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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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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回到北京的当天，刘少奇就向全国批转了陈云等人的讲话。
3月2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第18次最高国务会议，通报了不久前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向在座的党内外人士如实地通报了中共中央对目前国民经济形势的认识。提出不久（实际上到1964年底才召开）将召开的三届人大的任务是：总结12年来，特别是最近4年（从1958年到现在）的经验教训，确定当前的任务。
听了刘少奇的讲话后，民主党派人士张治中当即在会议上作了即席发言。
他说：我对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省负责同志自觉检讨错误，主动承担责任，表示“万分感动、万分钦佩”。这可以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态度和负责精神”。我过去当过十几年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从来没有听到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蒋介石不论在大会、小会上，都是骂这个、骂那个，从来不骂自己。
这不能不说，刘少奇对国民经济形势的判断，使民主党派人士的心服口服，也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渡过困难充满了信心。
刘少奇既然把治国“良将”陈云再次请出山，就要全力支持陈云的一些调整国民经济的设想，也要使他几年来对国民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传达到党内。他觉得，陈云的这些思想认识，对当前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非常重要。
从武汉回京后不久，刘少奇就找来邓力群，要他组织人编写陈云几年来关于经济工作的言论集子，印发全党学习。
但是，陈云几次找刘少奇，表示自己不同意印发言论集。
刘少奇说：“可以不广泛印发，只发给中央财经小组成员、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同志们看看。”
邓力群马上按照刘少奇的指示把陈云的言论集编印了出来，共有四五万字，并写了一个一万多字的内容提要。
4月16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信，向他推荐陈云的这些论述。
毛泽东没有答复，也未置可否。但直到当年8月北戴河会议期间，仍然摆放在毛泽东的桌子上。可见，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
在这一时期以前，经毛泽东极力坚持和主张，1960年组成了一个编辑班子，编辑《刘少奇选集》，但是，刘少奇一直忙于工作，没有顾得上这件事情。
但是，此时，他却抽出时间要人组织编印陈云的言论，其用意，显然是经济工作已经到了非大力倡导不可的时候了。
在此之前，党内除了印发毛泽东的论述集子外，汇编印发其他领导人的集子，还没有先例。
这一次，刘少奇就首先为陈云开了这么一个先例。
3天后，4月19日，刘少奇签发了中共中央的通知，向全党宣布了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成成员的决定：陈云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等为成员。
这样，刘少奇作为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得到了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的全力支持，开始全力投入到国民经济调整上来。
为解决党内思想上对形势的认识问题，5月7日至1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并力求解决对国民经济形势的估计不足的问题。
这一次会议，是一次继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后的又一次统一思想、统一步骤、调整经济的会议，比西楼会议对形势的估计，更进了一步。
毛泽东仍然在外地，陈云在上海养病，林彪也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彭真、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谭震林、王稼祥、李雪峰、杨尚昆、罗瑞卿，还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国务院工交、农林、财贸、文教、科学各口的负责人，共计105人。这次会议，通称“五月会议”。
刘少奇宣布了会议的议程，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的困难到底有多大？是不是有这样大的困难？我们现在是把困难讲过头了，还是讲得不够，还是讲得差不多了？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
在会议上，刘少奇多次就形势问题，作出了回答。
这一次，在前几次会议的基础上中央财经小组提交了1962年度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明确摆出了国民经济困难的8个方面及其针对性的方针：一是粮食供应紧张，经济作物减产，农业生产的恢复不可能很快；二是工业要上去，没有农业的恢复不行，没有工业的大调整也不行；三是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缩小后，必须踏步几年，在调整好的基础上，才能创造条件继续前进；四是短途运输能力严重不足；五是职工人数大大超过了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超过了农业发展水平；六是市场商品匮乏，特别是吃穿两项，在三五年内难以有大的改善；七是外汇收入不可能增加，支出的一半左右必须用于进口粮食；八是财政严重亏空，货币发行过多，主要商品挖了库存，生产资料大量积压。
