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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独立路-李光耀-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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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尔克是苏格兰一位公爵的次子，平时常摆出一副贵族架子。他异常瘦长，看起来有点驼背。他的头发灰白卷曲，瘦削的脸庞往往露出顽皮的表情。他有一种分散人们注意力的习惯，每次碰到问题，便用舌头拨弄上额的一颗假门牙，使它上下跳动。他并不是一个很有才智的人，但在社交方面却有高明之处，而且不乏贵族的魅力，能使平民在他面前觉得自在。他对我有好感，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可是他的副手穆尔可能觉察我有时显得不耐烦，怀疑我不把他当作一个重量级人物看待。因此，为了突出他的重要地位，穆尔就一再提醒我说薛尔克曾经担任过英国的内阁部长，目前仍然能够直接会见首相。
我在吉隆坡会见过英国官员。9月间，我跟珀西·克拉多克会谈。他是我在剑桥法学院的同届同学，现在担任英国驻吉隆坡最高专员的秘书。我们共进午餐时我对他说，东姑排斥新加坡的政策，目光未免太短浅了。克拉多克在提呈的报告中说，我认为〃总得有人找东姑谈谈，告诉他如果新加坡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是让毛泽东的代表到那里去的最好方法。这样一来，你将面对历史上最大规模的Enosis（合并）运动〃。（Enosis是指当年希腊族塞浦路斯人为了争取同希腊政治合并而展开的斗争，结果发生许多恐怖事件，成为重大新闻。）
但是三个月后，英国驻马来亚联邦最高专员杰弗里·托里爵士告诉我，东姑曾经向他吐露内心的秘密，觉得每当我或者任何其他新加坡发言人发表公开谈话，暗示新马有可能合并时，都使他在政治上感到很难堪。首先，这种谈话使他的敌手深感安慰和受到鼓舞。他的敌手就是社会主义分子，以华人为主，总是渴望有一天能够同长堤彼岸的人民行动党会师。其次，这种谈话往往使他同马来民族主义分子之间关系紧张，因为有关联盟政府考虑同新加坡达成某种形式的和解的任何暗示，都会使他们对他实行的政策更加担忧，害怕将来允许新加坡的华人入境，华人会把马来人淹没。尽管我们做出种种努力，东姑、敦拉扎克和伊斯迈就是不肯坐下来就新马的长期关系同我进行严肃的商谈。关于新加坡如果独立并受共产党控制，对马来亚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他们不愿去想。
最后，为了使我继续抱着希望，我想英国人正鼓励我提出一个有关联邦的更大方案，也就是不仅包括新加坡，同时也包括婆罗洲英国三属地（即北婆罗洲、文莱和沙劳越）的宏大计划，使他族人数不会影响到马来选民所占的多数地位。薛尔克和穆尔建议我准备一份文件，不是提交东姑，而是交给敦拉扎克。我猜想他们已经通过杰弗里·托里，说服敦拉扎克考虑这个概念。我在1961年5月初便准备好这份文件，交给伊斯迈，由他转交敦拉扎克。说实在的，英国人为了说服敦拉扎克，费了不少唇舌。托里还争取到罗伯特·汤普森的支持。汤普森是马来亚的公务员，担任国防部秘书，敦拉扎克是部长，是他的顶头上司，两人在工作上合作无间。
敢于正面向东姑提出这个课题的人，是共和联邦关系部大臣邓肯·桑迪斯。1961年1月他来到新加坡，以便续程前往联邦，向两地政府汇报有关英国即将申请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事。我借这个机会向桑迪斯详细说明，如果新马两地到1963年宪制会谈举行时还未合并，我们将面临的危险。新加坡自行独立的话，走共产路线将是无可避免的结果。我这一番话想必对他产生某种影响。后来穆尔对我说，桑迪斯表示他从来没遇见过像我那样渴望把政权移交给另一个政治核心的当权领袖。英国的档案显示，桑迪斯同东姑谈过这件事。薛尔克也提出报告说，桑迪斯告诉他两人的会谈进行得十分顺利，不过他对会谈详情却一无所知。
后来，我对桑迪斯有了深一层的认识。他有时谈话开门见山，而且坦白得出奇。身为丘吉尔的女婿，他不乏自信，具有巨大的决心和勇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一次车祸中伤了腿，后来时常作疼，只好服食止痛药，靠一根手杖一瘸一拐地走路。他简直献出整个生命，成天忙着工作。如果你碰巧跟他站在同一立场，你会觉得他很讨人喜欢，也令人敬佩。我很幸运，跟他立场一致。他极力推动新马在〃大马来西亚〃中实行合并，而且必定得到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的支持，由麦克米伦出面促请东姑接受这个倡议。
