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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枝败叶-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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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梅回忆往事，不胜凄怆。看起来，她似乎把时光的流逝看成是个人的损失。她那被回忆揉碎的心灵在想：倘若时光静止不动，她岂不是还在路上游逛吗？长途跋涉对我父母来说固然是一次惩罚，但对孩子们来说，却像过节一样。有些场面还颇为罕见呢，比如睡在蚊帐里的牲口。
她说：打那以后，事事就都不遂心了。上世纪末，疲惫不堪的一家人来到刚刚出现的荒村——马孔多，对刚刚遭到战争破坏的往昔美好生活还恋恋不舍。梅梅想起了刚到这儿时我妈妈的情况。她偏着身子骑在一头骡子上，挺着个大肚子，面色焦黄，像得了疟疾似的，两只脚肿得沾不了地。我爸爸心里恐怕也不太满意，可他还是不顾风险浪恶，预备要在这儿扎下根来，等着妈妈临盆。在跋涉途中，孩子在妈妈腹内逐渐长大。然而越是临近分娩，死神离妈妈也越近。
灯光照出梅梅的侧影。她那印第安人特有的粗犷神情，像马鬃或马尾一样浓密平直的头发，让她看上去就像一尊正襟危坐的神像。坐在店铺后面这间热气腾腾的小屋子里，她的面色发青，好似幽灵，说起话来，恰如神在讲述自己如何饱经人间沧桑。我过去从没有和她接近过。可是这天晚上，她突然如此诚挚地向我表露出亲切的感情，我感到一种比血缘关系更牢固的东西把我们连在一起了。
梅梅的话刚一停，我忽然听见屋里——就是我和孩子、爸爸现在待的这间屋里——有人咳嗽，是一种干咳声，十分短促。我又听见他清清嗓子，在床上翻了个身。没错，就是他的声音。梅梅暂时不说话了，一片愁云悄悄地遮住了她脸上的光彩。我早已把他忘掉了。在这儿待了这么大的工夫（大概已经十点了吧），我一直觉得只有梅梅和我两个人在屋里。过了一会儿，屋里的紧张气氛缓和了。我手里端着盛甜点心和面包的盘子，一口没吃，胳臂都端酸了。我朝前倾了倾，说：“他醒着哪。”而她不动声色、冷冰冰、完全无动于衷地说：“他每天都睁着眼，一直到大天亮。”我明白了，为什么梅梅想起我们家先前的生活，显得那么留恋。如今，生活起了变化，日子好过多了，马孔多变成了喧闹的集镇。钱多得花不了，每逢周六晚上，人们都可以在镇上大肆挥霍一气。然而，梅梅对美好的昔日还是感到恋恋不舍。外面在大肆挥霍金钱，而在店铺后面，梅梅依然过着枯燥乏味、不为人知的生活，白天守着柜台，晚上和这么个脓包男人一起过夜。不到天亮他不睡觉，成天在家里转来转去，一双淫荡的狗眼睛——这双眼睛我永远也忘不了——总是贪婪地盯在她身上。一想到梅梅和这么个男人一块过日子，我真感到难过。我还记得那天夜里，他拒绝给梅梅看病。他是个铁石心肠的畜生，什么痛苦啊、欢乐啊，一概不懂，整天在家里遛过来遛过去。头脑最正常的人也会让他给逼疯的。
我的声音平静下来了。既然他在家里，没有睡着，听见我们在店后叙家常，也许又要瞪起那双贪婪的狗眼了，我想还是换个话题吧。
“小买卖做得怎么样？”我问。
梅梅笑了笑。这是凄凉的惨笑，看起来倒不是因为现在情绪不佳，而像是她把这种惨笑收藏在抽屉里，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就拿出来。她笑得很笨，似乎平时难得一笑，连怎么正常笑也忘得一干二净了。“就那样。”说着，她莫名其妙地摇了摇头，随即又沉默了，真教人捉摸不透。我想我该走了，把盘子递给梅梅，里面的东西一点没动，也没向她解释什么。只见她站起身来，把盘子撂在柜台上。从柜台那儿她瞧了我一眼，又重复了一句：“你和她长得一模一样。”刚才我坐在背灯影的地方，灯光从背后照过来，脸模糊不清。梅梅在谈话的时候，准是没看清楚。现在她站起来，把盘子放到柜台上，隔着灯刚好看见我的正脸，所以她才说：“你和她长得一模一样。”她走过来，又坐下了。
