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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去云来-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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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后（二零一零年），姜文针对那些“跪着赚钱”的导演，说了句：“站着把钱赚了。”这里的“站着”，是指：“政治上不苟且，艺术上不媚俗。”其实，“不苟且，不媚俗”不是什么高标准，但电影同行认为说出这样的话，也是担着风险的。
面对这样的环境（哪怕是在香港），出于私心，我希望林青霞平静地生活。焦雄屏说：“林青霞胆小。”艺人一般都有些胆小。长期以来，这个群体很风光，很傲气，但内心脆弱，有卑微感。然而遇到大事，很多艺人是有立场、有选择的。比如胆小的梅兰芳，日本人打来，他说不唱戏，就不唱。和孟小冬分手，梅老板也是很有决断的。林青霞不宜和梅兰芳放在一起做比较，但遇到大事，也是不含糊。每逢台湾选举，她一定要回到台北，不放弃自己的选票，不放弃支持国民党。
近几年，林青霞拿起笔，开始写作，在董桥等朋友的鼓励下一步一步上了路，直至在香港报刊上开设专栏。
演员在舞台上和银幕里，千姿百态，尽情宣泄。一旦回到生活中，他们往往要紧紧包裹住自己，用距离感维护、封闭自己和自己的形象。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整个人很紧绷，防御心很重”。当然，也有一些明星在生活中尽量享受其银幕形象的影响，把自己的精力和肉体奉献给玩乐、聚会、时尚、嬉戏、麻将、闲聊、社交、赌博、奢侈品，靠消遣和挥霍来填充时间。女演员还希望能拥有大量的爱（包括一个收入丰厚的丈夫），境况富裕地过好后面的日子。一般来说，银幕背后、电影之外的明星，我们这些普通人是不了解的。传媒、娱记们尽管每天追踪明星的行迹，但也是难以真正了解他们，进入他们的生活世界，特别是内心世界。外面承受压力，里面忍受孤独，这是艺人的常态。艺人越有名，压力就越大，人就越孤独。别看前呼后拥，没有安全感的正是这些红得发紫、热得烫手的名艺人。所以，我在二零一二年修订版《伶人往事》的序言里，感叹道：“浮云太远，心事太近。梅兰芳或热情或宁静，他距离这个世界都是遥远的。”林青霞原本也如此，但是自从她拿起了笔，情况就有所变化。写散文，就要把自己摆进去，因此她必须写自己。
在这本新作里，有一篇叫《忆》的文章。林青霞笔下涉及张国荣。她写自己来到香港文华酒店二楼，踏进长廊后想起从这里跳楼而亡的张国荣。但写过两段，她就把笔锋转向了自己，这样写来：“我搬进一座新世界公寓，打开房门，望着窗外的无敌海景，好美啊，这就是东方之珠—香港。心想我应该开心地欣赏这美丽的景色，可是，我一点也开心不起来。这样璀璨的夜景，让我感觉更是孤单。心里一阵酸楚，突然之间嚎啕大哭起来……从一九八四年林岭东请我到香港拍《君子好逑》到一九九四年拍《东邪西毒》，这十年我孤身在港工作，每天不是在公寓里睡觉就是在片场里编织他人的世界。”于是，林青霞打电话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寂寞，电话挂断，寂寞又来。过去多少年，已为人母的林青霞路过此地，还指着这栋公寓对女儿讲述曾经的寂寞。《忆》的篇幅不长，但沉甸甸的，它的分量来自真实而细腻的情感。
书中，提到的另一个明星是邓丽君。林青霞细致地写出和邓丽君在一九九零年的巴黎相遇。由于没有名气的包袱，彼此都很自在地显出真性情。俩人在路边喝咖啡，看来往的行人，欣赏巴黎夜景，餐厅服务生突见“两颗星”而紧张得刀叉落地，还有邓丽君在巴黎的时尚公寓……结束了法国之旅，两人一同飞回港。在机上，林青霞问：“你孤身在外，不感到寂寞吗？”邓丽君答：“算命的说自己命中注定要离乡别井。这样比较好！”《印象邓丽君》一文还有个“红宝石首饰”细节。林青霞新婚不久，邓丽君打来电话，说：“我在清迈，我有一套红宝石的首饰要送给你。”这是两人最后的通话。清迈，清迈！邓丽君夜半猝死的地方。获知死讯，林青霞完全不敢相信。那一年，邓丽君四十二岁。
