，是沙特阿拉伯的官方宗教。从宗教要求和教条来说，瓦哈比一点也不比现代伊朗的什叶派伊斯兰教规温柔。
极端主义的思想家和那些最活跃的信徒，往往不是出自贫穷的家庭，而是一般来自中等社会阶层，他们把贫穷和无知当作依靠。宗教狂热者的目的，不是让人们生活过得更幸福，而是让人对他们绝对服从，甚至强迫他人作奴隶。所有这些，我们在阿富汗都看得很清晰。但古老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局势才是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最刺激的实例，那里的任何冲突一方都不准备妥协。这已经超出我们的红线范围，但没有超出美俄两国总统不止一次讨论的问题范围。
尽管个别地方有些不愉快，但俄罗斯2001年对外政策总的结果是积极的。一些评论家甚至认为俄罗斯当年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非常杰出的成绩。当然也有一些悲观者。全球化问题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杰利亚金在2002年初说过，俄罗斯2001年外交最出色的成绩，就是“舒舒服服地告别了国际舞台”。
米哈伊尔·杰利亚金说：“当普京集中精力在双方都很重要的领域进行合作的时候，他回避了让俄罗斯非常头疼，但又无法解决的那些问题——反导、北约和欧盟扩大。普京缓慢而从容地把俄罗斯从世界舞台转移到与其经济和地缘政治资源相适应的地区大国位置上。俄罗斯惟一保存下来的资源是核武器，但只有一种情况这个结论才能成立，即核武器的主人真的有能力使用它。因此说，在世界政治的天平上，巴基斯坦的一枚弹头要比俄罗斯的一千个弹头都有份量。普京开始辉煌地把俄罗斯从世界舞台移走，同时想保留自身现代化的资源，还想说服西方与俄罗斯合作。但是，他会理智地利用俄罗斯剩余的资源吗？”
这是错误而且带有明显偏见的评价。俄罗斯在2001年不仅没有退出世界舞台，而且明显巩固了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同时成倍增加了对外政治和经济资源。俄罗斯在完善与西方政治、经济关系时，能够明显改善自己在东方的政治、经济地位。2001年7月，普京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这次会谈的主要成果是中俄两国签订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个条约总结了中俄两国十年合作成果，是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俄中公开宣布，它们在反导问题、北约扩大问题、巴尔干问题以及两国领土完整（俄罗斯的车臣，中国的台湾、西藏和新疆）上坚持一致立场。中俄两国在中亚问题上的态度也相互吻合。
这是组成历史上著名的“美国―中国―俄罗斯战略三角”的重要一步，当然是在另外基础之上。这也是建立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步，俄罗斯在里面扮演的角色远不止于地区大国。俄罗斯不急于在国际舞台上占据领袖地位，但也不打算退出国际舞台。俄罗斯在这个舞台上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担当西方和东方的桥梁以及协调很多复杂冲突的中间人。
2001年之秋……俄联邦与美利坚合众国（24）
我们应该尽自己所有能力，避免新世纪的危险和威胁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这次战争一旦爆发，将是整个世界的最后一场战争。
第四部分
意识形态的抉择（1）
再问：“普京是什么样的人？”
2000年1月底，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的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经济观，而是首先关系到他的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总统选举中的主要竞选伙伴——根纳季·久加诺夫、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和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均明确代表着某个政党和某种意识形态倾向（他们分别是共产党、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与他们不同的是，弗拉基米尔·普京不是某个政党或联盟的候选人。他对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表达得不够清晰。
这一情况在2000年3月却给普京创造了很大优势，他不仅得到了同情中央选民的选票，而且赢得了大部分右翼和左翼选民的支持。在竞选过程中，普京并不是完全没有阐明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他讲到了爱国主义和强大的国家，讲到了拥护民主和法制、维护俄罗斯安全和提高俄罗斯公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同样的话，许多其他政治家也都说起过，尽管侧重点各不相同。
虽然鲍里斯·叶利钦偶尔表示过建立新政党的意愿，并且愿意在其中工作，但他从未投靠过任何一个俄罗斯大党。即便如此，叶利钦的政治面目还是要比他的继承人普京更鲜明一些。早在1985年，叶利钦就已投身于公众政治世界，他是从苏联共产党的高层进入民主运动的，这就要求他必须不断声明自己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立场。有人说，普京反对共产主义，因为他把民族传统放在首位。政论作家阿·齐普科认为：“普京在苏维埃时代更可能是一个隐蔽的‘白卫军’。当了国家元首以后，普京前往巴黎向白色俄侨的墓地致敬。” 这是十分大胆的举动。普京在苏联的对外情报部门工作了16个年头，他曾经工作的所有岗位都不需要声明政治倾向，而是要展示高超的职业水平、完成任务的能力和勇气。普京曾是苏联共产党党员，谁也没有怀疑过他对党和党的政治纲领的忠诚。后来在谈到自己在七、八十年代的观点时，弗拉基米尔·普京亲口承认：“我曾是一个正常的苏联人。”
