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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独立路-李光耀-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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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这一天来说，我们终于平安度过，这使我松了一口气，感到心情舒畅。半夜过后很久我才上床，人是困倦了，却不想睡。直到凌晨两三点我累极了，才合上眼，潜意识里还在同问题搏斗，不时感到心绪不宁。这些问题要怎样解决？这就是40年来学习、工作和斗争的最后结果吗？新力坡的未来展望如何？我将在接下来的另一个40年里，为这些难题寻找答案。
注：
①新加坡总统府内的一座建筑物．在1959年至1990年间，是新加坡总理的官邸。
第二章 乡野童年
小时候，我们取乐的方法很简单。我们捉蜘蛛，也捉褐色的身体光滑的〃叩头虫〃然而我们的时间却大部分花在比较粗野的游戏上这些游戏，能培养一个人的战斗精神和争取胜利的意志。我不晓得这是否为我日后从事政治活动预先做好准备，但这对于一个人的生存能力倒是一种很好的训练。
我至今记得最清楚的一件最早的童年往事，就是两只耳朵被扯着，头给按在一座房子围篱内的井栏上。这座房子就在现在的登百灵路。当时我们全家都住在那儿，而我大约只有4岁。
我向来很顽皮。那次我把父亲一瓶价钱不便宜的4711牌浅绿色芳香润发油弄得一塌糊涂，气得他暴跳如雷。父亲的脾气一向很暴躁。那晚他真的怒气冲天，一手抓住我的颈背，把我从屋子里拉到井边，然后扯着我的耳朵，把我的头按在井栏上。我始终觉得奇怪，为什么我的耳朵那么柔韧，竟没被扯断，而我也没掉到井里。50年后，也就是70年代，我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解释说当一个人在疼痛和震惊时，大脑便会分泌出神经缩氨酸，它使人把所获得的经验深深地记在脑细胞里，长久不会忘却。
这件事发生之前，关于我在哪里出生、在哪里居住、怎样成长等情形，我是从父母亲那儿听来的。他们讲述的经历，可以从深褐色的旧照片和一些退色的文件中得到证明。母亲告诉我，我是于1923年9月16日在新加坡一座两层高的大浮脚楼里出生的。这座浮脚楼属外祖父所有，就在甘榜爪哇路92号，对面是武吉知马河。那时我母亲蔡认娘16岁，父亲李进坤20岁。他们的父母在一年前给他们撮合了婚事，双方都认为这是天作之合。
我父亲是富家子弟。他经常对我们夸耀他年轻的时候，祖父给他在莱佛士坊两家第一流的百货公司罗敏申和然利直开了个没有限额的户头。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喜欢的西装和别的东西，挂账就行了。他在圣约瑟书院受英文教育。这是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1853年由德拉萨尔修士创立。据父亲说，他修完初级学校文凭课程后，便结束正规教育。这对他自己和我母亲来说，是一件终生憾事。后来当世界经济大萧条来临，两个家族的财产都丧失殆尽时，他因为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只能在蚬壳石油公司找到一份仓库管理员的差事。
对我来说，我们家族的历史应从曾祖父李沐文开始。他是客家人。客家人属于汉民族，发源于华北和华中平原，大约在700年到1000年前迁往福建、广东和华南其他省份。由于南迁较迟，只能挤到土地比较贫瘠、当地人尚未开发的山丘地带。根据曾祖父在中国故乡所盖的一座房子后面的墓碑碑文记载，他于1846年诞生在广东省大埔县唐溪村。长大后，搭乘帆船到新加坡来。当年他南来的路线，很可能是先乘小船沿着韩江顺流航行12O公里，到最靠近的广东省港口汕头，然后从那儿出海到南洋。从此以后，有关他的行踪便鲜有所闻了。直到19世纪70年代，他和华族少女萧唤娘结婚。萧唤娘是一个容家店主的女儿，在新加坡出生。
