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之天朝降临-第1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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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最著名的是朱熹于淳熙六年（1179）兴复白鹿洞书院，次年竣工，并聘主讲，亲订规约，即著名的《白鹿洞规》，还常亲去授课，质疑问难。
　　乾道元年（1165），潭州知州刘珙修复岳麓书院，理学家张栻主持教务，成为理学湖湘学派的基地。绍熙五年（1194），朱熹扩建岳麓书院，学生达千余人。
　　朱熹以白鹿洞书院作为研讨、传布理学的中心。其建置、规约，乃至讲授、辩难等方式，无不受禅宗寺院的影响。各派理学家的书院相继而起，如理学心学派陆九渊的象山书院、理学婺学派吕祖谦的丽泽书院，等等。南宋先后兴建的书院总数达300所以上，书院大多得到官方的支持。
　　书院与州县官学，成为南宋地方的主要教育机构，书院大多又是理学的传布中心，理学因而益盛。
　　华夏故地经过宋朝达到空前发展，刘宇需要做的仅仅只是把知识转化而已并不需要做其他什么，比如启蒙教育一些最为初级的东西。
　　可是草原就不同，他们作为整个世界的停滞地区，别说知识，连识字率都没有，大汉帝国需要做的更是一大推，最起码的就是启蒙教育。
　　可是整个草原对待知识那是抵制的，明确的说他们是不会做对于自己无意，简单点说就是对自己生存目前看来没一点帮助的事情。
　　这就犯难了，教育必须要进行，不然依旧是野蛮的草原那可不仅是拖慢华夏整个大汉帝国进步的绊脚石，也会是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
　　华夏千年的历史就是最好的代表，征服哪怕是消灭了又如何，根本就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只有同化让他们变成自己人那才是最安全保险的。
　　没办法只能集思广益，大汉帝国群臣加上皇帝陛下整整研究了一个月终于制定了一个计划，那就是“草原二十年计划”亦或者可以说称之“二十年草原教育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一个长期计划，大汉帝国是准备在二十年的时间，逐渐完善，一步步的渗透，刘宇也并没有和以前一样急于求成。
　　其中前期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先让游牧民族孩童进入学堂，各种鼓励措施当然此时就是相应而出了。


　第四百二十七章　三代之治

　　大汉和过去中原王朝对北方的政策截然不同，臣子们都是老于政治的聪明人，他们一眼就看出来了，大汉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牧民的生活越来越接近南方的汉人，大汉的胜利，不在战场上，而在牧民的毡房里，这样的胜利，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
　　这样的政策持续下去，也许华夏文明和马背民族的战争，真的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
　　秦长城以北的地区，不能种植粮食，只能游牧放羊。养牛，所以无论中原王朝用什么办法，羁縻、内迁还是军事打击，汉人无法到这条线的北方种植粮食，就只能把这片广大的区域。
　　这么广阔的土地，让给游牧民族。而这些马背民族，一旦强大，或者北方的气候变得寒冷，就会被迫或者主动的杀向南方，用强弓铁骑从华夏民族手中抢夺财富。即使击溃了匈奴，草原上立刻崛起鲜卑、突厥，击溃了突厥，又有契丹、西夏北方草原上的马背民族，总会一个接一个的崛起，不断给富庶的中原带来战乱。
　　刘宇的声音缓缓的回响在整个大殿，充满了无限的感慨，讲述一个个原本已经发生现在正在发生，将来很可能发生的事情。
　　大汉帝国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历朝历代，不在于和汉唐一样是遥控指挥，毕竟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那没啥用，草原一旦有变根本就反应不了。