这个报告把困难摆在了桌面上，形势逐步明朗化。
这对与会者触动是相当大的。
刘少奇对中央财经小组提交的年度报告肯定说“是好的”。对调整经济指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刘少奇说：1958年后，每年都调整计划，年年都往低里调，年初计划高，年底调低。1962年的指标又是调低。
刘少奇敢于突破多年来“宁左勿右”的思想，对与会者说：
同志们，是不是以后（指标）不再调低了？让我们搞点低指标好不好，搞了这么多年高指标，我们搞一年低指标行不行？以后计划要这样定：计划定低一点，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按短线来平衡，不是按长线来平衡，而且要留有余地，以便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这个高指标的尾巴，一直还没有割掉，今年要把这个尾巴割掉才好。
高指标的“尾巴”割掉了吗？的的确确割掉了一部分。但是，不久以后，阶级斗争的“尾巴”又翘了起来，而这个“尾巴”，是在中国历经十几年的磨难后，才真正割掉的。
“毒蛇噬臂，壮士断腕”，的的确确，对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是到了动真格的时候了，是到了真刀真枪实干的时候了。
不能再等了。
国民经济的调整，不能再“修修补补”，而要“伤筋动骨”。
措施就是：一曰“下马”，二曰“减人”，三曰农业“增产”。
首先是要降低指标，调整农轻重的比例，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长短战线，要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国民经济调整的另外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减少2000万城市人口，“精兵简政”。
实际上，减少城市人口，从1961年就开始了。1960年减少城镇人口1000多万，其中精简职工873万人。但是，全国仍有城镇人口1。2亿多人，仍比1957年多出2758万人。“五月会议”上，中央决定再次减少城镇人口1000多万人，其中职工850万人。
这是一项“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
既然有了“壮士断腕”的决心，就要贯彻执行，而且要执行得力。
在这个问题上，包括刘少奇在内，党中央大多数领导人都下了决心。
在“五月会议”上，周恩来说：“这个事情是领导的决心，也是全民的决心，震动极大，几乎要震动我们全民的生活。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要意识到这个问题”，“这如同一个中等国家搬家，史无前例，世界上也没有过，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刘少奇说：“减少2000万人口比大跃进的工作更困难”，“我们下决心减少2000万城市人口，这也算一个勇气。现在有些工厂、机关、学校、医院里面，有不少人要求回乡，但是组织上不批准，不让回去，怕这些人走了，没有人代替。对这些人，要尽量让他们回乡。当然，时间要衔接起来，等城里有人代替以后再走。对工作没有大妨碍的，也可以先让他们走。对这件事，我看应该是决心要大，行动要快，但是要有区别、有步骤地来进行，不能慌慌忙忙一股风。”
但是，一下子减少这么多城市人口，会不会乱？
刘少奇说：首先要保证“大城市不闹事”，中小城市“也要注意”，“要尽可能不出乱子，少出乱子，不出大乱子。但是我们也还要准备出乱子”，“准备它出大乱子”，“如果我们深入地做群众工作，做解释工作，我估计群众是可以说通的”。
中国的人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民。没有怨言，没有哀伤，党中央一声号令，人们携家带口，扶老搀幼，踏上迁移之路。本来预计有难度的精简城市人口，非常顺利，到9月份就基本上超额完成了：当年共减少城镇人口1048万人，其中职工940多万人。
毛泽东后来不无感慨地赞叹这一片土地上养育了这么好的人民：“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但是，这种措施，如同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调查时说的：“人搬三次穷啊！”的的确确是“伤筋动骨”的事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事情，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后来，邓小平对此措施也多次谈起。此一时，彼一时，不免多了些感怀：过去遇到困难，党中央一句话，全国照办，非常顶事，“2000多万职工下放，走群众路线，讲清楚道理，大家并不埋怨”，“现在就不那么容易了。”
一切的调整，中心是农业。
国民经济调整的核心问题是农业增产的问题。农业增产问题不解决，没有吃、穿，就没有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调整和恢复，何谈发展？农业才是重中之重。
正如邓小平在“五月会议”上所说：“中心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减少2000万城市人口，一个是加强农村生产队的工作。这两件事情不能抓迟了”，“我们有了粮食、棉花和其他东西，才翻得了身。这些都要靠生产队拿出来。”
不料，没有多久，针对农村中的一系列问题，毛泽东又出来说话了。他这一番话，虽然一定程度上没有改变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政策，但在实际上影响了国民经济调整，也从而使国民经济调整不可能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全力进行。