总之，林青霞对寂寞有着极端的敏感和感受。我知道，第一次见面，她就背着我偷偷对别人说：“章诒和太寂寞了，她应该结婚。”
后来，我们熟了。她就当着我的面说：“愚姐，你要有男朋友啊！”
我很感动。
电影是梦工厂，制造梦幻，由此而开发出高额利润，并成批推出美女帅男。这些明星让观众如醉如痴的同时，也获得名气和金钱。美貌、财富、知识以及（性）魅力，构筑了一个女明星的强大吸引力，林青霞可谓四者集于一身，这是一个人的本钱，也是一个人的负担。如此半生，有遗憾吗？有。她说：“有一件事一直令我懊悔，那就是我的从影生涯没有什么代表作。”她还说：“巩俐非常幸运。”而我以为：有遗憾，才是人生。
进入到中年，息影多年，林青霞性格中增添了沉稳、仁厚以及理性。如今，她用文字做出对自己一生的回顾，琐琐细细，实实在在。而这一切于她，十分珍贵，也十分不易。
水深水浅，云去云来，林青霞才六十，小呢。
章诒和
二零一四年八月、九月
写于北京守愚斋
自序——林青霞
不丹·虎穴寺
听人说，到了不丹如果不去虎穴寺朝圣，等于没有到过不丹。虎穴寺（Tiger’s Nest）建于一六九二年，坐落在帕罗山谷中三千英尺高的悬崖峭壁上，是不丹国内最神圣的佛教寺庙。传说公元八世纪时莲花生大师曾经骑虎飞过此地，并在一个洞穴中冥想修行三个月，镇服了占据山头的山神鬼怪，这就是虎穴寺名称的由来。
二零零八年七月，一百位宾客从大陆、港、台三地来到不受污染非常环保的不丹国，参加梁朝伟和刘嘉玲的婚礼，我、小秘书和狄龙、陶敏明夫妇早两天到，在饭局中约了叶童和她的夫婿陈国熹一起去登虎穴寺。
车子经过的路途中，几乎到哪儿都能看到滚滚河流像煮开的水一样在翻腾，让我感受到充沛的生命力。偶尔见到徒步于山间的居民，男的身穿垂到小腿的长袍，衣襟交叉叠起，领子和袖口雪白，腰上系着宽布带，黑色过膝长袜配超大码黑色皮鞋。女的穿着高腰及地长裙，上衣袖子长得像古装水袖。单纯的脸上看不见一个愁字，听说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快乐指数却是世界之冠。
从山脚下骑马上山，山路窄而崎岖，我们战战兢兢生怕马儿走不稳掉进悬崖。这六匹还真是识途老马，路再弯也拐得过，地上石头再大也摔不倒。我骑在前面，身后的龙哥一路上不放心地提点爱妻：“敏明啊！勒紧缰绳！敏明啊！身子坐直！”Amy直说：“我这匹马鞍这样子，身子没法坐得直。”我回头望望，只见叶童面带微笑悠闲地欣赏四周的风景，真美！刚才一看见有六匹马就抢先选定了自己的一匹，Amy选了第二匹，问叶童要哪匹，她笑着说：“我无所谓。”她态度这么平和，我却不懂得礼让，心中暗自惭愧。大约走了十分钟这才定下心来欣赏四周的景色。天空是这么样的澄蓝，山上青葱的绿树密密麻麻的，看起来就像是野菜花，山岚围绕着群山，空气清凉而甜美，彩蝶在周围飞舞，大自然里见不到一根电线，我们这些外来客仿佛置身于古代的桃花源。
不知道骑了多久，好不容易骑到终点，还要再爬七百级楼梯才能到达寺庙，Amy让我们先走，她要留着力气下山，决定不爬了。我们爬的石梯有时往上，有时往下，经过瀑布，跨过溪水，终于到了虎穴寺。原来寺庙并不雄伟，一座座贴着崖壁而建，在这饶有仙气的境界，大家静静地上了虎穴寺，供着莲花生大师雕像的厅不大，信众们轮流上前膜拜，我们也一起虔诚地跪拜。经过了身心的洗礼，轻盈地步出寺庙，靠着栏杆往下望，远远地望见龙哥小小的身影正往回走，心想我们那么困难地爬到了虎穴寺，他怎么不在此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呢？原来他是放心不下他的爱妻，先回去陪她。我回想这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突然有所感悟，这不就是人生的历程吗？当你到达了目的地、到达了最高峰，总有下山的时候，上山的路再难走，但是这一路上的过程也是值得回味的。
