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独立路-李光耀-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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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纳喜士街和在现在丹戎巴葛坊所在地通往纳喜士街的各条道路上，是一排排破旧简陋的店屋。这里也是一片肮脏败落的景象。每到这里，我也会作呕，回到家里光洗手不行，非得冲个凉把衣服全换过，才能坐下来吃饭。

　　最能使说华语或方言的人们激动起来的课题，是华族文化以及需要通过华校来维护华族传统。这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问题，是不折不扣的沙文主义。但是共产党人知道，这些问题能触动华人的心弦，把群众争取过来。他们拼命在这方面下工夫。在过去的立法议会选举中，演讲者讲话软弱无力，不愠不火，内容枯燥乏味，既无感情，也没说服力。他们通常讲英语，否则就是马来语，偶尔才译成不同的华族方言。这回华族演讲者使用自己的方言福建话、广东话、潮州话毫不费力就引起了听众的热烈反应。他们口若悬河，借用成语、比喻和传奇故事以古喻今。他们热情洋溢，向听众宣扬中国的伟大前景，使听众为之动容，精神为之振奋。对新加坡华人来说，局面完全改观了。

　　魁力四射的人物

　　在这次选举中，林清祥崛起成为善于打动人心的演讲者。他年纪轻轻，长得清瘦，个头不高，娃娃脸，说起福建家乡话来媚媚动听。姑娘们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尤其是在工会里的。除了华族文化，他的话题是工人受到蹂躏，帝国主义者阴险恶毒，紧急法令限制了群众的权利、言论和结社自由。他在最初两次大会上演讲的反应是冷场，过后就一帆风顺，一讲话总是引起热烈的掌声。到竞选活动结束时，在人们眼里他已经是个魁力四射的人物，是新加坡政坛不容忽视的人物，更是人民行动党内不容忽视的人物。

　　方水双也在群众大会上演讲，但不像林清样那样能使人如痴如醉，他也没有像林清样那样的魅力。他的条件比较差。为了尽量使群众听懂，他非说福建话不可，因为福建社群是新加坡人数最多的华族社群，结果说其他方言的人也听得懂福建话；但是他跟我一样，也是客家人。用华语演讲者只能以35岁以下上过华校的听众为对象。我当时在拼命学华语，但开过竞选大会之后才知道，就算会说也不行。对于学福建话，我有点犹豫。许多听众听得懂的另一种语言是巴刹马来语。〃巴刹马来语〃是混杂语，但是各民族都听得懂，它也是跟马来人和印度人做生意的唯一语言，只是表达能力有限，很难用来打动听众，感染力不强。

　　在这次竞选过程中，人们前来帮助我，是因为他们对我印象好，希望我获胜。大约20名邮政书记在工会领袖领导下，接连多天坐在欧思礼路我家前面的走廊上（那是四名人民行动党候选人的竞选总部），为我的竞选宣言写上地址，以便分派给选民。在丹戎巴葛区，邮差替我进行拉票活动，沿户分发传单。一些团体，如贩商公会，也协助我们。一些在巴刹里卖鸡鸭的贩商公会会员，曾经因为在华人新年期间把过多的鸡鸭塞进绑在脚踏车上的篓子里，被警方控上法庭。我请求推事饶了他们，因为这是农历最重要的节日。结果他们都被罚得很轻。

　　但最热烈支持我的是客属总会和它的属下团体，如茶阳会馆，那是来自广东大埔的客家同乡的会馆。我记得一些完全陌生的店主到欧思礼路来表示愿意帮忙，他们是大埔客（其中一个年纪比我大，却叫我〃叔叔〃）。在我看来，他们除了希望分享我的光荣之外，不期望得到任何回报。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主席张梦生动员了总会的资源，并把车子借给我。他在马来亚和新加坡两地有一系列当店（许多当店是客家人开的），生意做得很成功，是我在欧思礼路的邻居。我是总会的义务法律顾问。客家人是一个关系紧密的小社群，因此他们坚决支持我。新加坡零售酒商公会甚至允许我利用柏南街的会所作为竞选总部。许多人来捐钱，有人送来一捆捆的白布，以便用作竞选布条。他们不要求什么好处或报酬，我也没有什么好处或报酬可以给他们。