在农业问题上，毛泽东批判了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经营体制、可以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包产到户”，并定名为“单干风”。
同时，还有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论述：“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
毛泽东的思想起了变化，而且直接左右了后来的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
引起毛泽东这一变化的关键，是对“包产到户”的认识。
刘少奇支持了农村“包产到户”（1）
刘少奇支持了农村中自发的“包产到户”的生产方式，同时主持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
在“大跃进”过程中，3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人民公社化运动逐步呈现出其不适应中国国情的弊端。富有创造性的中国农民，自发地开始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变革：包产到户。
1961年前后，在全国的一些农村，一些地区自发产生了一种同中国农村生产力也同当地情况相适合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承包责任制。
这表明，中国农民已经开始了自发的变革，也开始了自下而上的对现有的经营方式和管理体制的否定，开始寻找一种合适的道路。
这不能不引起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但是，围绕这一问题，党内长期以来没有达成一种共识，也没有对包产到户的经营方式“正名分”。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正因如此，包产到户作为对“人民公社化”“一大二公”的否定，自然就不可能得到“正名”。在农村纠正“浮夸风”、“共产风”为主的“五风”后，初步纠正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但是，户与户之间的平均主义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就是说：只解决了经营组织之间的平均主义，没有解决经营组织内部的平均主义。
因此，农民的意见非常大：称这种没有根本解决户与户之间的平均主义的形式是：“干活大呼隆，分配一拉平”。在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以后，农民又有意见了：“大呼隆”变成了“二呼隆”；“大锅饭”变成了“二锅饭”。
农民的语言，是最形象的，也是最实际的。
路是人走出来的。最早出现包产到户的是安徽省。
1960年初春，安徽宿县的一位7旬老农向公社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要带着生病的儿子上山开荒种地和休养。公社并没有考虑其他什么，就同意了。
结果，在这片荒山野岭上，种出了中国最早的责任制的花朵。
这位农民和他的儿子共计开荒16亩，收获粮食3300斤，上交粮食1800斤，剩余的有口粮、种子和饲料粮1500斤，养猪、养鸡得了现金60元。
并不止此，这位农民勇敢地向当地领导汇报了自己的经验，并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去种。
曾希圣主持的安徽省委了解到这一情况，非常震惊：这还了得！这是对人民公社的否定嘛！
事关重大，曾希圣专程去上海向华东局负责人柯庆施汇报。柯庆施说：这个办法可以试验，不要推广。
1961年2月，柯庆施路过安徽全椒县古河镇时，几个农民向他当面提出要求实行“责任田”，要他实行“包产到户”，甚至质问他：“为什么不相信我们？”
尽管柯庆施没有支持，但安徽省委还是根据农民的要求，创造出一种在计划、分配、大农活、用水、抗灾等方面实行统一管理（即“五统一”）下的“责任田”，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的形式。当年3月，安徽省委冒着风险，在全省普遍实行了这种生产形式，怕被人误解说成是“单干”，就把这种形式叫作“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制。
没想到，20余年后，这种责任制从最初的不敢见人的“小姑娘”，“女大十八变”，成为花枝招展的“大姑娘”，绽颜怒放。
但是，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都没有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责任制”也就只能“娇羞”地小心翼翼地挪动着步伐，生怕越过了“警戒线”。
1961年3月15日、16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借广州工作会议之机，两次进言毛泽东，向他汇报这一问题，并希望毛泽东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但是，毛泽东没有明确的答复：“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
毛泽东含糊其辞的答复，可把曾希圣高兴坏了：“已经通天了，可以搞。”
显然，曾希圣是误会了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作为人民公社的倡导者，不可能赞成这种实际上对人民公社具有否定因素的“责任制”。“可以试验”，并不是“可以搞”，更不是“大面积推广”；而且有潜台词：“搞坏了检讨就是了。”
就是要对“责任制”的推行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等着挨批。
就在会议期间，毛泽东通过柯庆施转告曾希圣：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
