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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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蒋观云不但坚辞不就，还公开在报纸上登出一则《入山明志》的启事，以表明其气节之高。弄得北洋政府洋相百出，狼狈不堪。

　　　　蔡元培这次倒显得很冷静，不但不恼，反而沉下心，坚定了办好北大的信念。他透过自己的去留问题，看到了新旧思潮斗争的继续，看到了究竟要在中国维持一个什么样的大学的问题。看到了自己如能坚守在这里，就等于保住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北京大学，保住了教育改革的成果和新文化运动的阵地。

　　　　北京各校师生以最热烈最诚挚的感情欢迎蔡元培的归来。9月20日上午，北大全体学生和全体教职员分别召开了欢迎大会。先由方豪代表全体学生向他致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方豪说：

　　　　“当此秋光宜人之际，我们有幸会聚一堂，重睹我校长慈蔼之容涌现于讲座之前，实抱无量之欢欣也。今日我们欢迎先生，乃欢迎国家新文化，国立大学之新纪元，全体学生之新生命。我们将以无穷之欢乐，无限之兴奋，敬祝先生之健康！敬祝北京大学万岁！”

　　　　而马叙伦先生代表全体教职员的发言，更让蔡元培热泪盈眶，无限安慰。他说：

　　　　“今天我们欢迎蔡校长有两层意思，一是欢迎校长胜利回校，二为欢迎蔡先生这个人。蔡先生学问道德之高尚，世所公认。我们欢迎他，就是欢迎他伟大的精神。我们欢迎他，就是欢迎正义终于战胜了强权和黑暗！”

　　　　19

　　　　就在蔡元培抵京后的第四天，陈独秀终于出狱了，胡适连忙赶去箭杆胡同看望。几个月的监狱生活，陈独秀明显消瘦了，但个性似乎更加强悍。见他睁大一双小而尖锐的眼睛，笑着嘲讽胡适说：

　　　　“别人坐牢，你倒落得在一旁打秋风”

　　　　胡适张了张嘴，一时不知所云。见陈独秀举起了手中的《每周评论》，才恍然大悟，两人一齐笑了起来。原来，陈独秀被捕半月后，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爱情与痛苦》的随笔。胡适在文章里说：

　　　　《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里，我的朋友陈独秀引我的话“爱情的代价

　　　　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他又加上一句评语道：“依我看

　　　　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这句话出版后的第三天，他就被

　　　　北京军警提去了，现在已有半个多月，他还在警察厅里。我们对他要说的

　　　　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

　　　　陈独秀很喜欢同一期上李辛白的小诗和一篇杂感。庶务主任李辛白也是安徽人，长他四岁。当年陈独秀在芜湖创办岳王会时，李辛白也参加李辛白的诗写的很有思想：

　　　　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

　　　　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陈独秀眼里闪出狡黠的目光，嘲讽地说：“堂堂胡适之，还不如辛白写的好，真不知你是怎样想的？哎！这篇《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怕是守常所为”

　　　　胡适笑着点点头说：“他是自己来信自己回答。”

　　　　李大钊在文章中写道：“有一位爱读本报的人来信说，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亏了贵报的‘只眼’，常常给我们点光明。我们实在感谢。现在好久不见‘只眼’，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

　　　　李大钊不但最早赶来看他，还出面召集《新青年》同人在六味斋为他接风，把蔡元培也请来陈独秀虽然身体有病加上行动受限制，仍快人快语地与李大钊逗趣道：

　　　　“守常，这次坐牢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你猜猜看，我要加盟布尔什维克了！”

　　　　胡适听得脸色苍白，李大钊却高兴地从棉袍里摸出一首诗，还是专门为欢迎他出狱而写的。据说刘半农也在为陈独秀写诗，题目叫《D——！》，诗句也怪怪的，可惜今天还没写完，只好老老实实地听李大钊先朗诵起来。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里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陈独秀听了很高兴，他深情地望着蔡元培，爽直地说：“我知道旧势力也容不得您待在北京呀！”

　　　　蔡元培会心一笑，说：“可是我终于回来也希望你继续留在北大，我想请你在明年开一门宋诗新课如何？”

　　　　陈独秀略一沉思，见盛情难却只好先答应这时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周作人纷纷向他敬酒，他也关切地询问起各自的情况。

　　　　钱玄同还在热衷于他的文字改革，他好像对政治革命兴趣不大。原来挺容易激动的大嗓门，在更加狂热的学生运动面前，突然变得微弱不堪起来。刘半农正准备去法国留学深造，他因国学底气不足受尽了旧派的辱骂，心里也一直憋着股气，发誓非混个洋博士的招牌不可。