下山了，也开始下雨了，一下雨土地泥泞不堪就更难行走了，大家互相照应，小心慢走，扑通一声，小秘书还是滑了一大跤，她一身污泥笑嘻嘻地说：“没关系，没关系，还好是我。”大家看她没什么大碍也都开怀地笑了起来。
雨下得更大了，简直是倾盆大雨，还好山腰有些亭子可以躲雨。大家坐在那儿等雨停。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
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龙哥在吟诗。
对着雨景、对着大山、对着远处的虎穴寺，谁还舍得说话，我想大家都在咀嚼龙哥诗里的意境。这是宋代词人蒋捷的《听雨》，这何尝不是我内心的写照。“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那些年在台湾拍戏拍得火红火绿的。“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立之年，孤身在香港拍戏，一待就是十年，曾经试过，独自守着窗儿，对着美丽绚烂的夜景，寂寞得哭泣。“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而今真是鬓已星星也，到了耳顺之年，历尽人生的甜酸苦辣、生离死别，接受了这些人生必经的过程，心境渐能平和，如今能够看本好书，与朋友交换写作心得，已然满足。
人生很难有两个甲子，我唯一一个甲子的岁月出了第二本书，当是给自己的一份礼物，也好跟大家分享我这一甲子的人、事、情。
左起：张薇、狄龙、陶敏明、我、叶童、陈国熹
白先勇老师在丧失小弟，最悲伤的时刻还要动笔为我赶写一篇长长的序文，那岂是谢字就能表达我对他的感激。我的愚姊章诒和被病魔折磨了好一阵子，身子才刚好又得为我写序，还要被我逼着帮我取书名，她开玩笑说她是被我逼死的女人，其实我是被她感动死的女人。很喜欢愚姊序文引用的元人散曲“水深水浅东西涧，云去云来远近山”，我喜欢这个“云”字，也喜欢看云，有时候在飞机上看一朵朵的云在大自然的宇宙中，会想到逝去的亲人，想象着他们会不会是其中一片云。有时候躺在船的甲板上看云彩的变幻，又感觉到活着的生命力。我的书里有许多云去了，又有许多云来了，就在这云去云来间产生了许多故事。不好意思，愚姊，又要再一次盗用你用过的句子了。我的第二本书就用“云去云来”做书名吧。
林青霞
二零一四年八月
我在不丹
六个月大的我
这个小女孩
这个小女孩
来到世间只有六个月
那双好奇的大眼珠在看什么？
它们似乎没有真正在看什么
她在想什么？
或许生命如白纸的她
正想着
怎么样把白纸画上缤纷的色彩
林青霞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我与邓丽君于巴黎香榭丽舍大道路边咖啡座
印象邓丽君
一九九四年我结婚当天，多想把手上捧着的香槟色花球抛给她，因为我认为她是最适当的人选，我想把这份喜气交到她手上，可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婚后不久，我和朋友在君悦酒店茶叙，接到她打来的电话，“你在哪儿啊？我想把花球抛给你的……”我一连串说了一大堆，她只在电话那头轻轻地笑，“我在清迈，我有一套红宝石的首饰送给你。”那是我和她最后的对话。
一九八零年，她在洛杉矶，我在三藩市，她开车来看我，我们到Union Square逛百货公司，其实两人也并不真想买东西。临出店门，她要我等一下，原来她跑去买一瓶香水送给我。我们喝了杯饮料，她晚饭都不吃就赶着开车回去。那是我们第一次相约见面，大家都不太熟悉，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是我却被她交我这个朋友所付出的诚意深深地打动。