　　而是把华夏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向北方草原上传播。当每一个牧民都知道，能用羊毛、活牛羊、马匹、白碱面和其他矿产。从大汉商人手里换取粮食、煤炭、铁器、服装，到那时候游牧民族再也不可能有能力对华夏出兵。
　　
　　华夏王朝数千年来治乱兴替，要么如宋、明、西晋亡于异族入侵，要么如秦、汉、晚唐亡于土地兼并贫富分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富家并州连县，贫无立锥之地”。便是后一种情况的写照。
　　儒家经典中，所谓尧舜禹汤盛世，离燧人、有巢、神农。并不遥远，用火、建房、农耕都是刚刚起步，文天祥多曾见过商周钟鼎铜器，知道那时候钢铁尚未普及，技术与后世比自然远远不及；若论疆域辽阔。则夏商之世有东夷西羌北狄南蛮尚未臣服，荆湘自楚子入周、吴越自泰伯开辟，都要在周朝时候了，若和西汉、大唐比幅员广阔，那是差着十万八千里；要论君王贤明，汉文景、隋文帝、唐太宗。乃至前朝宋仁宗，未必赶不上商汤、周武。
　　当然不可没商汤，周武，个人能力不说单论功绩根本就不可能比得过秦皇汉武，可是如今三代却称之为盛世。如今哪怕是文景，贞观也只能称之治世。
　　如果单论成就。夏商周也未必比秦汉隋唐牛逼，可是三代却是终究是高高在上的盛世，而其他的王朝再如何也只会是陪衬。
　　不过当然三代称之为盛世也不是没有理由的，这一点也许很多人想不明白，可是从后世来的刘宇却隐约猜到点，那就是疆域，领土生存空间。
　　是的，夏朝几乎局限在河南一隅之地，商朝的疆界便伸展到了齐鲁、河北，周朝则进一步扩大到了长江流域、江南两浙，这种扩张的速度和幅度，远胜后来任何一个朝代。
　　扩张的速度可以说是超过任何一个朝代，哪怕是汉唐整个华夏的巅峰时代也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据历史记载：从夏后启到夏后杼的半个世纪中，夏王朝一直与东夷进行不断的搏斗，战场遍及鲁北，豫东，豫北，冀南。从山东到河南再到河北，到处都是零星的战场。后杼之后，焦点移至泰山东南，武装冲突不时发生。捱到夏末，精疲力尽的双方都不得不考虑改善关系了。
　　在帝发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东夷开始展现出宾服友好的姿态。然而，令人尴尬的局面出现了，暴君夏桀王在鸣条战败后窜于南巢，夏人也跟着逃难于淮河，太湖，杭州等地，他们逐渐的被当地的夷人或百越所同化。
　　在中国人看来，华夏或汉圌族被它族通化的事例是不可想像的。
　　不久，商朝建立，华夏人仍与东夷打起了乱仗，却始终没有彻底的征服战争。在后世的卜辞中发现了这样的话：“商人服象，为虐东夷”，“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还有这样的：“纣克东夷而殒其身”。显然，商朝时期华夏人与东夷依旧经常兵戎相见，而且，纣王这个野蛮的暴君就是因讨圌伐东夷，损耗国库而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牧野圌战后，商朝覆灭，纣王自圌焚。宽宏大量的武王为纣王的亲子武庚保留了祖先的土地，让他依旧居于朝歌。
　　然而，武王却忧心忡忡，自夜不寐。商人的祖先；原本是从东夷分化出来而后加入华夏的；因此；东夷与商朝王室的关系毕竟有密切的一面。
　　为了杜绝谋反事件的发生，武王将监视武庚的任务委托给三个兄弟：管叔鲜、蔡叔度和霍叔处，史称“三监”。然而事与愿违的是，这三个手足同胞竟在日后掀起了一场巨大的叛乱。
　　公完成了对东夷诸国的平定，这一战历时三年，斩首无数。《逸周书。作雒》篇有言：“周公征服熊、盈之族十七国，俘淮夷之族九邑”。《孟子。滕文公》篇记载：周公“灭国五十”。
　　《逸周书。世俘》则说：周公共灭了国九十九国，使六百五十二个国家相继归顺。这一战，使中原男儿汇成一道铁流，铸就了华夏民圌族空前的胜利。这一胜，杀尽了东夷1000年来拒不臣服的威风，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长期东部少战事的局面。
　　后世记载：‘东方诸夷没有成立强大国家；陆续被齐；鲁；楚吞灭。‘应该说；这是周公东征带来的长远影响。
　　华夏的版图到秦朝基本定型，岭南、辽东、安南都是那个时候纳入华夏的版图，汉唐虽开西域万里，黄沙漫漫却不适合农耕，仅仅作为商贸往来的丝绸之路，无论霍去病封狼居胥，还是李靖北逐突厥，寒冷的漠北草原，更是远离传统农耕区，沐浴不到华夏的文明之光”
　　北抵长城一线，南到珠江三角洲，西到关中、巴蜀，东到钱塘江口，就是华夏农耕文明的核心区，炎黄子孙们的农业生产，差不多也就是在这片区域上进行。