东姑改变一贯立场
1961年5月27日，东姑在新加坡阿达菲酒店出席东南亚外国通讯员俱乐部举行的午餐会时发表演讲。他突然说：〃马来亚迟早应该同英国以及新加坡、北婆罗洲、文莱和沙捞越的人民取得谅解。目前时机还未成熟，我不能说如何取得这种谅解，但是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展望这个目标，并且考虑采取某种计划，把这些地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行政治和经济合作。〃如果新加坡和联邦的人民决定使马来亚像过去一样，继续作为我们唯一的家园，这对有关各方都是好事。东姑这番话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先前他并未表示将改变他的一贯立场，就是马来亚无论如何不能让新加坡加入。
东姑并没解释他为什么改变主意。后来，10月间，他在吉隆坡向国会表示，他本来不赞成新马合并，因为两地一旦合并，将危及马来亚的安全。但是，时代改变了。他没有清楚地说明怎样改变。我只能猜测是英国人使他相信，他必须控制新加坡的安全，才能够维护马来亚的安全，因为新加坡大多数说华语或方言的人，很容易被共产党吸引。我相信伊斯迈已经了解，新马两地的颠覆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例如，有人告诉他，马来亚学生虽然只占南洋大学学生总数的一半，但是大多数左翼领袖和闹事者却是他们。他们毕业后回到马来亚，将会制造更多麻烦。
就连薛尔克和穆尔也料不到东姑的态度会来个180度的大转变。对他们来说，这无疑是个〃惊喜〃。英国人对时局做了不同的分析。长久以来，英国人在探讨〃大马来西亚〃的概念时，认为这个概念是实现他们长远目标的方法之一，那就是，先把他们在本区域的殖民地联结在一起，然后才让它们独立。问题的关键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会不会有一天由共产党领导？他们相信当我公开坚持新马合并是新加坡实现独立的方法时，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这将使马来亚共产党永远无法夺得政权。直到这时，他们才开始严肃对待这个计划。
1961年5月，看来东姑至少准备考虑让马来亚在规模更大的马来西亚联邦中同新加坡合并了。然而在随后六个月里，有关新马合并的事，有时又显得只是一个幻景，因为他对于真正的合并仍然犹豫不决。幸亏在这期间，我同英国专员公署的多数成员，尤其是同穆尔相处得很融洽。在往后数年里，特别是在1963年到1965年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部分地区的时候，我们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友谊。
1961年，我们的观点已经一致了。英国人现在着手给马来西亚造成一种势头，同时制造一种气氛，使人觉得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合并势在必行。他们在东姑提出建议的两个星期后做出反应。他们经过协调，发表了一系列表示赞同的声明。首先，薛尔克在6月13日形容东姑的建议是〃一个健全的长远计划〃。一星期之后，麦克米伦在英国下议院回答芬纳·布罗克韦的询问时说：〃我注意到马来亚联邦首相最近提出的引人注目的建议。对这个建议，我很感兴趣。东姑认为联邦迟早应该同英国政府以及新加坡、北婆罗洲、沙捞越和文莱，就有关这些地区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和政治联系的计划取得谅解。他的谈话已经在这些地区引起议论。本政府希望在考虑这个建议时，也把这些地区的反应考虑在内这件事提出来之后引起议论，我想是件好事。〃接着在6月27日，薛尔克召集五个地区的英国总督和最高专员举行会议。在会上，己改任北婆罗洲总督的古德谈到〃有必要抓紧恰当的时机，推行东姑的'大马来西亚'计划，并确保它的成功〃。6月30日，薛尔克飞往伦敦，同英国内阁讨论这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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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揭开斗争的内幕
