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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裕仁天皇与日本侵华战争-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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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几年中，裕仁批准了近3000军人和文职官员的授勋和晋升，他们都是在满洲战争和上海事件中的有功人员。这两个事件在日本国内均得到极大的支持，而在海外却恰好相反。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和海军大臣大角岑生被授予男爵爵位。裕仁对于陆军在满洲作战的公开支持，正好与他即使在他们违反了命令时都没有予以惩罚的做法前后一致。
从1932年1月末至3月，日中冲突延伸到了上海，西方对日本的谴责有增无减。当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1908—1912年在位）领导下的“满洲国”傀儡政府建立时，犬养有意保留了对这个新国家的承认。作为一个分裂的政党内阁的首脑，他的统治需要枢密院的帮助，要依靠紧急敕令和无视议会预算制定权威的紧急财政措施才能得以进行。即使在政友会以压倒优势赢得了2月总选举以后，当犬养按照宫廷指示努力维持国内现状时，仍面临着强烈的反对。右翼极端主义分子和恐怖分子不断地对他进行口诛笔伐，同时党内的主要改革者森则试图打破政党体系，策划联合军部建立一个新的、更加独裁的政治秩序。
在犬养任职的早期，陆军通过拥戴皇族的长老闲院宫载仁亲王为陆军参谋总长，强化了与皇室的联系，由此也排挤掉了高级指挥官金谷将军，他是宇垣派的核心成员。与此相呼应，海军推出了在清洗伦敦海军条约支持者中起主导作用的伏见宫博恭亲王，任命他为军令部总长。这两个强硬派的晋升意味着陆海军大臣权威的衰落。两个相互竞争的军种现在可以利用它们高贵的皇族“权威人物”向天皇施加影响，控制它们在亚洲大陆上的军队。
在犬养内阁5个月的短命期间内，裕仁成为一个公开的、积极主动的事变参与者，而在事变开始时却绝不是这样。1932年初，他最优先考虑的是维护皇权相对于政治党派，而不是相对于突然得了民心的军队的独立性，同时动员公众对满洲军事行动的支持。他还希望能够保证政策和内阁人事两者的连续性。因此，当一名朝鲜民族主义者在他从一个阅兵式乘马车返回的途中试图刺杀他的时候（1月8日樱田门事件），天皇坚持内阁留任，而不是依照惯例全体辞职。此时，犬养取得政权还不到一个月。裕仁轻描淡写了事件的严重性，就如木户建议的那样，避免了任何直接地、公开地表达他对恐怖事件的个人感受。新闻报道对事件起到了间接地、进一步淡化的作用，报道说他向被炸伤的两匹马“恩赐三公斤半的胡萝卜”。
这期间，日本继续侵略满洲和内蒙古，没有遭到中国或苏联的军事反击。1931年12月31日，由于日本侵略的铁蹄逼近了与北满洲边界划分不清的苏联远东附近地区，受到极大困扰的苏联政府，向日本提出了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提案。不清楚裕仁对苏联这一提议的反应如何（假设他知道有这回事的话），但是犬养内阁干脆将其束之高阁。日本表示拒绝的正式回答是在1年后的1932年12月。不过，斯大林的签订协议的提议一直坚持到1933年末，这时他判断日本的威胁已经暂时消退。
1932年2月16日，关东军司令部在奉天召集了一次中国合作者头面人物会议，组建了东北行政委员会。第3天，委员会宣布了新国家“满洲国”的独立。3月1日，“满洲国”正式宣告建国。关东军司令部自信犬养内阁将会执行陆军的政策，所以便不断向东京施加压力，要它马上承认这个新国家。11天后，犬养内阁果然同意了将满洲和内蒙古从中国分离出来，建成一个“独立”国家。不过，在承认新政权的合法性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上，犬养拖延了时间。
在这个问题上，犬养与军部、森内阁秘书官长和外务省的一些官僚发生分歧。外务省是准备将对“满洲国”的责任置于所有其他国际义务和协作之上。犬养一方面努力遏制陆军中的激进派，同时也对日本恶化与美国的关系感到很不满意，因为日本在市场、技术、资本和原材料方面都有求于美国。