　　汉代尽管得到的空前的扩张，可是那并没有什么用，得到的土地不是漠北不适合华夏居住之地就是西域完全无法生存之地。
　　整个两汉时期的领土控制之地恐怕不亚于后世的苏联，可那又如何，一点用都没有，那只是控制并不代表占有两者拥有的本质的区别。
　　那些地方华夏人根本去不了，只有汉朝一崩溃，那些地方原来怎么样还得怎么样，不可能成为华夏故地。
　　华夏的扩张就此可以说陷入完全的停止状态，如果是近代那并没有什么，可是古代那就不同了，停止扩张那也代表着停步不前。
　　封建时代的农业为主，一旦停止了扩张那代表着原本的华夏已经拥有了一个巅峰，一个界限，永远不可能超越的界限。
　　一旦达到了这个界限，等待的就不是突破而是毁灭，一切都从头开始，这也是华夏文明完全陷入死循环的根本原因。


　第四百二十八章　华夏的死循环

　　汉唐时代两朝的扩张的确很大，除了一个不能称之为华夏的蒙元根本就无法和他们比，全盛时期的汉朝领土拥有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还只算汉朝直接控制的领土，并没有遥控指挥的，如果加上间接控制的，恐怕三千万平方公里都不止，甚至可能更多。
　　毕竟在汉朝哪怕是东非的土著也得听汉朝的，当然如果说遥控指挥，唐朝更加牛逼，尼玛似乎已经快搞到欧洲去了，当然如果不是高仙芝那个蠢货，当时打到欧洲去也未必不可能。
　　当然那是遥控指挥，并不是真实的领土，真实控制的领土其实华夏在秦朝就已经基本定型了，这也导致了华夏发展陷入了停滞。
　　朝的中心地区在今天的河南省西部，以及黄河北岸、山西省南部地区。夏朝的疆域西起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山东省和河北省三省交界处；南起湖北省，北至河北省。当时夏的势力延伸到黄河南北，甚至长江流域。
　　夏王朝建都阳城（今河南省登封的东部）、酌鄩（今河南省登封的西北部）、安邑（山西省夏县西北部）等地。国君居住过的地方原（今河南济源市西北）。
　　当时夏朝的势力曾经到达长江、淮河之间。虽然夏在黄河流域有了比较固定的活动区域，但并无统一的管理和区划。
　　商朝疆域，北到辽宁。南到湖北，西到陕西。东到海滨。除了包括夏所属长江以北的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河北，山西，京津和江苏，陕西的一部分。还包括陕西江苏的剩余土地，辽宁，甘肃，湖南，浙江，四川的一部分）。据《尚书。商书》记载，“自契至成汤。八迁，汤始居亳。”八迁的地点，历来说法不一。
　　大体在今黄河中下游地区，不出今河南省北、中部和河北省西南部范围。近年有人认为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都可能是汤都西亳。成汤灭夏至盘庚五迁，始居于殷
　　周族有着悠久的历史，长期在陕甘一带活动。后以岐山之南的周原为主要的根据地。至公元前11世纪初，周族的力量日益强大。
　　它一面征伐附近小国，扩充实力；一面把它的都邑从周原迁到今天长安区沣水西岸，建成丰京。它不断向东进逼的势态，加剧了与商朝的矛盾。武王即位以后。趁商朝主力征战在外之际，周武王率军东征。渡孟津，与诸侯相会，声讨纣的罪行。出兵车300乘、士4。5万人、虎贲3000人，浩浩荡荡地向东进发。庸、蜀、羌、鬃、微、卢、彭、濮等许多小国也率兵配合。周武王在牧野誓师，历数商纣之罪。商纣王临时组织17万人与周军对阵，但军士们无心战斗，阵前倒戈，引导周军攻纣。商纣王仓惶逃遁，在鹿台自焚而死，商朝遂亡。
　　武王克商以后，基本上控制了商朝原来的统治地区，又征服了四周的许多小国。但如何牢固控制东方的大片领土，成了武王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于是，他采用“分封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把他的同姓宗亲和功臣谋士分封各地，建立诸侯国。一个个诸侯成为对一方土地进行统治的据点，它们对周王室也起到拱卫的作用。
　　三代的领土扩张之快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民族，那时候华夏永远有着耕不完的地，土地兼并这玩意根本就不需要担心。
　　可是从三代以后，从秦朝开始由于领土扩张减慢甚至消失，也代表着华夏文明开始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华夏在列国林立时期的分裂。
　　这种分裂按照后世嗯说法那是有利于学说交流，文化发展，由此延伸出的经济活力化，思想争鸣化，制度多样化带来翻天覆地的进步。