和她的交往不算深。她很神秘，如果她不想被打扰，你是联络不到她的。我们互相欣赏。对她欣赏的程度是—男朋友移情别恋如果对象是她，我决不介意。跟她见面的次数并不多，一九九零年到巴黎旅游，当时她住在巴黎，这段时间是我跟她相处最长的时段。因为身在巴黎，没有名气的包袱，我们都很自在地显出自己的真性情。我会约她到香榭丽舍大道喝路边咖啡，看往来的路人，享受巴黎的浪漫情怀。她也请我去法国餐厅La Tour d’Argent吃那里的招牌鸭子餐。记得那晚我和她都精心地打扮，大家穿上白天shopping回来的新衣裳，我穿的是一件闪着亮光的黑色直身Emporio Armani吊带短裙，颈上戴着一串串Chanel珠链。她穿的那件及膝小礼服，虽然是一身黑，但服装款式和布料层次分明。下摆是蕾丝打褶裙，腰系黑缎带，特点是上身黑雪纺点缀着许多同色绣花小圆点，若隐若现的。最让我惊讶的是，她信心十足地里面竟然什么都不穿，我则整晚都没敢朝她胸前正面直望。我们走进餐厅，还没坐定，就听到背后盘子刀叉当啷当啷跌落一地的声音，我想，这侍应一定为他的不小心而感到懊恼万分。她却忍不住窃笑，“你看，那小男生看到我们惊艳得碗盘都拿不稳了。”
有几次在餐厅吃饭，听到钢琴师演奏美妙的音乐，她会亲自送上一杯香槟酒，然后对他赞美几句。她对所有服务她的人都彬彬有礼，口袋里总是装满一两百法郎纸钞，随时作小费用。我看她给的次数太多，换一些五十的给她，她坚决不收。
有次在车上她拿出一盒卡带（那时候还没有盘片）放给我听，里面有她重新录唱的三首成名曲，原来那段时间她在英国学声乐，她很认真地跟我解释如何运用舌头、喉咙和丹田的唱法令歌声更圆润。对于没有音乐细胞的我，虽然听不懂也分辨不出和之前的歌有什么不同，但对她追求完美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深感敬佩。有一天到她家吃午饭，车子停在大厦的地下室停车场，那里空无一人，经过几个回廊，也冷冷清清。走出电梯进入那坐落于巴黎高尚住宅区的公寓，一进门，大厅中间一张圆木桌，地上彩色拼花大理石，天花好像有盏水晶灯。那天吃的是清淡的白色炒米粉，照顾她的是一名中国女佣。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在巴黎有个小公寓，她在巴黎这所公寓比我的梦想更加完美。可是我感受到的却是孤寂。
那些日子，我们说了些什么不太记得，只记得在巴黎消磨的快乐时光。
结束了愉快的巴黎之旅，我们一同回港，在机上我问她自己孤身在外，不感到寂寞吗？她说算命的说她命中注定要离乡别井，这样对她比较好。
飞机缓缓地降落香港，我们的神经线也渐渐地开始绷紧，她提议我们分开来下机，我让她先走。第二天全香港都以大篇幅的头条，报道她回港的消息。
二零一三年来临的前夕，我在南非度假，因为睡不着，打开窗帘，窗外满天星斗，拱照着蒙上一层层薄雾的橘色月亮，诗意盎然，我想起了她，嘴里轻哼着“月亮代表我的心”。
她突然的离去，我怅然若失，总觉得我们之间的情谊不该就这样结束了。
这些年她经常在我梦里出现，梦里的她和现实的她一样—谜一样的女人。奇妙的是，在梦里，世人都以为她去了天国，唯独我知道她还在人间。
二零一三年一月八日
我与张国荣
忆
我迟到了五分钟。
金圣华已经坐定在文华酒店二楼Clipper Lounge长廊边的位置，自从张国荣走后，为了避免伤感，我总是避开这条我跟他曾经坐下来谈心的长廊。
圣华是我婚后认识的朋友，我们的交往过程中经历了SARS的岁月和双方父母相继离世的哀伤，一路在互相扶持中走过人生的困境。她跟我是忘年之交，我们的学问也很悬殊，她早年留学法国，拿了博士学位，曾经是翻译学会会长，在中文大学执教多年，而我们竟然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她待我坐下，一派优雅婉约地跟我聊起近况，我极力地集中精神，脑子里浮现的却是国荣在这儿、在我对面跟我说的话：“青霞，不要再拍戏了，也不要打太多麻将……”不一会儿思绪飘到了淘大花园非典（SARS）传染的前夕。当时我们分别与朋友在以前的丽晶酒店喝下午茶，我三缺一想找与他同桌的陈淑芬打牌。她没空，我失望地转身离去。“青霞！”身后有一个清脆的声音叫住我，是国荣，他说：“我跟你打。”我愣了一愣，他怎么会？—那是他跟我打的最后一场麻将，记得那天他“冲”了一把很大的牌，有五十五番，之后又连放了几把炮。我们打的是小牌，输赢不大，但是我知道他性格要强，事后很过意不去。