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政权在犬养同意陆军占领锦州之后，对日态度马上变得硬冷起来。随后国务卿斯廷森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决定了此后整个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对日政策。1932年1月7日，斯廷森通过向日中两国正式递交外交照会进一步加强了对日本的压力，他宣布美国政府将不承认由日本以武力在满洲制造的任何政治变化。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上海战争
斯廷森的不承认方针是否奏效，完全取决于胡佛的美国政府态度是否积极并且能够迫使日本放弃满洲。3个星期后，当中日冲突扩大到上海时，中国人组织了抵制日货运动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上海也是英美商业利益的重要所在，华盛顿所能做的只是微弱的抗议而已。1932年2月23日，斯廷森在给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的公开电中曾暗示，如果日本继续违反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可能开始增强其舰队。即使是这样，东京还是完全无视了这个警告。因为天皇和犬养内阁清楚地知道，随着世界大萧条的继续恶化，关于满洲的问题上，华盛顿和伦敦都没有准备采取任何重大的措施。
1月9日，一份中国报纸刊登了一篇文章，对暗杀昭和天皇的企图（樱田门事件）没有成功表示了遗憾和谴责，这引起了日本居民的愤怒，上海的局势因此而紧张起来。9天后，陆军少佐田中隆吉为了把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从陆军在北满洲的军事行动上引开，鼓动一伙中国暴徒袭击了一群日莲宗的日本僧人。帝国海军认为这个事件是海军向陆军展示实力的绝好机会。因此，上海舰队迅速得到增援，1932年1月28日，海军陆战队在海军少将盐泽幸一指挥下开始登陆上海，并于当晚向中国陆军第19路军——驻守在外国租界附近，沿海岸展开的335万人的部队——发起挑衅。中国士兵顽强抗敌，在随后的战斗中给了海军陆战队以沉重打击。从舰队获得增援后仍无法扭转不利局面的海军只好向陆军请求增援。虽然犬养取得了天皇向上海派兵的许可，但是中国陆军仍很顽强，使日军再次遭到重创。东京的参谋本部组织了一支由白川义则大将指挥的精锐的上海远征军，增派了两个师团。其后的战斗极其惨烈，中国军队最终被击退，日本赢得了一个挽回面子宣布停火的机会。1932年5月5日，在英国的调停下双方签署了停战协议，中国也结束了抵制日货的运动。
上海事件使裕仁认识到他的高级海军将领们的鲁莽和侵略性——正是这些军官一直被裕仁和宫廷派当做干练的、无狭隘偏见的国际主义者。受军种间明争暗斗的驱使，明知一定会引发与美英间的问题，他们依然故意在中国的心脏地区滋事，图谋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同样重要的是，海陆两军都没有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没有从这次与现代中国陆军进行的第一场大战所遭受的惨重损失中学到任何新东西。他们一如既往——完全蔑视中国的军队和人民，将他们视为无知、饥饿农民的乌合之众，缺乏民族与国家意识，只要一个猛击就可以轻易地征服。裕仁本人可能私下里也持有这个观念。但是天皇比他的指挥官们更清楚日本在经济封锁面前的脆弱。他特别用心地嘱咐白川要迅速平息上海的战斗然后返回日本。对于上海，裕仁行动坚决地控制着局面，而另一方面，在“农村”地带的满洲，他高兴地袖手旁观着他的帝国在扩张。
上海战争期间以及战争之后，日本的官兵都在实践着1905年日俄战争后确立的决不投降的战场教义，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1932年2月，被中国俘虏的空闲升少佐通过俘虏交换被遣返日本后，为了洗涤被俘之辱而自杀。空闲的尚武精神受到陆军大臣荒木的表彰，后被供奉在靖国神社。从这以后，被俘幸存下来的官兵经常公开地被迫自杀。很多书籍、电影和舞台剧都歌颂了那些在上海前线主动奉献了生命的“人体炸弹”、“肉弹”。这些故事提高了陆军在国内的声望，同时也增强了它在海外的神秘性。