1882年，曾祖父赚够了钱，决定返回中国祖先生息的村落，给自己盖一座大宅院，并以乡绅的姿态出现。可是，曾祖母却不愿意把子女留在新加坡而独自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小时候祖父和姑婆告诉我，他们（祖父当时10岁左右）和曾祖母跑到阿佛路外公家躲起来。于是，曾祖父只好自己回中国。他在中国娶了第二个妻子，盖了座大宅院，后来还捐了个小官。他叫人给他画了一幅身着官服的肖像，寄到新加坡来。同时寄来的，还有一幅大宅院的画。画里的房子是传统的中国式建筑，屋顶铺的是灰色瓦片，并有庭院，美丽壮观。可惜这幅画遗失了，不过曾祖父的画像还保存着。
我的祖父李云龙（我平时叫他公公）1871年诞生于新加坡。据父亲说，祖父在莱佛士书院念到5号，相当于今天的初中。他自己则告诉我说，他离开学校后，找到一份配药师（不是合格的药剂师）的工作。过了几年，他改行担任一艘轮船的事务长。这艘轮船来往于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之间，属于协荣茂船务公司。协荣茂船务公司的东主，正是华裔百万富翁、爪哇糖王黄仲涵。
航海期间，祖父在中爪哇三宝垄同祖母邱念娘结婚。当年三宝垄孤儿法庭发出的一份日期为1899年3月25日的荷兰文文件，同意让16岁的邱念娘嫁给26岁的李云龙。文件还注明两人的婚礼是在1899年3月26日举行的。
父亲于1903年在三宝垄诞生。换句话说，他是在荷属东印度诞生的。但是由于祖父来自新加坡，凭着后裔关系，他却成为英籍民。父亲出生不久，祖父便把祖母和孩子带回新加坡，从此没有回去。由于祖父得到黄仲涵的信任，钱财便越聚越多。黄仲涵委任他为代理人，负责处理新加坡方面的业务。他几次告诉我，黄仲涵异常信赖他，因此他在1926年可以自行决定从黄仲涵基金拨出15万元，捐给莱佛士学院作为经费。这数目在当时可真不小啊。
父亲和祖父，哪一位我比较仰慕，那是不言而喻的。祖父很疼我，也很纵容我。父亲在家里很注重纪律，所以对我管教很严。祖父获得了巨大的财富；父亲只是个富家子，没什么可以炫耀的。
然而在世界经济大萧条、家道中落时，祖父所蒙受的打击特别大。当时，也就是1927年到193O年之间，树胶价格从每磅8角跌到2角左右。我看他的生意嗅觉比不上外祖父蔡金鼎。这期间，蔡家的资产也蒙受损失。外祖父不但投资在树胶园，也在树胶市场进行投机活动。除此之外，外祖父也从事房地产买卖，并拥有几座巴刹和一些店屋，所以他不像祖父那样一败涂地。到1929年，父母亲从祖父在登百灵路的住所，搬迁到外祖父坐落在直落古楼的一座格局凌乱的大宅子里。不过，每逢学校假期和周末，我总是会去探望祖父。起初是到登百灵路探望他，等到他被迫放弃那座大宅之后，便到马里士他路去。他跟女儿女婿一起住在这条路上的一栋排屋里。每次去探望他时，他总会给我5角或l元当零用钱。每次我都会住上几天。
祖父的生活很西化。这是他在轮船上当事务长，同英籍船长、大副和轮机长日夜相处的结果。他很喜欢我，经常把他的经历讲给我听。这些故事都说明在船上维持纪律是多么重要。比方说，不管热带的温度和湿度有多高，船长和其他高级船员以及担任事务长的他，用晚餐时都必须穿上衣纽紧扣的白色棉质斜纹外套，餐桌上整整齐齐地摆着盘碟、刀叉和餐巾。从他对本区域航程的叙述中，我相信英籍高级船员给他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象是：讲求秩序、实力和效率。
取个吉祥名字
我出世的时候，家里请了一位对取名素有研究的朋友，绘我取个吉祥的名字。他建议取KuanYew二宇。这是方言发音，华文写作〃光耀〃。但是，祖父出于对英国人的仰慕，给我多加了一个洋名Harry（哈里），于是我的全名变成HarryLeeKuanYew（哈里李光耀）。我的弟弟金耀和天耀也分别取了教名，前者是Dennis（丹尼斯），后者叫Freddy（弗雷迪）。当时非教徒华人很少取教名。后来我上学读书，总觉得自己是个怪孩子，居然取了Harry这样一个洋名。所以，当幼弟祥耀在1933年出生时，我说服父母亲不给他取教名，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基督教徒。他们倒肯接受我的意见。