每当我经过他们的工会或团体的会所时，那些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体，都对我流露出异常的愤怒和憎恨。甚至站在他们一边的华文报记者出席我所举行的记者会时，也都绷着脸，露出愠怒的神色。他们认为我暴露共产党人的身份、斗争方法和意图，是一种背叛行为。我却认为他们的态度证明我的揭发是有效的。
1961年7月30日，13个脱离人民行动党的议员宣布组成社会主义阵线。他们的宗旨跟人民行动党完全一样，那就是建立〃一个民主、独立、社会主义和非共的马来亚，由联邦和新加坡共同组成〃。几乎是同时，工会和工会之间也划清了界线。于是林清祥召集他属下83个工会的领导人，讨论有关组织新加坡职工会联合总会的问题。这样，人民行动党中非共和共产分子彻底决裂。
现在最重要的是，怎样向人民显示共产党绝不会成为新加坡未来的主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有关新马合并的问题付诸票决。我断定票决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不经过票决就把新加坡强行并人马来西亚，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简直是证明我们把新加坡出卖给马来人支配的吉隆坡政府。
对于合并问题，我宁可举行全民投票而不愿意通过大选来取决，因为大选的结果不能只对要不要合并的问题作决定。不过，为了争取大多数新加坡人支持马来西亚计划，我必须叫那些抱着骑墙态度的说华语或方言的人士相信，胜利的一方是我们而不是共产党人。我们不能让他们认为我们可能失败，否则，将会有许多人投票反对新马合并或者弃权，因为这些人深信那些投票赞成新马合并的人，往后将遭到共产党人的惩罚。同样道理，如果我们使人民相信新马合并势在必行，而且共产党人无法争取到多数人的支持以便从中阻挠，他们就会作出另一种推论，那就是，支持共产党的人有被联邦政府惩罚的危险。因此，我不得不使人民产生一种感觉，认为合并这股浪潮汹涌澎湃，不论共产党人或其他人都阻挡不了。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传达这个信息，中华总商会、华族文化团体和学校里的说华语或方言的领袖就绝对不会跟着林清祥走，至少也会保持中立。好的话，他们会暗地里支持合并。
为了使人民相信马来西亚的成立必然会实现，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要人民了解林清祥、方水双和亲共干部本身也知道他们所打的是一场败仗，所以最好不要加入他们的阵营。为了加深人们的印象，我认为有必要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每一个人，那就是人民行动党和共产党怎样结成统一战线；林清祥和方水双为何自食其言，不赞成新加坡通过同马来亚合并取得独立；共产党人为什么注定要失败。为了能好好地思考这个问题，我需要一个清静的环境，这是新加坡所没有的。于是，8月l1日晚上，我带着芝、三个孩子和保姆乘火车到吉隆坡，然后转乘汽车到海拔1600多米的金马仑高原，住进新加坡政府的度假别墅〃古鲁尼旅舍〃。我的私人助理张奕贵也同行。我准备通过新加坡广播电台发表一系列演说，让人民了解整个事情的真相。每次演说需要二三十分钟，广播稿由我口述，张突贵笔录后整理成文。
一件劳心劳力的事
金马仑高原气候凉爽，环境清幽，地方偏僻，是暂时远离新加坡的政治温床的好去处。当时没有电传机，没有直拨电话，普通电话也不清晰，所以我动身前留言，除非有特别紧急的事情发生，否则不要打电话给我。这样一来，我便可以安安静静地工作。我们逗留了将近两个星期。我也在景致幽雅的九洞高尔夫球场打了好多次球。我离开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八讲的广播稿。最后四讲只好在新加坡撰写。我一面撰写，一面给前几讲的广播稿录音。在9月13日到10月9日的一个月里，我每星期广播三讲，每讲用三种语言播出，其中两种语言为马来语和华语。在日常工作中我对这两种语言的应用只限于口语水平。这的确是一件相当劳心劳力的事。有一次，新加坡广播电台的职员从录音室的玻璃墙望进去，发觉我不在麦克风前，不禁大吃一惊。后来一名职员看到我仰卧在地板上，以为我晕倒。事实上，在进行三种语言广播录音的间隙，躺下是驱除疲劳和恢复精力的最好办法。
