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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到军旅-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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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他是“不良反应”，你不过是认错了人，走开好了——这个人可以从工资表上划掉了；假如他说：“啊，我终于找到口了！”——你也走开，再观察他一周，然后向上边报告，然后他这儿就没你的事了。
在美国几年时间我也没有见过什么可以“插在咬过的苹果里面的微芯片”，现在也没有见过，尽管计算机硬件技术比十年前不知道进步了多少。我想制造这样的微芯片和解读器不会很困难，但是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士或者风度翩翩的青年撅起屁屁钻到半人高的垃圾袋里找一个被啃过的苹果
“小组”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并不是一个编制单位甚至建制单位。据美国人估计，我们Z部Q部在美国大约有二十名到近百名在编或外围的情报人员，到底有多少只有天晓得。我只知道“同志们”按照安全等级分为三等：单向联系型、单线联系型、“一拖二” 型。
“单向联系型”是最重要的“同志”，我听说是这样联系的：假如他有某种需要，他会在事先约定的时间利用“一次性的”IP向某个网站发送一个什么文件，然后自有人满足他的需要，他取得指令也是这样；单线联系型不必解释，一拖二则是三角形少一个边——最低的安全级别，我就属于这个级别，有两个人知道我，至于我的上级有多少人知道我更是天晓得。在AQ部小餐厅吃饭时曾有一位厨师亲自给酷秘书端菜并且问他：“某某是不是又到某国去了？他说给我带一件细羊毛衣服胆的，联系他时别忘了提醒一声，他现在是经理了，应该便宜点。”
还有个问题是钱。间谍有钱吗？很多钱？有钱。不多，够用。“再苦不能苦间谍，再穷不能穷情报。” 人是英雄钱是胆，间谍们有这个觉悟但是没有这个规矩，皇帝还不差饿兵呢，何况间谍乎？假如连情报工作的经费都不能保证，岂不是给伟大祖国抹黑？话再说回来，我们社会主义某个阶段都知道“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人家美利坚可是标准的资本主义！
AQ部的派遣人员是比较有钱的。工资不算很高，也有奖金——这些存在AQ部。“外勤补贴”很高，参照外交官的标准，我这样级别的“出差补助”每月在八百到一吊美国银票之间，有一笔符合你身份的生活费，比如留学时总要先为你存上一年半载的生活费、某某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可能每天需要刮一次胡子的妈妈给儿子寄来的零用钱之类（哦，可爱的妈妈，你知道间谍们经常想你吗？），当然你还会有美国财政部或某个机构发的薪水——假如你有工作的话。如果你需要大笔经费，比如两万美元的现金，你到银行去取好了，因为你（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恰好在股市上赚了两万零四百美元或者一万九千八百美元，当然这笔钱是要报销的。假如你开始挥霍，最先注意到你的不是税务署而是你的上级！——所以财务部的人常常一面分配寄给5746号或5146号的大笔银票，一面又嫉又恨地骂：“死间！”
不过这笔钱也就是够用而已，房租就是六百美国大洋，要分摊水电煤气电话还要吃饭，还要养车喂油停车买保险交买路钱，如果行动的话路上吃个快餐也是钱——和现在一样，月底一面在抽屉里大索一面不停地“回忆与思考”，银票都到哪里去了呢？“丢了？还是没丢？这是个问题。”