虽然祖父丧失了钱财，不能在生活和衣着上保持时髦的作风，但是他到底还有一些过去留下来的财物。例如那套美观坚固的家具，是本世纪初叶罗敏申公司或然利直公司从英国进口的；又如那装上斜角玻璃片的精美橱柜，可供摆放艺术品；再有那些小橱和衣橱，橱门还刻上代表他姓名的英文字母LHL。有些物件，像我女儿房里的小橱，一直到今天还保留着。他也保存着装在美丽的银色相框里的照片：仪态端正，穿着像个英国绅士，有夹袄、老式领带、硬领，穿条纹长裤，鞋子上还附有鞋罩。此外，他也是个讲究吃喝的人。同他一起用餐简直是一种享受。祖母善于烹调，烧得一手好菜。她把牛扒炸成褐色，仍保持鲜美多汁，再调以刚磨碎的豆蔻，伴着炸成金黄色但不油腻的薯条一起吃。对油腻，祖父是特别注意的。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奋斗成功的人，也是一个懂得享受人生的人。
祖父跟外祖父蔡金鼎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外祖父没受过正规英文教育，也不曾同英藉船长或华族糖王打过交道。他出身低微，1865年诞生在新加坡一个来自马六甲的福建人家庭里。他是经过一番刻苦奋斗，省吃俭用把钱储蓄起来之后，看准时机，投资在树胶和房地产而致富的。
他连续娶过三个妻子。头两个先后谢世，第三个就是外祖母梁亚顺。她是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健壮的客家妇女，来自荷属婆罗洲的坤甸。外祖母日常讲的是客家话和印尼马来语。她跟外祖父结婚时，是个育有两个孩子的年轻寡妇。她的第一个丈夫，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不久逝世。她总共给蔡家生了七个孩子，在1935年离开人间。外祖父则于1944年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撤手归西。
我母亲是这桩婚姻的最早结晶。1922年在她15岁结婚时，两家的财力还算不错，她甚至有个小丫环陪嫁，作为嫁妆的一部分。这个丫环的工作，包括服侍女主人洗澡洗脚，同时给女主人穿鞋脱鞋。等到我四五岁开始懂事时，所有这些财富的象征，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然而我早年的美好记忆，却残留在我的旧照片中我穿着从英国进口的过度讲究的西式童装，或是坐在价钱不便宜的童车里。
外祖父在直落古楼的住家，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大浮脚楼，分成两部分。他和第三个妻子所生的孩子全部住在这座浮脚楼里。我母亲作为长女，跟父亲和五个孩子占用了一间大睡房。
我不肯用功读书，父母亲很担忧。于是母亲给庆喜舅父一项任务，要他每天监督我准备隔天的功课。这样，每星期三次，晚餐过后我就得跟他一起坐上一个小时。就连当时的我也觉得在几个舅父当中他最没有学问，可是居然奉派来监督我做功课，那是多么荒谬啊。我也说不出这样的监督对我有什么好处。可是他毕竟是唯一有空的人，而且又是我舅父华裔家庭通常是很讲究辈分的。
在一个传统的华裔家庭里，结了婚的女儿，同丈夫和子女住在外家，通常不为社会所容。因为女儿的子女属于外孙，不能成为外家的成员。不过，在来自马六甲的土生华人当中，女儿住在娘家却是常有的事。外祖父一家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的家庭是一个相当快乐的大家庭。大家和和睦睦地住在一起，有时也免不了会发生摩擦，那多数是由孙儿们的顽皮和吵架引起的。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同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和七个表弟妹一起长大的。由于他们年纪比我小，因此我经常去跟邻近村落的华族渔民和马来人的小孩玩游戏。这个村子就在外祖父住宅对面的一条小巷里，有二三十间用亚答叶或锌板盖顶的木屋。平日，村里的渔民在大约200米外的实乞纳近海捕鱼。捕了一天的鱼后，他们会把缀上一个个软木浮子的渔网挂在我家后面的空地上晒干，然后用一种深褐色的液体染渔网。这种液体是用一种红树的皮榨出来的。