　　可是弄不好就像印度那样，大家都在打酱油地时候，被西边来的雅利安等等异族一锅端了，这种事情在华夏也是经常出现嗯。
　　所以大一统还是有其必要性，开始是为了治理黄河等河流泛滥的水患，需要一个强有力地中央集权——这是西方人的老学说了，实际上是面对游牧民族——不仅仅是北方草原，早期还有西部戎狄犬牙交错进化成越来越有威慑力的铁拳的时候，中原的王朝就必须也缩成一个拳头加以对抗，而不是摊开五指山，让人家把你手指一个个掰断打折。
　　于是矛盾就在这里产生。
　　为了不在北方蛮族压迫下亡国，就需要大一统。而将欧洲般大小的广袤土地统一后，因为技术条件的限制。
　　为了便于管理，思想、商业等等的社会各积极因素的正常流动也受到了严格限制，只有等到中央政权衰微，诸侯群起的时候再一次来点乱世中的思想解放，犹如垂死之人突然轻松地呼吸进了一口气。
　　如此压抑态势下大陆社会形态自然进化迟缓，屡屡打不开技术上的缺口，结果就是要么被蛮族推倒，要么反推蛮族后自己更加保守。
　　综合历史进行描述可知，中国富庶而强大的黄金时代前总是伴随着绵延的割据。五百年东周乱世，则诞生了秦汉第一帝国的大辉煌。南北朝十六国的时代落幕，而有隋唐盛世。
　　五代十国一百单八藩镇乱斗了百年，其后便有商业繁荣的皇宋登场。但是当统一到来并将之前社会分裂时期存在的称为活力的流动因子消耗殆尽后，国家就又进入了死循环中。
　　华夏的封建社会起自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终于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历经两千多年大大小小几十个政权的分分合合，循环更替，一朝传一代，一脉相承，走过了这两千多年。
　　纵观整个华夏封建社会的历史，从政治角度来看，始终逃脱不了国破家亡的兴衰循环历程：由衰到盛，然后衰落，最后灭亡；再盛、再衰，再亡，周尔复始，循环往复，谁都看的非常清楚明白，却始终没有一个王朝能够跳出这个圈子，能够长治久安。
　　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封建王朝的兴衰循环史，王朝兴衰，循环往复两千年，整个华夏都完全陷入了死循环。
　　从夏朝局限河南一隅，到秦代囊括东亚膏腴之地，一直就在不断的扩张，一直在尊王攘夷，把东夷西羌北狄南蛮要么“攘”到了印度支那半岛和南洋诸岛，要么纳入了华夏的体系，汉唐之所以终止扩张的步伐，决不是因为不想扩张——若是不想开疆拓土，班超班定远、马援马伏波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诸王朝的兴亡确是呈循环式。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裔，很可能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
　　虽然有时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一个能干、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总的趋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重新开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环。
　　只因东亚的膏腴之地全都落入囊中，农耕生产无法扩展到四周不毛之地，才不得不放弃了大规模的扩张，只能变成遥控指挥。
　　不能扩张领土那代表华夏巅峰就是在那里，盛极而衰可不是说说而已那么简单，而是真实存在，在整个华夏史上也是忠实的演绎着这一切，巅峰毁灭，重新开始，继续巅峰，然后在毁灭。


　第四百二十九章　商人商业

　　波斯大港阿巴丹。全身包裹着布料的妇女们，在椰枣树荫下躲避着正午炽热的阳光，她们用莎草辛勤的编织着草席，这种精美的编织物，在万里之外的大汉帝国，特别是气候炎热的南方各省，受到普遍的欢迎。
　　阿巴丹以盐业和草席闻名于世，但最近几年，这两个经济支柱中的前一个，已在大汉的打击下彻底破产，大汉帝国的商业可以说渗透到了整个世界的。
　　所以整个波斯编织草席的妇女群中，渐渐开始有失业的男性盐工加入。
　　信奉光明神的波斯人，被阿拉伯帝国征服的时间并不久远，新的征服者就已经来到了。
　　对于如今的波斯人来说，和大汉的贸易，能抽取丰厚的税收，撵走汉商，只会把他们推向波斯湾对面的埃及，便宜那些可恶的马木留克。