第一次上海交战之后，犬养内阁内部的意见分歧更加严重。在试图控制部队在上海的展开和军事行动方面，犬养所能依靠的就只有天皇的支持——尽管军人们的行动扰乱了正常的政治生活，但天皇还是不愿意惩戒他的军官们。就在上海的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日本国内的战争狂热不断加深，舆论对政友会内阁政策的批判也在增强。“直接行动”出人意外地发展到离谱的地步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实际上成了恐怖主义。2月9日和3月5日，两位重要的商界领袖——前若槻内阁财政大臣井上准之助与财阀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长团琢磨男爵——分别遭到暗杀。杀人犯来自一个被新闻报道称为“血盟团”的秘密帮派。在对这两起谋杀事件调查期间，犬养压制了陆海军在上海地区的军事扩张行动。为了重整军纪，他还就解除大约30名军官的职务寻求闲院亲王的支持。就在这个时候，另一片阴云中的恐怖主义霹雳结束了犬养自己的生命，日本政治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间表因此而提前。
1932年5月15日，年轻的海军军官们在犬养的首相官邸谋杀了他。另外由陆海军军官和平民组成的两伙暗杀者向政友会党总部、日本银行、警视厅，更为严重的是还向内大臣牧野的官邸投了炸弹，要求废除伦敦海军条约，“散发传单要求净化宫廷内臣”。
在随之而来的政治混乱中，天皇和他的顾问们决定放弃从大正时期开始的政党内阁的尝试。在木户和牧野的建议下，裕仁完全支持官僚政治的政策制定体系，不再支持议会的两个主要保守政党的内阁制。议会政党的活动仍在继续，但宫廷派已放弃了向以选出代表为基础的政党内阁托付立宪制的方法。海陆军领导人宣誓不再通过政变方式来攫取政治权力，而是将注意力转到恢复各自军队的纪律上面。军方停止了扩展政治权力，这给了宫廷派一个重整旗鼓的机会、使其得以任用一个反政变的内阁首脑。
犬养被暗杀次日，其他阁僚辞职，宫廷派开始着手商选下一任首相。同以往一样，他们把与事件无关的西园寺招进宫来，以便在发布天皇决定时让他来做天皇的代理人。从前连决议都是由元老做出，但现在却不同了。5月19日，铃木侍从长交给西园寺一封由天皇、牧野和木户起草的信，上书裕仁关于选任下届首相的“希望”。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
裕仁的第一个“希望”是，“首相应该是一个人品高尚者”，这反映了牧野及裕仁的学识顾问、汉学家安冈正笃的思想。当时，安冈成立了“国维会”，主张让“新官僚”占据政治权力中枢。按照他的观点，信仰天皇思想的忠实官员比实现皇室利益的机构更为重要。只有忠臣才能阻止“国体”免遭被国内运动分裂与推翻。保卫皇权的有效方法就是培养完全效忠于天皇的得力人士。在这点上，裕仁与20世纪30年代的“新官僚”是一脉相承。
裕仁的第二条希望——“革除当前政治弊端，整肃陆海军军纪，主要取决于首相的人格如何”——表达了他的关心所在，即要将这两个最重要的任务放到新任首相身上。裕仁的其他希望则反映了他对两个主要保守党派轮流坐庄的不满，因为轮换总是带来政策的变化。对自己的大元帅权威受到侵害一点，裕仁没有责怪反乱的将校军官，而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以政党为基础的内阁。与军队的叛乱者相比，他更不信任议会政党，他要通过削弱政党内阁的权力——这本来是一项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来加强天皇的权力。
与政友会总裁铃木喜三郎相比，想必老练的齐藤实海军大将作为一个“举国一致”的内阁首班，更能起用一些意志坚强值得信任的官僚。这些人将成为“新官僚”。他们没有需要效忠党派政治之忧，拥有与天皇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将通过服侍裕仁来为国奉仕。正如明治时期天皇和官僚紧密配合的那样。现在必须恢复这种合作，包括任命激进的改革派的独裁官僚来辅佐裕仁。