某个月底我我照例去和我的联系人打桥牌的时候，他叫我“抽空去看望一下住在某地的某某。”我闷闷不乐地说等下个月吧。
“实验室走不开？”他开叫一红心。
我右边争叫特殊二无将，我看看自己的牌直接叫到两可性四红心进局，然后说“没钱了。”
左边那位看我一眼，叫扰乱性四无将，表示低花四四支持。三秘笑笑：“没钱不早说？你知道你还有多少经费？”然后叫了“强制性不叫”。
右边显然没有什么实力，叫了五草花，我扣叫五黑桃：“能给多少？”
左边那位气臌臌的说派司，三秘扣叫六方块：“懒得查账，百八十吊的总有。”
我看看我的四张红心，黑桃坚强套和草花空门，直接叫上红心大满贯。
我右边首攻草花后三秘就摊牌了。左边那位有点不高兴：“你们叫牌还带说明的？”
三秘赶紧解释：“不是不是，你误会了。我们只是在说特工经费。”
我也赶紧补充：“忘了。AQ部经费足。”
回忆起我的特工生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有着用不完的银票。
第十九章 无
一面当着外国老头儿的助手一面当着我的组长，一处处去“考察”和“唤醒”钻进牛魔王肚子里的孙悟空，同时不由得暗笑，这等工作也需要派出一名中级军官、花费大把银票？老实说就凭美国的警卫措施，要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去打掉美国总统，估计也有百分之八十的成功率，个把神经病不也差点干掉一个？所以我偶尔会想想派我来是不是就这样简单？果然，三秘通知我不要和我的两名下线再联系了，再过半个月，他也回国了，我突然升级成了“单向联系”的安全级别——他母亲的，会不会真要我干掉美国总统啊？那得去买把好枪。
不幸的是我只是留学生，虽然可以考到驾驶执照但是不能买枪，要想练手只能去俱乐部的射击场，自己没有枪而租枪的话，费用要高得多，幸亏我不必“出差”也不必每月汇钱给我的下线，得失相抵还够我吸烟和在广场角上的露天咖啡馆坐上一会儿。这段时间我也端正了学习态度，毕竟不用从事“课余劳动”了么。
我不知道的是命令我停止工作的原因是该我考察的已经考察完毕，由于我考察时“宁可放过一千，决不错杀一个”，所以与同样的组长相比，唤醒的人最多，所以受到了嘉奖，还长了一级工资——我们有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军衔工资、军龄工资嘛，大家都知道的。至于要我停止活动什么的，当然也不是为了干掉美国总统，而是不知道要我干什么。
AQ部想把我留下来，但Z部坚决不同意，在美国，假如你在大学毕业后能够留在某学校，比如哈佛，或哥伦比亚、或麻省、包括美国剑桥，你就等着享福吧，晋升是肯定的，因为你已经站在了美国政府的大门口。假如你能进入某个军火公司总部，哪怕只当一个制图员，你已经基本可以被看作神迹了，所以AO部就耍滑头不让我回去，希望我毕业后进入美国某个政府部门或者科研机构。
过了一段时间，在我的想象中不知道是我犯了错误呢，还是上头决定留美国总统一条狗命，反正三秘回来了，又邀请我去“打桥牌”，我开心死了，因为他一回来我的中华烟就不用愁了，那时侯有些超市和专门卖烟草烟丝和烟具的商店偶尔也有中国烟，就是长沙卷烟厂的白沙，连税五十美分一盒。那烟不错但总比不上中华，何况领事馆的中华烟即使要钱也不过一块人民大洋！
这次是去某家著名公司刺探一种飞机的设计修改资料。在电影里或者小说里总要起个代号叫个什么什么行动，然后我和潜伏在该公司的同志就要英勇机智惊险万分地和美国人斗智斗勇，在此之前至少要有一位同志打入敌人心脏，最后至少还要有一位同志英勇牺牲，掩护我和我心爱的姑娘（她也爱着那位牺牲的同志）带着秘密图纸安全撤离觉得好笑不？实际情况说出来更好笑！
我去了指定的地方，见到了哥儿几个，也不是什么单线双线，大家在街角找个干净地方一坐，我说我是斯巴达，他们说知道知道，所以我们星期天都不出去，等你。然后一罐啤酒丢过来，说没问题你是头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做。我就说上头说了，要我们