3月20日，曾希圣再次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柯庆施等人写信，如实地分析了“责任田”的长短优弊，认为好处明显，大于坏处。毛泽东没有表态。
于是，包产到户、责任制在安徽全省范围内以及在全国部分地区迅速地展开。就在这一期间，全国已有不少地方已经开始了不同程度的包产到户：安徽全省达80％；甘肃临夏地区达74％；贵州全省达40％；浙江新昌县、四川江北县达70％；广西龙胜县达42。3％；福建连城县达42％；广东、湖南、河北、东北三省等。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约占20％。
这一情况引起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注意，先后两次派人到安徽农村考察，并根据考察结果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
陈云也要求粮食部派一位副部长去安徽调查。这个人就是时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康民。周康民调查的结果就是：他们有五个统一，即统一安排粮食生产计划，统一大农活，统一管水用水，统一打场，统一分配（包产数字以内的），不是单干，是克服困难的办法。周康民写了一份调查报告，以“简报”的形式呈送了中共中央。
1961年春夏，中央领导人大部分都到各地做调查研究工作。
刘少奇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5月7日，他在自己的旧居里同乡亲们谈话。从这次谈话可以看出，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也是矛盾的。
刘少奇：分散食堂，是不是就分田到户？食堂是食堂，田是田，食堂可以散，分田到户不行，还是集体生产。分食堂不是分田，田不能分，仍归大队所有，也不是包产到户，这条要肯定。
有些零星生产也可以包产到户，如田塍，可以包产到户。我小的时候，我们家的田塍就归我们母亲种，那时收的东西也不是归全家所有。田塍包产到户，收稻草时常常把田塍上的豆子拖死，谁种豆子，那一段的草可以归他收。
荒土是不是可以包产到户？
社员：包产到户要好。
刘少奇：收入要交一点给生产队，剩下的是你自己的，社员有了就好办。
田塍的产量也要交一点给生产队，少交一点，一百斤交十斤，多了，交五斤也可以，要交生产队一点，因为田塍是集体所有的。把它包死，包死好。
看来，刘少奇当时赞成有限的“包产到户”：集体生产，小量的、不成大片的土地可以包给农民种。而且，他相对地说出了几十年后广大农民中盛传的：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同时，刘少奇还提出：要包死，包死好。
这话怎么理解？实际上就是说：把要包的地明确下来，长期不变，不能上午刮北风，中午又刮南风，下午刮东风，晚上又起西风，要定下来，让农民安心生产。在他诞辰100周年的时候，中国大地上，中共中央再次作出决定：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
5月13日，刘少奇在听取中共湘阴县委汇报时，对县委提出的“分田到户”的问题做了回答：
集体生产的优越性群众是懂得的，要正面教育，讲清道理，不要戴帽子。自留地是分给他的；田头、田角、田坎可以种豆子，但不是分给他的，而是包给他的；还有5％—10％要交给公家。自留地、发展家庭副业、发展生活资料可以自由，但生产一定要集体的。
与其说刘少奇在思想上的这一变化是由于农民自发的倾向的影响，倒不如说是刘少奇在调整时期，面对农村的困难形势，把“包产到户”、“责任制”当成了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种有力的方式。
由于农民自发的力量和农村基层干部的大力支持，农民们在包产到户的过程中尝到了甜头，悄然兴起的“包产到户”的浪潮，已经刹不住车了，渐呈星火燎原之势。
曾希圣心里有点打鼓：毕竟毛泽东并没有完全肯定这一做法，而是要他去搞试验，也没有赞成他搞推广。
于是1961年7月，曾希圣借毛泽东赴安徽视察之机，当面汇报了农村的形势。
毛泽东说：你们认为这种做法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
曾希圣可得了一柄“尚方宝剑”。安徽省委一传达，包产到户迅速在全省推广。形势起了连锁效应，各地纷纷效法安徽：湖南、河南、浙江、陕西、甘肃、贵州等地也先后搞了名目各异、形式多样的生产责任制。
但是，包产到户实际上与毛泽东所主张的集体化的道路背道而驰。这就决定了包产到户在那个时期的最终命运。
1961年12月，毛泽东在无锡把曾希圣找去，用商量的口吻说：生产恢复了，是否把“责任田”办法变过来。
曾希圣没有附和：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
这话表明，曾希圣显然并没有对毛泽东的说法有深刻的领会：停止“责任田”、“包产到户”。
不久，在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受到了严厉批评，“责任田”也就作为“单干风”受到株连。当然，曾希圣的错误还有其他方面。在安徽代表团的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撤销曾希圣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代以李葆华。
实际上，曾希圣的被撤职，不仅仅是刮“五风”的问题，这个问题全国各地都有，都存在，这是一个大气候，关键是“责任田”和“包产到户”的问题是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从刘少奇的谈话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有很多事情是中央提的，只有“三改”、“责任田”是曾希圣主张并报中央“同意”的。
就在刘少奇参加安徽代表团的讨论时，他也对曾希圣所主张的“责任田”和“三改”问题保留了意见。
刘少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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