她又追忆起妈妈刚到马孔多的那几天。妈妈一下骡子，就坐到一把摇椅上，一连三个月没动窝儿，饭也懒得吃，有时候接过午饭，手托着盘子直到后半晌。她的身体僵直，坐在摇椅上从不摇动，两脚放在另一把椅子上。她感到死亡正从脚底板朝上蔓延。就这样，她一直等到有人来，从她手里拿走盘子。分娩的那天到了，临产的阵痛使她陡然振作起来。她自己站起身，然后由别人搀着她走完从走廊到卧室这二十步路。九个月来，她默默忍受着死亡的逼近，如今更加痛苦不堪。从摇椅到床边的这段路途，她经受了几个月长途跋涉中没有经过的痛苦、折磨和刑罚。但是，在了却一生中最后一个心愿前，她终于去到了应该去的地方。
梅梅说，妈妈一死，爸爸完全绝望了。后来据爸爸自己说，家里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想：“男人身边没有妻室，谁都不会认为你是正派的。”他在一本书上读到过，亲人去世了，应该种上一株茉莉，这样就能夜夜想起她。于是，他在庭院靠墙根的地方种了一株茉莉。一年以后，他续了弦，和我的继母阿黛莱达结婚了。
有几次，我觉得梅梅说着说着就要掉眼泪了，可最后，她还是忍住了。她原本是幸福的，可她自愿放弃了幸福的生活。今天能稍偿所失，也算心满意足。她又笑了笑，在椅子上伸了个懒腰，脸上露出温柔的表情。她身子朝前一倾，似乎已经在心中理清了这笔痛苦的孽债，并且发现在美好的回忆中，总还是得大于失吧。她又笑了，脸上又现出原来那种宽厚、调皮的亲切劲儿。她说，还有一件事是五年以后发生的。那天，她走进饭厅，爸爸正在吃午饭。她对爸爸说：“上校，上校，办公室里有个外乡人要见您。”
＇1＇伊莎贝尔的昵称。
＇2＇希腊神话中一只会飞的公羊克律索马罗斯身上的毛。金羊毛不仅象征着财富，更象征着对幸福的追求。
3
大街对面的教堂后边，原来有个连一棵树都没有的院子。这还是上世纪末我们来到马孔多那会儿的事呢。当时，还没有动手盖教堂。那里是一片光秃秃、干巴巴的土地，孩子们放学后常在那儿玩耍。后来，动工修教堂，在院子的一头栽了四根木头立柱，圈起来的地方正好盖一间房子，用来存放修建教堂用的砖木。
教堂竣工的时候，有人在小房子的墙上抹上了一层泥，又在后墙上开了个门，通往寸草不生、乱石堆积的光秃秃的小院落。又过了一年，小房子修了修，能供两人住。屋里弥漫着一股生石灰味，但多年来，这间屋里还就数这股味儿好闻些，能教人舒服点。再往后，墙上刷了白灰，盖房子的人给后门安上门闩，在临街的大门上加了把锁。
这间屋一直没有主儿。谁也没查问过地皮是谁家的，砖木材料又归谁所有。第一位教区神父来到马孔多后，住在一户殷实人家里。后来他调到另外一个教区。就在那段日子里（有可能是在第一位教区神父离开之前），一位妇女怀抱着个婴儿住进了那间屋子。谁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搬进去的，也不知道她从什么地方、用什么办法把门打开的。屋角放着一口黑油油的水缸，上面长满青苔，墙壁的钉子上挂着个罐子。墙壁上的白灰已经剥落了。院里的石灰地被雨水浇得结了一片硬疙瘩。那女人用树枝搭了个遮太阳用的凉棚，而由于没有棕榈叶、瓦或锌板苫顶，她就在凉棚旁边栽了棵葡萄，又在临街的大门上挂了一丛芦荟和一块面包，说是为了避邪。