正说着俩孩子把皮球滚过来，然后他们大人也过来，谢谢我们，顺便问我们是中国的还是越南的或者日本韩国香港台湾，我们就说是中国，台湾香港也是中国，他们又问我们是台湾那个中国还是香港那个中国还是大陆那个中国，那个妈妈很年轻长得么还不错，大家也不管我这个头儿喊他们开会的事了，就当着人家老公的面和那个小洋婆子说笑起来，我只好摆出领导派头：同志们，别忘了我们都是国家的情报人员！
那两口子问我们大家笑什么，大家就告诉她了，她笑的咯吱咯吱的说哦，你们是间谍你们真逗，还说你们的领导人邓先生也很逗，然后又跑去招呼她两个孩子了。我问邓先生怎么真逗了（我当领导的怎么不知道）？他们说这是他们小镇一个私人广播电台的节目，说是小平同志秘密访美住在白宫，突然想出去走走，于是趁人不注意溜了出来，不料被记者们围上了：
漂亮女记者：邓先生，您可以告诉我您最喜欢哪个美国城市？
小平（四川话，下同）：（按照惯例，问我姓什么吧？）我姓邓。
漂亮女记者（对电视观众）：哦，邓先生喜欢华盛顿
《生活》记者：请问，您这次访美主要有哪些事务？
小平：（看来答对了。她在重复“我姓邓”嘛，要得。）小平。
《生活》记者：买东西？上帝！您真幽默！
《华尔街商务》记者：您认为这次台湾总统选举谁讲胜出？
小平：（翻译呢？怎么还不来？）你等会。
《华尔街商务》记者：您的意思是说李登辉将担任总统？那么李登辉之后会是谁呢？
小平：（烦人得很！）随便！
《华尔街商务》记者：水扁？水扁是什么？难道会是陈水扁议员？太不可思议了！
笑过了我就开始布置任务，当然不会要他们去偷图纸，一套那玩意儿没有一吨重也有八百公斤，就算人家送给我们也运不走。我们能做的就是能看到、听到、拿到多少数据资料就拿多少，当然也有重点，首先是气动布局，其次是风洞数据，还有就是金属结构，至于设计技术参数根本不劳我们费心，报纸杂志网站上都有，美国人，天生不知道什么是保密。
美国人真的不知道什么是保密，我下次去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两个盘的资料，文件标题是航模，我又去买了一套航模，然后请软件商店的人把这两个盘也贴上航模标签，一起包扎成礼品，我就驾车凯旋了。后来他们又通知我，说是在吃饭时听见技术人员谈话、争论，觉得那些话很重要，还有某天碎纸机出故障叫他们中的某个人去修，碰巧拿到了一些计算数据一开始我还很重视，几乎每个星期都去，后来嫌累，也怕不安全，改成半个月一个月去一次。
但无论是我还是那哥儿几个都不知道，他们偷到的是预警飞机的改型资料，某个国家向我们秘密提供了这种飞机的制造技术，但是他们所拥有的技术已经不够先进了，而这个小组的工作凑巧补上了主要的缺口，剩下来的事情我们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能够做出填空题来了。
也有很臭的时候，比如“密集阵”的事情。现在连卖肉包子的都知道密集阵是一种很有效的近程防空武器，每分钟发射三千发，打起来象牛叫，对付近距离的超低空导弹尤其不可缺少，而且在舰舷较抵的护卫舰上射击来袭的鱼雷也颇有效。对于擅长近战的我军而言，用密集阵对着敌舰舱面扫上几分钟，会是什么效果？——但是按照偷回去的图纸数据什么的造出来的密集阵就是不行！兵工企业怪上头，上头怪AQ部。
“你说怎么办吧，”三秘一边在桌上摊双明手研究一副不该宕的三无将，一边和我研究领导极端重视的密集阵问题。
“不知道。”我看看牌，发觉五方块是打不宕的。
“是不是还有什么关键的东西没有弄出来？”
“难说。”
“B国偷到了这个技术，而且也造出来了呀。”三秘代表上头对我表示不满，“连你四个人呢，总要想想办法。”
我很想对他说叫上头也给我外交豁免权，然后我当蜘蛛人爬楼进去，但这不是赌气的事，所以我就夹着四条中华烟回去了。
第二天我夹着三条烟去找特工哥儿们：“找问题吧，找不出问题以后就没有中华烟抽了。”
他们和我不一样，人家懂技术，问了问我们试制密集阵的情况后一个人说：“你等一下”然后开车到工厂去了，个把小时后回来给我几个小纸包：“发射基药、发射药、弹头金属、身管金属，都是标准样，你给上头。”
