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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到军旅-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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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以后到现在的整整十二年里，这段话经常在我耳边响起：“纪律，是一把刀”
我们的课程很多也很杂，归纳起来就是基础课：体能、军事技术、语言；专业课；野外生存、城市活动、伪装与化装、交谈技巧，反审讯；选修课：教员根据你的特点和需要为你选的课程，比如为我选的就是特种分队战术和军事心理学——看起来很少是不是？但是你想一想吧，体能课包括跑步，徒手跳跃，利用器械跳跃，在高速运动物体上的稳定、行走、跳跃，徒手攀登和使用登山工具攀登，绳索滑降与速降，真不想再说下去。就是跑步吧，徒手高速，负重越障，还有令人诅咒的五到十公里负重三十七公斤限时越野！而且这些课程往往是交叉的！
第一次城市活动实习，我的任务是在规定时间赶到规定汇合点，教员带几个师兄的任务是捉住我，结果嘛不说也罢，他们见了我先是一套以色列动作，谢天谢地，没和我来什么“一招制敌”，所以也没有受什么伤，但已经浑身热辣辣的而且头被打得和猪同志一样，在我昏头昏脑的时候嘴被堵起来，手被反绑起来，头上套了个麻袋，很利索地把我塞进了“伏尔加”轿车的行李箱。幸亏是“伏尔加”不是丰田更不是夏利，也幸亏我身高只有一百八十一厘米！
比较好玩的是反审讯，首先，教员的理论就是前所未闻的：反审讯的目的已经不是不招供，而是把事先编好的几套供词，在适当的时间用适当的方式慢慢地招出来。在现代审讯方式和审讯条件下，不要求“宁死不招”——不招是不可能的！如果能骗住敌人，那就了不起！如果能拖到四十八小时后再招，那就算双方打平，否则就算叛徒！反审讯练的就是四十八小时硬功夫！
反审讯训练快结束的时候，上头辗转弄来了一台测谎仪——那时侯正在对我国搞什么“制裁”，原来已经宣布要来的北约制式轻武器都不来了，倒是来了许多方头方脑的“乌齐”突击自动步枪和以色列的其他装备，包括5。56毫米口径的制式手枪和4。5毫米口径的微型手枪，所以我们都猜测测谎仪来自以色列。不管来自哪里吧，似乎教员也不太熟悉那套玩意儿，一边在我们身上作试验一边翻书，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撒谎！撒谎！又发现你撒谎了！记住，你是在和敌人斗智，慌什么！注意力分散！分散！想别的！不要想测谎仪能不能测出来！想别的！”教员大喊。
“报告教员！我应该想什么？”
教员翻了一下书，“想想，你第一次作爱的情况，想！”
“报告教员！作爱是什么？”
“什么？就是就是和女人发生关系！”
“报告教员！是和女人发生什么关系啊？”
先是一两个人憋不住笑起来，然后全体爆笑，笑得最厉害的是教员，只有被测试的那个傻蛋带几分不解几分恼火地看着大家。
你猜，那傻蛋是谁？
第四章 无
最近我看了一些类似的“文学作品”，里面提到类似的学校或训练基地，都说这种训练如何如何严酷，教员们如何如何不近情理，以至于学校或营地充满了训斥和体罚。从我的经历看完全不是这样，而且完全没有必要经常训斥和体罚，我们这些学员——假如老老实实地说而不是瞎谦虚的话，无论学习还是训练都是在玩儿命，以至于教员们常常需要命令我们休息。再说一句，从全军加上一些大学也就才找了一百多个，半个月就刷下去七八十，剩下来的还不是上头的宝贝疙瘩？我记得有一年春天，刮了一个星期大风，加上训练实在辛苦，不少人嘴上起了燎泡，而且都不想吃饭，区队长皱着眉头来转了一圈，第三天伙房就来了新的大师傅，而且还有大量的水果，甚至还有西瓜！