一九〇三年，宣布新的教区神父要来的时候，那娘儿俩还住在这间屋子里。当时，全镇有一半人拥到大道上去，迎候新来的神父。乡村乐队正弹奏着一首充满感情的曲子，这时候，一个小伙子气喘吁吁地跑来，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说神父骑着骡子已经来到前面拐弯的地方了。乐师们立刻站好队，弹奏起一首进行曲。致欢迎辞的人登上了临时搭起的高台，专等神父露面，马上就向他表示敬意。过了一会儿，雄壮的乐曲戛然而止，演说者也从桌子上爬了下来，欢迎人群目瞪口呆地看着一个外乡人骑着一头骡子走过来。骡子的屁股上驮着一只马孔多人从未见过的大箱子。这个人目不斜视地一直朝镇上走去。在旅途中，神父固然也可以穿便衣，可是谁也不相信这个脚蹬军靴、青铜脸色的旅客会是一位身着便服的神父。
的确，他不是神父。就在同一时刻，从小镇另一边的小道上来了一位陌生的神父。他骨痩如柴，脸颊干瘪，傲气十足，骑着一头骡子，法袍提到膝盖上，举着一把褪色的破伞遮挡太阳。走到教堂附近，他向人打听教区神父的住处在哪里。他问的那位老兄大概完全不了解情况，回答说：“教堂后面的那间小屋就是，神父。”正好那个女人不在家，只有孩子在半掩的门后玩耍。神父下了坐骑，把一只鼓鼓囊囊的箱子搬到屋里，箱子没有锁，开裂着，只用一根皮带——不是箱子本身的那根皮带——扎住。他打量了一下这间房子，把骡子牵进来，拴在院子的杏树荫下，随后打开箱子，从里面拿出一张吊床。吊床的岁数和那把伞大概不相上下，磨损的程度也相差无几。他把吊床沿对角线挂在屋里的柱子上，然后脱掉靴子，打算睡一觉。那个孩子张大一双惊恐的圆眼睛一直盯着他，他根本没有理会。
女人回来时，看到神父突然光临，一定是大吃一惊。他的脸毫无表情，简直和牛脸不差分毫。那个女人大约是踮着脚尖溜进房间的。她把折叠床挪到门口，把她的衣服和孩子的破衣烂衫卷成一包，慌里慌张地走出房间，根本顾不上水缸和罐子了。一小时以后，欢迎人群从相反方向开进小镇。乐队打头，在一群逃学的小鬼簇拥下，演奏着一首雄壮的乐曲。他们来到小屋时，只有神父一个人在那儿，懒洋洋地躺在吊床上，法袍没有系扣，赤着一双脚。一定是有人把神父来到小屋的消息报告给大道上的欢迎人群了，不过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神父干吗跑到这间房子里来。也许他们以为神父和那个女人沾亲带故。那个女人急急忙忙地离开也准是误会了，她以为神父手里一定有使用这间房子的指令，或是房子归教会所有，又或者只是怕人家问起她为什么一不缴房租，二没得到任何人的许可，就在这间不属于她的房子里住了两年多。当时人们没有问这件事，过后也没有谁问起。教区神父不打算听什么欢迎辞，他把礼品撂在地上，态度冷淡地和在场的男男女女寒暄了几句。据他说，他整整一夜都没合眼了。
欢迎的人群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怪人，既然他这么冷淡，大家也就散了。人们注意到他那张脸像个牛脸，苍白的头发剃得光光的，而且他没有嘴唇，只有一个横开的口子，也不像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而像是后来被人猛砍一刀才割开的。那天下午，大家都觉得他像什么人，天亮以前，终于搞清楚他是谁了。大家记得，当马孔多还是一个人们避难的荒村的时候，见着过他。那时候，他赤裸着身子，却穿着鞋，戴着帽子，手里常拿着弹弓和石子。上岁数的人想起来了，他在“八五”内战中作过战，十七岁就当了上校，为人坚忍不拔，脾气执拗，是个反政府派。只是后来在马孔多再没听说过他的事，直到今天，他才回来担任教区神父的职务。谁也记不得他的教名了。相反，大多数上年纪的人都记得，由于他任性、不服管教，他妈妈给他起了个诨名，也就是后来在战争中战友们都熟悉的那个名字。大家都管他叫“小狗”，直到他去世，马孔多的人们一直这样叫他：
