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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状态 作者:[美] 迈克尔·克莱顿-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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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什么最后一分钟的改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朱，联合国就气候的变化成立了政府间专门委员会。那就是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正如你所知——就是一大堆官僚和被官僚们牵着鼻子走的科学家。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由于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联合国将跟踪对气候的研究，每隔几年发表一些报告。１９９０年的第一份评估报告说，要探测人类对气候的影响非常难，虽然大家都关心这种影响可能存在。然而，１９９５年的报告却深信不疑地宣布，现在气候中存在着一种‘可辨别的人类的影响’。你还记得吗？”
“模模糊糊有一点印象。”
“１９９５年总结报告中的‘一种可辨别的人类的影响’是科学家们回家后才写进去的。原来的文献中说，科学家们无法准确地探明人类对气候的影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探明。他们明确表示，‘我们不知道。’这句话被删掉之后，被‘一种可辨别的人类的影响确实存在’这句话代替了。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
“真的吗？”埃文斯说。
“真的。当时对文献的改动在科学家中间掀起了轩然大波。有反对的，有支持的。如果你读一下他们的主张和反对他们主张的主张，你会弄不清谁说的是真话。然而，这是一个网络时代。你可以在网上找到原来的文献以及做过改动的地方，然后你自己判断吧。看一看这些做过改动的地方，你就会非常清楚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是一个政治组织，而不是什么科学组织。”
埃文斯皱起眉头。他不知如何回答。当然，他听说过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虽然所知不多
“但我的问题更为简单，彼得。如果某件事情是真的，如果某件真的事情需要采取行动，为什么有些人要夸大他们的主张，为什么要精心策划媒体宣传？”
“我可以简单地回答你，”埃文斯说，“媒体是一个拥挤的市场。每一分钟都有成千上万条信息对人们进行轰炸。你必须大声地说——是的，也许有点夸大其词——如果你想引起他们注意的话。企图调动整个世界去签署《京都议定书》。”
“让我们考虑一下。１９８８年夏天汉森宣布全球变暖这个观点时，他预言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气温会上升零点三五摄氏度。你知道实际上升了多少吗？”
“我相信你会告诉我比这个要低。”
“低得多，彼得。汉森博士高估了百分之三百。实际只上升了零点一度，”
“好。但确实上升了。”
“做完陈述十年以后，他说人们对左右气候变化的力量了解得太少了，长期预测是不可能的。”
“他没有那样说。”
科内尔叹了一口气。“三泳？”
三泳连连敲着手提电脑。“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国家科学院的记录。”
“汉森没有说预测不可能。”