伙食很好，有人说是师团干部（会议或学习时）的标准，有人说是坦克兵（训练时）的标准，有人说是伞兵或海军陆战队（训练时）的标准，也许因为我们之中没有飞行员吧，所以没有人说是不是飞行员标准，但有人说是舰艇海上训练时的标准时，大家都笑了起来，说得了吧，罐头香肠压缩蔬菜也拿来卖弄？住的是一人一间，我住在世界卫生组织（WCO）旁边，内务要求很奇怪，除了武器装具、床、桌椅书架、盥洗用具必须在规定位置外，其他的居然可以“个性化”，有一天城市活动教员（就是带人把我塞进行李箱的那位）问我：“你怎么不贴电影明星？”我说电影明星穿得比维纳斯都少，不喜欢，但是又不好意思拒绝他的好意，那就来个刘晓庆吧，我说。“刘晓庆？你知道她多大？”教员撇撇嘴。可我只知道刘晓庆呀。教员摇摇头走了，第二天帮我贴了几张奥黛丽赫本，“我喜欢她，”教员说。
但是师兄们不喜欢，“换玛丽莲梦露吧，看看，看看人家那屁股，还有奶子！”上尉说，“都是真家伙！香港那个叶什么，打了针都比不过她！”于是墙上又出现了几个玛丽莲梦露，这些都是在图书室要的，只要你对图书室的事务员说一声，过几天就会有，所以来一个师兄就会加一两个明星，有的师兄甚至把自己最喜欢的明星都贴过来了，最后躺在床上往任意方向看去，包括天花板，都会有明星朝你瞪着眼睛。当然，师兄弟们之间早已不禁止交谈了，只是别说你的姓名年龄等等基本资料，那个犯纪律，而“纪律，是一把刀！”好在每个人都有代号，自己起的，有的叫大卫，有的叫斯泰龙或者高仓建，也有叫李元霸或者武松，我的名字叫斯巴达。
斯巴达？大家都是斯巴达。一位师兄说。那天好几个师兄视察过WCO后坐在我房间床上闲聊，说起射击教员昨天带几个弟兄转山，打回来几只兔子，“你猜怎么着？娘希皮都是公的！”这算什么！有人反驳说，连那几棵枣树梨树也都是公的，花都不开！正说得义愤填膺，突然大家都静了下来，然后我也听见了说话声渐渐走近，很熟悉又很陌生的声音，这种声音还没等我想通究竟是怎么回事，师兄们已经象紧急集合般冲了出去，留下两个字在我宿舍回荡：“女的！”
那时我没有看到这九位师姐，因为我从小不喜欢凑热闹，也因为来日方长。但是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天
第二天是四十三公斤山地七公里限时越野，加山地遭遇战，0417紧急集合，天下着小雨，回来换了衣服正好吃饭，看看食堂里没有新来的师姐们，大约吃下马威没有赶回来。正在胡思乱想，区队部通讯员来叫我了。
我这辈子的克星就是小会客室，所以在我装修现在的住宅时首先装修了一间小会客室，我办公室的外套间也搞成一个小会客室，看谁不顺眼就请他进去。但是小会客室的魔力对他们似乎丝毫没有作用，那天可是又一次领略了小会客室的厉害。当我看见小会客室里又是穿便服的一男一女腰骨笔直地坐在那里时，情不自禁地摸了摸手枪皮套——除了睡觉时手枪应该放在枕头底下，其余时间手枪都在那个位置，所以我们早已没有感觉了。
果然，他们先和我闲扯，冷不冷呀累不累呀想不想家呀喜欢不喜欢学校呀我一律在停顿三秒后答以“报告首长，是”或“报告首长，不。”后来就是“报告首长，没有命令，我无权报告首长。”他们也不以为忤，继续和我闲扯，我也不动声色地等着十分钟到来的那一刻。
果然，那男的干咳两声清清嗓子，也是提醒我注意吧，“今天，我们找你”
门被重重地推开了，区队长满脸怒容地走进来：“你，出去！”他指着我说。我带上门，站在门口不敢离开，因为只命令我“出去”。模模糊糊听见区队长在和他们争什么，听不清。区队长突然拍了一下茶几：“还是棵竹笋军事侦察”我想我不应该偷听上级军官说话，于是退到听不见他们说话的地方去“稍息”。
过了几分钟，区队长出来了，看了我一眼，“砰”地一声摔上门，走到我面前：“有子弹没有？”