　　我们遇到的一个后勤大问题是，怎样找汽车载送选民到投票站。选民坐我们的汽车到投票站的话，会不好意思，只好投票支持我们的候选人。这个做法是由英国人引进来的，对富有的政党有利，因为他们的支持者有汽车。我只靠各种个人关系弟妹、阿姨、客家邻居以及韩瑞生和他的兄弟等朋友。投票日我让金耀负责交通的安排。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当天许多汽车从新加坡各地集中到欧思礼路来，乱成一团，然后前往柏南街总部，再按拉票人员的要求到丹戎巴葛四处接载选民。他得设法维持秩序并定下一个制度。他也说服一些汽油站接受他和我在黎觉与王律师馆的书记签名挂账，因为朋友们打满了汽油才把汽车借给我，我们得打满汽油才把汽车还给他们。油钱由选举基金支付。

　　这一切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林清祥和蒂凡那的选举代理也向我要求拨汽车给他们用。来自教师公会的甘绍仪坚持要我拨30辆车子给蒂凡那。甘绍仪是个很不讨人喜欢的人。4月21日，选举结束三个星期后，芝写了一封信给在英国的庆瑞，让政治部拦截到，于是留在档案里。信件内容通过描述工会和华校生在拉票和分配车辆的活动中有所偏袒，生动地说明了他们实际上在替谁进行竞选活动：

　　〃哈里的帮忙者、拉票人员、演讲者是老实透顶的工人邮差、书记、店员、一个在牛车水摆食物摊的小贩、印刷工友联合会的主席等等。

　　〃投票日早上，蒂凡那犯了错误，他派甘绍仪到欧恩礼路38号来拿分给花拉公园的车子。我们的交通委员会花了很大的力气，（从借给哈里的百多辆车子里）找出能派到武吉知马和花拉公园的车子，因为多数人（像我们对面的客家邻居）是把车子借给李光耀本人，不是借给行动党，所以他们坚决反对让汽车开到丹戎巴葛以外的选区。因此得认真分配汽车，主人没有意见的车子才派到其他地区。当分到花拉公园的汽车来迟时，粗鲁的甘绍仪竟然厚颜无耻地大吵大闹，非要车子不可。他以为自己是什么人？〃

　　以最高票数当选

　　4月2日投票，我得到6029票，两名对手分别获得908票和780票，我以最高票数当选，跟对手的票差也最大。林清祥、阿末·依布拉欣和吴秋泉也当选。蒂凡那输了，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因为没有蒂凡那的话，林清祥在纯粹说英语的立法议院里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林清祥英语说得不流利，原来可以靠蒂凡那帮他，现在只好靠我了。

　　这次选举引起的最大冲击，是进步党一败涂地，人们本来以为它会获得最多议席。劳工阵线竞选17席，赢得了10席，马绍尔当上首席部长，连他自己也感到意外。行动党竞选4席赢得3席，其余8个议席归小政党和独立人士。进步党只赢得竞选的22席中的4席，民主党赢得20席中的3席，但两党却是钱最多，选举工作人员也最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进步党早在1947年便成立，成员只限于一小部分受英文教育的专业人士和一些在本地安家落户的英国佬，如黎觉。黎觉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也输了，因为他们现在人数比〃说华语或方言的华人〃少得多。民主党是1955年3月才成立的。当时中华总商会发现，在林德宪制下自动登记，许多说华语和说华族方言的选民会被纳入选民名册。大致说来，两党都代表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上层，但一个属于英国殖民地当权派，另一个不在掌权的圈子里。民主党成员是华族进出口商、零售商、店主、银行家、树胶业巨子和锡业巨子，生活过得不错。他们是当时说华语或方言的传统行会领袖，管理着自己出钱开办的华校，担任董事会成员。华族会馆所设慈善医院和其他福利组织也是由他们提供资金和管理的。他们以为选举是他们升上掌权地位的机会，那会使他们生意做得更好。他们也相信自己能利用华校中学生的力量支持民主党，因为华校中学生是他们的子弟，他们一直同情华校中学生捍卫华文教育的事业。

