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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枝败叶-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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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我很高兴。事情虽然落到这步田地，大夫到底是离开咱们家了，不然的话，他到现在还得住在小屋里。他离开那间屋子，把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和那只连门都进不来的大箱子都带到大街拐角去了。知道这件事，我感到格外心静。我总算胜利了，只不过迟了八年。
“又过了两个礼拜，梅梅开了家小铺子，还买了台缝纫机。她用大夫在咱们家攒下的钱买了台新的多梅斯蒂克牌缝纫机。看，这不是故意气我吗？我和你爸爸说了。虽然他没有反驳我，可看得出来，他对自己干的那些事一点儿也不后悔，反而心满意足。似乎在他眼里，只有跟这个家的利益和荣誉作对，并像他那样宽宏大量、慷慨大方、体贴人，再加上点儿愚蠢昏庸，才能使灵魂得到拯救。我对他说，‘你的好心啊，全都喂狗了。’而他还和平时一样，说：
‘这事你将来也会明白的。’”
8
真没料到，那年才十二月，就像有本书里描写的那样，已经春回大地了。马丁也回来了。午饭后，他来到我们家，拎着一只折叠箱，身上还是那件四个纽扣的外套，洗得干干净净，烫得平平展展，一句话也没跟我说就径直走进爸爸的办公室，同他谈话去了。早在七月，我们的婚期就定了。马丁回来后过了两天，爸爸把继母叫到办公室，告诉她礼拜一举行婚礼。那天是礼拜六。
我的衣服已经做好了。马丁每天都待在家里和爸爸谈话。吃饭的时候，爸爸再把他的想法告诉我们。我并不了解我的未婚夫，我压根儿没和他单独在一起待过。马丁和爸爸倒像是亲密无间的知心朋友。爸爸一谈起马丁来，好像要同马丁结婚的是他，而不是我。
婚期临近了，然而我一点儿也不激动。我的周围还是笼罩着一团淡灰色的雾气。在朦胧的气氛中，马丁显得虚飘飘的，说话的时候不住地晃胳臂，一会儿系上四个纽扣的外套，一会儿又解开。那个礼拜天，他和我们一起吃午饭。餐桌上的座位是继母安排的。她让马丁挨着爸爸，和我隔开三个座位。在整顿饭期间，继母和我话都很少。爸爸和马丁不住地谈生意。我隔着三个座位用眼睛瞟着他。一年以后他就是我儿子的爸爸了，可是我们之间连泛泛之交都谈不上。
礼拜天晚上，我在继母的卧室里穿上新嫁衣。从镜子里我看到自己面色十分苍白洁净，周围是一片茫茫的迷雾，我不由得想起了妈妈的幽灵。对着镜子我自言自语道：“这就是我，伊莎贝尔，穿着新嫁衣，明天一早就要结婚了。”我认不出自己来了，回想起死去的母亲，我觉得自己似乎变成了两个人。几天前，梅梅在街角的那栋房子里和我谈起过妈妈。她说我刚一落地，妈妈就穿着结婚的礼服被放进棺材。现在，我眼瞧着镜子里自己的身影，仿佛看到躺在绿草如茵的坟茔中的母亲的骸骨，周围云烟氤氳、黄尘弥漫。我站在镜子外边，镜子里是我妈妈，她复活了，看着我，从冰凉的镜子里伸出两臂，好像要抚摸隐藏在我新娘头冠上的死神。背后，爸爸站在卧室中央，神情严肃又颇为惶惑地说：“你穿上这件衣服，可真像她。”
这天夜里，我收到唯一的一封情书，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这是马丁在一张电影场次单的背面用铅笔写的。他说：“今晚不能及时赶回，详情明早面谈。烦请转告上校，所谈事已有眉目，故不能归。害怕吗？马。”我拿着这封带糨糊味的信走进卧室。几小时后继母把我摇醒，我觉得舌头还隐隐发苦。
说实在的，又过了几个小时，我也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在一个凉爽潮湿的清晨，我再一次穿上新做的嫁衣，身上散发着麝香味儿。我感到口干舌燥，就像走远路的时候想吃口面包，可口水就是不出来那样。从四点钟起，我的教父教母就等候在客厅里。我认识他们，可是现在我觉得他们都变了样，成了陌生人。男人们穿着毛料衣服，女人们戴着帽子闲聊天，满屋子都是嘁嘁喳喳的说话声。