子弹？从来都是在射击场临时领呀？“报告区队长，没有。”
区队长走了。那两个人也气哼哼地出来：“你，现在，马上，立即，跟我们走！”递给我一张命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Z部Q部命令：
某某单位某某某限于一九某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前随同命令出示人至某某某某处向某某部门报到特此命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Z部Q部（公章）签发首长某某某（签名）年月日
我的妈呀！这一百多人中只有我是签发首长某某某亲自骗来的，现在又亲自要我去报到是和我有仇吗？有仇也得去，如果说“纪律，是一把刀，横在你面前”，那么命令就是一支枪，顶在你后脑勺，而且已经压下了二道火！
城市活动教员在北京212吉普车前等我，并且递给我装满十三发“帕弹”的弹夹和备用弹夹，“你开车。”他说，“他们的皇冠在战备公路上大约跑六十，在国道上至少八十，咱们的车最高九十八，小子，看你的了！”
说完，他拉开车门坐了进去，立即开始睡觉。前面的皇冠已经起动了，我稍稍空转了一下发动机听了一下，然后松手刹、压离合器、挂档、松离合器踏油门，二挡转三档，越野车在小雨中的砂石路上箭一般地冲了出去。
久违的外面世界，我来了！
第五章 无
我没有见到久违的大白脸首长。我怎么可能见到他呢，他是解放军Z部Q部的大校副部长，那是在九十年代初，军衔不象现在这样泡沫。Z长是上将，副Z长是中将，小部的部长是少将，轮到他就是大校了，一个副军职干部岂是我这样的小学员能随便见的？我见到了三处处长就算不错了。三处的意思不是第三处，而是指当时大家耳熟能详的三个地区，三处的任务范围就是负责这三个地区。
处长看起来是个文质彬彬的学者，很客气地请我坐下，请我吸烟、喝水，并且叫人来为我安排食宿，还问是谁陪我来的，我告诉他是城市活动教员，处长笑了，“是他啊？好久不见了，这次我要好好和他聚聚——你知道H市的情况吗？”他突然又变成了军人。
“报告首长，不知道。”
“哦哦，坐下，你坐下。再过几年我们就应该收回那个城市了，但是人家好象不肯给，要耍赖。各大国现在都有人在那里，比二战时里斯本还厉害，所以要加紧有关工作，要加强力量。知道为什么派你去？“
“报告首长，不知道。”
“呵呵，你年轻，又是个娃娃脸，人家不注意，方便哦，”
他拿出三张照片给我看，“认识吗？”
“报告首长，第一张是深圳B公司副总经理某某某，第二张是深圳B公司企划部经理某某，第三张不知道名字，也是深圳B公司的”我心里有点疑惑，他们不至于是间谍啊。
“他们是我们的干部，”三处处长似乎在回答我的疑问，“现在都在H市，你去，接受某某某指挥，有关资料我会叫人送到你住的地方。另外，你还要临时学一些东西，还要”他沉吟一下，按了一个电话号码，叫来一个文职军官：“要藏起一粒沙子，应该藏在哪里？”
“是。明白了。”那人答非所问地说。
“其他的，你考虑。”
“是——小赵，你跟我来。”
“小赵？”我很疑惑地看他，才习惯人家喊我斯巴达，怎么又变成小赵了？三处处长笑笑：“去吧。喊你小赵，你就是小赵。从现在到你出发，听他的。”
“是，首长。”我敬礼，离开。
老钱——既然他喊我小赵我就准备喊他老钱，好玩的是他偏偏就姓钱，带我进了一间办公室，见鬼，哪里是办公室嘛，就是理发室！“H市，大学生。”老钱说，同时要走了我的柯尔特。那个中年理发师问我：“你在国内收入多少？”
我明白他的意思，告诉他实习的时候是八百。
“哦，那我随便剃个学生头吧。”他似乎有些不过瘾地说。