在这12讲里，我概述了从1954年人民行动党成立到我们同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的经过，同时概述了后来发生的事件：行动党为什么发生分裂，导致目前双方为合并问题展开激斗的原因。我希望消除人们心中的猜疑，不要以为这是对共产党人和颠覆行动的诽谤。其实我很赞赏共产党人为了信仰所表现的力量和勇气。我在其中一讲的广播中说：
〃我们越过了鸿沟，接触到受华文教育的群众。这是一群饱含生命力和革命气息的青年。共产党过去30年的工作，也主要是在他们当中进行的，而且颇有成绩我们这些受英文教育的革命工作者是后来者，想去开发同一个油田。我们被共产党看成侵占这块专有领土的人了。在这个群体里，我们认识了林清祥和方水双，他们加入了人民行动党。1955年我们参加竞选，这就开始了我们同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在职工会和文化团体里发生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同他们在一起工作是一种新奇的经验。当你碰到一个工会领袖的时候，你很快就要断定，他究竟属于哪一边，他是不是共产党人。你可以从他的谈话和他的行动中看出，他究竟是不是具有决定权的核心人物我认识了许多这样的人。他们都不是坏人，也不是投机分子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甚至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付出个人的自由和生命。他们都知道，一旦被发现是共产党人，他们就有被逮捕和被拘留的危险。后来，在1956年和1957年的肃清行动里，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被捕入狱。我常常到监狱去探望他们，替他们上诉。也有许多人被遣送到中国，有些还是我的朋友。他们认为我应该站到他们那一边去。他们相信，最后我一定会被迫承认，他们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是不能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的。到那时，我一定会承认他们所做的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我也常常花许多时间跟他们辩论，设法向他们证明，不管中国或苏联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毕竟是生活在马来亚。这样，不管你是共产主义也好，民主社会主义也好，如果你要在马来亚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就得订下一些基本决策，例如确立马来亚人的身份，把华人、印度人和其他种族同马来人团结在一起，建立国民团结和国民效忠，并通过国语来促进各族人民的团结等等。〃
我又解释了马来亚和新加坡不能分开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联邦对新加坡的重要性。联邦是新加坡的腹地，它生产树胶和锡，使我们的转口贸易经济能够运转。联邦这个腹地使新加坡成为一个大城市。没有这个经济腹地，新加坡就不能够生存。如果不合并，如果我们两个政府不能重新统一，如果我们两地的经济不能合而为一，那么，我们的经济地位就会慢慢地、逐渐地恶化，我们大家的生活就会越来越苦。原本一个单一的全马经济发展计划将分裂成为两个。联邦本来应该跟新加坡合作的，却变成在争取工业化的资金和发展上互相竞争，这样就势必两败俱伤。〃
在最后一讲的广播中，我再度强调以下这一点：〃在过去三个月里，要不是柔佛一带发生了旱灾和新加坡出现水荒现象，我相信共产党早就改变他们的路线要求新加坡自行独立。自然环境似乎在警告他们，他们的举动是荒谬绝伦的。〃这一年新加坡格外干燥，6月起便很少下雨，甚至滴雨不降。到8月底，水压突然下降，许多工厂被迫暂时停工，一般大酒店也受到严重的影响。我们三个主要的蓄水池几乎干涸了，其中实里达蓄水池池底长满象草。我们实行制水，每天只有六个小时的水供，自来水管的水压低得可怜。我们不必提醒人民，1942年新加坡所以被迫向日本投降，就是因为日本军队占领了柔佛的蓄水池。制水措施一直实行到隔年1月底才取消。这场天灾来得很巧，有助于使人民深信新马合并是解决新加坡问题的合理办法。
开灯照亮魔术舞台