　　因此，进步党和民主党两党文化差距很大，无法调和。所以在许多选区里，他们分散了右翼的选票。说英语和马来语的选民选票投给了进步党；说华语或方言的选民选票投给民主党。他们要是合作的话，原本可以获得实际投下的16万张选票（等于1951年选举实际投票数目的7倍）的半数。

　　两党人员一发觉输了，便偷偷溜出维多利亚纪念堂的计票中心，消失在夜色里。他们不了解，输了要摆出不向失败低头的姿态，誓言他日再斗，使支持者土气不致低落。共产党人就知道这一点。我们人民行动党里的非共派很快就从他们那里学会了。我们的整个竞选活动是冲劲十足的。我们采取有效的、节节挺进的姿态，这使得进步和民主两党斗志全失。我们抨击进步党是殖民地势力的走狗，民主党是资本家和人民的剥削者，但主要目标是对准白人主子。我在自己的竞选宣言里写道：〃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是这个地方许多社会和经济弊病的根源。〃

　　马绍尔在政治上是个新手。他批评行动党要求立即自治太过分。〃看来他们集中力量在对抗和抨击英国，他们的言论似乎不必要地反英。〃这也许是受英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感受，跟受华文教育群众的感受大不相同。

　　在凤凰园的英国最高专员公署对这次选举有自己的情报分析。他们引述我在一个群众大会上所说的话：〃依我看来，除了40岁以上的人，所有华人都为毛泽东政府的成就感到万分自豪。一个政府能在五年内革除贪污腐败，使它顶得住美国人在朝鲜的武装力量，这样的政府是值得大力称颂的。蒋介石将军和国民党完了只有一些零星的支持者还在谈论反攻大陆。

　　〃但我相信，一代土生士长的华人正在马来亚出现，他们接受华文和华族的传统教育，却持有马来亚人的观点。他们认为马来亚是他们的唯一家园。他们为中国感到自豪，正如魁北克的法国人为法国感到自豪那样。自然还有人认为，建立马来亚国是不值得做的事，他们是那些返回中国，重新纳入中国主流的年轻学生。留下来的是马来亚人，他们的马来亚意识将会与日俱增。〃他们认为我这一席话值得报告，以领会我的真正观点。
　

　
　
　
　　　
　
　

第十六章　语文教育的争斗
　

　　我必须采取一个立场，使共产党人不能责骂我是个没有文化的中国佬。如果我在这个课题上走错一步，就会败在他们手里。如果他们能够证明我喜欢以英语而不是华语作为学校主要的教学媒介语，那么，我就不可能使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恢复对我的尊敬和支持。

　　我跟共产党统一战线一同工作开始经历一场火的洗礼。林清祥、方水双等共产分子仍然认为同警察以至同政府冲突，是提高民众的革命热情，激起民众更多仇恨的方法。我不能肯定他们是否知道，这么一来，人民行动党必定会被封禁，而共产党领导的激进工会也会被镇压。有时，林清祥和方水双似乎听取我的意见，只采取宪制斗争的方法，跟资方展开长时间的谈判，同时进行消极的抵抗，避免发生流血事件。然而他们的传统和背景跟我大不相同，在他们心目中，一定有不同的斗争模式。

　　不管真相如何，我的处境异常困难。虽然我不能也不会替他们辩护，但我也不能谴责他们，否则我们的统一战线就要分裂。我面对极大的压力。首席部长于5月16日召开立法议院紧急会议，真正的目的是利用民众对工会的反感心理，孤立和申斥人民行动党，同时使行动党中的非共分子跟共产分子决裂。这一次，古德首先发难。他发表一篇强有力的演讲，他把矛头指向我：〃为了贪求权力人民行动党以及暗藏在他们当中的共产党支持者和幕后人物，只希望看到暴乱、流血和工潮的发生。〃他又说：〃如果尊敬的议员相信，民主自治应该是循序渐进的，那么他就应该反对共产主义；如果他真的反对，就请他大声、清楚地说出来，不要支支吾吾，也不要进行巧妙的诡辩。他是在暴乱发生和人命伤亡之后才悲叹暴力事件的发生。让我问他一句：在暴乱发生之前，他采取过什么预防的步骤？他是否问心无愧？或者是，他已经无法控制坐在他后边，指挥着行动党的武吉知马区议员（林清祥）？〃