教堂里空荡荡的。我像活牛走向祭坛那样穿过中间的通道。有几个妇女扭过头来看着我。在这混混沌沌、悄然无声的梦魇中，只有骨瘦如柴、神态威严的“小狗”才教人觉得是实有其人。他走下台阶，用干瘦的手点了四下，把我交给了马丁。马丁站在我身边，神情洒脱，满面春风，跟那天给帕洛盖马多的孩子守灵时一样，只是头发剪短了，似乎是故意让我觉得他在举行婚礼的这天比平时更加令人不可捉摸。
清晨回到家里，教父教母吃完早饭，寒暄了一阵之后，我丈夫上街去了，直到睡过午觉才回来。爸爸和继母假装没瞅见我的尴尬处境，就这样不动声色地过了一天，礼拜一没出什么大的风波。我脱下新嫁衣，包起来，放在衣橱的底层。我想起了妈妈，心里思忖着：这些破布起码还可以给我当寿衣穿。
下午两点，徒有其名的新郎回来了。他说已经吃过午饭了。看见他回来，头发剪得短短的，我觉得十二月的天空不再是蔚蓝蔚蓝的了。马丁坐在我的身边，一时间两人相对无言。我生平第一次对黑夜的降临感到恐惧。想必是看到我流露出这种心情，马丁突然活跃起来，他靠在我的肩头，说：“你想什么呢？”我心里突然咯噔一下：这个素不相识的人竟用“你”来称呼我了。我抬头看了看，十二月的天空像个光彩夺目的大球，亮晶晶的和琉璃一样。我说：“我在想现在只差下点雨了。”
我们最后一次在走廊上谈话的那个晚上，天气比往常热。又过了几天，他从理发馆回来后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出来了。我记得那天晚上特别炎热、特别闷。然而他却显得少有的通情达理。在这个大烤炉里，蟋蟀干得难受，唧唧吱地叫个不停。迷迭香和晚香玉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香气弥漫开来。这一切教人感到还有些生机。我们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身上淌着黏糊糊的汗水，那简直不是汗水，而是什么生物腐烂时流出的黏液。他有时抬起头来望望天上的星斗：夏日晴空，月朗星疏。随后他保持着沉默，似乎在谛听如猛兽般活跃的深夜发出的脚步声。他坐在皮椅上，我坐在摇椅上，两人面面相觑，沉吟不语。突然，一道白光闪过，我看到他忧郁孤寂的脸斜靠在左肩上。我想起了他的生活、他的寂寞和他那可怕的精神创伤，想起了他对生活麻木不仁的态度。以往，在矛盾重重、变化多端（就和他这个人一样）的情况下，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情感是十分复杂的。但如今，我毫不怀疑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他。我在内心深处发现了这样一股神秘的力量，就是这股力量促使我从一开始就极力地保护他。我感受到他生活在那间黑魆魆的、令人窒息的小屋中的苦恼。环境把他击败了，使他变得郁郁寡欢，惶惶不可终日。突然我看到了他那双冷酷、尖利的黄眼睛。借助深夜紧张跳动的脉搏，我终于看透了他那迷宫般的孤独的秘密。我还没来得及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就问他：
“请您告诉我，大夫，您信仰上帝吗？”
他看了我一眼，头发垂到前额，心里好像有点憋闷，不过脸上没有流露出丝毫激动或不安的神色。他还是用反刍动物特有的慢吞吞的声音说：
“这还是头一次有人向我提这个问题。”
“您自己没有问过自己吗，大夫？”
他的神情既不像无动于衷，又不像忐忑不安，似乎对我这个人根本没有什么兴趣，觉得我提出的问题没有意思，对提这个问题的用意更加漠不关心。
“很难说。”他说。
“像这样的深夜，您不害怕吗？一个巨人正在森林里走动，凡他走过的地方，万物都止息不动，惊慌失措，您没有感觉到吗？”
他沉默不语。四下里只有蟋蟀的叫声，远处为纪念我前妻种下的茉莉花散发出温馨浓郁、甚至带些柔情的芬芳。深夜里，一个巨人正在孤孤单单地走动着。