就是在当选并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之后，弗拉基米尔·普京也没有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这引起了人们的不少猜测，或者毫无根据地企图将其划入这个或那个政治派别。有人将普京定义为“西欧派，对独特的俄罗斯道路思想漠不关心”（阿·齐普科）；也有人说他 “加速了俄罗斯历史的新转折，是反西欧主义者”（阿·纳戈尔内）。穆尔塔扎·拉希莫夫声称：“普京是毫无疑问的民主主义者。”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则表示反对：“不，普京更是个保守主义者，而不是民主派，他主张强权。”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认为：“普京是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者。”伊戈尔·沙布杜拉苏洛夫则不赞同这一观点：“不对，普京是个实用主义者，他的立场无法用意识形态的刻板公式来确定。”来自《消息报》的普·阿科波夫激动地感叹道：“普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西欧派，还是斯拉夫派？他赞成把俄罗斯纳入‘世界文明’，还是忠实于‘独特的俄罗斯道路’？这个问题甚至普京本人也无法回答。普京上校在危机深重的俄罗斯偶然获得了最高政权，他确实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也不知道该向何处去。这一情况之所以难以察觉，只是因为与20世纪初领导俄罗斯的另一位上校——尼古拉·罗曼诺夫——相比，普京更加果断，也不会对自己的每个行动做知识分子式的反思。事实是，俄罗斯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像100年前一样，它的发展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位并不完全适合在变革时代领导伟大国家的上校。”
《新时代》杂志的拉·楚卡诺娃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相同的思想：“大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阶层对待总统的态度相当神经质。总统做的事，知识分子大多不满意；而总统说的话，却大都能够博得知识分子的欢心。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考验，因为口头表达的现实在他们看来丝毫不逊于真正的现实。于是在很多出版物中，尤其是印刷出版物中，存在着一种激动的等待：普京这个‘黑匣子’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彻底打开，什么时候才能解释清楚，他到底想要什么以及他要干什么。” 楚卡诺娃本人曾认为，普京将要建设一个易于管理的、然而却是官僚主义的、完全苏联式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出版自由将受到限制。《共同报》的亚·克洛托夫更加悲观。他认为，俄罗斯“将从总体上保存共产主义关系，东正教和‘普京的个人崇拜’ 将作为供人信仰的意识形态。‘高级僧侣’会议将取代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而人民将获得它想要的任何一种平静——‘官僚主义的、墓地一般的，或者流血的’。”
这些针对普京的责难和意见是不公正的。在俄罗斯，极权的意识形态体制刚刚崩溃，对于大部分公民来说，没必要、也不可能操之过急地过渡到某种新的、对大家都适合的意识形态。我们面临着意识形态的抉择，这个选择对很多人来说都是艰难的，其中也包括总统。
然而，弗拉基米尔·普京正像我们中的大多数一样，必须做出抉择。
俄罗斯是否需要新的意识形态？
在现代马克思主义读物中，意识形态通常被理解为以相对系统化的理论形式反映人对周围现实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为巩固和发展这些关系服务的思想和观点的总和。曾经认为，意识形态的基础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性质。意识形态反映这个或那个阶级的状况，并以政治、法律、宗教、伦理、审美和哲学观点为表现形式。关于社会活动的宗旨和纲领的阐述同样属于意识形态领域。
意识形态的抉择（2）
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深厚的国家，它自称为无产阶级专政，并把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作为自己的目标。早在1918年通过的第一部苏维埃宪法的第3条就有这样的内容：“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基本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和争取社会主义在所有国家的胜利。”在1977年通过的最后一部苏维埃宪法中，世界革命的主题消失了，社会主义宣告顺利建成。国家的基本任务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斗争。而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和主导力量，是社会政治体系、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
这样一来，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列宁的政策在前苏联被视为公民的宪法义务。宣传其他观点和其他意识形态，或者批评马克思列宁主义自然成为违反国家主要法律的行为，是犯罪和“破坏意识形态”。苏联的意识形态像宗教一样无所不包，曾是党和国家的主要支柱之一。它不能保证公民的个人自由，却建议他们成为在地球上建立合理的新社会的所谓共同历史进程的参加者。
许多美国观察家认为，苏联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完全不关心，记者兼苏联学研究学者约翰·萨特批驳了这一观点。他写道：“尽管美国人几乎根本无法理解苏联公民时刻准备使自己各方面的生活服从、服务于某种思想，然而他们还是应从事实出发，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尽管外表荒诞，但却向自己的信徒提供了一套严整的历史理念，使最简朴的公民的生活也很有意义，哪怕只是虚幻地满足了必不可少的精神需求。在没有信仰的时代，共产主义就成为颠覆我们观念的强大反信仰。用武器无法战胜它，借助小恩小惠也不能促使它的信徒背弃它。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克服它，即找到更有效的意识形态与之对立。”
众所周知，在“改革”和“公开化”的年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俄罗斯的影响和力量发生了动摇，这一过程在1987～1990年获得了真正山崩地裂般的特征和性质，最终导致了权威的倒台，紧随其后的是苏共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如果没有原来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像苏联这样的国家根本无法生存。然而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是被某种新的、强大有效的意识形态击垮的，而是毁灭于从各个方向发起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整体进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坍塌了，然而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的意识形态能够取代它的位置。
