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的死亡笔记-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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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的现场证据收集工作基本完成后，办案民警集中在一起开了个案情分析会。分局的张局长也当场听取了汇报。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技术人员把当时的情况介绍了一下。现场四周门窗封闭，没有暴力破坏的痕迹，警察赶到时，女人跟小孩倒在客厅的门旁边，衣着整齐，脚上还穿着鞋子。女人当场被发现死亡，小孩还有微弱的呼吸，被送到了医院。

　　　　家里没被翻动过，很容易被发现的现金首饰依然还在，凶手显然不是图财。女人没有被侵犯过的迹象，进而可以排除图色。

　　　　解剖法医讲述了死者尸体上的损伤情况。大人和小孩都遭受过尖刀类凶器的刺杀，小孩子的伤不致命，因此生命延续了大半天时间。而女人身上刀刀致命，胸部、颈部受伤严重，除外之外，手掌上还有多处划割伤，应该是抵抗时形成的。

　　　　“女人的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听取汇报的张局长很关心这个问题。

　　　　“十个小时以上，也就是昨天的下午。”法医老张分析道。

　　　　“如果女人有过抵抗，相互打斗时会发出响动，白天很容易被人听到。附近有没有人听到？”张局长问。

　　　　“我们调查了住在现场附近的人，其中一个邻居反映了一些情况，但似乎与法医判断的情况不符！”负责调查走访的侦查人员说道，“案发的那天凌晨四点多钟，那个邻居听到死者的屋子里有争吵声，隐隐有男人在说：‘为什么要离开我！’”

　　　　“这可与法医推断的发案时间不一致！”张局长转头对法医老张说，“你们的判断可不可靠？这可是很重要的，关系到案件侦查的方向！”

　　　　“法医对时间的判断，是根据尸体的尸斑、尸僵，还有现场血迹的变化情况进行的，这些跟现场的环境有关！”老张有些不自信了，“随着环境气温、光线等条件的变化可能会有所改变，所以如果有证人听到了当时的情况，还是以证人的证言为准吧。”

　　　　“证人还反映了什么情况？”张局长继续问侦查人员。

　　　　“在此之前，那个邻居见到有不同的男子去过死者家里，因此认为是那个女人与他人发生情感纠葛，被杀致死！”

　　　　“我插问一句！”我坐在旁边，听到案件的性质被分析得越来越靠近情杀，有些忍不住了，“案发的当晚，证人为什么那么晚还没睡？”

　　　　这个问题并不多余，案件调查时，所有的情节都必须与客观相符，没有相互矛盾的地方。如证人晚上看到什么情况，就必须查清那晚的光线程度；听到什么情况，就必须弄清证人的位置与现场之间有无声音的阻隔物；……诸如此类，以论证其证言的真实程度。这也是公诉机关和辩护律师经常提出的问题！

　　　　“证人是个出租车司机，那天晚上本来准备早些收工，但因为载了一个衣着艳丽的女性，以为是卖身女，结果出言不逊，两个人发生了口角，吵得很厉害。随后有人报了警，两人一起被带到派出所录口供，那个司机凌晨四点钟左右才回家。”侦查人员已经把这些细节调查清楚了。

　　　　“那么，我认为就不应该局限于这个时间段和这样的主观推断，因为我从来不相信一个对特定群体有偏见的人的证词！”我说。

　　　　偏见是一个人头脑中固定的思考模式，是建立在以偏概全的假设条件之下，比如说见着衣着艳丽的女性，第一反应就是不正经的女人，见着男女二人相处融洽，必想关系暧昧等等，这样的思维是最易出现偏差的。

　　　　“那是因为你对这种人的偏见在先吧？”那个侦查员毫不客气地说，“不管一个人的思想品质如何，听到的总归是客观真实的！”

　　　　我想了想，没有什么理由反驳，于是就没有再说下去。没有客观物证佐证，此类问题讨论的结果，只能是陷入僵持不下的争执。而且对我来说，到城郊分局办案，意味着踏过了界，他们心存不服，反映激烈，憋着劲跟我较量是意料之中的事！这从我刚来时，没人愿意向我介绍案情就可以看出来！