“我相信我不会为这类事感到惊恐，上校。”看上去，他也像周围的东西，像生长在那个炎热角落里的迷迭香和晚香玉一样，有点惶惶不安的样子。“使我感到不安的，”他说着，两眼直勾勾地盯住我，“使我感到不安的不如说是像您这样的人，居然一口咬定说深夜有巨人在走动。”
“我们希望能使灵魂得救，大夫。区别就在这里。”
接着，我把问题又引申了一步。我说：“您没觉察到，那是因为您是个无神论者。”
他冷静地、镇定自若地说：
“请您相信，我不是什么无神论者，上校。我不过是不愿意去想究竟有没有上帝。想到上帝存在，我感到不安；想到上帝不存在，我也感到不安。”
不知为什么，我预感到他一定会这样回答。“这是个被上帝搅得不安的人。”我一边听着他说，一边想。他这几句话讲得很自然、很清楚，也很准确，似乎是他从哪本书上看来的。夜阑人静，我有点醉醺醺的，仿佛置身于一个悬挂着许多预言画的巨大的画廊中央。
栏杆后面是阿黛莱达和我女儿开辟的小花圃。每天早晨，她们都要悉心照管那株迷迭香，所以花儿长得很壮实。一到夜间，满屋子花香沁人心脾，我们都能睡得更踏实些。茉莉花的气味有些不正了，但我们还是留着它。这株茉莉和伊莎贝尔的年纪一般大。它的气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她母亲留给我们的纪念。下过雨后，杂草忘了除，蟋蟀就藏在院子的草丛里。大夫坐在那儿，用一条普通的大手帕擦去前额上晶莹的汗珠。
沉吟片刻，他又说：
“我想知道您为什么要向我提这个问题，上校。”
“我是突然想起来的，”我说，“也许从七年前起我就想知道，像您这样的人在想些什么。”
我也擦了擦汗，接着说：
“要么就是因为您生活得这么孤独，我有些担心。”我等着他回答，但他没有搭腔。从正面看上去，他还是那么忧伤、孤寂，我想起了马孔多节日的时候，人们发狂地焚烧纸币；我想起了像没头苍蝇般乱撞、目空一切的“枯枝败叶”，在浑浑噩噩的泥塘里滚来滚去的“枯枝败叶”，憧憬着挥霍无度的生活的“枯枝败叶”。我想起他们到来之前他的生活状况以及后来的变迁。他使用廉价香水，穿着一双擦得锃亮的旧鞋，身后像影子似的跟着那些流言蜚语，而他却一无所知。我说：“大夫，您没想过要成家立业吗？”
没等我提完问题，他就和平时一样兜着大圈子滔滔不绝地说开了。
“您非常喜欢您女儿，是不是，上校？”
我回答说那当然喽。他又接着说：
“那好。您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谁也不像您那样喜欢自己动手揳钉子。我看见过您自己往门上钉合页，但其实您手底下有的是人，都能干这个活儿。不过，您愿意自己干。背着工具箱在家里走来走去，看看哪儿需要修理，您把这个叫作享福。要是有人把您家门上的合页弄坏了，您准得感谢他一番。因为这么一来，反而给您带来了幸福。”
“这是一种习惯，”我说，不知道他要把话题引到哪里去，“听说我母亲也是这样。”
他愣了一下，态度很平和，又很果断。
“好极了，”他说，“这可是个好习惯。此外，这还是我所知道的代价最小的幸福。因此，您才有现在这么一个家，并且用这种办法把您的女儿教育成人。我想，有一个像她这样的女儿，该是很幸福的。”
兜了这么个大圈子，他究竟想说什么，我实在摸不着头脑。尽管如此，我还是问他：
“您呢，大夫，您就没想过有个女儿吗？”
“没有，上校。”他说。他笑了笑，旋即又板起脸来，“我的孩子不可能赶上您的孩子。”
毫无疑问，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是很认真的。他的这股认真劲儿、这种状态让我觉得害怕。我想：就因为这个，他比任何人都更值得怜悯。应该好好保护他。
“您听人说过‘小狗’吗？”我问他。
他说没听过。我说：“‘小狗’是教区神父。不光是教区神父，他还是所有人的朋友。您应该结识一下这个人。”
“啊，是的，是的，”他说，“他也有孩子，对不对？”
“对这个我不感兴趣，”我说，“就是因为人们太喜欢‘小狗’了，所以才有人给他编了些流言蜚语。我可以给您举个例子，大夫。‘小狗’绝不是我们平常说的成天光会念经的神父，或是假圣人。他是个完美无缺的人，一个守职尽责的人。”