在我缠着他要刮胡子而他坚持说我“没有胡子”的时候，老钱回来了，给了我手枪的保管收条，给了我在部里有关场所出示、从而可以进入该类场所的证件，还帮我换上少尉军衔，收走了我的红牌儿。少尉？这和我梦里经常想到的少校或者上尉军衔，唉！老钱还要刺激我：“还是个娃儿，不象啊。真想连军装都换。”短短的接触中我已经发现他是个完美主义者，为了防止他真的追求完美把我降成士兵，我赶紧问他：“老钱，我每天都要跑步，还要格斗训练，还有实弹射击，还有还有我们教员。”
老钱果然不再说什么军衔和娃娃的事，不紧不慢地告诉我，可以使用警卫部队的操场；拳击柔道什么的训练馆在四号楼，但是不允许和别人对抗；射击场也在四号楼，在地下室，出示我的临时证件就可以了。至于我们城市活动教员，他还要陪我几天，对我作城市驾驶训练，现在领汽车去了。然后他突然问我：“允许你打几发？”
在学校里每日的实弹射击当然不是说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放枪玩，基础训练过关后，根据你的射击级别规定你每天可以打五发、十发、二十发或者更多，没有达到级别或者打完了你的定额，你就只能看别人打同时自己揣摩。当然，子弹管理不那么严，管理军士常常是给你一个弹夹或几个弹夹，打过以后你再交回去。老钱问我打几发就是问我的射击级别。我告诉老钱：“不限制。”
“什么？”他有些惊讶，“种类呢？”
“也不限。”我故意很平淡地说。老钱怀疑地看看我，嘟囔了一句哪天试试之类。
“原地高速调头，啊，看好了。”教员驾驶一辆外表坑坑洼洼的的原产蓝鸟，就是驾驶座在右边的那种，在训练场上轰起了马达，码表一下子跑上了一百，然后他把刹车踩到底，身体向右靠在车门上，同时猛打方向盘，离合器被打得亢亢响，如果不是安全带，我一定会被重重地在车里甩来甩去。
“你踩刹车，后车也一定会刹，这时候你稍向左，一来避撞二来留宽度，速度也调下来了。你利用惯性和体重先调后压，在刚调横的时候恢复动力，然后轻摆S，完全靠经验、靠感觉，啊，知道了？”
我想了一下，“报告教员，知道了。”
两个小时后我瘫在驾驶座上，教员把我换下来：“不错不错，再练几天就能勉强及格了。记住，后车一定让在你左角，调过去后先摆右，假如挂角了，一定要快速摆左才可能弹开，决不能右打，那样你会被甩翻！不能怕，该死鸟朝上，不死翻过来，越怕越倒霉！”
我默想了一下分解矢量图：“报告教员，知道了。——教员，要是挂正（迎头撞上）了怎么办？”
教员瞪我一眼：“你问政治部去！那时你就不会喊什么报告教员了！——现在也别一口一个报告教员，又不是在学校，喊我老李！”
吃晚饭时老钱兴致勃勃地来约我们去“手谈”，他没有和教员，不，他没有和老李多说什么，我猜他们一定认识，只不过又是什么规定罢了。老李似乎知道老钱对我的射击级别不服气，似笑非笑地故意慢慢吃饭，我还瞥见老钱瞪了老李一眼。他们好象交换了什么暗号之后，老李立即满面严肃地快吃起来。
我还是第一次进全封闭的室内射击场，没有横风反而觉得不自在，灯光暗而靶子太明显，以至于我在想这里的人是不是坐着射击的。管理员看见老钱立即送来了一支挪威的5。56和一纸盒子弹，老李还是要了柯尔特，老钱似乎在考察我，为我要了英制的7。65短筒左轮、9毫米半自动和4。5毫米意大利女人枪，想了一下又要了7。62的五四和六四。
“再来个国产的马跨懦夫吧。”我半开玩笑地说，老钱竟真的要了，由于已经没有五九式了，就要了原产的T33，本来我还想说来挺通用机枪的，吓得不敢说了，怕他真要。
检查、空击、上弹手臂平伸而重心稍向后倾，扳机被慢慢地压下，一颗子弹即将飞向目标
第六章 无
老李和老钱象兄长般送我去机场，说起来老李不该去送我，但他说，“王法也不过是人情！”于是他们联袂小小地犯了一次纪律。
我心里有些难受，不仅仅因为离别，也因为在Z部Q部这几天我竟然不能回到相距咫尺的家里，竟然不能告诉父亲母亲我就在Z部Q部，而我的父母竟然也在Z部工作，父亲竟然还是Z部的头儿之一，唉，“纪律，是一把刀”
飞机一上天我就不想了，而且睡着了——这几天折腾得可以。说来也是奇怪，从那天起，一上飞机我就想睡觉，也不管是什么飞机。我总是服从自己这个习惯，以至后来睡觉的习惯扩展到车上和船上。