　　　　蔡元培和陈独秀都很关心周氏兄弟，周作人说他兄长又以鲁迅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了短篇小说《孔乙己》和《药》。最近正在翻译一个日本人的剧本。这个剧本，就是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周树人认为这个反战的剧本很适合中国的读者，每天晚上，兄弟俩点了灯，看着书卷上闪光的金字，不由得会想起作者在《新村杂感》里的另一段话：“家里有火的人呵，不要将火在隐僻处搁着，放在我们能见的地方，并且通知说，这里也有你们的兄弟”。他们兄弟俩想在大风雨中，高擎起火把，让中国的青年也能觉醒过来，去忧虑人类的命运，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而周作人正热心研究日本的“新村运动”，想和《少年中国》的负责人王光祈发起“工读互助团”，提倡过一种城市里的新生活。他这怪念头很快引起了在座各位的兴趣，当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各种改造社会的方案应运而生，而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的声浪日益高涨。蔡元培兴奋地说：

　　　　“启明你谈的再详细一些，必要时把那位王光祈也叫来。我们可以先在北大作试验呀，只要有可能，我们几位可以作为发起人联名募捐。”

　　　　周作人也来了情绪，双眼熠熠放采，用一口绍兴官话，描绘出一个美妙的幻景：

　　　　“我们设想的工读互助团主要是办素菜食堂、制作工艺、洗衣和放映电影等。其中手工产品如毛巾、袜子等都以‘工读’的商标出售。并规定团员每日做工四小时，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而团员的生活费、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王光祈把这种新生活称为‘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我想若是工读互助团成功的话，那么守常先生所向往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不就渐渐地实现了”

　　　　李大钊和陈独秀也欣喜地对视了一眼，觉得这倒是一次很好的社会实验。

　　　　李大钊说：“这样做只要用极少的经费，极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尽做工的责任，达求学的志愿，实行互助的主义，点子倒还真不错哟。”

　　　　蔡元培不愧是位理想主义者，他好像已进入了角色，非常投入地说：“如果全国的苦学生都能这样组织起来，全国做工的人，也能用这种方法工余求学，全国有能力的人，也都来助成这项事业，青年求学的问题便可解决要是能感动全国各团体都这样做，中国的最大问题也可解决要是与世界各团体联合起来做，那么世界最重大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岂不是人类最大的希望”

　　　　陈独秀毕竟刚从牢房里出来，见蔡元培书生气十足，又忘情地兜售起当年以互助论为核心的空想社会主义，便不温不火地泼来些冷水，说：

　　　　“在目前的中国可能蔡先生，别忘了你我的遭遇和处境。这事可以做，但仅仅是一种试验。我建议今后《新青年》要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民众运动和社会改造，投向广大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

　　　　胡适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一个人，一位含冤而死的女性，一种悲惨而不公平的社会命运。他的情绪顿时低落下来，面容凄威地放下筷子，说：

　　　　“我近日正在为一个可怜的短命女学生写传。她叫李超，是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的普通学生。她是广西梧州人，家中财产颇丰，父母早死了，一个过继的哥哥，全无心肝，”待她很不好。李超因不满封建旧家庭，发愤出门求学。但因此也更遭封建传统势力的迫害，到后来竟一钱不寄，完全断绝了她的费用。她终于在最近因忧愤和贫病交加死她死以后，家中继兄连信也不寄一封。棺材停放在北京的一座破庙里，家里也没人来过问一声。后事全靠同乡和朋友料理。他们在整理遗物时，找出许多信札，分类编记后送来我这里。我读了这些信稿，对这位无名女生产生了无限的同情和痛惜。我觉得替这一个女子做传，比替什么督军做墓志铭更重要的多！”

　　　　蔡元培听得心头发酸，忍不住摘下眼镜擦了下潮红的眼眶。他觉得“五四”以后，更应该引导学生去关注国内的社会问题，关注底层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便郑重地提议道：

　　　　“我看北京学界是否可以为她开一次追悼大会？让全国的有心之人都来敬仰怜惜她抗争的志气，研究和解决像她那样不幸的社会问题。”

　　　　《新青年》同人一致响应，并委托胡适具体筹办。

　　　　李超的追悼会成了本年度北京学界的又一次集体行动。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五十四人，先联名在北京《晨报》刊登启事。追悼大会终于在小雪这天于女高师隆重召开，到会者达上千人之多，诗文挽章三百余份。会场中央挂着李超遗像，上题蔡元培“不可夺志”的横额。胡适以北大知名教授和新文化倡导者的地位，在那篇当场散发的《李超传》中，向整个吃人的封建宗法制度发出了强烈的控诉。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忘不了他激愤的声音：