　　　　“看来本案的关键，在于查实死者的身份！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与她关系密切的人。”张局长这样说，看来他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调查结果。

　　　　“没能在现场找到显露死者身份的户口簿或其他证件！”侦查人员说道，“我们通过手机卡登记调查，女死者手机的机主叫陈秀，没有登记身份证号和其它信息！到户口管理部门进行人员检索，叫陈秀和张颖的人很多，但没有符合两个死者身份的！”

　　　　“对女死者的社会关系调查得如何？”

　　　　“向房东调查过了！死者深居简出，有一个男人经常到那里过夜，前一段时间住在那里，与死者很像一家人，但案发后不知了去向。除外之外，没发现其他来往的人，更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的男性！”

　第19章　邓哲，你还欠着两条人命呢（三）

　　　　“看来同居那个男人的疑点最大！应该就是小男孩提到的‘恐龙’叔叔了！”张局长说，“把这个人做为调查工作的重点，一定要找到他！”

　　　　“小男孩的证词可不可信？”想了想，张局长又问了张法医一句。

　　　　“可信！小孩要比大人诚实，有认知能力的小孩的证词比成人更可信。”张法医说道，“而且，我们在勘查现场时发现，死者的血迹有自内向外的运动迹象。这说明，死者受伤时，是从里向外运动的，凶手实施伤害时也是自里向外的！这就意味着，凶手之前已身处室内！由此可以得出与小孩证言一致的结论，凶手是受害者的熟人！”

　　　　我很赞成他前面的论据，却不同意最后的结论。这似乎很矛盾，因此我没有说出来。

　　　　“女死者的手机通话记录查过了没有？”张局长问侦查人员。

　　　　“查过了，大多是送汽送水之类的电话，没有什么可疑之处。最后的电话是打给一个心理咨询所的，通话时间比较长。经过我们调查，那里的心理医生认识女死者，她经常去他们那里接受心理辅导，最后那个电话是为了咨询一些个人问题。但因为女死者不愿意把自己的基本情况说出来，所以心理咨询所没有做任何登记，他们对她的个人信息了解得不多！……”侦查人员回答道。

　　　　“他们所了解的有那些？”

　　　　“除了知道女死者叫陈秀，四十九岁外，其他情况都不清楚。”

　　　　“她有什么心理疾病？”

　　　　“有一些抑郁，但并不严重！”

　　　　“心理咨询时，女死者说到自己的哪些情况吗？”

　　　　“她曾经跟心理医生说，自己是个上山下乡的知青，很小的时候就去了一个山村，在那里和别人结了婚，后来还生了一个女儿，很久没有联系了，她一直感到心理非常内疚，不能原谅自己。”

　　　　“这条线索可以利用一下。”张局长说，“调查一下我市的知青情况，看能不能有所收获。”

　　　　“查过了，女死者没有详细说明从哪里下的乡，去的山村在哪个地方，因此根本无法查找！我们还了解到，返城的知青大都得到了安置，剩余的是自愿留在农村的，连户口都迁移过去了，而且原有的安置部门已经撤销，所以并没有保存下来的档案。”

　　　　“女死者是什么原因要找心理医生呢？”有人随口问了一句。

　　　　说实话，这并不是我们必须弄清的。一般说来，死者的心理状态与案件无关，没有人会意识到，能从这方面找到什么线索，因此并没有人在意这句话，包括我在内！只到后来，我结识那个心理医生之后，才真正感觉到当时的思维有多么迟钝！

　　　　“女死者没有跟那个同居的男人通过话？”张局长有些诧异。

　　　　“没有！”

　　　　“这么一个大活人，怎么成了连身份都无法查实的黑市人口了呢？”张局长一着急，把女死者说成了大活人！

　　　　“现场还有什么其他情况吗？”张局长问。

　　　　技术人员想了想，拿出几封信说道：“从现场找出几封信，写信的人没有署名，也没有开头的称谓，不知道是写给谁的！”

　　　　“是从哪里寄出的？”

　　　　“寄信的地点都是邓法医的辖区，北江市三溪邮局。最后寄出信件的时间是案发的前几天。”

　　　　“那个地方我知道。”我说道，“有没有寄信人的具体地址？”

　　　　“没有，寄信的人似乎有意隐瞒了地址！”