“你拿的？”
“废话！凭我，不亲自偷还能叫人给我送来？”
通过外交邮袋送回去后马上找到了问题：我们的身管材质不过关。
“他母亲的！国内稍微动点脑子啊！害得我们费事！”特工哥说。
我想说幸亏没有什么风险。
就在我很滋润地享受间谍生涯，并且连连立功，马上就要通过论文答辩的时候，三秘紧急把我叫去了：
“坏了！出大事了！快跑！”
第二十章 无
我楞了几秒钟？不知道。然后我笑了起来。
“你怎么还笑得出来？你认不认识见没见过知不知道某某？”三秘语无伦次地说。
我在确认没有直接的、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险后坐了下来，仍然不忘拿他一支烟：“嗯哼？”
“你你你！那个某某，财务处长，来了！”三秘转来转去的给我找了个纸杯，倒了一杯凉水，然后自己喝了下去，洒得一地都是。
“查你贪污？”我觉得这和我没有关系啊，难道三秘利用我的名字虚报冒领？——我想起酷秘书领我香烟的事了。三秘这家伙，装得对我那么好，每次我来不是中华烟就是茅台酒，我还对他感激得不得了，没准儿是我蜻蜓吃尾巴——自己吃自己。
“你！都他母亲什么时候了你还计较我这个？财务处长到美国来了你听见了没有？”
“听见！我不聋！”真是的，你贪污、克扣军饷你活该倒霉，皇帝还不差饿兵呢，他母亲的肯定又克扣我香烟了！
“他已经来了！昨天来的，在兰利！”
“财务交流？”兰利？CIA？中央情报局？中美战略关系发展到AQ部和兰利进行到财务处长互访的地步了？那什么时候一线交流呢？比如我和一位年轻漂亮的组长我突然听明白了。
“嗯？”我看三秘，皱眉。
“嗯。”三秘看我，点头。
我笑：“你们替兰利培养干部？”
三秘瞪我：“总有极个别腐败分子！”
我拿出他的两支烟塞在嘴里，点着，然后塞一支到他嘴里，坐下来把脚翘到桌上：“说呀。”
三秘似乎没有看见我不文明的举止，在屋里转了几个圈：“他带走了工资表！资金汇转分配表！还有”他吐出一连串的定语名词和宾语名词，假如美国人在窃听的话，会认为财务处长叛逃时还带来了他所有的妹子、姐、母亲以及祖母的某种器官。
我大笑。
“你也在我们的外情花名册上！而且是借调！直属的！”三秘恶狠狠地说。
“我在你这里。”我尽量冷静地指出。我真的不怕，美国人敢冲进领事馆？
我知道两个小组的七个人都不在花名册上，他们都是不在编人员或外围人员，因为AQ部党组曾经搞过一次精简，为了保留珍贵的“行政”、分析和组织人员，大力压缩了海外行动人员的编制，这些人从此不再是“铁饭碗”，所有的开支都列入情工经费和特别费，这七个人的具体开支只有我全部知道，连三秘都不清楚，财务处只知道款项给了三秘。既然这样有什么好怕的？
“我我报了两个名字，领了特别费。”三秘嗫嚅道。
“什么？”我跳了起来。
三秘很委屈地说：“我有什么办法？老爷们卡我，别的组项目经费不足，没有钱办不了事，不办事更没有钱恶性循环。你要钱容易嘛，但是我手上不止一个人啊！我我要自己用了一分，今天晚上我老婆就上别人的床！”
对“驻外”工作的革命同志而言，这个誓已经是接近最恶毒的了，最恶毒的是拿孩子发誓。老实说前辈们在外面思念党、思念祖国和同志们，最后都具体落实到思念老婆孩子身上，而且从总理时期起就特别注意照顾情工人员的家属子女，所以我相信了三秘。
“两份护照，钱。”我伸手。
“你疯了！”这次是三秘跳了起来。
“鸟！”我知道我没有疯，借机敲诈了他的好茶叶再和他分析。
CIA接待叛逃人员有一整套程序，我们称之为“游标尺”，分人物级别和事件级别。例如普京叛逃，并且说俄罗斯打算对美国实施核攻击，这就属于飓风级（10级），至少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这些都要参加接待；假如是三秘叛逃而且只是几个“中间人”的小事，那么没准儿审审他罢了，说不定还驱除出去，最多算个和风级（2级）。AQ部财务处长在1989年前还算个人物，现在只能算微风级（3级）。