所以，很自然地，裕仁不把选择“近法西斯思想者”放在考虑之内，这条禁忌暗指（如增田知子所指出的）新任命的枢密院副议长平沼骐一郎。身为反民主主义的右翼压力集团“国本社”总裁同时又处于政治主流的平沼主张修改明治宪法。他希望自己组阁，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森恪的支持。他在枢密院、军部和民间的右翼组织中拥有众多的支持者，右翼活动家们早就为平沼入选宫廷官僚四处活动。因此，不要说西园寺元老，就是裕仁和他的近臣们也有充足的理由反对平沼。
然而在1932年，对于几乎所有的日本人来说，“法西斯”一词既模糊又神秘，主要是指意大利。因此，裕仁对“法西斯”的否定可能来自于（如增田所推测的）这样一个信念，即，任何批评他的近臣、希望改变明治宪法的人在政治上都是不可相容的。裕仁需要的是能让他感到安心的首相。如果那个人绝对忠诚且顺从，那么他是否持有法西斯思想并不重要，只要这位法西斯主义者反对政变，天皇就会满意。有一个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两年后，裕仁对陆军提出的中心概念“国防国家”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即使这个词来自纳粹德国，意味着要按一条完全不同于明治国家的路线进行国家重组。
“维护明治宪法”也是天皇的一个重要信念。它表明裕仁深刻理解了1889年宪法的极为有用之处——该宪法既没有规范权力的运用也没有保护日本民众有限的自由和权利。他当然不能允许这样的宪法被修改，因为它早已合法地、“立宪地”实现了他和权力精英们所希望的几乎所有形式的政治统治。
裕仁最后一条希望是把外交建立在“国际和平”的基础上。这并不是对华盛顿条约体系的肯定，而是指维护新的、从侵略中产生的“满洲国”建国后的现状。尽管“帝国”刚刚吞并了新的领土，但在经济上仍要依赖于它主要的批评者和竞争敌手英美列强。这种情况下，裕仁自然希望避免与英美发生新的摩擦。因此，对“满洲国”的巩固应该积极地“和平地”进行。
犬养被暗杀的10天后，裕仁将首相的职位授予了高龄的齐藤实海军大将。齐藤组成的“举国一致”内阁包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财政大臣高桥是清、新官僚领导者后藤文夫任农业大臣、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和海军大臣冈田启介。这届内阁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4次国会会议和阁僚的多次更迭，最终于1934年7月因卷入帝国人绢株式会社的受贿丑闻而垮台。在这段时间里，齐藤主持了“满洲国”建设、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和对政府机构的部分重组。
齐藤组阁伊始，马上开始着手准备承认“满洲国”。此事不仅要违背各项条约，与美国的关系也将会涉险。此时国联、国际法和西方国家正在遭受日本政治家、新闻记者、军部官员和知识分子的猛烈批判。国联有关中日纷争的决议被比作1895年曾迫使明治政府放弃了辽东半岛的三方调停。陆军大臣荒木指责国联支持斯廷森的不承认方针，以及将判定日本的行为违背了凯洛格—白里安协定和国联公约。荒木将军还就西方白种人压迫亚洲论进行了发挥。
表面上，日本是要宣告对一个独立国家的承认，实际上，它是想行使对殖民地的宗主权。8月25日，外务大臣内田在第63次帝国议会上发言说：
我认为帝国对支那的态度，特别是9月18日事变发生以来，我方采取的措施极为正当且合法。“满洲国”乃其居民自发成立，应视为支那分离运动之结果，帝国对这种新国家的承认与九国条约的规定毫无抵触。
关于“满洲国”，他表示：“举国一致，即使国家化为焦土，在贯彻此主张上也不能退让一步。”
森恪称赞内田的演说：“有如向全世界宣告，我国的外交已经成为独立自主的外交有如一个外交上的宣战布告。”这种思想观念上的夸张和虚张声势清楚地表明其见解的异常，即至少从短期来看，日本的政策并不在于国家保障和经济安定。
1932年9月15日，齐藤内阁正式承认“满洲国”，签署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承担起“满洲国”的国防责任，而且在秘密的附属文件中，被准予可以在那里为所欲为。