他在用心听我说话，一声不吭，两只冷冰冰的黄眼珠子紧盯着我的眼睛。他说：“这很好，是不是？”
“我相信‘小狗’一定会成为圣徒，”我说，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在马孔多，还从来没见过像他那样的好人。一开头，大家都不相信他，因为他是这儿的人，上年岁的人都记得他跟其他小伙子一样在野地里逮过鸟。大战期间，他还打过仗，当过上校，这可是个问题。您知道，人们尊敬神父，可并不尊敬兵油子。再说，他从不宣讲《福音书》，专门念《布里斯托年鉴》，开头我们也不习惯。”
他笑了。起初，我们也觉得这件事很可笑。他说：“他是个怪人，是不是？”
“‘小狗’就是这样。他惯用天时变化来引导这里的居民，他关心暴风雨就像关心上帝一样。每个礼拜天他都要谈谈暴风雨。布道的时候，他不是根据《福音书》，而是依据《布里斯托年鉴》上的天气预报。”
他面带微笑，愉快地、饶有兴趣地用心听我谈话，我也谈得津津有味。我说：“还有件事，您一定会感兴趣，大夫。您知道‘小狗’是什么时候来到马孔多的吗？”
他说不知道。
“恰好和您同一天，”我说，“还有更奇怪的事哪。假如您有哥哥的话，我敢说他一定和‘小狗’一模一样。当然，我指的是形体方面。”
他好像在专心致志地思索这件事。看到他那种严肃认真、精神集中的样子，我觉得是时候把心里话掏出来了。
“那么，大夫，”我说，“您去拜访一下‘小狗’吧，您会看到事情并不像您想的那样。”
他说好吧，一定去拜访一下“小狗”。
9
那把冰凉的锁不停地生锈，悄悄地锈住了。阿黛莱达得知大夫和梅梅同居以后，便用锁把小屋锁上了。大夫搬走，她觉得是她的胜利。自从我让大夫住在这儿起，她一直嘀嘀咕咕地反对。最后，她终于达到了目的。十七年过去了，那把“铁将军”依然把住房门。
如果说，我那八年中始终如一的态度已惹得天怒人怨，那么，在我离开人世之前，难免会遭到报应。也许，在我活着的时候，就注定要为所谓人类的义务、基督徒的天职付出代价。这不，早在那把锁生锈之前，马丁就来到我家，夹着一个装满各种计划（我从不知道这些计划是真是假）的皮包，死乞白赖地要同我女儿结婚。来的那天，他身穿一件四个纽扣的外套，每个毛孔都散发出青春的活力，朝气蓬勃、精神焕发，看了真教人喜爱。十一年前，他同伊莎贝尔结婚了。那是十二月的事。九年前，他夹着公文包上路了，里面装着我签署的文件。他答应一旦做完那笔我出钱、他出力的生意，就马上回来。九年过去了，他还没回来，但是我并不能因此就认为他是个骗子。我没有权利认为那求亲只是个花招，目的是要我相信他是个好心人。
但是，那八年的经验毕竟还是有点儿用处的，否则，马丁就会住进那间小屋。这一次，阿黛莱达坚决反对，态度非常坚决、果断，毫无商量的余地。我知道，她宁肯把马棚收拾出来当新房，也不肯让新婚夫妇住进那间小屋。我毫不迟疑地同意了她的意见。这不啻是拖了八年之后，我终于承认了她的胜利。而如果说这一次我们错信了马丁，那么，这个过错应该由我们俩来分担，就我们两个人来说，没有什么胜负可言。至于后来的事情，就远非人力所能及了，好似年鉴中的天气预报一样，是注定要发生的。
记得那之前我对梅梅说：离开我们家，去找一条更合适的生活道路吧。为了这件事，阿黛莱达指着鼻子说我窝囊，说我耳根子太软，当时，我发了通脾气，坚持要大家听我的，照我的意思办（过去我也一向是这样做的）。但其实，我也知道，对事态的发展我是无能为力的。家里的事并不听从我的指挥，而是听从另一种神秘力量的安排。这种力量左右着我们生活的进程，而我们自己不过是无足轻重的被驯服的工具而已。似乎一切事情，都无非是在自然而然、一环扣一环地实现某种预言罢了。
从梅梅开的药铺规模来看（一位勤劳的妇女一夜之间成了乡村医生的姘头，早晚得去开药铺，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我断定大夫在我们家攒下的钱要超过人们的估计。自他行医以来，一边看病一边顺手把钱丢进抽屉里，票子、硬币都没有再动过。
