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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裕仁天皇与日本侵华战争-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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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也给国家带来了普遍的宽慰，虽然只是短暂的。
1933年末，国家政策仍然处于不断波动之中，“满洲国”的殖民化未见大的进展，战争的热情却开始消退，而这些都不是军队首脑、官僚和新闻记者所希望看到的。由于担心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热情将会逆转，陆军的宣传者们采取了行动。大报的影片制作部门已在竞相出品有关事变的“视觉报纸”，或是新闻纪录片。大阪每日新闻社把它看成是扩大事业规模和提高收益的好机会，制作出一种新型的爱国影片，向国民展示未来一个时期需要做什么。制片人水野新幸解释道：“共产主义和全体主义正处于相互争斗的状态。恐怖行为盛行各地。颓废主义流行，人心归趋不知所之。此时无论如何不能仅靠报纸的社论之类，应该利用我们平时考虑的电影的伟大力量，使国民认清思想混乱的状态和国际形势。”于是，一部受到广泛称赞的纪录片《非常时期的日本》在陆军省的协助下于8月摄制完成，1933年后期在全国各地上映。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满洲国”会见溥仪皇帝
《非常时期的日本》主要使用1931—1933年初收集到的生动的爱国主义形象的照片和场景，高度弘扬了天皇制思想，即便在今天，也是一部重要影片。在这个电影中，日本军部利用裕仁的精神权威，把扩张主义描写成帝国——以及他们自己——的道德使命。通过放映国民一体的各种感人的视觉影像，重新阐释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逻辑。
电影由12个部分构成，陆军大臣荒木为其中一半做了旁白，他每次出现时，画面上都推出亚洲和太平洋的巨大地图和日内瓦的图片。荒木把军事力量等同于道义，用神话作为理解事变意义的参照系。他有两个主要的表现，一个是神赋予“神国”的“伟大使命”；另一个是中国与西方列强是日本的敌对势力，妄图孤立日本，阻止“大和民族”实现其“保卫东方和平”的神圣目标。在电影的后半部，荒木从战略和文化两个视点对日本的使命作了更加明确具体的定义。这个使命就是“建设东洋式的和平乐土”，意指建设“满洲国”，在那里实现种族和谐。也就是说，荒木将日本的扩张讲解成了在“满洲国”实现反种族主义的乌托邦，是一种神圣的理想主义的实践。
对于荒木来说，日本面临的内部威胁与外部威胁同样严重。他宣称，“不分一二，心醉欧美，全盘接受（西方）文化” ，“已经到了日本民族自己的理想扫地出门的关头了”。此时，屏幕上出现摩登的情侣们在银座的舞厅中翩翩起舞，手牵手漫步于暮色中、繁华的东京街道上，这些都是20世纪30年代初西方文化不断受到欢迎，日本民众开始受其影响的典型镜头。随后，推出的是皇军部队在满洲严寒酷暑中战斗，学校的女孩子在老师的指导下给士兵们写慰问信，神社中的参拜者，与前面的镜头进行对比。荒木谴责舞蹈、高尔夫球、美国电影、女性的化妆和在公共场所抽烟、共产主义者和一切屈从西方的价值观陷入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的人们。替代这种污秽的应该是传统的意识，比如农村生活、神道信仰和军队服役等。当务之急是要放弃对享乐的追求，为完成伟大的民族使命甘愿接受个人的痛苦和牺牲。
通过电影，荒木拔高提炼了结束不久的满洲事变的意义。它是一个 “天的启示”， 释放了日本民众的巨大能量。同时也是一个 “天的警钟”，提醒该恢复建国以来就支配日本的“皇道”的伟大原理。为了强调荒木的话，银幕上接连出现了琼琼杵天尊从天而降之地高千穗山峰、神武天皇登基、伊势神宫、橿原神宫、热田神宫、明治神宫、从二重桥上拍摄的皇宫、和1928年昭和天皇裕仁登基大典的映像，这些画面把神话时代和现在结成了一体。