　　接着讲话的是约翰·伊德。他是个外来白人，以进步党候选人的身份赢得东陵区议席。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是反对白人，他起来讲话反而使我更容易应付。我在他讲完后马上站起来说，我觉得高兴的是，我要答复的是两个英国人的质询。要是马绍尔的话，〃他会更加小心地推敲每一个宇，而且会更加谨慎从事，更加了解当时形势的艰难和危险，也会更加了解人民的希望、恐惧和抱负

　　〃我们到这里来，并不是以囚犯的身份面对指控，或是以囚犯的身份对所犯下的罪行负责。〃我继续以违抗的口吻说道：〃我是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到这里来，因此，我将以人民代表的身份讲话。〃我重申人民行动党的立场：〃我们是要以非暴力的方法摧毁殖民制度。我们发誓不采用暴力我们不准备替殖民制度战斗，延长它的存在，或使它永远存在。但是只要把权力交还给我们，我们就会同威胁到一个独立、民主和非共的马来亚的生存的共产党人或任何其他势力搏斗。〃

　　在暴乱发生之前，我向《悉尼每日镜报》的通讯员解释了人民行动党温和派面对的问题。根据《海峡时报》的报道，我说：〃在新加坡，无论谁想获得说华语或方言的民众的支持，可不能采取反共的立场。这里的华人为中国感到异常自豪。如果要我在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作出抉择，我会投票支持共产主义，绝大多数华人也会这么做。〃我是希望争取到足够的华人，同我们一起投票反对共产党，支持独立和民主。然而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只要共产党中国的成功继续鼓舞着他们，这个目标就不容易达到。

　　马绍尔的预言

　　由于我在发言过程中赞扬过马绍尔，因此他讲起话来再度显得摇摆不定，连他的支持者也给搞糊涂了。他说了以下几句话，使人民行动党不致信誉扫地。他说：〃人民行动党里有好些负责任、正派和诚实的人。如果他们能清除党内的共产分子和同路人他们也知道党内有这样的人人…如果他们敢于负起自身的责任，那么他们这个组织就可能会如他们所期望的，有一天领导这个国家赢得独立。〃我和他都没想到这番话竟成了预言。

　　可是，马绍尔却不知道由于这番演讲，尤其是他急于解决纠纷和避免冲突，以致把潘朵拉的匣子打开了。新加坡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工会领袖，每一个共产党干部都晓得他们能够利用政府，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也能够利用政府来威逼雇主，获取利益，并接管资方的权力。

　　他们的成功已获得报偿。到1955年8月，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的会员剧增到23000名，其中以华族青年占多数。联合会中受英文教育的同伙如今为五名印度人，包括蒂凡那、兀哈尔、詹姆斯·普都遮里和多米尼·普都遮里则协助受华文教育者摧毁英国的殖民制度。他们的策略是渗透现有工会，再组织新工会。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事实上已经成为他们的附属团体。他们的武器就是发动同情罢工。如果有任何机构发生纠纷，他们便恫吓发动全体员工罢工。

　　这是要形成一个工人、学生和农民（在新加坡为数不多）的统一战线，目的在于煽动工潮，把劳工纠纷变成政治争端，加深阶级仇恨和对白人的种族仇恨，激发民众蔑视当局。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通过说华语或方言的会员发展成为八爪鱼式的联合大工会之后，林清祥和方水双便把目标转向新加坡海港局职员公会、军港雇员联合会和市议会工友联合会。这些工会都属于非共组织，但是它们的印族、马来族和说英语的华族会员却准备追随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他们现在才了解原来他们也可以利用华族工会的战斗精神和恫吓发动同情罢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柏立基也看到局势已经恶化。9月26日他在呈给波霭的报告中这么写道：〃在选举期间有人发表过分的演说，攻击政府人民行动党的集会也挤满有组织的劳工和华校生；群众的情绪被巧妙地挑动起来。这一切导致人们不再尊重合法当局，却提高了那些公开向政府挑战者的威望。〃