梅梅的药铺开张时，人们认为他就待在后面，但不知被什么凶神恶煞逼得躲在里面不出来。大家都知道，他不吃街上买来的食物，自己种了点儿菜。在开头的几个月里，梅梅还给自己买点儿肉吃。过了一年，她也不买了，八成是总和这么个人直接接触，她也吃起素来了。后来，他们两人一直躲在家里，直到地方当局下令砸开屋门，捜查他们家，在菜园里掘地三尺寻找梅梅的尸体。
大家估计他会一直躲在家里，躺在破旧的吊床上晃来晃去。不过，即使当时人们都觉得他不会再回到活人中间来了，我也还是认为他不会这样顽固地躲下去，也不会一直这样默默地对抗上帝。他迟早要出来。一个人不可能远离上帝、躲在屋里过上半辈子。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会走到大街上，在拐角处无论碰上个什么人都滔滔不绝地讲一番心里话（那些任凭宗教裁判所施尽酷刑也不会从他嘴里掏出来的话。什么手铐脚镣、水烫火烤、钉十字架、压杠子、打板子、烫眼睛、腌舌头、上拷问台、鞭抽棍打，以及美人计等等，全都没用）。在他去世之前，这个时刻一定会到来。
对这件事，我早有把握。自从我们在走廊上交谈的那天晚上起，我就产生了这个想法。后来我到小屋里找他，叫他给梅梅瞧病，我心里就更有数了。难道我能够反对他和梅梅结为夫妻，一起生活吗？过去也许可以，那时却不行了，因为就在三个月前，他倒霉的一生又开始了新的一章。
那天夜里，他没有躺在吊床上，而是仰面朝天地躺在行军床上，脑袋向后仰着，两眼盯着天花板上那块被蜡烛照得最明亮的地方。小屋有电灯，可是他从来不用。他喜欢在阴暗的角落里躺着，两眼望着黑洞洞的空间。我进屋的时候，他一动也没动。不过，我发现我刚一踏进门槛，他就发觉有人进来了。我说：“给您多添麻烦了，大夫。那个印第安姑娘有点不舒服。”他从床上微微欠起身来。刚才，他已经觉察到有人进来，现在看到进来的是我，十分明显，在这一刹那间，他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这从他瞬间变化的神态中看得出来。他理了理头发，坐在床沿上，等我开口。
“大夫，阿黛莱达希望您去看看梅梅。”我说。
他坐在那儿好像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然后用反刍动物特有的慢吞吞的口吻回答我说：“不必了。她怀孕了。”
说完，他朝前探了探身子，好像在查看我的脸色。他说：“梅梅和我睡了好几年了。”
坦白说，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既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暴跳如雷，我没有任何感觉。或许他说的这件事太严重了，超出了我能理解的范围。不知道什么缘故，我保持着那种麻木不仁，一声不响地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态度十分冷漠，和他以及他那反刍动物特有的慢吞吞的口吻一样冷漠。我们沉默良久，他坐在行军床上纹丝不动，似乎在等我先做出决断。他刚才说的这件事有多么难办，我是完全清楚的，现在再来谈什么惶惑不安，已经为时过晚了。
“局面很尴尬啊，大夫，这您当然很清楚。”我当时只能说出这么一句话。他说：
“人总是有准备的，上校。自己冒的险，心里都有底。真出了什么岔子，那也是事出意外，力不从心。”
我很熟悉这种拐弯抹角的谈话方式，像以往一样，我不知道他要把话题引到哪里去。我拉过一把椅子，在他对面坐下。他从床上站起来，紧了紧皮带上的扣环，把裤子往上提了提，站在屋子的另一头继续说：
“我的确早有提防。她这是第二次怀孕了。第一次是在一年半以前，你们都没有发现。”
说话的时候，他还是那样无动于衷。他又朝床铺走去。在黑暗中，我听见他在砖地上一步一步慢悠悠地走着。他说：
“上一次，不管我怎么安排，她都说行。这次却不行了。两个月前，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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