“他说，促使气候长期变化的力量还没有清楚到可以用它来阐释未来气候变化的程度。他辩解说，将来，科学家应该使用多种方式来对一系列气候变化的结果进行阐释。”
“那不一定——”
“别再诡辩了，”科内尔说，“他说过这样的话。在瓦努图案件中，你为什么认为贝尔德会替他的证言担忧？正是因为诸如此类的话。不管你怎么对这句话进行重新组织，它所包括的有限的知识是很清楚的。这样的例子绝不只此一个。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本身就制造了许多这样的句子。”
“但汉森仍然相信全球变暖。”
“是的，他相信。他１９９８年的预言，”科内尔说，“百分之三百的错误。”
“那又怎么样？”
“你忽略了这么大的错误后面的影响，”科内尔说，“如果跟其他领域比较起来的话。比如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射携带‘漫游号火星’的火箭时，‘漫游’会在加利福尼亚下午八点十一分钟降落到火星上。而事实上，它的降落时间是下午八点三十五分。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误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人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不错。有些事情你必须估计。”
“你的话绝对正确。”科内尔说，“人们自始至终都在估计，估计销售额，估计利润额，估计运货的日期，估计——顺便问一句，你估计自己要给政府交多少税吗？”
“估计。每个季度都要估计。”
“嗯，没有一定之规——”
“彼得，精确到多少才不至于被罚款？”
“也许百分之十五。”
“所以如果你差了百分之三百，你就会被罚款。”
“是的。”
“汉森就相差了百分之三百。”
“气候不是一个纳税申报单。”
“在现实世界中，”科内尔说，“错了百分之三百，就可以看成上飞机时飞行员说要飞三个小时，但你一个小时就到了，你认为那个飞行员怎么样？”
埃文斯叹了一口气：“气候比这个要复杂多了。”
“是的，彼得。气候是复杂多了。复杂到没有人能够精确地预言将来的气候。即使，成千上万的人都在为此付出努力。耗资数十亿。你为什么要抗拒那个不安的事实？”
“天气预言要好多了，”埃文斯说，“因为运用了计算机的缘故。”
“是的。天气预告有了改善。但没有人会去预言十几天后的天气。相反计算机模拟正在预言一百年后的气温。甚至是一千年、三千年后的气温。”
“有计算机模拟会好一些。”
“它们是无法论证的。瞧，”科内尔说。“全球气候中最大的事件就是厄尔尼诺现象。大约每四年发生一次。但气候模拟无法预见到它们——无法预见它们发生的时间、持续的时间或它们的强度。如果你预言不了厄尔尼诺现象，那么你模拟的结果在其他领域的预言价值就会受到怀疑。”
“我听说他们能预言厄尔尼诺现象。”
“１９９８年有人这样声明。但并非事实。”科内尔摇头，“气候科学还没有诞生，彼得。有朝一日它会的。但不是现在。”
１３ 去洛杉矶
１０月８日，星期五
下午２时２２分
又过了一个小时。三泳一直在手提电脑上工作着。科内尔一动不动地坐着，两眼盯着窗外。对此，三泳已经习惯。他知道科内尔可以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呆上几个小时。三泳开口骂人的时候，他才把视线从窗外收回来。
“怎么了？”科内尔说。
“连接卫星的网络断了。总是时断时续。”
“你能不能跟踪那些图像？”
“能，没问题。我已经镇定了位置。埃文斯真的认为这些图像来自南极吗？”
“是的。他认为照片上是雪地里露出地面的岩层。我不同意他的看法。”
“这个位置，”三泳说，“实际上是一个叫做雷索卢申湾的地方，位于格瑞达的东北部。”
“离洛杉矶有多远？”
“大约六千海里。”
“所以传播时间是十二或十三小时。”
“是。”
“我们稍后来考虑这个吧，”科内尔说。“首先我们来解决一些其他问题。”
彼得·埃文斯时睡时醒。把飞机上的一个座位放平就成了他的一张床，床的中间有一条缝，正好在他臀部的位置。他翻来覆去，在醒来的短暂时间里，他听见科内尔和三泳在飞机后舱里断断续续的说话声。在引擎的轰鸣声中，他无法听清谈话的全部内容。但他听到的已经够多了。