　　没人愿意和大汉帝国叮当响的金币为难，没人愿意把财神推向红海对岸的敌人，所以，阿鲁浑率军离开后，总督们对汉商越发客气了。
　　只不过。一切都得服从大汉建立的贸易秩序，波斯的羊绒地毯、莎草席、猫儿眼，细兰的红蓝宝石和象牙，埃及的黄金和小麦，印度的檀香、长绒棉，大汉帝国只需要这些，而其他的特产，比如驰名世界的印度土布，蜚声中东的大马士革钢刀，还有阿巴丹的海盐，则在大汉帝国强悍的工业体系之下直接崩溃。
　　当然汉国并不需要大马士革刀，毕竟那玩意的锻造技术似乎还是华夏流出去的。如今已经继承了全部华夏古文明的大汉帝国想造出来并不是什么问题。
　　在这里从陆地到达大汉，要翻越险峻的葱岭。要穿过黄沙漫漫的塔克拉玛干，再进玉门关，河西走廊入长安，波斯商人满载的驼队得走上整整一年，也许还走不到，这一路之上万里之遥，恐怕一个弄不好就会交代在路上。
　　可大汉海船从广州港到阿巴丹，只需要短短的半个多点月就行了！一艘船装载的货物。就相当于几百上千匹骆驼！
　　所以在这场贸易战中，波斯商人的溃败简直理所当然，阿巴丹的盐业凋敝也顺理成章，现在的盐工贾胡尔加入编草席妇女群中，还会引来善意的玩笑，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会见惯不惊。
　　如今已经不是故宋也不是以前的华夏王朝。刘宇的大汉帝国已经进行大量的改革，商人，商业当然就是首当其冲，刘宇第一个动手的就是商业。
　　故宋三百年间儒家耕读传家的文化浸淫，让年轻官员和自耕农的身价也颇为不低，只苦了工人们——重农抑商思想下。工商无疑是“贱业”。
　　一千多年前，人们就知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道理。重农抑商人为地抑制了人们发财致富的通道。那么，历代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重农抑商‘。甚至‘殴民归农‘呢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商业，可以增加社会的横向联系，打破彼此隔绝的地域界限，在各个独立的社会个人之间架起互相勾通，互相依存的桥梁，在追逐利润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协调各行业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生产和消费。
　　促进商品与货物的流通，从而积极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而社会财富的增加又必然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从而增加其受教育的机会，促进科学、技术、艺术的发展，而人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又必然导致对专制统治的否定与反叛。
　　自由商业活动对社会所起的作用效果，恰恰与集权的专制统治形成尖锐的对立，集权统治要求人民空间位置凝固，彼此之间杜绝横向联系，保持小农经济的统治地位。
　　以实施人身控制和弱（贫）民术，自由商业活动尊崇的是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其基础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与等级制，特权制是水火不容的。
　　而且商业可以促进人力，资金，技术，信息，商品等的横向流动，这又是对人身控制的极大危害，势必威胁专制制度的根基，统治者不遣余力地抑制它的发展就不足为怪了。
　　而在古代华夏，代统治者有一种天生的政治直觉，自由经济发展壮大后一定会冲毁作为专制统治基础的愚民术和贫民术这二条大堤，终至淹没，埋葬专制统治制度，所以不遣余力地将其控制在摇篮状态，这种直觉深具眼光，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即可明见这一点。
　　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始于十五世纪，由于欧洲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自由商业一向比较发达（英、法等国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学派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