俄罗斯联邦作为主权国家的诞生不是长期民族解放斗争或民主斗争的结果，否则，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应当可以形成新的思想和新的领袖、新的国家形象和新的公民心理。苏联和苏共轻而易举的毁灭令人震惊。当然，叶利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戈尔巴乔夫又没有把握住局势，于是周围的一切都开始崩塌，犹如老朽的树木，或是地基和支柱无法承受原有重量的房屋。
谁能给国家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并领导它的革新和复兴呢？根纳季·布尔布利斯？谢尔盖·沙赫赖？安德烈·科济列夫？叶戈尔·盖达尔？这些人起草了关于苏联解体的别洛韦日协定，宣布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实行全面自由化。然而将西方自由主义注入俄罗斯的尝试伴随着国内生活水平的骤然下降以及犯罪率和混乱的膨胀，因此它不可能吸引俄罗斯公民的广大阶层。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作为拼凑的概念来到人们面前的，而不是人民饱经忧患和痛苦换取来的，所以它只能成为很少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
当然，1993年12月12日在全民公决中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收录了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很多基本概念。然而宪法毕竟不是意识形态，其自由主义——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具有“框架的性质”。因此，对宪法的忠诚并不违背对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宗教的信仰。
俄罗斯是否需要一个全民族或国家的新意识形态呢？一部分政论家认为，在俄罗斯，对所有意识形态的兴趣和信任已经消失殆尽，而这也许是一件好事。“俄罗斯社会有没有对意识形态的需求和需要呢？”弗·索洛韦伊提出了问题，并进而回答道：“这很值得怀疑。在俄罗斯占主导的是对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排斥，不管是谁信仰它。这样的精神状态不是臭名昭著的苏联极权主义的后遗症，而是俄罗斯最近十年的历史造成的。” 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多次谈到对意识形态和各种“主义”的拒绝。然而，社会的全面非意识形态化意味着社会陷入混乱和荒诞的局面，与其不可预料后果的力量角逐将占据思想斗争的位置。
恩·巴甫洛夫认为，俄罗斯不能在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的状况下生存，“俄罗斯应找到自己的支柱，每个文明、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道路以及在精神、政治和其他关系中能够使人们联合为一个整体的东西。社会思想或者宗教思想发挥凝聚的作用，或是赋予任何活动以意义，在俄罗斯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罗斯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国家。正是有关俄罗斯的特殊道路和使命的思想——并且不一定是官方的思想——维护了它的统一” 。
不久前去世的企业家兼哲学家亚历山大·帕尼金近些年一直致力于寻找新的、全国普遍适用的意识形态。他向自己的读者和听众宣传：只有新的世界观可以解放人的创造力，并生成巨大的能量，从而使俄罗斯走上新的轨道。然而，帕尼金最终还是未能找到新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公式。
意识形态的抉择（3）
《明日报》的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和圣彼得堡的前任州长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夫同样相信，俄罗斯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公式，而且俄罗斯正在“孕育”新的意识形态。谁要是能够找到适当的语言和公式来表述它，“谁就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因为这做起来并不简单”。 而来自世界政治科学联合会的叶莲娜·谢斯托帕尔教授认为，表述俄罗斯的新意识形态并没有那么困难，关键在于有没有需求。“新的民族思想，确切地讲，民族意识形态的内容是什么，它从何产生？”耶·谢斯托帕尔提出了问题，并紧接着回答道：“这是政治实践家、政治学研究者和人文学科理论家的事情。他们茫然地从一个政党换到另一个政党，但是在上层暂时尚未意识到理论工作的必要性。当前，这项任务在各方面都已成熟。这里指的是发展方向的选择和一定的价值参照物的选择。执法机关，确切地说，是总统本人及其工作班子应成为主要发起人，因为人们总是在寻觅某个下指示的手指，以便提示他们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和怎么做。”
哲学博士亚历山大·齐普科也期待着总统对俄罗斯历史上最“悠久、难解的问题”做出回答。在亚历山大·齐普科看来，恰恰应当由普京来宣布和解释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三个阶段具有总体继承性；由普京指出在建设未来的过程中，哪些价值是重中之重；由普京解决“白军和红军”的问题，并“指出公民对其臣服的领袖和选择的思想负有责任的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奇怪的议论和要求。
事实上，俄罗斯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建立某种新的全国或全民性的意识形态，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确定所有公民必须共同接受的意识形态价值。这不仅是因为俄罗斯联邦宪法明确规定，俄罗斯“承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任何意识形态均不可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或必须遵守的意识形态”（第13条）。要知道，那些支持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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