那时侯不是每天都有飞深圳的航班。也许因为航班的原因，也许因为其他的原因，总之我到了白云机场。和以往一样，一个不声不响的司机在等我，看了我一眼后就示意我跟他走。
从黄埔那边走塞车，而且在修广深一级公路，司机说绕一条路，就开上了一条窄窄的年久失修的柏油路，路两边是茂密的芭蕉林。在B市早已是灯火辉煌了，这里天才渐渐有点黑的意思，空气中却早已飘出浓浓的暖意。司机递给我一个报纸包：“最近这条路上有人打劫。”我拆开报纸，果然，是一支六四式手枪，号称在四百米内都可以瞄准射击的家伙。
天边开始燃烧最后的晚霞，车窗前不时掠过煦烂与黑暗交织的树的剪影、房屋的剪影，偶尔还有踏着单车的人的剪影。不知名的树影飞快地从眼前掠过，有时也会经过一个小村镇，于是看见灯光下有许多“风炮补胎”和“生猛海鲜”的白字。我又有些想睡觉了，但是看到那个报纸包会有人打劫我们？我在暗中摇摇头，拿出两支香烟点燃，塞了一支在司机嘴里。
“多谢。”
“换换吧？”
他想了一下，“好。不要停车。”
我们在路边撒尿，然后上车，车灯象剑一样劈开前面的黑暗，照出一片甘蔗田。
假如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最初执行“特别任务”时的情景，那个词就是“平淡”。我的工作和任何一家公司的小职员没有丝毫区别：送东西、拿东西、接人、送人、开业务会、填各式报表、按上司的吩咐打电话、陪上司出去、偶尔陪人吃饭这个公司原来属于Z部Q部，后来划归新成立的AQ部，虽然和我们Z部Q部依然有密切的联系，但是管理渠道和管理方式已经不一样了，明显的区别就是他们似乎有用不完的经费。例如有一次叫我每天1600到天黑“守望”在某个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H大学教授家门口，记下什么样的车、什么样的人去拜访他——我猜那些人是去游说他反对回归吧，我或者在离他家门约两百米处看书，或者就在离他们家门不远处打篮球，口渴的时候只好忍着，假如去售货机买水，无论矿泉水还是可乐都得投进去一个双轮——当时港币和人民币黑市价是一点二五比一，一杯水就是四块！B市的大碗茶可是两分钱管够！
晚上回去猛灌不要钱的功夫茶时，企划部经理把我叫去了：“你怎么才领两百元活动费？不要影响工作哦。给你！”随手扔给我一叠，“老总说过，情报工作不能省钱，因小失大划不来！”后来我忐忑地去找他报销，没有发票嘛，只好逐一列举所有费用请他签字，他看了一眼又皱起眉头：“你这是什么嘛！只用这一点，谁叫你省钱的？——上次我给你多少？”
“一共两千二百。”
他数了几张给我：“打条子！领到特别费五千港币！”
我一年的薪水是两万港纸加贴士，按H市标准属于低层，可是“特别”一星期就是五千，难道詹姆斯邦德那种纸醉金迷、一掷万金的间谍生活不仅仅存在于电影、小说里？
“你颠佬啊！”副总的周秘书，就是在深圳请我吃盒饭的那位小姐白了我一眼，“你想得罪所有人？”
我想她说的有些道理，因为在这里我总是看不到什么友善的目光，不象在学校、在Z部、在偶然经过的部队里，有一种狼和狼在一起的感觉，在这里则好象是狼和狐狸在一起，粗看大家长得差不多，仔细一想别人似乎都用怀疑和提防的目光对着我，包括做杂务的老头，每次我去打水都会发现他瞪着我，我究竟怎么了？我？
“你随和一点点好了，”周秘书说。她似乎是唯一不提防我并且把我当朋友的人，经常开车送我去沙头角中英街买大陆烟，也经常请我吃大排挡。这使我很为难，我薪水很低，每个月除了吃饭之外还要买书，几乎是钱到手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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