因为我需要他去做。
他会拒绝的，约翰。
不管你喜不喜欢埃文斯处于这一切的核心位置。
彼得·埃文斯突然醒来。现在他努力去听。他把头从枕头上抬起来，这样可以听得更清楚一些。
没有不同意他的观点。
实际位置雷索卢中湾格瑞达。
多远
千英里
传播时间十三小时
他想：传播时间？他们到底在谈些什么？他倏地跳起来，大步流星地走过去，站在他们面前。
科内尔并不吃惊：“睡得好吗？”
“不好，”埃文斯说，“我睡得不好。我认为你应该给我做些解释。”
“解释什么？”
“比如，卫星图像。”
“在那间屋子里，在其他人面前，我无法非常清楚地告诉你，”科内尔说，“我不愿意打断你的热情。”
埃文斯走过去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好吧。这些照片上是什么？”
三泳把手提电脑轻轻转过来，给埃文斯看。“不要感到不愉快。你绝对没有任何理由感到怀疑。这些图像是照片的底片。人们经常这样使用底片，以形成对比。”
“底片”
“黑色的石头实际上是白的。它们是云。”
埃文斯叹了一口气。
“那个大陆块是什么？”
“它是一个名叫格瑞达的岛屿，位于所罗门群岛的南部。”
“它”
“远离新几内亚岛海岸。在澳大利亚北部。”
“所以这是太平洋中的一个小岛，”埃文斯说，“这个家伙在南极，却握着一个太平洋岛屿的照片。”
“对。”
“那么蝎子的意思是”
“我们不知道，”三泳说，“这个位置在图表上叫做雷索卢申湾。但在当地也许被叫做蝎子湾。”
“他们准备在那儿干什么？”
科内尔说：“我们也不知道。”
“我听见你们在谈传播时间。什么传播时间？”
“实际上，你听错了，”科内尔和蔼地说，“我说的是审问时间。”
“审问时间？”埃文斯说。
“对。我们希望至少能认出在南极的三个人当中的一个。因为他们三个人的照片我们都有。我们这些照片很精确，因为在基地，有人见过他们。但是，我担心我们的运气不好。”
三泳解释说他们已将布鲁斯特和那两个研究生的照片传到了华盛顿的几个数据库中，模式识别计算机把他们跟一些有犯罪记录的人进行了对比。你运气好的时候，计算机就能找到相应的人。而这次，没有相应的人传过来。
“已经几个小时了，所以我想我们的运气不好。”
“不出我们所料。”科内尔说。
“是的，”三泳说，“不出我们所料。”
“因为这些人没有犯罪记录？”埃文斯说。
“不，他们很可能有。”
“那为什么没有找到相应的人！
“因为这是一场网络战争，”科内尔说，“正在这时，我们断线了。”
１４ 去洛杉矶
１０月８日，星期五
下午３时２７分
在媒体的各种报道中，科内尔解释道，环境解放阵线常常被描绘成一个松散的环境恐怖分子协会。他们以小组形式出现，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利用一些相对简单的手段来搞破坏，如制造火灾、毁坏停车场的豪华轿车等等。
事实与此有相当大的出入。环境解放阵线的成员被逮捕的只有一个——一个在圣克鲁斯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的二十九岁的研究生。他在破坏加利福尼亚埃尔塞贡多的一个石油钻塔时被当场抓获。他否认跟任何小组有联系，坚持自己是单枪匹马行动的。
让当局感到头痛的是，他额头上戴的一个东西改变了他脑袋的模样，使他的眉毛明显地突出来。他还戴着假耳朵。让人心烦的是，这些虽然起不了多少伪装作用，但它使人联想到他知道很多政府采用的模式匹配的程序。
这些程序是用来查看面部毛发——假发，络腮胡子以及小胡子的变化的——因为这些都是最为普通的伪装方法。这些毛发还可以用来掩盖年龄上的变化，比如脸上增加的赘肉、萎靡的神情和后退的发际线。
但是，耳朵不会变。前额不会变。所以，这些程序依靠耳朵的结构和前额的形状是非常有利的。改变脸上这些部位的形状就会导致在电脑上“没有相应的人”。
从圣克鲁斯来的那个家伙知道这些。他知道他接近钻塔时监控器会把他拍下来，所以就改头换面，让计算机查不出他的身份。