在影片的最后部分，荒木给国防下了定义，并说明了“精神动员”将如何使日本冲破“以国联为中心的全世界的包围攻势”这个环绕日本的“铁环”。伴随他的讲话，观众听到的是“君之代”的乐曲，看到的是昭和天皇在检阅士兵和机械化部队的列队行进，航行的军舰在鸣礼炮。荒木解说道：
说国军的存在是道德性的存在也是这样的意思。作为我国，因为要特别捍卫空间的发展，即捍卫繁荣向上的精神和与天地共存的国家的悠久性，所以，我不同意一谈到这些，马上就以狭隘的地理意义以及对应的概念来论国防我国的军队，既是皇军，同时也是国军。因此，军队的建军精神就是行使被认为是国德之本的三种神器所彰显的日本的天皇道。就是说，我认为日本军队的精神在于体现统率军队的神圣的陛下的精神，发扬国德即天皇的慈心宏愿。不为陛下以外任何人的命令所动的理由就在于此。
声言军队是“国德”的体现，对外扩张展示了裕仁的“神圣精神”，荒木的目的在于引导观众接受他的整个论证的中心，即日本必须为精神总动员做准备。“9000万国民结为一体，捧翼奉皇。即为了推广天皇圣德，只要团结并进直到最后的5分钟、最后的最后，我们就一定能够看到最后胜利的辉煌”。蒙太奇手法的快镜头展示了爱国商人向军队捐献飞机，妇女接受军事训练，奔驰在路上的摩托车，国家的工业化，喷着浓烟的工厂的烟囱，人们快速而有活力地奔走。几个片断后，摄像机切入了“炮弹三勇士”出发奔往上海前线的镜头，他们在那里炸毁了敌人的营房。影片展示了他们勇敢精神产生的根源，最后放映了他们的墓地。
随着影片接近尾声，镜头唤起了日本战胜逆境的情感。登山者们不屈不挠地穿过风雪攀登高山之巅。武藤陆军大将前往“满洲国”会见溥仪皇帝。映出的地图上，一团黑云从遥远的日内瓦城市上空升起，快速地向东移动笼罩了日本。东京的群众欢呼着迎接日内瓦归来的外交官松冈，后者向皇宫深深地鞠躬。同时，日本伸展开来，撑开了箍住自己的铁圈。电影最后由已故明治天皇的三首战争诗结尾，诗歌暗示了精神动员的必要性，提醒观众没有巨大的努力和自我牺牲就不会成就伟大的事业。
陆军第二个促进意识高扬的努力，是一本名为《非常时国民全集》，出版于1934年3月。这本书是一套七卷全集的一部分，目的在于介绍军事和外交专家们关于“非常时期”各个方面的认识。15位陆军的撰稿人——代表了许多核心军官群体——试图提升民众对于现代战争的性质和日本所面临的危机的认识。不过，从他们主要论述的思想中可以了解陆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学到了什么，没学到什么。
新任陆军大臣林铣十郎大将所做的序言显示了陆军仍存在着日俄战争那种过分简单的取胜心理。对林来说，未来的战争规模将非常宏大，需要国家总动员，但仍不过是日本经验过的战争的放大。参谋次长植田谦吉阐述到，国家备战意味着强化军备，“政治、经济、财政和所有其他的社会机构团结”成一个整体，完善战争的领导体制。其他的作者将国力的发展单纯等同于技术上的“充实军备”。没有人认识到20世纪中叶的工业化国家的战争，需要高效的生产力，大量生产以及没有受到科技落后以及农业萧条摧残的充满生机的经济。不过，陆军领袖们的分析清楚地表明了对日本社会官僚政治大重组的志向。
陆军士官学校干事东条少将断言：“现代国防战争，将涉及到非常广泛的部门”，需要建设军事、经济、思想和战略所有形态上都能够“一元化管理的国家”。满怀反西方的忿满情绪，东条详细论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民主主义各国是如何进行反日本的思想战争的。今后，日本必须傲然自立，为了即将开始的“皇道文化思想圣战”，“向世界恢弘真的道义。”《非常时国民全集》的其他作者倾向于“将为全面战争而进行的国家总动员变成为了自给自足获取‘资源的问题’。”占据这些军队指导者思想的是对亚洲大陆的领土占领和与美英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毫无疑问，从日俄战争后的战术和战略中受到影响的裕仁天皇相信，决定战争胜利的是优越的武器而不是优越的生产力。然而，与他的军事将领们不同的是，他对和英美决裂比较消极，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必要对政府机构进行迅速而彻底的整顿，以及对整个经济实行即刻的军事化。这样做会威胁到皇室的稳定。这种认识区别既关系到变革的方向也关系到变革的速度。为了确保更大的行动自由以建设全面战争经济，军部的激进分子将不得不与天皇及其拥护者直接对抗。