那一刻，我脑子里有两条轨道，一条忆着过去，一条机械化地回答圣华的问题。还好她没看出来。好不容易双轨变成单轨，专注地听她问起我写作的近况。迎面走来两位穿着得体大方、有型有款的女子，一中一外，我一眼认出那位穿着墨绿呢子西装外套的中国女人。她保养得宜，面孔和十几、二十年前一样。还是一身Giorgio Armani的型格，她们隔着一桌坐在我前面，我等她坐定，起身走到她身后环抱着她。我抱住的是过去那些迷失的岁月。她是见过世面的人，定了一定：“你系边个？”我操着一口标准广东话：“你永远估唔到我系边个？”她没有动：“再讲多一句！”我抱着她不放，轻笑说：“我再讲多一句你就估中了！”她一回身：“啊呀！青霞！谢谢你的拥抱。”
圣华喜欢听我说故事，经常我们聊完天，就是我下一篇文章的开始。我重新回到座位，这会儿才真正地回到当下，专注地跟她聊起我刚刚拥抱的往事。
认识Winnie是一九八五年，我拍《警察故事》、《刀马旦》和《梦中人》那一年。在搬进新世界公寓之前，听朋友说这间公寓住进去会不好，他们所谓的不好是搬进去的人都很孤单寂寞，我心想，这有什么不好，我老早已经孤单寂寞了。Winnie住在我的楼上，她煮得一手好上海菜，我们住在那儿的单身女子经常到她家打牙祭。还记得她家一进门右边小小的开放式厨房，正对着客厅和餐厅，我经常在厨房外欣赏她做菜的样子，只见她轻轻松松，抓盐、倒酱油、炒菜，在那个小方块里面就像在跳华尔兹。现在回想起来，她本事倒真大，一个人烧菜煮饭招呼十个八个客人，一点也不费力。
有一天不开工，我赖在床上不肯起，赖到下午三点，一边摸着肚子，一边自言自语：“好饿，好饿。”后来实在饿得受不了，起床戴上特大的太阳眼镜到楼下新世界商场吃面。当我正在挑起碗里的面条，张大嘴巴吃的时候，迎面来了一群人，前呼后拥的，走在前面的是邓丽君，她见到我惊奇地问：“你一个人啊？”我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心想他们见到我这样的一个画面，一定觉得很可笑。《警察故事》通常是天亮才收工，有一天收工早了，半夜三点，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茫茫然，走进公寓，打开房门，望着窗外的无敌海景，好美啊，这就是东方之珠—香港。心想我应该开心地欣赏这美丽的景色，可是，我一点也开心不起来。这样璀璨的夜景，让我感觉更是孤单。心里一阵酸楚，突然之间嚎啕大哭起来，待我停住哭声，拨了个电话给张叔平，叔平说：“你哭啦？”我一边抽泣一边说：“我好寂寞。”叔平说：“打电话给朋友啊。”
拍《刀马旦》之前，徐克为了让演员进入角色，提议大家一起围读剧本，正好我们三个女主角叶倩文和钟楚红都住在新世界大厦，我们先到前面两个女主角家去读剧本，最后到我家。一进门叶倩文就找吃的，打开冰箱，空空如也，厨房里也没有零食，她难以置信地问我：“你们家怎么什么吃的都没有？”我倒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下子给问住了。过一会儿，不知道谁踢到地上的空罐头，又是一阵惊讶：“这是干什么用的？”心想干嘛那么大惊小怪：“天花板漏水，接水用的。”
虽说香港是个华丽的城市，从一九八四年林岭东请我到香港拍《君子好逑》到一九九四年拍《东邪西毒》，这十年我孤身在港工作，每天不是在公寓里睡觉就是在片场里编织他人的世界，有时候一觉醒来，仿佛一个人置身于孤岛。时光飞逝，蓦然回首，好像不见了十年。就在这个下午，我找回了迷失的十年。
婚后这十多年，每次出门，车子都会经过新世界公寓。记得爱林才几岁大的时候，我常指着那个方向：“妈妈以前一个人住那儿，好孤单。”“你现在有我就不孤单了。”她心疼地说。
送圣华回家，车子经过新世界公寓的时候，我们两人都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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