那家伙去了后先是两个特工接待，问问他有何贵干，假如他只是“弃明投暗”，那就先吃饭后洗澡，叫做洗尘，这两个家伙就上报，开始核查该处长的个人资料——要不说不定哪天来个人楞说他是“保密局上校保密员”，人家CIA也好吃好喝好款待，到了儿是一卖肉包子的，叫人家世界第一大情报机构的脸往哪儿搁？查了、核实了确实是AQ部财务处长，那就和他开谈，三组人同样的内容先问三遍，然后开始分析记录、分析录音，CIA有现成资料的和他们认为重要的、有疑问的甚至干脆搞不懂的还得查核，再谈，谈过后也许问他愿不愿意试用一下测谎器，不愿意则可信度顿时下降，愿意的话还得提前一天测他的正常数据、建立细微系数比较参照组，再用一天时间测谎也够官僚化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都是同行，互相也未必信任，尤其是叛逃者必须获得卡、房子、票子等等保障，假如一上来就竹筒倒豆子来个“供认不讳”，然后等着人家给你算工钱，那真是卖了叉再讨渡夜资，没有这么做买卖的。等到大家谈好价钱（通常是新身份、指定城市的房子、一次性的十来万两美国银票、每个月三四吊生活费）后，叛逃者才开始出货。最后一关是即使“证据确凿”地认定比如认定了斯巴达是国军中校谍报员，那也未必能在地方法官那里申请到拘留证什么的！就算人家斯巴达同志是共军、是谍报员、是什么什么都是好了，人家具体实施了那些犯罪活动啊？就算他“可能”杀了七个宰了八个抢了九家银行，证据呢？不能凭你说呀！
在这种情况下最少一个月、最多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会有点危险，而且除了生命危险就没有别的危险。
“不行不行，坚决不行！”三秘手乱摇，“你不能去，我我我派别人去。你你你太重要了！”
“嗯？”我看三秘，再次皱眉。
三秘也知道自己说漏了嘴，尴尬地不再作声。
是呀，个把组长——联络人有什么重要的！只不过我前前后后接触了不少人，而这些人都是“精简机构“后接触的，财务处长一叛逃，这部分人就开始显得重要了，而上头怕我出事丢掉这些人！如此，而已！
派别人也是他母亲的胡说八道，因为别人和我一样危险，都是工资表上榜上有名的主儿——他压根儿就想打个报警电话把我的弟兄丢掉！黑心啊，他祖母的！还有上头！
“吸！”我拿下嘴里的香烟塞到三秘嘴里，再逼着他喝掉我的茶和吃三片阿司匹林，捏着他的手数脉搏——这家伙身体远远不如我，真要是有毒马上就会发作。
他苦笑，一任我摆布。
“不给我，报你贪污，不承认领经费。”
从现在起，我成了三秘的上司。
第二十一章 无
我撕掉了三秘拿出来的两张“帐单”，就是寄给我两个特工哥儿们的。按照法律上的意思翻译，这玩意儿应该是“支付通知及核定书”，很常见的东西，但是在我们，总是要先记住提示方式和转换规律，然后再去记任务，因为这套东西叫做“救命稻草”——某种特殊的帐单表示美国人可能要找你算帐了，记出通知的商场商店之类通过转换可以计算出一个密码，汇入银行则是你可以去拿钱拿东西的银行，你还会得到一个电话号码的密码——确认暗语早就告诉过你了。
那些级别稍低一些的联络人不大可能每个星期去哪里打桥牌，只会隔段时间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某地某某人向你问好，很普通，是不是？你可以随手扔掉或不扔，然后礼节性地去回拜寄件人——当然，先要悄悄地观察他一两个星期。自然不是到什么“密点”去取通知更不是什么微芯片，间谍嘛，就是要和别人一样，更需要安全、不留下证据。举个比较沮丧的例子吧，你要惊动的那家伙变质了，埋伏好的FBI把你一举拿下，那又怎么样？这个王约翰给我寄明信片的呀，要不我干嘛来看他？不错，人家怀疑你是间谍，假如搜到了什么微芯片什么密点，那你认倒霉，但是看见了明信片后能把你怎么样？是吗？不是迷死透王约翰寄的？那谁他母亲的吃饱了这么损？——老美还是得乖乖放你，这叫钻法律空子。
现在三秘也打算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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