同样，威德尔站的三个端我分子运用高科技实施他们的恐怖活动，显然也拥有强大的后盾。他们策划了几个月，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很显然，他们得到了深入彻底的支持，弄到了学业上的证书，运输包装盒上的大学的文字、图案，运输公司把他们的东西运到南极，还弄到了假的网址以及为了做成此事必需的其他细节。无论是计划本身还是实施计划的方式均无幼稚、天真之处。
“他们就要成功了，”科内尔说，“如果乔治·莫顿没有在临死之前，弄到那张数据清单的话。”
所有这一切均意味着，如果环境解放阵线曾经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的松散的协会的话，那么现在则不是了。现在它是一个精心组织的网络——这个网络在各成员之间使用了这么多的沟通渠道（电子邮件、手机、无线电和政府消息等）。而总的来说，对这个网络无法进行监测。长期以来，各国政府一直在考虑如何处理这样的网络，而企图打击他们势必会导致“网络战争”。
“长期以来，网络战争这个概念只存在于理论上，”科内尔说，“兰德公司研究出了一些成果，但军队中没有人真正关注它。网络敌人，或者网络恐怖分子，或者网络罪犯，这些概念太虚无缥缈，不必为此烦忧。”
但虚无正是网络的特点——流动、易变——打击起来非常困难。你无法渗透进去，若非碰巧，你无法偷听到。你无法确定它的位置，因为它并不固定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实在的，网络从根本上代表一个薪的对手，需要用新的技术来打击它。
“用战争的方法没有效了。”科内尔说，“但不管喜欢与否，我们已置身于一场网络战争之中。”
“你怎么打这场网络战争？”埃文斯说。
“反击一个网络的惟一办法就是与另一个网络结盟。增加监听站。日夜不停地解密。利用网络欺骗和诱捕技巧。”
“比如说？”
“技术上，”科内尔含糊不清地说，“我们依靠日本人充当先锋。他们是这方面的高手。当然同时我们也把触角伸向其他方向。基于我们刚才在威德尔学到的东西。我们有许多办法。”
科内尔让人搜索了数据库，调动了一些国家机构，来调查恐怖分子是从哪里搞到这些证书、加密的无线电发射机、炸药和计算机控制的爆炸定时器的。尽管这些东西非同寻常，但只要给予充足的时间，是可以查到蛛丝马迹的。
“有足够的时间吗？”
“我不知道。”
埃文斯看得出来，科内尔非常担心，“那么你想让我怎么做？”
“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而已。”科内尔说。
“什么？”
科内尔脸上露出了微笑。
第三部 天使 １ 洛杉矶
１０月９日，星期六
早上７时０４分
“真的有必要吗？”彼得·埃文斯闷闷不乐地说。
“有。”科内尔说。
“但这是违法的。”埃文斯说。
“不违法。”科内尔斩钉截铁地说。
“因为你是执法人员吗？”埃文斯说。
“当然。不要担心。”
他们飞过洛杉矶上空，逼近范纳依斯跑道。加利福尼亚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三泳正弯着腰坐在机舱中部的餐桌旁。在他旁边放着埃文斯的手机，手机后盖拿掉了。三泳正把一个拇指甲大小的薄薄的灰色金属板放在电池上面。
“这到底是什么？”埃文斯说。
“闪卡，”三泳说，“它可以以压缩的格式录下四个小时的谈话内容。”
“我明白，”埃文斯说，“我应该怎么办？”
“只要把电话拿在手里，该干什么干什么。”
“如果我被抓了呢？”他说。
“你不会被抓的，”科内尔说，“你可以拿着手机去任何地方。你可以通过任何安全检查，没问题。”
“但如果他们有窃听器的清扫器”
“查不出来的，因为你没有发射什么东西。里面有一个脉冲发射机。每小时里的发射时间为两秒。其余时间什么也没有。”科内尔叹了一口气，“瞧，彼得。它不过是一部手机。每个人都有手机。”
“我不知道，”埃文斯说。“我感觉不好。我的意思是，我不是一个密探。”
莎拉打着哈欠从他背后走来，用手掏着耳朵。“谁是密探？”
“我感觉就是这样。”埃文斯说。
“这不是主要问题，”科内尔说，“三泳？”
三泳拿出一张打印清单，递给埃文斯。是莫顿原来的那张纸，上面添加了一些新的内容。