国联为调查这起冲突而成立的李顿调查团于10月2日向国联大会递交了关于满洲事变的报告。但是后者没有马上对报告进行审议，以便给日本政府更多的整理和时间对应。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发动入侵
关东军进犯热河后，还有可能在北京－天津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没有什么问题能比这个更让裕仁焦虑的了。进犯开始之前，东京的陆军司令部通过更换多名关东军高级将领，重新整编在满洲的官僚机构等方法试图恢复对军队的控制。武藤信义大将被授予三项任命：关东军司令、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和关东长官——这些职位从前分属三个机关。同时，关东军的规模也有所扩大。
1932年11月，裕仁得知关东军将热河省（鸦片收入的重要来源）看做是“满洲国”的一部分，计划在春天发动入侵。可是12月23日，关东军的先遣队已经到达热河省入口的长城东端的山海关。在那里，他们与张学良的部队发生了小规模冲突。一个星期后，1933年1月1日，又发生了大规模战斗，日军占领了整个城市。裕仁意识到这次陆军进兵将使日本与国联的关系更加复杂，因此试图（通过奈良）警告陆军不要再扩大事态。一周后，他暗示牧野召开御前会议处理这个问题；但由于宫廷近臣的意见不一，御前会议没有召开。
1933年1月14日，当参谋总长闲院亲王请求裕仁批准向满洲增派军队时，裕仁就热河的事情向他发出了警告。根据牧野的叙述（木户记录也证实），裕仁告诉闲院宫：“迄今为止在满洲的顺利推进已经十分幸运，今后若出现功亏一篑之事，将令人感到遗憾。热河方面要特别谨慎处置。”换句话说，天皇指示闲院宫不要让军事行动做过头。令他担心的不是领土扩张行为本身，而是失败以及失败的责任最终落到谁的头上。
而几个星期后，裕仁就特意表彰了陆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和满洲事变开始时就加入战斗的朝鲜军混成第38旅团司令官依田四郎将军。将军们到达广岛县宇品港时，裕仁派侍从武官向他们转达了嘉奖问候，之后又邀请多门和依田参加宫廷宴会，并向他们和其他高级军官授予了皇家菊花纹章。本来这种礼物只表示一般的宫廷礼节，但此时却表明大元帅对高级军官们的行为的赞赏和骄傲。他们以闪电般的速度和极少的日本士兵的伤亡，扩展了裕仁负责管辖的明治时代的殖民地遗产。
在感谢他们的同时，裕仁还是有理由担忧。因为，在中国东三省的军事扩张要冒两种风险，即与中国爆发全面战争和遭到列强特别是苏联的反对。莫斯科已在迅速建设远东军，从俄国的欧洲部分调入空军部队，并开始组建太平洋舰队。1933年2月4日，裕仁批准热河战役后，闲院亲王请求批准调动关东军进入热河。在没有与齐藤内阁就此次入侵进行任何专门咨询的情况下，裕仁给予了带附加条件的批准——可以接受为巩固日本对“满洲国”的掌控而进行的扩张，但是不可以攻击中国华北本土。他裁可了关东军热河的军事行动，同时告诉闲院宫：“条件是不越过万里长城进入关内。”
4天后的2月8日，齐藤首相上奏天皇：“如果入侵热河使日本与国联关系变得困难”，内阁将反对。 裕仁虽然嘴上未说，但也意识到行动有些仓促，于是开始试图中止入侵行动。他要奈良告诉闲院亲王决定撤回前面的许可，但奈良表示异议。他提议按照日程后天即是拜谒日，最好在那个时候直接告诉陆军参谋总长。裕仁同意了。2月10日，闲院亲王来到皇宫，裕仁将齐藤内阁的不赞成意见转达给他，询问能否中止热河的军事行动。
当时的记述表明，裕仁次日的心情相当糟糕，新任命的美国大使约瑟夫·Ｃ·格鲁那天在宫廷的午餐会上见到了他：“天皇看起来非常神经质，面部痉挛比平常厉害得多。”下午，齐藤参见裕仁说如果实行对热河的入侵，日本有可能被国联开除，作为首相他虽然尽力阻拦这个行动，“但是军队强硬地坚持说他们已得到了天皇的许可。”齐藤离开后，裕仁召奈良入宫，“显得有些激动” 地说，他打算行使最高统帅的直接命令中止这个作战行动。奈良建议天皇三思。奈良在他的未公开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述了他的理由：“国策上，如果有害，没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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