　　　　“李超有钱而不能用，以致受尽了种种困苦艰难，以致于病，以致于死，这是谁的罪过？这是什么制度的罪过？”

　　　　蔡元培那天也发了言，心里满渗着悲凉。因为他在哀悼李超的同时，也在哀悼另一位朋友。刘师培终于在秋风秋雨中病逝了，一代国学大师只活了三十六岁，实在令人痛惜记得那天他正在校长室欢送傅斯年、罗家伦和许德珩等毕业生去国外留学，这许德珩的出洋经费还是他托江西教育厅长许寿裳设法解决的。望着这些即将离他远去的学生，这些“五四”运动中的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他的心里真不是滋味哟。就在这时候，钱玄同脸色铁青地闯了进来，报告了这个噩耗。

　　　　刘师培是11月20日病死家中的，当时黄侃不巧去武昌处理私事，情急中何震只好请来了钱玄同。他临死的前一夜神志非常清醒，见钱玄同来到床前，脸上还露出一丝惨笑。他终于说出了压抑心头多日的肺腑之言：

　　　　“玄同，我要走谢谢你和仲甫、蔡先生，对我的关照。有些话在临死前，还是说出来痛快，你知道我是过来人，在中国，我算是最早研究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了我觉得你和仲甫的文化观点太偏激。仲甫的《文学革命论》远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激进多了，他几乎否定了包括汉赋。唐诗和宋词在内的全部古代文学。你还开口选学妖孽，闭口桐城谬种。而且只要谁提倡研究和整理国故，你们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成复辟派。我以为这种偏激如不纠正，只能造成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断页。你们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你和仲甫不懂国学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我知道你们也在寻求救国之路，你们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其实想从全局上引进西方文化。你们可能认为以儒学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已不可能让中国进入现代社会，这观点我想也是对的。你们的问题在于，只提倡了从全局上引进西方先进文化，而忽视了引进西方文化必须进行消化，必须符合中国的实情。你们大情绪化了，连营垒中有不同意见也不允许。在这方面胡适是对的，我死后，相信二十年代必将兴起一个国学研究的高潮。你一定要把我的话，转告蔡先生和仲甫。我相信他们会听得进的”

　　　　那天的钱玄同听得恍如五雷劈顶，只顾紧紧地拉住刘师培干枯的手，一句话都不敢解释。当他跑来告诉蔡元培时，蔡元培也感到很震惊。他沉思良久，才缓缓地抬起头问：

　　　　“申叔的话有理”

　　　　钱玄同没有回答，只是面色悲恸地点了下头。

　　　　蔡元培终于长叹了一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呐！”

　　　　刘师培没有后代，更没有遗产，一生只留下七十四部国学专著。蔡元培亲自出面张罗丧事，他的生前好友，时任晋北代理镇守使和阎锡山公署参谋长的南桂馨，出钱购置了棺木并支付丧事的一切费用。黄侃一回京就披麻戴孝地赶来吊唁，跪在地上放声痛哭。刘师培的死，让他想起了颜回、韩非、贾谊等才子的早夭。并当即吟诗一首以示哀思：

　　　　夫子挺异质，运穷才则优。

　　　　名都富文藻，华宗绍儒修。

　　　　而何震却因丈夫去世后痛不欲生，没多久就神经错乱她常常会哭哭啼啼地来北大门口喊叫，找蔡先生，找陈独秀，要刘师培快点回家。每当这时，总是刘师培的弟子刘叔雅出来好言劝慰，默默地护送她回家。

　　　　她那凄凉的呼号，给1919年的岁末抹上了一笔沉闷的色彩。
第05章　鼓天下之气（1920）
　　　　1

　　　　这是个难得一遇的暖冬，年初的一天下午，天空中飘着牛毛细雨。只见一位手撑油布雨伞的青年人，快步走进了人迹稀疏的箭杆胡同。敲门时，年轻人发现，不远处有一双陌生的眼睛正狐疑地盯着他。

　　　　开门的陈独秀，一眼就认出了毛泽东下巴上的那颗大痣。

　　　　“啊，是润之呀！真是难得的稀客。快请进。”