“小狗，小狗崽子。”
因此，在“小狗”来到马孔多的同一天，几乎同一时辰，大夫也来到我们家。他是从大道上来的。当时没有人料到他会来。他姓什么，叫什么，是干什么的，谁也不知道。而神父呢，是从小道来的，可镇上的人都跑到大道上去迎候他了。
欢迎仪式一完，我就回到家里。我们刚刚围着桌子坐下来——比平常稍微晚一点儿——梅梅走了过来，对我说：“上校，上校，办公室里有个外乡人要见您。”我说：“那请他过来吧。”梅梅说：“他在办公室里，说急着要见您。”阿黛莱达正在给伊莎贝尔（那时她还不到五岁）喂汤，她丢下孩子，过去招呼客人。不大一会儿，她回来了，显得忧心忡忡。
“他在办公室里踱圈子哪。”她说。
我瞧着她从灯后面走过来。接着，她又给伊莎贝尔喂汤去了。“你应该把他请进来。”我一边吃饭一边说。她说：“我是打算请他进来。我到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踱圈子。我说，‘下午好。’可他却闷声不响地看着架子上那个跳舞娃娃。我刚要再说一声‘下午好’，他就给跳舞娃娃上了弦，放在了写字台上，开始看她跳舞。我又对他说了一遍‘下午好’，不知道是不是音乐声太大了，他还是没听见。我站在那张写字台的对面，而他也靠着写字台，正瞅着那只跳得起劲的娃娃呢。”阿黛莱达继续给伊莎贝尔喂汤。我说：“他大概是对那个玩意儿有兴趣吧。”她一边给伊莎贝尔喂汤，一边说：“他在办公室里踱圈子，后来一看见那个娃娃，就把她拿下来，似乎他早就知道那是干什么使的，而且知道怎么摆弄。我第一次对他说‘下午好’的时候，他正在上发条，音乐还没响。他把娃娃搁在写字台上，瞪着眼睛瞧，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看起来，他对舞蹈没有什么兴趣，倒是对那套机械装置满起劲儿的。”
我这里几乎每天都有客人来，谁也不预先打个招呼，熟人把牲口往马厩里一拴，大大咧咧地走进来，都挺随便，他们知道我们家的餐桌上历来都给客人留着空位子。我对阿黛莱达说：“大概是给我捎口信的吧，要不就是带东西来的。”她说：“不管怎么说，反正他的举动怪里怪气的。他瞅着娃娃，一直看到弦松了。那时候，我站在写字台跟前，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心里明白，只要音乐还在响，他是不会搭理我的。后来，娃娃和平时弦走完了一样蹦了一下，他还是站在那儿，身体前倾向写字台，好奇地看着。之后，他看了看我，我这才明白原来他知道我在办公室里。不过，他一心想知道娃娃究竟能跳多久，没工夫搭理我。这一回，我不想再对他说‘下午好’了。他朝我看的时候，我只是笑了笑。我看见他的眼睛很大，一对黄眼珠子上下打量着人。我冲他一笑，而他还是绷着脸，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说，‘上校呢？我找的是上校。’他说起话来瓮声瓮气的，好像是闭着嘴讲话，简直像个口技演员。”
阿黛莱达继续给伊莎贝尔喂汤。我也还吃我的，心想不过是个捎口信的，可真没料到今天结束的这出戏，那天下午就开场了。
阿黛莱达一边给伊莎贝尔喂汤一边说：“起先，他在办公室里踱圈子。”哦，我明白了，这个外乡人给她留下的印象非比寻常，她巴不得我马上去接待一下这位不速之客。不过，我还是吃我的。而她还是一边给伊莎贝尔喂汤，一边说话。
她说：“后来，他说他想见见上校，我就对他说，‘劳您驾，请到饭厅来吧！’他手里拿着娃娃，伸了个懒腰，抬起头来，黑着脸，我觉得他像个当兵的。他穿着高筒皮靴和一件普通的布衣服，衬衫的纽扣一直扣到脖子底下。他不回答，只在那儿发怔，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手里攥着玩具，似乎是等我走出办公室后好再上发条。意识到他是个军人，我猛然间想起他像一个人来。”