第三部分：圣战严惩支那军
1937年7月8日（此为著者观点，中国为7月7日——译者注）清晨，北京郊外约30公里处突发了一起不祥事件。驻扎在丰台的日本军与中国驻防部队在马可波罗桥（中国名卢沟桥）发生冲突。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马上得到了报告，指示将前一天晚上由短暂的步枪交火所引起的这个问题就地解决。位于北京至汉口铁路线上的卢沟桥附近地区的交火持续了3天。至11日，经当地双方指挥官协商，签订了停战协议。之后大约3个星期，军队的指挥者成功地维持了停战协议。
这时，军部内在对中政策上产生了严重分歧，鉴于事态严重，正在双叶休养的裕仁不得不返回东京。分别以陆军省军事课和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为主的一派认为卢沟桥事件是一个机会，因为日本与中国之间存在着许多恼人的未决问题，比如说，“满洲国”从未得到中国政府法律上的承认，标志满洲事变结束的停战协议也没有得到遵守，设在华北各省与满洲之间的非军事区经常遭到侵犯等等。如果将北京郊外的这场战斗当做一个挑衅的借口的话，那么所有与中国的未决问题都将会通过一场有力的军事打击得到解决，因为中国人永远也不会是一个难对付的军事对手，所以，应该立即将部队调至北京地区，“保卫日本人的生命和财产”。持这种强硬主张的军官得到了关东军参谋部军官和南满铁路公司（皇室为投资股东）的一些文职官员的支持，他们希望将公司的铁路线从“满洲国”延伸到华北，因此希望看到事件的扩大化。①
而另一派由上层少数资深官员组成，以参谋本部第一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及其部下第二课课长河边为中心。他们担心中国的情况变得太混乱，会导致把增强自身实力的军备资源转向对苏联防御上去。7月9日，近卫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暂时延缓向华北增派部队时，主张就地解决事件的不扩大派的观点暂时占了上风。然而，扩大派早已在幕后进行活动，让本土的师团处于待机状态，并起草了增派部队的命令。当近卫内阁11日再次开会时，9日的决议被推翻，会议决定从关东军、朝鲜陆军和本土向华北派数千部队。
此时，裕仁对华北事件首先考虑到的是可能来自苏联的威胁。一个星期前的6月30日，不守规矩的日本第一师团在阿穆尔河的干岔子岛上修筑防御工事。那里是北“满洲国”和苏联之间界限不清的边境，苏联军队也来到了岛上，随之发生交火，日本方面摧毁了两艘苏联炮舰。苏联方面则表现得比较克制，虽然调来了更多的部队和炮兵，但是没有立即反击。②东京和莫斯科互相指责，事态解决的尝试似乎就要开始。俄国人会不会沿着“满洲国”边界发动攻击呢？天皇在会见近卫首相、新陆军大臣杉山和海军军令部部长之前，首先召见了陆军参谋总长闲院亲王。
“如果苏联从背后攻击的话，怎么办？”陛下问道。闲院宫回答：“我想陆军会回击的。”听了回答，陛下又重复道：“那不过是陆军的武断。如果万一苏联发动了攻击，怎么办呢？”殿下只是说：“那没有办法。”陛下因此看起来非常不满意。③
裕仁想确切地知道应变计划，而闲院宫回避了这个问题。可是，尽管他对闲院亲王的报告很失望，还是同意了近卫内阁的决议，向华北派兵，在派遣令上盖上了他的印章。