　　　　毛泽东微笑地看着保释在家养病的陈独秀，发现狱中生活使他憔悴了许多，头发又落了不少，前额更加突出。但凹在眉骨下的两眼还是乌黑发亮，挺有神气。

　　　　“什么时候来的？家里还好”

　　　　陈独秀示意他坐在写字桌旁的木椅上。陈独秀的卧室不大，一张床、一张写字桌、两架书就把房间挤得满满的。

　　　　“才来几天，可惜母亲不久前去世了”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逝世时才五十三岁，家莫时，他含泪写下了《奠母文》。从此后，他将是一个无牵无挂的人毛泽东沉默了一下，果断地抬起了头：

　　　　“先生关在监狱时，我在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这次带了一个近百人的团体进京请愿，要求驱逐段祺瑞的走狗——湖南军阀张敬尧！”

　　　　毛泽东欠身从布包里摸出几期《湘江评论》，递给了这位让他敬重的思想导师。

　　　　陈独秀接过杂志翻了翻，说：“适之和守常在《每周评论》上夸你文字写得好，就是讲这个吧？”

　　　　“那是两位先生客气”

　　　　《湘江评论》创刊于1919年的7月14日，在二、三、四期上连载了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长文。胡适看见后，当即在《每周评论》上推荐说，这篇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的重要文字。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举旗人之一，胡适能这样评价一个外地年轻人，非常不容易。而李大钊更是旗帜鲜明地称赞道：“《湘江评论》的长处在于议论，在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趁毛泽东品茶时，陈独秀很快被创刊号上《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的文章吸引住他快速地浏览起来，两眼闪射出愉悦的光芒。他真要好好感谢这位湖南人，在他危难之时，给了他有生以来最高的舆论评价。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

　　　　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

　　　　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了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

　　　　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

　　　　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

　　　　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

　　　　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陈君为

　　　　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了他，也可算是罪

　　　　罚相敌了！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

　　　　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

　　　　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

　　　　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

　　　　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有点不好意思了，只是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连声致谢。

　　　　毛泽东气宇轩昂地抬起头，余恨未消地说：“可惜只出了五期，就被张敬尧这个反动军阀封掉所以我这次来京，一是要掀起驱张运动。专门在故宫附近租了一个叫‘福佑寺’的庙，作为驱张宣传机构‘平民通讯社’的社址。前日还在湖南会馆发起了旅京湘籍各界公民大会，有上千人参加呢。另外，就想来看望守常先生和您，讨教今后的救国之策。”

　　　　他已去看过李大钊，在这二十年代刚刚开始之际，他有许多的想法和冲动，急于向两位思想导师倾诉。

　　　　“快说来听听，我觉得你们湖南人的精神十分可贵，懂得生命的价值。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但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

　　　　陈独秀虽然刚虎口脱身，却斗志未泯，还增添了一种豁出去的热望。说来奇怪，都四十出头的人了，这些日子却常想到人生的价值，国家的命运这些年轻人的话题，真正是四十而不惑

　　　　“我为什么写《民众的大联合》？因为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过是一些留学生、哥老会和新军在活动，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现在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和改造的方法，就是刻不容缓地实现民众的大联合。联合起来干什么，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然后要打破强权和专制，欧洲刚结束的这场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用强权打倒了强权，结果仍然得到了强权。现在俄罗斯已经打倒了贵族，驱逐了富人，消灭了强权。我预言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如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成功，就是中国的民众大联合和中国革命的成功！因为‘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敢说一句怪话，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日中国的改革，一定比任何民族更为彻底。中国的社会，一定比任何民族更为光明。陈先生，守常先生已和罗章龙、邓中夏在筹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我想问你一句话，在中国如何发动阶级战争，推翻军阀统治？如何走俄国人的路？我们当前究竟应该如何行动”

　　　　毛泽东终于激动了，英气逼人的大眼睛迷们地盯着陈独秀，渴望能有一个满意的答复。

　　　　陈独秀一下窘住了，脸涨得通红。他仿佛看见了一个个性更为强悍的生命，在向他发问和挑战。他必须回答和思考一个迫切而严峻的问题：中国革命的路究竟应该如何走？

　　　　可惜他暂时无法回答毛泽东的问题，但他不愧是位坦荡的真君子，用不无歉意的口吻真诚地说：

　　　　“润之，你的问题提得很及时。二十年代中国的政治革命，应完全区别于十年前的辛亥革命。最近广东的陈炯明委托章士钊、汪静卫创办西南大学，他俩见我在京受人监视，难展宏图，邀我去一趟上海。孙中山也于去年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也想重振旗鼓。所以我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