小时候，我们取乐的方法很简单。我们捉蜘蛛，也捉褐色的身体光滑的〃叩头虫〃。这种虫的习性很怪。当你把它放在火柴盒上按它的背时，它便会磕头似地敲响火柴盒，发出〃托托〃的声音。我们的乐趣就在看谁的〃叩头虫〃发出的〃托托〃声最大。然而我们的时间却大部分花在比较粗野的游戏上。
我们斗打架鱼。我们通常在樟宜路两旁的浅沟里抓打架鱼。抓鱼时用的是一种用柳条编制的〃畚箕〃。筑路工人用它来搬运泥土，我们却用它来抓鱼，然后把鱼装进玻璃瓶子里。打架鱼身长25毫米到40毫米，呈深红和紫色，一被激怒就把鳍张开，展现出耀眼的红、橙、蓝三色，异常美丽。我们把两个各装着一条打架鱼的玻璃瓶并排放在一起。两条鱼一触目，搏斗的本能便引发出来了。接着，它们仿佛跳起战舞，拍打着鳍，摆出准备战斗的姿态。这时候，我们便把这一条倒进另一条的玻璃瓶子里，让它们厮杀到其中一条惨败而逃，在惊慌失措中，身上耀眼夺目的色彩顿时消失。打胜的那条鱼的主人，把打败的那条当战利品，其实并没有什么战利品可言，因为它全身伤痕累累，不但鳍被咬断，连身上的肉也一大块一大块被咬掉。经此一败，它的战斗精神很难恢复过来。
我们也斗风筝。我们用两根细长的竹片和特别的风筝纸，自己制作互斗用的风筝。要做一只轻盈而能操纵自如，又均衡得当，不会侧向一边的风筝，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我们把风筝线拉在两根木杆之间，把掺了碎玻璃的浆糊小心地涂在线上。碎玻璃越粗糙，越呈砂砾状，涂在风筝线上时，就越有可能割破自己的手指，也越有可能割断对方的风筝线。斗风筝的目的就在于此。断线的风筝飘落地面时，谁捡到就是谁的。后来，我在剑桥大学念书时，才得知罗马法把这样的风筝称为〃无物主的财物〃。
我们比赛陀螺。陀螺是从店里买来的，最贵的一种用硬柚木制成，经得起对手陀螺的撞击，不会留下任何深凹痕。为了增强陀螺的防卫力量，我们用铜制图钉给陀螺的外表钉一层装甲，使它能挡住对手的攻击。
我们也比赛弹子。在一片坚实的沙地上，我们挖三个排成一线的洞，以便轮流把弹子弹进每一个洞里。比赛的时候，是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把弹子放在适当的位置，然后用右手食指把弹子弹出去。你也可以攻击对手的弹子。如果弹子靠近洞口，你尽可以用自己的弹子大力把它撞开，最好是把它撞破。便宜的弹子通常是用灰泥做的，也有用水泥和石膏混合做成的。这种弹子一经撞击，很容易裂成两半。只有贵的那种，是用坚硬的石块或是真正的大理石做的。
这些游戏，能培养一个人的战斗精神和争取胜利的意志。我不晓得这是否为我日后从事政治活动预先做好准备，但这对于一个人的生存能力倒是一种很好的训练。何况我们并不软弱，也未被宠坏。当年我没有花哨的衣服和鞋子，今天我的孙子却样样有。他们所穿的轻便运动鞋，仿照成人所穿的最新款式，鞋后跟还装上电池和灯泡，能够发出绿色、琥珀色和红色的闪光。我这一代人所穿的是简单的树胶底帆布鞋，每双四五角钱，多数是本地鞋厂制造的。后来，霸打鞋公司生产了一种质地较好的胶鞋，每双一块钱。每年正二月华人农历新年到来之前或是年中，如果幸运的话，父母亲就会到密驼路的鞋店给我买双质量很差的本地制造的皮鞋。鞋内底，甚至那未外露的后跟，都是用硬纸板充数的。如果皮鞋给淋得透湿，就会扁松开来。
当年的世界比较简单。我们不穷，也不富裕。我们没有大量的玩具，更没有电视机，要使自己富于机智，得靠多阅读和发挥想象力。这对我们的求知大有帮助。可是当时没有那么多的图书可供儿童借阅，而且书的价钱又很贵。我通常购买廉价的惊险小说，并追读哈里·沃顿和比利·邦特等一伙男童在格雷菲尔斯的奇遇故事。每个星期五，我总是怀着热切的心情，等待从英国开来的邮船开进丹戎巴葛码头。邮船载来英国的杂志和画报，这些出版物的价钱并不便宜。等我稍微长大时，我便开始利用莱佛士图书馆。每次从那里借来的书，可以阅读两个星期。我以兼收并蓄的态度阅读，但是比较喜欢西部小说，不大喜欢侦探小说。