　　　　“信的内容是什么？”

　　　　“我把其中的大概内容读一下吧。”技术人员开始念那几封信，“……你还真是活得很开心，重新有了男人，还生了小孩，我想你不会再胡乱跟他起名，叫什么‘绝精’之类的了吧！因为你这次生的是儿子，再不会无地自容，可以抬头做人了！没再次见到你之前，我还抱了一丝幻想，我想，再怎么你也会记得还有个曾经亲近过的人吧？不过看你的样子，确实忘记了！这样也好，我们再没有了什么关系，我也没再有什么牵挂！——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本就是孤单一个，只不过是借了你的身子而已！……”

　　　　“站在你家门口，我恨极了！你抬头看了我几眼，竟然认不出我了。从那时，我彻底绝望了！我们再也没有关系，彼此只是陌生的路人！我看着你宝贝一样对待自己的儿子，我嫉妒！我恨！我有着撕碎一切的冲动！……”

　　　　所有的信，都充满了对收信人的怨恨！

　　　　“这个寄信的人疑点也很大呀。”有人说。

　　　　“我们把信件送给笔迹专家分析过，这些字迹均出自女人之手，与凶手是男性的调查情况不符。至于是否存在雇凶杀人的可能，还需要进一步侦查。”技术人员说道。

　　　　“从这些信的字行里间，可以看出写信者应该是收信人的子女！”我说。

　　　　“何以见得？”张局长问。

　　　　“注意到那句话了吗？‘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本就是孤单一个，只不过是借了你的身子而已！’”

　　　　“没错！那么女死者是不是就是收信人呢？”

　　　　“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场只有她一个女性！”

　　　　“看来也有可能是写信者出于忌恨，叫人杀了母子俩！”

　　　　“完全存在这种可能性！”我说。

　　　　“从信件的内容来看，女死者似乎已经不认识写信的人！但是，对于每一个疑点，我们都不能放过，这个女子也是必须要找到的！”张局长最后沉思着说道。

　　　　对于案情的分析，我发觉自己完全跟着他们的思路走了，于是心里隐隐觉得有些什么不妥，但一下子又想不出不妥的地方在哪里！

　　　　思索了一阵后，我觉得在死亡过程的分析上，应该有与他们不一样的判断。因为他们认为是女死者准备出门时，凶手实施了犯罪，这与之前的判断相互矛盾。如果证人凌晨四点多钟听到的争执是真的，女死者为什么会那个时候穿戴整齐地出门，而且还带着自己不满六岁的孩子？

　　　　“关于女死者的死亡时间，能不能再往前推点？”我于是试着问他们，“首先，死者那么晚带着小孩出门不太符合常理。其次，从尸体状态和现场血迹来看，应该有着很长的时间了！从法医角度，我倒完全赞同张法医之前的时间判断，如果发生在白天，似乎可以更合理地解释这些疑点！”

　　　　“别忘了，死者是同凶手发现过争执的，这一点完全可以解释女死者为什么那么晚出门！”侦查人员反驳道，“争吵后离家出走是很多女性惯用的对抗方式！而恰恰是凶手不愿意她出走，于是用血腥的暴力来解决问题！”

　　　　“在死亡时间上面，已经无争论的必要了。”张法医解围道，“无论是哪种情况，凶手是熟人可以确实无疑！”

　　　　“不！如果时间往前推移至白天，完全会有其他的可能性！”我说，“虽然现场门窗封闭，没有破坏性的出入口，但在白天的条件下，陌生人完全可以利用其他方法进入室内！此外，如果凶手是熟人，受害人没有防备而突然遭到攻击，而且刀刀致命，她的手上不应该有如此多的抵抗伤！”

　　　　“那么小男孩所说的‘恐龙’叔叔怎么解释？如果不是熟人所为，小孩怎么会认识他？”侦查人员反问道。

　　　　我第一次被别人问得语塞。虽然觉得他的思路有问题，但就是无法找到交锋的驳斥理由！那些以前信手拈来的论据此时就如同刘嫣的影子一般，明知存在，却无从寻找，于是心里只有干着急！——这个案子恐怕很悬！