当时新加坡还没有电视，广大的听众收听了上述广播。广播结束时，大多数人民相信我已经把过去党内的斗争、亲共分子的背叛和全权代表的事情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了。他们也相信我对于未来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的。我扣住他们的心弦。我所讲的故事，是他们自己刚刚经历过的，暴乱、罢工和抵制都在他们脑海里记忆犹新。过去困扰着他们的许多疑团，我都一一做了解释。这就像一名魔术师正在表演，我突然跑上舞台，开灯照亮观众没注意到的黑暗角落，使对方使用的道具和配备在观众面前暴露无遗。这些广播在民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受英文教育的人更有启示作用。例如当时还年轻的张业成（后来成为《海峡时报》总编辑）在回忆中说：
〃这些广播演讲是史无前例的经验之谈。它并非典型的政治演说，它包含了切身的经验。即使在它播出的时候，事情还在发生。每一讲的广播结束时，都在听众心中产生悬疑作用，他们恨不得早点听到下一讲，就像当时一般市民一听到丽的呼声以广东话播出李大傻所讲的武侠故事时莫不专心倾听一样。在讲故事的是一位高手，但故事绝非虚构。对新加坡人而言，这是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斗争。〃
最后一讲在10月10日播出后，电台广播组主任约翰·杜克洛斯为配合我所作的12讲广播，打算举行12次广播座谈会，并邀请林清祥参加其中一次座谈。凡是我在广播中提到的人物，如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普都遮里、李绍祖医生、盛南君医生等都在受邀之列。杜克洛斯写道：〃总理在广播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如果不正确或有损他人名誉，都可以加以驳斥。〃第二天，林清祥和兀哈尔在报上发表声明，要求电台给他们同样时间进行12次的广播，他们不希望同我对质。我使他们处于守势。
每当我经过他们的工会或团体的会所时，那些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体，都对我流露出异常的愤怒和憎恨。甚至站在他们一边的华文报记者出席我所举行的记者会时，也都绷着脸，露出愠怒的神色。他们认为我暴露了共产党人的身份、斗争方法和意图，是一种背叛行为。我却认为他们的态度证明我的揭发是有效的。
这期间，有关合并的问题并非毫无进展。共和联邦国会议员协会会议刚好在新加坡举行，出席者有沙捞越、文莱、北婆罗洲和马来亚的代表。7月24日会议结束时发表联合公报，所有与会者都强调〃马来西亚联邦有必要成立，而且是势在必行的〃。由于这个联邦的形式和结构需要进一步商讨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与会者同意成立马来西亚咨询委员会，以确保成立马来西亚的动力能够保持下去。10天后，马来亚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在吉隆坡举行会议，宣布双方将寻求联合国的协助，以研究如何成立共同市场的问题。吴庆瑞以新加坡财政部长的身份参加会议。
8月，我和吴庆瑞同东姑、敦拉扎克举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议，谋求解决合并条件的问题。马来亚外交部常任秘书加查利也出席了会议，他是负责合并细则的马来亚主要官员。
9月我到吉隆坡三天，同东姑讨论有关合并条件的其他细则。9月中旬返回新加坡时我告诉报界：〃合并已经离开发射台，最新的发展是它已经纳入太空轨道，1963年6月是预定的着陆日期。〃我应用当时流行的字眼宣布这个消息。苏联太空人加加林于1961年飞人太空的壮举，以及美国为发射载人太空船进人太空轨道所做的努力，使世人着了迷。在财务方面，我解释说，根据联邦宪法，每一州都把征收关税、国内税和所得税的权力交给中央政府，但是由于新加坡将控制教育、劳工、卫生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事务，我们将获得相当比例的税款，以负起以上各方面的职责。因此，我们在联邦国会的代表人数必须调整，〃否则我们的代表人数将超出一倍〃。
杜进才写信给议院里的反对党领袖，请他们就两个基本问题表明立场。这两个基本问题包含在双方原则上达成的协议中，那就是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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