谈到度假，我们一家人往往到外祖父蔡金鼎坐落在菜市的树胶园木屋去，在那里逗留几天或一个星期。我们乘坐牛车从樟宜路前往树胶园。牛车由两头牛拉着，负责赶车的是外祖母的园丁。牛车的木轮用铁圈箍着，但没有消震器，所以车子在布满辙印的泥路上行走时，总是颠簸得很厉害。50年后，也就是在1977年，当我搭乘协和客机，以三个小时的时间从伦敦飞越大西洋到纽约时，我不知道同机的搭客，有谁体验过乘坐牛车的乐趣。
我们三餐吃得比较简单，也比较健康。当时没有汉堡包和意大利馅饼之类的快餐，也没有不健康食物和特许经营的餐馆，更没有外国的小甜饼，有的是本地烘制的糕点。每年一次，母亲和阿姨们为了准备农历新年除夕和往后两个星期的节庆所需，会一连几天烘制糕饼，然后把一个个玻璃瓶装得满满的。当年也有本地生产的〃和和〃饼干，是仿制英国亨特利和帕尔默饼干厂的产品。至于英国饼干，只有英国老板和本地富有人家才吃得起。我们都吃得饱，从没挨过饿。在我记忆中，当年在家里，在渔村里，或是后来（1930年一1935年之间）在直落古楼英校里，都没见过肥胖的孩子。
母亲是个勇敢的女人
儿时的生活并非完全充满欢乐。父亲偶尔会怀着恶劣的心情回家来，这一般是他在安珀路中华游泳会会所赌21点或其他纸牌输了钱。他要母亲把一些首饰给他，让他典当后再回去碰碰运气。这时候，两人会发生可怕的争吵。父亲有时变得很狂暴，但母亲却是个勇敢的女人，无论如何都要保住父母亲给她当嫁妆的首饰。她性格很坚强，精力充沛，足智多谋，15岁出嫁太早了。在她那个时代，女人的任务就是做个贤妻良母，多生孩子，把孩子抚养成未来的好丈夫、好妻子。如果她晚一代出生，而且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那她轻易就能成为精明能干的商界执行人员。
她穷尽一生的精力抚养孩子，让他们受良好的教育，成为自食其力的专业人士。为了孩子们的远大前途，她毅然挺身跟丈夫对抗。我和弟妹们深知她为我们作出了不少的牺牲。我们觉得无论如何不能使她失望，所以尽我们所能，做到无愧于她，更不辜负她对我们的期望。由于我是家中长子，在我稍大时，她便开始跟我商量家庭的重要决定。所以说早在少年时代，我便成为事实上的家长。这倒教会我平时遇事如何做决定。
第三章 学业竞争的对手
每学年有三个学期，期末都有考试。第一学期数学考试成绩我高居榜首，考到90多分。但英文和经济成绩最好的不是我，我排名第二，落在一个名叫柯玉芝的小姐后面，分数差了一截。这使我十分震惊。我在莱佛士书院见过柯小姐。1939年由于她是这所男校中的唯一女生，校长叫她在年终颁奖日颁奖，我从她手上领过三本奖给我的书
外祖母对我的教育有她自己的一套。1929年我还不满6岁，她坚持要我跟其他渔民的孩子一起，到附近一所学校上课。学校设在一栋木屋里，地面是坚实的泥地，屋顶盖上亚答叶。教室只有一间，里面摆了用木头做桌面的课桌和长凳。还有个房间，那是骨瘦如柴的中年华文老师的家。学生年龄从6岁到10岁，都用同一种简单的课本，一齐跟着老师诵读。按说我们学的是华语，但大概是老师没受过良好的教育，教的福建话比华语多。事实上他根本没教，只叫我们跟着他背词语，也不解释词语的意义，即使解释我们也听不懂。
我向母亲诉苦，她就向外祖母提意见。但母亲当时只是个22岁的少妇，外祖母却是个48岁的经验丰富的家长，养大了两次婚姻所生的九个子女。她决心让我受一些华文教育，于是把我送到离家一英里，在如切台的浚源学校。我每天走路上学。这所学校像样得多，是座两层楼的木结构建筑，大约有10间教室，水泥地面，学生每人一张书桌。每班35到40个学生，6到12岁不等。但是华文课依然叫人头痛。我在家跟父母讲英语，跟外祖父外祖母讲巴巴马来语（混杂华语词汇和语法的马来语），跟渔民子弟朋友讲马来语掺点福建话。学校所教的华文对我来说陌生得很，跟我的生活沾不上边。老师所讲的大部分我听了摸不着头脑。舅父也帮不上忙，因为他们受的不是华文教育。
两三个月后，我再恳求母亲让我转英校，这回外祖母答应了。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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