明知有停战协定，但是急于一下子解决所有与中国悬而未决问题的近卫内阁决定扩大事态，而天皇从一开始就默许了这一点。卢沟桥事件后的决议程序与满洲事变的模式有很大区别。那时是当地将校造成非法的既成事实，天皇事后明确地追认了他们的行动。而这次，近卫内阁主动与陆军的扩大派串联一气，裕仁也是从一开始就不支持不扩大派的方针。另一方面，就某一点而言，这个成为中日战争起因的最初事件与早有预谋的满洲事变有相似点。7月8日，向驻扎在卢沟桥附近丰台的中国军营地的射击，是一名日本连队长在没有中央指挥部命令的情况下任意决定的，目的是要制造“日本军受到攻击”的假象。尽管这次行动没有真正引起战争，裕仁后来在提到它时，还是责怪陆军将一场已经平息下来的小冲突扩展成一场漫长而痛苦的中国战争。④
战争开始3年后，天皇回顾并详述了7月初那一天，当他仔细考虑在华北应该做什么时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首先考虑的是不得不准备与苏联作战了，因此他认为与中国方面除了妥协和拖延别无选择。他为此与闲院亲王和陆军大臣杉山谈了干岔子岛问题。他们告诉他不用担心陆军对苏作战的准备：“即使与支那发生战争，两三个月就解决了。”对于裕仁来说这似乎是解释得通的，所以他很快将这个问题放到了一边，转而与近卫首相商量召集御前会议通过决议解决问题。如果军部反对这个决议，到时再说。他与陆海军大臣和统帅部长也谈了话。他们没有使他确信究竟该走哪条路，但是“他们在对中国战争的时间表上取得了共识。这就很不一样。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行动吧。”于是对中国的战争就开始了。然后事态很快明朗起来，日本在中国的兵力不够。天皇说：“干脆把满苏边境的部队调过去。”但是统帅部告诉他：“那不行。”⑤裕仁对自己这个目光短浅的决定什么也没有说。
1937年7月11日，近卫内阁向日本国民发表的政府声明称，很显然“支那方面”有计划地发动了武装抗日，因此，才下令向华北派兵。“但是，维持东亚和平一直是帝国的愿望，所以，为了不扩大冲突局面，政府今后也不放弃和平交涉的希望。”⑥日本国内的报道，强调了近卫内阁希望将战斗控制在北京——天津地区，毫无批判地、全面接受了责任完全在中国方面的主张。这时，昭和天皇在处理内部分裂、有着严重缺陷的军部问题上已经取得了相当的经验，大概知道事情的真相并不像报纸所说的那样。但是事件已经发生，而且正在进行中，需要的是如何尽快结束。
就在与中国国民党军队的小摩擦不断发生之际，一场全面进攻的准备正在进行中。裕仁对苏联介入的担心在减少，对内阁——外务大臣广田、陆军大臣杉山、海军大臣米内和财政大臣贺屋兴宣⑦——公开表明观点，反对将事件扩大到北京——天津以外地区感到满意。
两个星期后，关东军和朝鲜军的增援部队与本土派出的3个师团汇合，7月25日，在天津附近的廊坊，第2天在靠近北京中心的广安门，发生了几次与中国部队的小规模冲突。这时，裕仁开始施加压力，要求进行一场结束战争的决定性战役。7月27日，他批准了国家令，指示驻中国部队司令官“严惩京津地区支那军”，并且“命你们负责同地区主要区域的治安。”
第三部分：圣战支那事变
日本军的总攻击经过天皇的批准，严格遵从了东京发出的命令。只经过两天的战斗，日本军就占领了北京和天津。在这两个城市里，英国和法国都有范围很小的租界。⑨通过将驻中国部队的任务由保护日本居民变为占领中国领土，裕仁推动了事件的扩大，在华北导致了新事态。
7月29—30日，新发生的事件，正好为日本以“惩戒中国暴行”名义重新推行的侵略政策提供了借口。位于北京东部的通州，是一个有城墙的小城市，处于跟日本合作的殷汝耕及其中国人保安队（经日本训练）的控制下。7月29—30日，保安队发动起义，趁日本驻军主力开往京津地区，攻击了没有防御的日本人居留地。起义激发了对日本占领者不可遏制的愤怒情绪。在学生和工人的支持下，中国部队杀死了18名日本兵，9名情报机关将校和385名城里的日本人，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223名朝鲜居民。