　　　　此后，他们的侦查思路依然是从女死者的熟人着手，查找那个小男孩所说的“恐龙”叔叔，还有给女死者写信的人。前期工作已告一段落，我见自己没有继续呆下去的必要，便向分局的领导作了请示，随后回到自己的单位上班。

　　　　很久以后，当我回过头来看这件案子的问题出在哪里时，终于发现他们推理的论据，仅来源于那个的士司机的证言，但却忽视了这个证言的真实性。他们似乎忘了，那个司机邻居说自己见过女死者与不同的男性交往，但后来的调查结果是，与其交往的只有同居的那一名男子！

　　　　我没有抓住疑点追究下去，是因为当时对自己没有了信心，刘嫣、小男孩……，很多清晰的、模糊的脸孔不断地浮现，成为干扰我思考的思维乱码，已经判断不出事物的本来面貌了！

　　　　后来的案件侦破，果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般顺利。死者的身份一直没有查清楚，写信的人没有找到，同居的男人更是无从寻找，专案组民警大海捞针般地调查了一段时间后，无功而返。侦查工作持续了个把月时间，最后终于挂了起来！

　　　　听说他们最后有所醒悟，按着我提出的思路调查了一段时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错过了寻找事情真相的时机。案件的侦破是有一个最佳时间的，我们习惯称之为黄金时间段，过了这个时间段，很多线索会自然或人为地消失，导致侦破工作变得越来越艰难。——刑侦专家一般把这个黄金时间划定在案发后的七天内！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小男孩的神态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一直以来，总会有一个声音在不断地提醒着说：“嗨，你还欠着两条人命呢！”

　　　　记得师父钟任之曾在课堂上说，欠什么也不能欠人命！我们当时都笑了，那样浅显的道理何需他说。然而当一个人真正欠下了这样的债时，才能真实地感受到其中的意味！

　　　　举目所及，满世界都是忧伤，所有的事物都带着悲哀的颜色！

　第20章　心理咨询师（一）

　　　　星期五那天，心理医生张德生打电话过来，问我什么时候去他那里。我才记起很长时间没有接受心理辅导了，于是约定第二天去他那里。

　　　　看心理医生是师父钟任之最初的建议，他见我出事后，很长一段时间情绪不稳定，生怕出什么问题。

　　　　那时我刚来北江市，陌生的环境可以将一个人隐藏得很深，没有人相识，用不着跟没有好感的人假惺惺地打招呼，可以藏匿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偷窥众生，这让我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于是极不情愿跟陌生的人打交道，躲在一个人的世界里自得其乐，心里还不时发出洋洋自得的窃笑！而师父的建议无异于让我赤裸裸地暴露于他人的审视之下，让我当时极为反感！

　　　　“你认为我有精神病？”听到他的建议时，我毫不客气地这样问他。

　　　　“不一定非得有精神病才看心理医生。”他说，“就算是多交个朋友也未尝不可。”

　　　　“朋友应该是平等条件下的交往，不是自以为可以站在心灵的高处，对别人进行居高临下的说教！”

　　　　“没有人能把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心理医生也不能！有这样感觉，只不过是你把自己置于他人之下罢了！”

　　　　但是我没把他的话当回事，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认识张德生源自于一起杀人案件。——似乎我的大部分相识者，都是通过案子认识的，这让我觉得有些悲哀！

　　　　那件案子与之前记述的有着很大的相似性。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说，幸福的家庭大多相似，不幸的家庭却各不相同。然而我们法医所看到的不幸，几乎如出一辙，有着轮回般的重复特性，如果把这些特性绘成形状，几乎可以重叠。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能分清不同的案子，而且能很快回忆起不同案件的场景！对于这一点，我和其他法医探讨过，我们认为之所以能区分彼此，应该是因为对不同案件所感受的角度不同！

　　　　我记得因为那件案子，自己和师父钟任之发生了争执，这是唯一一次与他之间发生的争执，因此印象深刻。我记得当时两人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后来事实证明我是正确的，师父才笑着说：“好吧，你赢了！”

　　　　可是师父后来的一番话，让我并没有胜利的喜悦，而是体会了他的良苦用心！他说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想用他的方式刺激一下我，使我从自己的世界里走出来，恢复对外界的触觉。但在别人面前，尤其是自己徒弟的面前示弱，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其实想来，他当时的心里想必五味杂陈！