我说：“出什么事了吗？”我从灯上面望过去。她没有看我，还在给伊莎贝尔喂汤。她说：
“我刚进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那儿踱圈子，我看不见他的脸。后来他站在屋子的尽头，脑袋抬得高高的，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我，我这才看出他像个军人。我说，‘您想私下里见见上校，对不对？’他点了点头。我差点儿就要对他说他像一个人了，或者说，他就是那个人，我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
我还是吃我的，不过眼睛一直从灯上面瞧着她。她停下来不喂伊莎贝尔了，又说：
“我敢说一定不是捎信的。我敢说他不是像那个人，他就是那个人。我敢说他是个军人。他留着一撇稀稀拉拉的小黑胡子，脸色焦黄，穿着一双高筒靴子。我敢说他不是像那个人，他就是那个人。”
她啰里啰唆，翻来覆去地就是这几句话。屋里燥热，也许是因为热，我发起脾气来。“唉，他到底像谁？”她说：“他在办公室里踱圈子，我看不清他的脸，可是后来……”这套车轱辘话把我惹火了，我说：“好啦，吃完饭我就去看他。”她又给伊莎贝尔喂汤，嘴里说：“起先，我看不清他的脸，因为他在办公室里踱圈子。后来，我跟他说，‘劳您驾，到饭厅里来吧。’他背靠着墙，一句话也不说，手里攥着娃娃。这时候，我猛然想起他像一个人来，就连忙跑过来告诉你。他的眼睛大大的，看人的样子挺放肆。我转身出来的时候，觉得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腿哪。”
她突然不说话了。饭厅里只听见调羹叮叮当当的声音。我吃完饭，把餐巾压在了盘子底下。
这时候，我听见办公室里传来跳舞娃娃欢快的音乐声。
4
我们家的厨房里有一把破旧的雕花木椅子，座上的木板已经没有了。外祖父常把鞋子架在椅子上，放在灶火边烤。
昨天这个时候，托维亚斯、亚伯拉罕、希尔贝托和我出了学校，到树林子里去玩。我们带着一把弹弓和一顶大帽子准备逮鸟，还有一把崭新的剃头刀。走在路上的时候，我想起了那把丢在厨房角落里的破椅子，以前它接待过不少客人，而现在，每天深夜，都有个鬼魂戴着帽子，坐在椅子上，观赏着灶膛里熄灭的灰烬。
托维亚斯和希尔贝托朝着黑压压的树林深处走去。上午一直在下雨，鞋子在泥泞的草地上一个劲儿地打滑。他们两人中不知谁吹着口哨，重浊的口哨声在林荫道上回荡，仿佛有人在木桶里唱歌。亚伯拉罕和我跟在后面。他拿着弹弓和石块，随时准备打鸟，我拿着那把打开的剃头刀子。
忽然间，一缕阳光冲破密密层层的树叶，透进树林，像只欢蹦乱跳的小鸟，在草地上抖动着翅膀。“看见了吗？”亚伯拉罕说。我朝前面张望了一下，只见希尔贝托和托维亚斯已经走到树林的尽头。“不是鸟，”我说，“是太阳冲进来了。”
他们走到河边，脱下衣服，在晚霞映红的水面上啪啪地一阵猛踩。河水似乎弄不湿他们的皮肤。亚伯拉罕说：“今天下午一只鸟也没有。”我说：“一下雨，鸟就瞧不见了。”我当时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亚伯拉罕哈哈大笑起来。他笑得傻乎乎的，发出的声音就像从洗礼池里往外冒水。他脱光衣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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