在日本，通州大屠杀激起了强烈的愤怒和好战情绪。日本报纸称其为“第二个尼港事件”，（1920年2—5月，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时，驻守黑龙江尼港的日本守备队和居民被俄国人全歼——译者注）却不提日本人对北方的侵略是从非军事区开始的，日本人和朝鲜人在那里加工海洛因和鸦片然后走私到华北各省。报纸没有准确报道中国人暴行的真相。⑩木户对报道的消息感到非常愤怒，想必大多数的政策制定者也是如此。8月2日，高松亲王与天皇讨论了通州事件，他提请天皇注意陆军中不扩大派的观点并不代表整个陆军。高松宫在日记中的以下记述，也许同样告诉了他的哥哥：“现在陆军内，这次对支那，要打得让它10年也站不起来的意见重又强硬起来，所以，有必要搞清楚这一点。”
如此看这个事件，很难说日本政府是被军部拖入了战争。准确地讲是近卫在陆军中一派的支持下，决心利用一个小事件，实现惩罚中国军队，巩固对北京—天津地区控制的大目标。在这一点上，近卫得到了裕仁积极的支持。裕仁中止度假返回皇宫，认真听取了情况报告。正如历史学家藤原彰所指出的那样：“（近卫）政府真正想进行战争的意识在先，所以派遣了军队并扩大了冲突”，而裕仁完全支持了它。
此时，蒋介石决定放弃北方，将战场移至以上海为起点的长江下游地区。这样有可能把外国势力扯进来，保卫它们在中国最大、最国际化城市里的本国居民。在上海，有日本人近22万，还有大约6000名欧洲人和近4000名美国人。他们中大部分都住在由外国控制的国际租界区。8月13日上海战役开始。第二天中国空军飞机参战，攻击了地面上的日本军队和海军的飞机，轰炸了第三舰队的旗舰“出云”号。很快，海军大臣米内领导的海军省几乎立即变成了包括占领南京的扩大战争的主唱者。由蒋介石对帝国海军的这第二阶段，将“华北事变”转变成中日战争。
在上海，总计约有11万—15万人的蒋介石最精锐部队和杂牌的“辅助部队”，与迅速增援的约12万名日本海军和陆战队对峙。8月15日，裕仁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战地司令官，5天后派出了上海远征军（主要由30岁左右、纪律性差的后备役军人组成）。大连第十旅团司令部所属的步兵第十二连队和第十一师团的一部分，进入待机状态，以备上海之需。
紧接着，以长崎为基地的20架海军飞机第一次进行了4个小时的越洋飞行，轰炸了中国首都南京。这些 “96型远程轰炸机”是在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指导下，刚开发出不久的轰炸机，打算在未来对抗美国的空中战争中使用，山本急于测试它们的性能。17日，近卫内阁预见到胜利在即，于是正式决定放弃不扩大政策，仅仅以“惩戒”中国武装部队这一非常暧昧的名义进行战争。政府在声明中说：“帝国已经忍无可忍，以至不得已而采取坚决措施，惩罚支那军的暴行，以促使南京政府反省。”当然，在这个决议的背后，有天皇的判断和赞同，正是它们推动了部队增援和战略性轰炸——否则，它将永远不会实现。同样重要的是天皇和内阁对中国人民及其抵抗力量的傲慢和蔑视的态度。
8月18日，裕仁召集陆海军参谋总长，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有针对性的建议。他说，战局“正在逐渐扩大，上海的事态变得很严峻，青岛的形势也不稳。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多方用兵，战局只能拖延下去。在关键地点，集中兵力加大打击怎么样。”他还说，“以我们公正光明的态度而实行的”和平，只能通过这种巨大胜利才能达到。“不能没有收拾时局的方策。”——在这里，天皇成了他自己幼稚表现的受害者——“不能没有让支那反省的策略。”
参见天皇3天后，统帅部递交了他们答复天皇提问的书面报告。根据这份报告，一场大规模的空战将摧毁中国的空军、军事设施、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但是只靠空中打击可能不足以使中国的军队和民众“丧失斗志”，日本还将占领华北的某些战略地点，与国民党军队直接交战，占领上海，对中国的海岸进行海上封锁。当时陆军和政府中有些人试图避免全面战争，而海军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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