　　工潮此起彼落

　　这期间，新加坡的工潮此起彼落。从1955年4月7日到12月的九个月里，发生了260起罢工事件。不过，这些激进行动发展的结果却对我有利。

　　1955年6月19日，市议会工友联合会由于上一年提出的调整待遇要求没有结果而扬言罢工。市议会警告说，工会会员如果罢工，它将发出停工通告，同时雇用承包商提供基本服务。双方谈判终告破裂。8月17日罢工开始。

　　不过，三天后，工会请我当他们的法律顾问。工会的会员主要是印族日薪工友，他们多数在市区从事清洁和收集垃圾的工作。工会规模很大，有数千名会员。工会领袖是一个印度人，名叫苏比亚。他斜视眼，精明能干，没有受过教育。罢工期间，发生了一些不幸的意外，他们诉诸暴力行动。我在答复时表示我为能当他们的法律顾问感到荣幸，但是我提出条件，要他们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罢工。他们同意，结果几次谈判都富有建设性。

　　9月8日，柏立基爵士向波蔼提呈报告说：〃曾经一度发生若干令人不安的粗暴事件，它的方式都是人们熟悉的，但是几天之后突然停止。这是否应该归功于李光耀，尚难确定，但事实可能如此。〃双方于9月7日达成协议。柏立基指出：〃跟一般预料的情形相反罢工并未半途而废，工会也争取到资方相当大的让步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市议会有其本身的弱点第二个是，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以工会法律顾问的身份，出面调停。事实上，他的调停对双方都有好处。他个人的地位也可能因工潮解决而大为提高。〃

　　我所采取的宪制对抗方法，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跟共产党人采取的方法大不相同，结果大有成效。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党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以外行动，并采用暴力手段，我的方法就不会那么有效了。我提出的抉择不大会令人反感，因此英国人也就接受了。同样道理，如果马来半岛不曾发生恐怖主义事件，使得英国人可能蒙受向共产党人投降的耻辱，东姑拉赫曼也就绝不可能单靠在乡间向人数越来越多的马来人演说而争取到马来亚的独立。共产党所采用的方法，是无法被接受的。这么一来，民族主义者诉诸逐渐侵蚀殖民地政府功能的宪制手段，就变成有效，而且能为殖民主义者接受。在战前的印度，由于没有共产党的威胁，消极的宪制抵抗手段，要经过好几十年才能收效。

　　就在工会继续酝酿罢工势力日益壮大的时候，马绍尔却从一个政治危机搭上另一个政治危机。他颇得制造政治危机的诀窍。就在工潮和骚乱不断发生期间，他却为了要求多设四个副部长的职位，同总督柏立基爵士发生冲突。当总督只答应多设两个时，他决定让争执公开化。他声称总督没有权力漠视首席部长的意见，而且扬言如果总督在采取任何步骤之前拒绝跟他磋商，他就辞职。他要求英国给予新加坡完全自治的地位。紧急法令已于7月21日期满，总督将有效期延长三个月，不过延长令必须在立法议院下届会议上正式通过才生效。马绍尔的交换条件是，英国〃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新加坡实行自治。

　　在立法议院那次会议上，各政党那种无聊透顶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可说是它们的典型。马绍尔提出有关动议时解释说，这是关系到宪制的原则问题。他把总督和殖民主义大骂一通后，转向我说，丹戎巴葛区议员〃过去老是高声叫嚷，搞得我不胜其烦〃，但他〃在公众人士眼中，却是反对党领袖〃。于是他要求我对他的动议表示附议。他提出这个要求，无形中否定了古德在仅仅两个月前，也就是4月26日对人民行动党的指责。当时古德指人民行动党充当共产党人的工具，而且心甘情愿做他们的爪牙。当然，附议马绍尔的动议是我的荣幸，我不能拒绝。我说：〃我觉得很难想象有谁不赞成这项动议。本地人民决心摆脱殖民地公务员的管辖，他们是一个欧洲强国的代理人，为8000英里以外的欧洲人的利益服务。但是，我认为解决之道在于政治而不是法律。〃

　　老鼠变成狮子

　　议院于7月22日休会。三天后复会时，进步党议员林坤德试图跑得比我和马绍尔更快。他建议：〃让我们要求权力完全移交，好让我们，也只有我们，为本身的事务和命运负起责任，英国政府无须再对我们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