　　　　要说的这件事，发生在两年前。

　　　　那天早晨我刚到办公室上班，就有人到刑警队报案。

　　　　报案的是一个40来岁的男人，衣着整洁，举止端庄。他说自己的妻子失踪了。

　　　　“我爱人失踪了！”那个男人对潘云说，神情忧伤，“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见过她了。”

　　　　“失踪前有没有什么异常吗？”潘云倒了一杯水给他，问道。

　　　　“没有！看起来都很正常！”那个男子接过水低头喝了一口。

　　　　“亲戚朋友家里有没有找过？”

　　　　“找了，都说没有见过她！”

　　　　“你最后见她是在什么地方？”

　　　　“在家里！她给孩子做完饭就出去了，一直没回来。”男人拉拉衣领，把脖子往里缩着。

　　　　“你同她吵过架没有？”

　　　　“没有！当然没有！”那个男人激动起来，“我同她的感情很好的！”

　　　　“先别激动，我不过是想详细了解一下情况。”潘云说道。

　　　　“我没有激动！”那个男人说。

　　　　……

　　　　我们都认识那个男人，他叫孙其，是一个退伍军人。四年前因为伤害他人被我们刑警队抓过，坐了两年牢！

　　　　对他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因为他伤害的对象很特殊，是他自己的妻子！——当时他拿了一把菜刀追砍一个有矛盾的人，妻子拦住他，把他抱住。他就砍了妻子三刀，其中一刀砍在她脸上，从此妻子的牙齿就突到了嘴唇外。

　　　　失踪有很多种原因，通常情况下，需要进行初步调查，才能决定是否立案。孙其走后，潘云安排董建国带人到失踪者的家里调查情况。

　　　　董建国很快就打电话回办公室，说是在失踪者家里发现了情况，让派法医过去勘查现场。我们听懂了这其中的潜台词，于是心不由得马上提了起来！

　　　　那时，刑警队有个法医退休，人手不够。师父钟任之刚好从学校放假回家探亲，还专程来看我，潘云知道后，软磨硬泡地将他请了过来帮忙。

　　　　这是我和师父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共事，让我很有点莫名的兴奋。

　　　　我们赶到孙其家。这是一个破旧的小区，房子是二十多年前修建的，院落里倒满了生活垃圾没人打扫。大部分原来的居民搬走了，剩下一些生活困难的住户和租住的外来人口，孙其家就属于其中之一！他家位于一栋楼房的三楼，是租住的房子，孙其从牢里出来后一直和妻子住在一起，还有一个十来岁的女儿。

　　　　“邻居说已经有一、两个月没看见孙其的老婆了！”董建国对我们说，“和他们住在一起的女儿也同时失踪！”

　　　　可孙其分明只说他妻子失踪了一个多星期！我心里隐隐约约有不详的预感。

　　　　“发现什么情况？”师父钟任之问董建国。

　　　　“住在孙其家下面的一楼邻居前段时间外出，有一个来月不在家。前几天回来时发现家里的厕所堵住了，叫人清理时，从下水道里掏出很多头发，还有一些发臭的东西。屋主认为是房子太旧的缘故，所以当时没有在意。”

　　　　“清理出的东西扔哪儿了？”

　　　　“小区的垃圾池里。”

　　　　我们马上赶到垃圾池。那里已经被董建国派人保护起来了。

　　　　垃圾池臭气冲天，里面什么东西都有！旧衣服、塑料、安全套、骨头渣……指头大的绿头苍蝇在其间飞来飞去。

　　　　“那一楼的居民说东西当时倒在了这下面。”董建国指指垃圾底下。

　　　　“得慢慢筛选了！”钟任之笑着对我说。

　　　　我点点头说：“工作强度可不小！”

　　　　“寻找的重点是头发、肌肉组织和骨头渣。”

　　　　于是我们两人戴着手套，很有默契地在垃圾里翻来翻去，弄得苍蝇四散乱飞。

　　　　那堆东西花了我们一个多钟头清理，整理出很多头发和骨头。头发经过仔细观察都是自然脱落！骨头也没有属于人类的！最后那些让人生疑的臭东西也找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