“正如你所见，三泳已经确定了全球定位系统的精确位置，”科内尔说，“毫无疑问，你已经注意到清单的模式了。第一个事件我们都知道了。第二个事件将在美国沙漠地区发生——不是在犹他州、亚利桑那州，就是在新墨西哥州。第三个事件将发生于加勒比海，古巴东部的某个地方。第四个事件将发生在所罗门群岛。”
“是吗？那又怎么样？”
“我们现在关心的是第二个事件，”科内尔说，“问题是从犹他州到新墨西哥州，有五万多平方英里的沙漠。除非我们弄到了另外的信息，否则我们是永远找不到那些人的。”
“但你有全球定位系统确定的精确位置”
“既然他们知道了南极的麻烦，他们必定会改变初衷。”
“你认为他们已经改变了计划？”
“当然。昨天我们一到威德尔，他们的网络就知道出了问题。我认为这是他们第一个人离开的原因。我还认为他实际上就是那三个人的头儿。另外两个人只不过是卒子而已。”
“你让我去见德雷克。”埃文斯说。
“对。尽你所能搞点东西回来。”
“我讨厌这个。”埃文斯说。
“我理解，”科内尔说，“但我们需要你去做。”
埃文斯看着莎拉，莎拉揉了揉眼睛，仍然睡眼惺松。看见她从床上起来，沉着自如，脸上一点褶子也没有，漂亮如常，他有点苦恼。“你好吗？”他对她说。
“我需要刷刷牙，”她说，“还有多久降落？”
“十分钟。”
她站起来，向机舱后部走去。
埃文斯望着窗外，太阳耀眼夺目。他睡眠不够。头皮上的缝合处疼痛不已。在那个该死的冰隙里蜷缩了那么久，他浑身觉得痛。连把肘部放在座位的扶手上都觉得疼。
他叹了一口气。
“彼得，”科内尔说，“那些人要杀你。你要不择手段地予以还击。”
“也许应该这样，但我是个律师。”
“你可能是个呆板的律师，”科内尔说，“我建议不要这样。”
彼得·埃文斯开着他的混合动力汽车融入圣地亚哥高速公路的车流时有一种如梦似幻之感。圣地亚哥的这条高速公路有十二条车道，跟半个足球场一样宽，汽车在这广阔的混凝土铺成的道路上呼啸而过。洛杉矶百分之六十五的地面上都是汽车。人们只好挤在剩下的那点狭小的地方。这种设计一点人性也没有，从环保方面来讲也是荒谬的。所有地方相距都那么远，想步行去一个地方不太可能。结果造成的污染令人难以置信。
像科内尔这样的人只是一味地批评环保组织的慈善事业，没有这些环保组织的努力，像洛杉矶这种地方的环境会糟糕得多。
去直面它吧，他想。这个世界需要帮助，非常需要一种环保视野。科内抖云握的这些事实根本无法改变真相。
硕遭样胡思乱想了十分钟，直到他穿过穆荷兰关口，向贝弗利山开去。
他看了看身旁的乘客位。经过改装的手机在阳光下闪烁着。他决定立即把它带进德雷克办公室。做完了事。
他给德雷克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要求跟他谈一谈，但被告知德雷克去看牙医了。要晚些时候才能回来。秘书不知道他回来的确切时间。
埃文斯决定回公寓，洗个澡。
他把车停进车库，穿过小花园，走到公寓。太阳从林立的高楼间照下来；玫瑰花正在怒放，非常漂亮。惟一一件败坏兴致的事情，他想，就是弥漫在空气中的雪茄的味道。太可恶了，有人居然在这里抽烟，而残存下来的东西是——
“嘘，嘘！埃文斯！”
他停住脚步，四周张望，却什么也看不见。
埃文斯听见一阵急促的仿佛嘶嘶的耳语声：“向右转。摘一朵玫瑰。”
“什么？”
“别说话，你这个白痴。别东张西望。到这里来摘一朵玫瑰。”
埃文斯向那个声音走去。雪茄的味道更加强烈。他看见在那丛灌木树后，有一把他以前从来没有注意的破旧的石椅。石椅被海藻覆盖。一个身穿运动衣的人躬着腰坐在石椅上。
“你是——”
“别说话，”那个人耳语道，“我告诉你多少次了。摘一朵玫瑰，闻一闻。你在这儿呆一分钟就有了理由。听我说，我是个私人侦探，受雇于乔治·莫顿。”
埃文斯闻了闻玫瑰，吸进去的却是雪茄的味道。
“我有一些重要的东西给你，”那个人说，“两个小时后送到你的公寓去。但我想让你再次离开，这样他们就会跟踪你。别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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